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瑞金：改革開放30年的思考

　　一、30年思想解放思想歷程與四篇「皇甫平」文章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後，在「兩個凡是」思想瀰漫，中國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選擇關頭，《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特約評論員文章，引起了社會各階層廣泛的強烈反響。這背後支持的就是胡耀邦和鄧小平。鄧小平後來在黨的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作的《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團結一致向前看》的主題報告，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歷史時期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標誌。

　　1977年7月十屆三中全會為鄧小平平反。此後幾年，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農村逐步推開，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城市企業改革也邁出步伐，走向市場化；四個經濟特區相繼誕生，對外開放形成格局。

　　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的概念，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開始被打破，市場化改革方向初步確立。

　　1987年，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概括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同時又提出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歷史時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意義。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以後，鄧小平一再強調「十三大報告一個字也不能改」。

　　1989年春天，我國發生了一場「政治風波」。接著，世界局勢發生急劇變化。「柏林?」被推倒了，兩德統一；東歐幾個社會主義國家相繼發生劇變。1991年蘇聯先是解散共產黨，緊接著聯盟解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就急劇衰落了。

　　從1989年到1991年3年間，由於治理整頓和國外製裁，我國經濟不斷下滑，1990年跌到改革開放30年中的最低點。當時，國內是一片反對和平演變的聲音，清查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文章連篇累牘。有些理論家、政治家發表大篇文章，重提階級鬥爭，提出兩種改革開放觀，認為東歐、蘇聯劇變是改革引起的，把許多改革開放政策當作資本主義改革觀批判，對改革開放進行「姓資姓社」的詰難。一時間，經濟特區被指責為和平演變的溫床，股份制改革試點被指責為私有化潛行，企業承包被指責為瓦解公有制經濟，引進外資被指責為甘願作外國資產階級的附庸。有人公然提出，在經濟為中心外，要增加反和平演變為政治中心；要停止改革開放，在全國進行社會主義教育。這就是要把黨的基本路線由一個中心改為兩個中心，把兩個基本點改為一個基本點。

　　面對這種情勢，我聯想起八大路線變化的情況。1956年，黨召開八大，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分析，以及確立的經濟建設和技術革命的路線，都是正確的。然而不久，波蘭發生了波滋南工人罷工事件，接著又發生匈牙利事件。國際形勢的震蕩引起了我們對於自己國內形勢的判斷變化，強調了國內主要矛盾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把黨的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派鬥爭。後來進一步提出「階級鬥爭為綱」、「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等一整套「左」的理論、方針、政策，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全民族遭受十年大浩劫，經濟到崩潰的邊緣，政治冤案遍及域中。這是多麼慘痛的教訓啊！

　　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又走到一個歷史的重要關頭。是繼續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還是重提階級鬥爭，以反和平演變為中心，走回頭路？

　　1990年底，在召開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前夕，鄧小平召集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明確提出:「不要怕冒一點風險」推進改革開放，「改革開放越前進，承擔和抵抗風險的能力就越強」。他說，「八九風波」中有各種口號，沒有一條口號是反對改革開放的。「必須從理論上搞懂，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區分不在於是計劃還是市場這樣的問題。」在鄧小平的提議下，黨中央國務院1990年4月，作出了開發開放上海浦東的戰略決策，以浦東的改革開放這張「王牌」來推動全國新階段的改革開放。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到上海過第四個春節。他頻頻外出視察企業，參觀工廠，還在新錦江賓館旋轉餐廳聽取開發開放浦東的彙報，發表了一系列有關深化改革開放的談話:

　　「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但那也是出於好意，一是不習慣，二是怕，怕出問題。光我一個人說話還不夠，我們黨要說話，要說幾十年。」

　　「開放不堅決不行，現在還有好多障礙阻擋著我們。說『三資』企業不是民族經濟，害怕它的發展，這不好嘛。發展經濟，不開放是很難搞起來的。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都要搞開放，西方國家在資金和技術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他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麽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

　　我當時擔任上海《解放日報》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有幸從市委領導手中看到鄧小平的談話材料，內心十分激動。鄧小平要求全黨都要講改革開放，我想《解放日報》作為黨的機關報，不就應當帶頭講嗎？1991年春節前夕，為了宣傳鄧小平改革開放的最新思想，我找了報社評論部一位同志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一位處長共同商議，決心合作寫幾篇聯繫上海改革開放實踐，闡述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評論文章。

