符號學解釋生活很有趣

06-13

電影《但丁密碼》劇照，蘭登教授破解但丁死亡面具里的線索。深黑的背景也充滿符號學意味。

這些零食象徵著「早生貴子」的寓意。

數字8諧音「發」受到熱捧。

數字4總被認為不吉利。

無論「順」還是「發」，這種美好的期盼是心理感受，還是符號製造出來的呢？……

　　如果你是一個燒腦愛好者，或者符號學發燒友，大概不會錯過正在熱映的電影《但丁密碼》。只看劇情簡介，這部電影都足夠讓人心動：由湯姆·漢克斯飾演的符號學教授羅伯特·蘭登，一天從噩夢中醒來，他驚奇地發現，自己居然在一間病房，周圍是一堆醫學儀器，和一個美麗動人的姑娘。失憶，槍傷，追殺，逃亡……而擺脫眼前困境的關鍵，則是手中一幅小小的圖畫。　　當你為湯姆·漢克斯揪心的時候，千萬不要忽略他在劇中的身份——哈佛大學符號學教授。他用自己的符號學知識以及對但丁《神曲》的解讀，破解圖畫中的謎題。　　年過花甲的湯姆·漢克斯，在熒幕上飾演了一個風度翩翩的符號學教授，他在一路奔跑之中，突然靈光一現，就能解讀密碼背後隱藏著的謎題。電影熱映之後，不少網友對符號學興趣濃厚，知乎網站就有數百個關於符號學的提問。那麼真實的符號學研究什麼？生活中有哪些有趣的符號學現象？四川大學符號學-傳媒學研究所所長、國內知名符號學專家趙毅衡用一些生活鮮活的事例，給我們普及一下符號學。　　「符號學」這門自帶「神秘光環」的學科，往往令人望而生畏。就連趙毅衡教授也笑言，聽他的學術研究，十有八九的人會以為「原來你是研究《達芬奇密碼》的」。他向記者科普了一個概念：「符號存在於我們每時每刻的生活之中，就是被認為攜帶著意義的某種感知。」為什麼新娘子結婚那天要披著紅蓋頭？為什麼大多數人喜歡數字8而忌諱4？這些生活中的現象，都可以用符號學的理論給予解釋。

為什麼要有符號？

　　一提起符號學，電影迷們大概不會陌生，除了前文提及的《但丁密碼》，還有一些電影用符號來推理判斷，延續劇情。　　比如電影《風聲》，地下黨用摩斯碼傳遞密電，用唱歌識別自己人；又如電影《達·芬奇密碼》，羅伯特·蘭登得知盧浮宮博物館館長被害，對博物館裡一系列與達·芬奇的藝術作品有關聯的神秘符號進行分析和調查。　　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對符號學有著自己的理解。　　不知你是否留意到這樣一個現象，在傳統婚禮上，新娘子一身簇新的紅裝，雖然妝容精緻，首飾閃閃發光，卻要用一方紅蓋頭遮面？明明你去參加這場婚宴，最關注的是新娘子的裝扮，而她卻不能拋頭露面，躲在洞房內等待新郎用一桿秤「掀起了你的蓋頭來」，新婚生活就會「稱心如意」。　　新娘子的特點是「新」，要大家注意到這個意思，只好跟一瓶酒一樣，蓋上然後打開。這樣的習俗與新式婚禮如出一轍，現代的新娘子雖然不需要「紅蓋頭」，但仍然要用一身簇新的婚紗，再不濟也要在胸前別上胸花作為符號，要不然，賓客連敬酒都不知道找誰去呢。　　符號是用來表達、傳送、解釋意義的，任何意義必須靠符號才能表達，符號是所有意義活動的根據。為什麼要有符號？因為解釋意義不在場，這是符號學的第一必要條件；意義一旦在場，符號就退場。比如一個家財萬貫的老闆，不可能穿一身鈔票在外面行走。那如何才是富呢？「男人看錶，女人看包」，手錶、皮帶、錢包、手袋。如果一個人從不露富，也從不享福，那他就是不富。　　符號學就是意義學，是研究意義活動的學問。人的社會生活與個人生活，都浸泡在符號的意義活動之中，任何時候，當我們不追求意義時，我們的意識就停止了，因此，我們哪怕睡覺做夢，都在通過符號追求意義。