　　開篇就是2月15日（辛未羊年正月初一）發表在《解放日報》頭版、署名「皇甫平」的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撫今憶昔，歷史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強國富民的唯一道路，沒有改革就沒有中國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這些話今天看來平淡無奇，但在17年前卻讓人眼球為之一亮。因為當時報紙幾乎都在集中火力抨擊「資產階級自由化」，已有19個月沒有用這種口吻談論80年代的改革開放了。

　　文章提出「1991年是改革年」，這是針對當時有人提「1991年是質量年」。「何以解憂，唯有改革」，以及「我們要把改革開放的旗幟舉得更高」，「我們要進一步解放思想，以改革開放貫穿全年，總攬全局」等話，都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熔基的原話。

　　1991年3月2日，第二篇「皇甫平」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點睛之筆，是提出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於發展市場經濟。文章傳達了鄧小平視察上海時的談話精神：「計劃和市場只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有市場。」並批評「有些同志總是習慣於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鮮明提出「要防止陷入某種『新的思想僵滯』」，不能把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把利用外資同自力更生對立起來，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頓對立起來，等等。

　　3月22日，第三篇「皇甫平」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針對開放會不會損害民族工業、會不會使上海變成「冒險家的樂園」等思想障礙，闡述了鄧小平關於「開放不堅決不行」的思想。這篇文章鮮明提出：「增強擴大開放意識，就要求我們進一步解放思想，拋棄任何一種保守、僵滯、封閉的觀念，形成與一個先進的國際城市相稱的開放型軟環境。」「90年代上海的開放要邁出大步子，必須要有一系列嶄新的思路，敢於冒點風險，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例如開發浦東，設立保稅區，實行進入自由，免徵出口稅等帶有自由港性質的特殊政策，對於這類被稱為造就『社會主義香港』的嘗試，如果我們仍然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第四篇「皇甫平」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於4月12日見報。這篇文章是根據江澤民總書記在七中全會上關於幹部問題的講話精神寫的，文中引用了戰國時期思想家荀子說的一段話：「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于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人民公認是堅持改革開放路線並有政績的人。這實際上是透露了鄧小平關於人事組織的思想，也是鄧小平要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公示。

　　「皇甫平」四篇文章相互呼應，宣傳了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形成了一個鮮明推進改革的完整的輿論先導系列。

　　這裡要說明一下，我們為什麽取名「皇甫平」。人們一般把「皇甫平」當作是「黃浦江評論」的諧音。其實，我當時取這個署名是有更深層次的考慮。「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讀「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有輔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宣傳鄧小平最新的改革開放思想。這就是「皇甫平」筆名的深層涵意。而「皇甫」是中國的一個複姓，人們看起來比較自然。

　　「皇甫平」文章發表後，在國內外、黨內外反響強烈。每篇文章發表的當天，總有不少讀者打電話到報社問文章作者是誰，並說讀了文章很有啟發，有助於進一步解放思想，認清形勢，打開思路，堅定信心。《解放日報》駐北京辦事處也收到很多電話，打聽文章背景，問是不是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說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份量為主旋律，說出了我們心裡話。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發表背景」。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

　　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呼應「皇甫平」文章，公開表示支持不能對改革開放任意進行「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當時海外媒體也迅速作出反應，有的報導文章內容，有的進行評論，還有對文章發表背景作出種種猜測。好幾家外國駐華媒體的記者打電話給我，要求採訪「皇甫平」文章寫作背景。應當說，一家地方媒體幾篇署名評論文章，引起海內外媒體如此廣泛關注，確很少見，出乎意料。

　　與此同時，國內有些媒體發起了責難和批判。當年4月，有一家刊物發表文章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說「不問姓『社』姓『資』，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 又有一家雜誌發表文章，說「一切不願做雙重奴隸的中國人，有責任也有權利問一問姓『社』姓『資』」。 接著，又有一家雜誌發表文章，把「皇甫平」說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指出「改革不要問姓社姓資本來是『精英』們為了暗渡陳倉而施放的煙幕彈」。另一家雜誌則對準「皇甫平」一通亂射：「至今仍有此論者把『姓社還是姓資』的詰問指責為『保守』、『封閉』的觀點，主張予以拋棄」，「對於那種不許問『姓社姓資』的觀點，人們也不妨問一問：它代表的思想傾向，究竟是『姓社還是姓資』？」「筆者完全不能理解，『不問姓社姓資』的口號，究竟符合黨章的哪一條款呢？提倡『不問姓社姓資』，那麽在政治上還要人們問什麽呢？鄧小平同志反覆強調我們『乾的是社會主義事業，最終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難道需要和可以改變嗎？」總之，「皇甫平」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資本主義邪路」，「斷送社會主義事業」，「不合黨章條款」，「改變共產黨人的政治綱領」，如此等等。更令人注意的是，有的文章公然提出批判「庸俗生產力論」、「經濟實用主義」，等等。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哪裡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頭分明已指向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當時，看到那些歪曲文章原意，無限上綱討伐的「大批判」，我們本想進行反擊。上海市委市政府領導理解我們處境，為保護我們，指示要淡化處理，不搞爭論。1991年4月23日，我以報社總編室名義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並親筆給當時市委三位負責同志寫了一封信，詳細彙報了文章組織及發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各地讀者及理論界的反應等。當時市委三位主要負責人批閱了報告，他們並沒有批評文章本身，只是對文章發表事先沒有送審提出意見。後來我們就遵照市委的批示，顧全大局，不予置理。我當時承受著重大壓力，連到香港大公報履任新職的任命也被突然取消了。也就在這個情況下，當時市委宣傳部的一位領導將「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給了鄧小平身邊的一位同志，請她轉交給鄧小平參閱。

　　一些媒體喧鬧一時的批判，終究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引起了迴音。1991年7月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科片在劉國光主持下，召開了「當前經濟領域若干重要理論問題」座談會，吳敬璉、衛興華、戴園晨等經濟學家就「姓社姓資」這一敏感問題坦陳己見。他們對批判者的「高見」不敢茍同，吳敬璉說：「從全局上說，從戰略上說，一定要保證我國整個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方向。從具體問題來說，不能囿於『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對外開放用了一些社會化大生產通用的作法，如果問『姓社還是姓資』，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這樣的話，從根本上說來，是妨礙社會主義經濟繁榮的，甚至是破壞社會主義繁榮的。」衛興華說了五點：第一，實行改革開放不能不問「姓社姓資」；第二，不能亂定「姓社姓資」；第三，不能對什麽事情都一定要問「姓社姓資」；第四，問「姓社姓資」，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資」的東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確的「社」「資」觀去胡亂批評正確的理論思想。他認為，有人批評薛暮橋「神化」商品經濟就屬這一類。

　　到下半年事情有了轉機。江澤民在1991年7月1日慶祝中國共產黨建黨70周年大會上發表講話，其中闡述了鄧小平關於不要把計劃和市場作為區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標誌的思想。9月1日夜，江澤民又下令將第二天就要見報的《人民日報》社論中兩處有關「要問姓社姓資」的句子刪去，而這篇社論的摘要恰恰突出了這個內容，已在中央電視台晚上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發了出去。第二天見報兩處「要問姓社姓資」字句沒有了，使中央機關報一篇社論出現兩個不同版本，這在黨的新聞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當時在海外新聞媒體中引起強烈反響。9月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又指名道姓嚴厲地批評了一家大報的海外版，在引用他紀念魯迅大會上的講話時，作了突出「反和平演變」的斷章取義的錯誤編排。這些都表明了中央對當時批判「皇甫平」文章的鮮明態度。

　　儘管當時我們沒有發表文章進行正面交鋒，但是也並非沉默不言。我還通過各種方式，表達了堅持真理的堅定性。如1991年5月間，當時已有不少報紙雜誌集中火力批判「皇甫平」文章，這時北京一家大報發表《築起抵禦和平演變的鋼鐵長城》評論員文章，全國大多數報紙都轉載了，而《解放日報》沒有轉載。次日，在市委一次中心組學習會上有領導提出，《解放日報》應當補轉載這篇評論。當時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這篇評論把反和平演變局限在意識形態領域，矛頭指向廣大知識分子，這與黨中央精神不一致。防止和平演變，主要在政治領域，首先是各級領導幹部尤其是高級領導幹部要防止，重點在黨內進行教育。另外，防止和平演變，要建造鋼鐵長城，這種提法欠科學。所以，還是不轉載為好，何況中央也沒有規定地方報紙非要轉載中央報紙評論員文章不可。最後，市委決定不轉載。這是我在不能正面反擊批判文章的情況下，以不轉載「反和平演變」評論文章來表明對當時一些「理論家」、「政治家」圍剿「皇甫平」文章的態度。

　　在1991年就「皇甫平」文章展開的交鋒中，據說有句話在北京流行著：「京都老翁，坐看風起雲湧」。鄧小平冷靜地、不動聲色地觀察和思考了這場思想交鋒。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以88歲高齡南巡，足跡遍及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反覆強調中國的改革就是要搞市場經濟，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不動搖。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誰不改革誰下台 。