象徵是一種特殊的符號

　　老百姓可能不懂符號學的深意，但是在生活中，我們常用的「象徵」，就是「特殊符號」。有一則關於象徵的小故事與大家分享，有一位年輕的老師，在課堂上給大學生講生活中的象徵。他舉了個例子，某個領導覺得單位黑色的公車太過單調，想換個顏色。有人提議用紅色，喜慶，老百姓不幹了，說「這一輛輛紅色的小汽車多像紅包呀，這些人是想受賄呢」；另有人提議用綠色，環保，老百姓又吐槽「這一輛輛綠色的小汽車多像綠毛龜呀，這些人想長壽呢」。　　在哈哈大笑中，這位老師結束了講課，急急忙忙地跑去菜市場買魚。原來他和女友約定這天上門提親，岳母要求得買一條10斤重的大魚。當他拎著魚走進女友家時，丈母娘看著開膛破肚的魚一時傻眼，你怎麼把魚給破了？老師還納悶，天氣太熱，破了方便。誰知丈母娘暴跳如雷：「讓你買10斤重的大魚，是象徵著我女兒十全十美，你卻把魚給開膛破肚，這不是笑話我女兒不完整嗎？」說話間，她抄起一把菜刀，剜掉魚的眼睛，吼道：「快拎著魚出去走一圈再回來，我要告訴鄰居，不是我女兒不完美，而是你『有眼無珠』。」　　除了由紅色象徵喜慶，用10斤重的大魚象徵著十全十美的姑娘，我們還用大山象徵父愛的堅韌，用大海象徵母親的包容，用綠色象徵生命，用金黃象徵財富，等等。這許多的符號，因為被反覆使用，累計意義，最終都變成了象徵。　　象徵，是意義積累到一定程度，可以只是某種抽象品質的特殊符號，代表著使用過多、積累更深的某種意義，有時候就是一種約定俗稱的規矩。還是以結婚習俗做個舉例，布置婚房的時候，我們習慣在大紅色的婚床上，鋪放大棗、花生、桂圓、蓮子，取其諧音「早生貴子」。你說我嫌這些零食硌人，換個梨子可以嗎？當然不行！你說梨子「立子」，他們說梨子「分離」，任何象徵的意義積累，都是一個集體行為在文化上的烙印，單憑一己之力、腦洞大開，無法讓這個「梨子」替代「早生貴子」。

空白也可能是符號

　　既然符號用來表達意義，符號學是文科的總方法論，可以用來解釋所有的文化現象，那麼空白是不是一種符號呢？　　假設一種情景，一個周而復始的星期一，你拖著疲憊的身體走向擁擠的電梯，正在腦海里謀劃一周的工作計劃，抬頭看見自己的頂頭上司站在身旁。你滿臉堆笑地打了一個招呼，卻換來對方目不斜視、面無表情。這種空白的表情符號，連emoji表情包都沒有辦法模擬。於是你的大腦開始飛速運轉：老闆沒有聽到我打招呼嗎？他會不會誤以為我沒禮貌？又或者他對我心存不滿，哦，天啊，他是不是想把我開除？　　你瞧，老闆的一個面無表情，就能被下屬解讀出這麼一長串意義。如果遇上膽子小的職場菜鳥，說不定要上演一場現實版的《小職員之死》——在俄國作家契訶夫筆下，就將這種揣測描寫得淋漓盡致。一個小公務員在劇場打了個噴嚏，不慎濺到前排將軍頭上，他的誠懇道歉換來將軍的漠然，結果被活活嚇死了。　　由此可見，既然這種空白被接受者認為是有意義的感知，那麼空白就變成了符號。開車的朋友可能會注意到這樣一個細節，在一個十字路口處，如果你前面的車沒有打向左轉或者向右轉的指示燈，也沒有踩剎車或者亮紅燈的指示，那麼你就可能做出判斷，對方要直行，此時的空白「沒符號」就是直行的符號。

符號學的制勝法寶

　　電影《但丁密碼》作為羅伯特·蘭登教授演繹的「符號學三部曲」之一，依然延續了前兩部作品的大團圓結局，這個自帶招黑體質的老頭兒，在無妄之災中驚險燒腦，又一次用符號學拯救了全世界。　　既然意義是符號的生命，那這個生命就掌握在解釋者的手中。如果解釋者就不接招，不把這個符號解釋成某種意義，那它就不是某種意義上的符號。還是前文和領導打招呼的例子，如果小職員臉皮厚點，或者心寬一點，就當領導沒聽到又怎樣呢，就不會讓自己徒增煩惱，這個「面無表情」就不是領導生氣的符號。　　今年中秋，乾隆皇帝帶著140多件文物從故宮移駕到成都博物館，展出兩個月的時間，迎來了60多萬的客流量。閉館前夕，記者再次探館，試圖了解這麼多金器、瓷器、書畫等文物中普羅大眾對哪件文物最感興趣。採訪結果出人意料，國寶金甌永固杯竟然被青玉龍紐寶印比了下去。據成博講解員透露，展櫃中的這方象徵著皇權的玉璽，最讓觀眾拍照不止，提問不休。　　玉璽原本是象徵皇權的符號，是證明皇位歸屬的絕對證據，分分鐘引起一場軍閥戰爭或者朝野動蕩。不過也是一塊石頭。《三國演義》記載，「王莽篡逆，孝元皇太后將印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在老太太打人的一剎那，那玉璽也就不是皇權的符號了。　　因此，物不斷被符號化獲得意義，或者去符號化失去意義，符號可以上下滑動，這取決於解釋者的感知。《史記》就記載了一場符號學的心理戰：項羽俘虜了劉邦的父親，在陣前叫嚷著要把劉父烹食。劉邦泰然若素，既然我和你項羽結拜為兄弟，我的老父親就是你的老父親，如果你想烹飪自己的父親，一定要記得跟我分一杯羹。在這種比誰更流氓的心理戰之中，劉邦拒絕承認煮父親的意義，項羽只能兀自哀嘆「虞姬虞姬奈若何」了。