　　鄧小平抓住了1991年思想交鋒的要害，尖銳地指出：「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他還提出社會主義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從這個角度看問題，「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鄧小平用「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簡明生動詞句，激勵我們「把握時機，發展自己，關鍵是發展經濟」。「對於我們這樣發展中的大國來說，經濟要發展得快一點，不可能總是那麽平平靜靜、穩穩噹噹。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針對1991年思想交鋒中暴露出的問題，鄧小平尖銳指出，現在，有右的東西影響我們，也有「左」的東西影響我們，但根深蒂固的還是「左」的東西。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帶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可怕呀！一個好好的東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在黨的十四大，為了創造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平穩交替，鄧小平全力支持江澤民，採取以「南方談話」批「左」統一思想；解散中央顧問委員會；集中黨政軍財權力於領導核心；調整中央軍委領導班子；高幹子女暫不進中央委員會等重大措施。

　　如果說第一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決「兩個凡是」的問題，那麽第二次思想解放主要是解決「一個凡事」的問題，就是凡遇到改革開放的事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用斯大林傳統的社會主義模式，即「純粹公有制＋計劃經濟」模式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鄧小平提出要搞市場經濟，認為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我們也要搞市場經濟。這是一個很大的思想突破，這就破除了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迷信，與第一次突破對領袖的個人迷信一樣具有深層次意義。與第一次思想解放是政治解放（政治鬥爭風雲不斷）不同，這次不換人，換腦筋，從思想理論上解決問題，結束了高層領導的震蕩。

　　從十四大到十五大，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繼續推動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把鄧小平的市場經濟思想、理念變為現實，貫徹到實踐中來，積極探索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所有制與市場經濟的關係作了科學論述，突破了「公」與「私」的束縛，並對財稅體制、金融體制、投資體制、外貿體制、以及國有企業體制等「五大體制」，進行了市場化方向的全面改革，取得了一系列思想和體制的突破，奠定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礎。

　　黨的十五大進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經濟重要組成部份；提出了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是由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組成；要毫不動搖地支持非公有制經濟與公有制經濟一樣看待，同樣發展；強調公有制多種實現方式，肯定公有經濟控股的股份制也是公有制，等等。這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接著，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解決了建設一個什麽樣的執政黨和怎樣建設執政黨的重大理論問題，成為中共指導思想組成部分。這是江澤民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也是鄧小平主導的解放思想的延續和深化。

二、改革開放30年的重大成就和存在問題

怎樣看待中國這30年來的改革開放，今年以來國內外專家學者發表了不少文章，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從不同視角發表了各種不同的評論。除了極少數人持全面否定外，大多數論者對我國改革開放都給予積極的評價。下面三點取得共識比較多：

1、 經濟發展取得突出成就。國民生產總值GDP以年平均9.8%速度遞增，持續30年不衰。到2007年達24.66萬億元（財政收入5.1萬億元），是1978年的67倍；人均GDP1.8665萬元，是1978年的49倍。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10%。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四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體。進出口貿易總額年均增長17.4%。2007年是1978年的105.3倍。特別是入世後外貿總額五年呈三倍增長，外貿順差呈爆炸式增長，2007年達2622億美元，三年增長八倍多。外匯儲備年均增長36.74%，2007年是1978的9161.6倍。2007年外匯儲備達1.53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勞動生產率2003年創造高於1978年的33倍，國家統計局計算，1978年一年的勞動生產率只相當於2003年的11天。這個事實說明，說我國經濟增長全得益於人口紅利，並不盡然。

2.、解決了13億人的溫飽問題，貧困發生率從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6年的2.3%。從1978年農村貧困人口2.5億減少到2007年1479萬人，降幅達到94.1%。農村勞動力轉移了1.5億到2億，到大城市當「農民工」的就有1.2億人，推動了城市化，而沒有出現貧民窟，創造了扶貧減貧的「中國模式」。聯合國向世界推廣了中國的扶貧減貧經驗。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1978年343.4元，2006年為11759.5元，增34.4倍（按可比價格為6.7倍）。農村居民家庭的人均收1978年是133.6元，2006年為3578元，是1978年的26.8倍（按可比價格也是6.7倍）。恩格爾係數城鎮居民從57.5%降到35.8%；農村居民從67.7%降到43%，進入小康階段和寬裕水平。特別要指出的是，我國每年凈增人口1500萬左右，30年增長了5億人，還能平穩地走上小康水平，真是非常不容易！

3、30年中實現了三大社會與體制的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變，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走上了現代化、市場化、城市化、全球化的發展軌道，國家與人民面貌煥然一新。由此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和社會體制相應發生深刻的變化。從世界歷史來看，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跨國海洋貿易使歐洲國家從封閉社會到開放社會轉型，從神權社會走向人權社會，其間引起多少次戰爭、革命，充滿血腥與掠奪。19世紀到20世紀的工業革命，英國圈地運動，羊吃人，曼徹斯特紡織童工的悲慘狀況類似於我們地下的「黑磚窯」。美國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轉型，也是引起社會很大動蕩，上世紀初美國的「扒糞運動」震驚世界。至於俄羅斯和東歐國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激烈震蕩了八九年，通貨膨脹達到百分之一千以上。而反觀我國，30年之內同時進行三大社會、體制轉型，3000萬工人下崗，5000萬農民失去土地，一億二千萬農民工在城市與農村間流動，卻能保持全國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穩定，沒有引起全國性大的動蕩，這也是奇蹟，值得引以自豪。

市場化改革帶來很大變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累積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並不是市場化改革的方向不對頭帶來的，而是在改革推進中出現的新問題、新矛盾，應當通過深化改革、推動科學發展來逐步解決。我把這些問題概括為六個方面：

一是三大差別拉大。即區域差別、城鄉差別、貧富差別拉大。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不僅超過了國際上0.4的警戒線，也超過了世界所有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0.4%的人口掌握了70%財富,而美國5%人口掌握60%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

二是社會事業嚴重滯後。在經濟發展中社會事業發展被忽視了，比如醫療衛生、教育文化事業滯後。2003年在抗擊SARS中表現較為突出，暴露出醫療衛生薄弱特別是農村。2004年中央及時總結教訓，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重新認識增長不等於發展，發展應該是全面的、協調的、可持續的發展。不僅經濟要發展，政治的、社會的、文化的都要發展；而且經濟與政治發展要協調，經濟與社會發展也要協調，經濟與自然發展同樣要協調，等等，這樣才有可持續的發展。這些年GDP快速增長，財稅大量增加，許多地方大造高樓大廈，經營城市，改造舊城，成了一種潮流。政府機關的大樓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衛生文化事業得不到應有的發展，農村小孩上不起學，還要搞「希望小學」。不少城鎮居民買不起房子，居住條件很差，等等。特別是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建立起來。

三是民生問題突顯出來。諸如就業難、上學難、看病貴、住房貴、治安亂等這些牽涉到百姓民生問題，積累起來了，一時難以得到解決。

四是發展方式粗放。高投入，高消耗，帶來能源、材料、資源浪費嚴重，吃老祖宗和下幾代人的飯，才換來GDP的增長速度。2006年中國以全球 不到5%的經濟總量，消耗了全球32%鋼材，40%水泥，25%鋁，23%銅，30%鋅，18%鎳，31%新增需求的石油。如此高消耗發展模式引發了近年來全球能源和原材料價格的暴漲。

五是生態遭破壞，環境被污染，特別是飲用水短缺現象嚴重。

六是貪污腐敗蔓延，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社會風氣不好，社會治安環境亟待改善。

由於市場化改革積累了這些問題，終於在2004年爆發了一場大爭論。當時有人抓住幾個國有企業轉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流失，極力全盤否定國企改革，同時對住房改革、教育改革、醫療衛生改革也一概持否定態度。因為這些問題涉及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問題，所以引起反響非常強烈。這次爭論，和前面兩次關於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爭論不同，主要不是意識形態的問題，而是實際的民生利益問題，因此爭論延續時間較長。

到了2006年1月，我又以「皇甫平」署名寫了一篇《改革不可動搖》的文章。我覺得對於當前存在的問題，爭論雙方沒有什麽大的分歧。但是對產生問題的原因有分歧。一方認為是市場化改革引起的，搞私有制、市場經濟必然會導致差距拉大、貧富拉大，帶來很多腐敗現象。而我則認為是市場化改革不到位引起的。不是市場經濟改革的方向出了問題，而是我們改革的路徑出了問題，權力介入市場，權力與資本結合，導致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現象蔓延，也就是說政治體制改革滯後引起的。

我在《改革不可動搖》一文中從理論角度，即社會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變化，政府行政管理體制沒有改變，沒有轉到公共服務型政府上來，不知道在衣食住行這些私人品基本解決之後，要進一步公平、有效地提供社會公共品，即教育、醫療、住房、社會保障、司法公正、信息對稱、民主權利等等。所以我說現在是「端起碗來吃肉」，說明我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了，但是又「放下筷子罵娘」，「罵」的就是就業難、住房貴、看病貴、上學難、司法不公、信息不透明、缺少參與權、監督權等等。這就是我們市場化改革還不到位的結果。所以我在文章最後提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社會主義」。