「叫了個雞」有何不妥？

　　有次我在辦公室加班，幫同事的孩子丟個垃圾，驀然回首，這個盛放著炸雞、散發著噴香的包裝盒上赫然印著店家的招牌「叫了個雞」。我忍不住驚嘆，現在的00後已經這麼彪悍了嗎？沒過多久，就有媒體報道，「叫了個雞」炸雞店因招牌和菜單內容惡俗，被城管部門責令整改。一時輿論嘩然，譴責這種「無下限」的營銷套路。炸雞店不得不在官方微博上道歉，並承諾整改。　　符號學與廣告學的結合，最後的成果就是品牌設計。無論是店鋪取名，還是廣告營銷，或重外延，或重內涵，第一要義就是用符號把自己區分出來，標新立異，和別人就是不一樣，這樣才能扯人眼球，令消費者過目不忘。　　還是以這家炸雞店舉例，如果店家想突出自己的外延，可以標榜自己新增了一款「咖喱雞」產品；如果想強調產品的內涵，就可以打出「黃金雞塊」的噱頭。還是原來的雞塊，還是熟悉的味道，只是取名時沾染了土豪金的味道，說不定能讓消費者趨之若鶩。　　如今商界競爭殘酷，店家取名另闢蹊徑，讓人哭笑不得。有人自輕自賤搏出位，「廁所串串」「畜生包子」「媽的酸梅湯」都冒出來了，不知道執意試吃的消費者內心有多強大，反正取名者膽識過人。不過這些大膽出位還是有邊界線的，諸如「強盜之家」「飯醉團伙」，一不留神就會被公安局認定為「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勒令停業整頓。

為什麼你會討厭「4」？

　　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人在下海經商這條路上前赴後繼，沿海一帶人們的方言把數字「8」念作「發」，於是8就成了一個吉利的數字。而數字「4」就沒有那麼幸運，因為諧音「死」，為普羅大眾忌諱。有人開業、喬遷、結婚選日子要避開 4號，有人買房子避開 4、14、24的樓層，還有人連身份證、學號這樣的指代符號沾了4的邊，也會深惡痛絕。　　今年教師節，有一個熱點話題在網路上引起極大的爭議。學號原本是學校為了方便管理學生才給每個人設置的編碼符號，沒想到一個孩子學號被分到了14號，而家長認為這個數字不吉利，希望老師能夠換個數字，最後竟因換號不成，用各種英文單詞辱罵老師，對於其他家長的勸解也是置之不理。忌憚數字到這個地步，這家長也太刁鑽了。　　在趙毅衡教授看來，這種現象源於人們希望通過一套規則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而在現實生活中對自己的命運掌控無力，只能欺凌各種符號——譬如折騰數字元號。對這些人的主觀感覺而言，符號形式經常比符號的意義更為重要。　　這種對數字的迷信，還不僅僅是個人行為。1996年，廣州與北京同時將電話號碼升級為八位數，北京統一加「6」，寓意「六六大順」；廣州原本擬加「5」，但是遭到群眾極力反對，因數字「5」諧音「無」，於是改為「8」，諧音「發財致富」。　　無論「順」還是「發」，這種美好的期盼是心理感受，還是符號製造出來的呢？只能說，這些符號至少從形式上給人帶來片刻的歡愉。我們只能換一種方式去理解，生活在一線城市，既然房價、薪水、空氣已經讓人那麼糟心，幸福指數高開低走，如果連數字這種形式上的吉祥美好都不復存在，那我們的幸福感只能每況愈下了。　　因此，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測試：你可以不用任何符號（包括語言符號），表達一個意義嗎？趙毅衡老師保證你不可能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