我的這篇文章發表後，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有位中央常委專程來上海調查這篇文章的發表背景，然後他很快就表態支持。不久，在3月初全國「兩會」召開的時候，胡錦濤總書記就到上海代表團發表了「要毫不動搖地推進改革開放」的講話，提出提高改革開放決策的科學性和改革開放舉措的協調性，改革開放成果要讓大眾普遍享受的問題。這是中央對第三次大爭論發表了定調看法。

市場化改革產生的貧富差距拉大、貪污腐敗蔓延的問題，究竟原因何在？現在理論界有很多分析，基本上傾向於我們現在只是搞市場經濟，而沒有順應搞政治體制改革，資源配置沒有讓市場起主導作用，而讓不受制約的權力介入市場，這是引起貧富差距拉大、腐敗現象蔓延的一個根源所在。美國耶魯大學管理學院金融經濟學教授陳志武先生，這兩年對這個專題做了調查研究。他發表文章說，無論從美國、日本、英國、德國，還是從俄羅斯、東歐轉型國家來看，他們搞私有制、搞市場化，國民收入差距都沒有中國這麽大。

陳志武認為，中國在沒有可靠的權力制約機制的情況下，又偏偏什麽資源都控制在行政權力的手中，通過國有企業、國有銀行等等，讓老百姓的多數資源由政府來配置，他認為問題就出在這個地方。既然政府權力不受監督制約，同時通過國有制讓政府直接代替市場來進行資源配置，這些資源和發展機會必然是按照有權力、有關係的人進行分配的，像北京、上海、廣州是「第一世界」，國家的分配向這裡多一些，像其他的省自治區所謂第二世界就少了，然後到縣一級就又更少了。國家投入多，當然有利於當地的GDP增長和國民收入的提高，越到縣一級、鎮一級就更少了。陳志武認為這種收入的金字塔結構和權力的金字塔結構的吻合，說明誰有權力有關係就能夠發財，就能夠找到好的高收入的工作。反過來也使每一個想發財想高收入的人只能走官商勾結的道路。

政府代替市場進行資源配置時，資源的配置既不會符合效率的原則(不按市場規則分配)，又不會符合公平的原則(沒有民意問責制約)，因而只會按照權力的原則，這樣的經濟就是權力經濟了。他認為這是造成貧富差距過大、腐敗現象蔓延的一個主要原因所在。

無獨有偶，我國知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也明確指出，經濟和政治改革遲滯造成的主要不良後果，則是尋租基礎擴大，腐敗蔓延和貧富分化過大導致大眾強烈不滿，威脅社會安定。他說，由於行政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加強和尋租規模的擴大，腐敗活動日益猖獗。根據1989年以來若干學者的獨立研究，我國租金總額佔GDP的比率高達20％－30％，絕對額高達4萬億－5萬億元。巨額的租金總額，自然會對我國社會中貧富分化加劇和基尼係數的居高不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1995年，李強教授的抽樣調查表明，1994年全國居民的基尼係數已經達到了0．43的高水平，超過了國際上0．40的警戒線；世界銀行《2006世界發展報告》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係數已由改革開放前的0．16上升到目前的0．47。

三、新一輪思想解放：以人為本 還權於民

新一輪新的思想解放，是在黨的十七大召開以後，貫徹十七大精神的背景下展開的。這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廣東走在了全國前列。去年12月，新上任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發表了《繼續解放思想 堅持改革開放 努力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的排頭兵》的講話，引起了全國的廣泛關注。最近，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發動以「堅持科學發展，加快富民強省」為主題的思想大解放，也引起海內外較大反響。

不同歷史階段的解放思想，當然具有不同的特點。新一輪解放思想，具有與前兩次鮮明不同的特點。其一，前兩次思想解放側重於意識形態和政治的論爭，這一次卻注重利益格局的調整，真正關注民生，保證人民得到實惠。

其二，前兩次側重於還利於民，還民以發展經濟的自由，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這一次主要是還權於民，切實保證公民的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推動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實現社會公共品公平、有效的分配，從而達到還財於民，使國家財政真正向民生財政傾斜。這裡要說明一下，所謂「還權於民」，並不是要把政府公共權力還給老百姓（那是搞無政府主義、民粹主義），而是要把公民應有的權利如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落到實處，把社會的基層自治權利落到實處，改變政府的全能主義管理模式。這裡的「還權於民」的「權」是指「權利」，而非「權力」。

其三，過去兩次思想解放側重於從人事和思想層面解決問題，而這次卻側重於制度創新，規制的建立，從法治上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涉及利益格局調整和還權於民，這兩個本身就是制度性的東西，所以只有通過制度創新，規制建立，才能實現這兩個目標。

歸納起來說，第一次思想解放樹立起實踐標準的權威，第二次樹立起生產力標準的權威，而這一次要樹立以人為本標準的權威。以人為本作為發展經濟、改善政治、解決民生的一個指導思想。以人為本，就是以人的權利為核心，保障人的生存權、發展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以人的發展為宗旨，給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創造條件；以人的需要為中心，既保障物質需要，又保障精神需要；以人的持續為原則，保護生態環境，關心生命，關愛下一代。

新一輪思想解放的主要任務，是破除傳統的發展理念和模式，一方面樹立新的發展方式來推動經濟發展，一方面改變「全能主義」的政治模式。要以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為重點，推動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四位一體」的體制改革和建設發展。

最近，許多經濟學家提出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一定要沿著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前進。吳敬璉就強調要抓四大改革：一要繼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例如，與中國將近一半人口的農民利益息息相關的土地產權問題沒有解決，農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資產無法變成可以流動的資本。這既使繼續務農的農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損害，也使轉向務工、務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業遇到困難。 二是繼續推進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完成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制。當世紀之交國有經濟改革取得階段性成果，應當進一步對國有大型企業改革進行攻堅的時候，由於受到改革爭論的影響，改革的步調明顯放緩。不但在股權結構上一股獨大和競爭格局上一家獨佔的情況沒有得到完全的改變，在某些領域中還出現了「國進民退」、「新國有化」等開倒車的現象。這種趨勢必須扭轉，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關於國有經濟和國有企業改革的決定必須貫徹。三是加強商品和服務市場的反壟斷執法和資本市場的合規性監管。對於目前在商品和服務市場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壟斷，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資本市場上，被稱為「政策市」、「尋租市」的痼疾並未得到根除，各類「內部人」利用信息優勢和內幕交易及操縱市場等犯罪活動損害民間投資人的利益、大發橫財的情況也所在多有。因此，必須端正思路，選好手段，加強合規性監管，促進我國資本市場健康成長。 四是建立新的社會保障體系。1993年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全覆蓋、多層次的新社會保障體系。可是十幾年過去了，由於遇到了政府內部的重重阻礙，這項極其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至今還沒有建立，使弱勢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其建設進度必須加快。

經濟改革顯然存在著兩種嚴峻的前途，一條是政治文明下法治的市場經濟道路；一條是權力主導的市場經濟道路，即權貴資本主義道路。如果說16年前我們解放思想迎來了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那麽今天我們思想解放，就一定要進一步完善法治的市場經濟體制，決不能走向權貴市場經濟的道路。

進一步推進政治體制改革

不久前召開的十七屆二中全會提出，深化政治體制改革，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政治局面。過去政府包辦社會的一切，所有民眾的吃喝拉撒都由政府包下來，這是幾十年來一貫的政治社會管理模式，現在要改變這種全能主義的政治模式。

政治體制改革的確是個敏感的問題，應該慎重推進，但並不是洪水猛獸。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也做了不少政治體制改革的事，它與經濟體制改革伴隨進行，問題是相對經濟體制改革來說滯後了，帶來了很多新問題。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有過三次難得的機會。一次是1980年6月，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肅清封建主義的影響和改革國家制度的問題。8月，中央政治局舉行擴大會議專題討論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鄧小平代表常委作了《黨和國家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提出「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並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和法製作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借鑒，提出鮮明的「三個有利於」標準：「要在經濟上趕上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創造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實的民主，並且造就比這些國家更多更優秀的人才。……黨和國家的各種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須用是否有利於實現這三條來檢驗。」政治體制改革於是提上黨和國家的議事日程。

1980年10月，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廖蓋隆在全國黨校系統中共黨史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了一個被稱為「中共庚申改革」的政治體制改革方案，其中提出了關於黨政分開、人大改革、司法獨立、新聞公開、企事業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黨的領導機構實行分權制衡等六個方面內容。今天來看，這六個方面都是很切中時弊，很有超前意識的。然而，後來由於波蘭「團結工會」發動了工人大罷工，影響到我們中央對國內局勢震蕩的擔心，第一次政治改革的機會稍縱即逝，由此偃旗息鼓。

時隔六年，1986年5月鄧小平重提政治體制改革。6月28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鄧小平發表講話說，「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難於貫徹」。

從1986年到1987年，鄧小平多次發表政治體制改革的意見，強調要黨政分開，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義。當時，中央成立了五人政治體制改革研討小組，下設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經過中央研討小組和辦公室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反覆討論，形成了《關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鄧小平批示「完全贊成」。1987年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七中全會順利地通過了《總體設想》這個文件，但沒有對外公布。10月25日黨的十三大召開，十三大政治報告中第五部分集中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提出了黨政分開、協商對話、重大事情讓群眾知道、推動機構改革、基層民主等內容。令人遺憾的是，這場成功在望的政治體制改革，由於1989年一場政治風波，再一次失之交臂，痛失良機。

1997年春，中共十五大召開前夕，當時中央黨校一批省部級學員曾向中央建議，在十五大重提政治體制改革任務。主持十五大文件起草工作的負責同志代表中央領導聽取了學員意見後，曾代表中央領導說，在十五大到十六大之間中央打算召開一次中央全會專題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但歷史再次帶來遺憾，由於發生北約轟炸我駐南斯拉夫使館和「法輪功」事件，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又一次胎死腹中。

十年來政治體制改革進展緩慢。僅公車改革一項，費時十年，耗資不菲，未取得令人滿意的成果。說明政治體制改革要突破既得利益的障礙，十分艱難！

不過，對改革開放3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取得兩大成就，我們應當給予充分肯定。一是黨與國家領導成員平穩交替走向制度化、規範化。我們建立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退休制度，結束了領袖人物終身制。中央核心領導層年齡界限和任期雖然沒有具體規定，但實際上已經約定俗成，形成規範。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帶頭實現最高權力的平穩交替，到十七大曾慶紅標誌性地退下來，說明政治局常委任期兩屆，六十八歲退下來，已成為制度。這個很重要，應予充分肯定。

二是網路媒體推進政治民主的作用突顯，特別是從中央到地方高層都能利用網路這個新媒體聽取民意，匯聚民智，得到從政有益啟示，及時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如山西黑磚窯事件在網上被揭露了出來，山西省政府公開道歉，顯示了政府的公信力；還有「周老虎」、「吳老虎」、「歐陽坑」、「劉羚羊」等等弄虛作假(有的非主觀故意)，都是通過網路監督曝光的。廈門政府也是聽取了網民意見，將污染環境嚴重的PX項目轉移出廈門的。轟動全國的廣東許霆案，更是在網民們強烈要求下開庭重審，由原來判處無期徒刑減為有期徒刑五年。從冰雪災害到汶川大地震，網路媒體在及時溝通信息和輿論監督方面發揮了越來越大的作用。網路媒體輿論的這種多元化，開闢了一個輿論監督的新空間、新平台，推動了政治民主進步，讓廣大民眾有了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這應該也是政治體制改革取得的一個重大成就。

回顧30年政治體制改革的艱難經歷，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1、要正確把握戰略機遇。危機逼出改革，挑戰也是機遇。改革的領導集體要有一種對國家和民族利益高度負責的膽識和策略，要有80年代初鄧小平力行退休制度和90年代初朱熔基強推五大體制改革那樣一種理想主義情懷。

2、政治體制改革是利益格局的調整，需要領導人果斷調整既得利益格局的勇氣和高超的政治藝術，要求領導集體真正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清廉自律，勇於犧牲，至少力戒貪婪，不陷入錢色泥坑。

3、要推動改革主體的多元化，避免利益集團以公權力名義壟斷社會資源配置權和改革話語權，防止一些領域「國進民退」現象。鼓勵基層自治，扶持民間組織社會治理，這是政治改革的一種推動力。

4、意識形態變革是政治體制改革重要組成部分。有調查表明，地方幹部最為信奉的，既不是馬克思主義，也不是西方民主，而是官場的「潛規則」。公權力的既得利益化，官員財產不敢公布，不能公布，以及大面積貪腐，使得正統意識形態的立國之本受到普遍懷疑和蔑視。由於經濟利益格局的深刻重組，意識形態和倫理道德的謊言、虛偽到了驚人的程度。為推動意識形態變革，一要推動網路媒體、都市媒體的發展，建設網路民主平台。二是推動新聞管理體制的改革，切實發揮輿論監督作用，特別是放開體制內輿論，鼓勵專家建言議政，善於聽取不同意見，包括刺耳的聲音。

5、政治體制改革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難度極大，又十分敏感，因此要注重製度設計和策略推進，少說多做，避免起鬨，吊高胃口。要小步漸進，允許試錯，摸索經驗，逐步推進。

總之，中國的改革開放又到了一個拐點。經濟實力的巨大增長，與貧富分化、貪腐蔓延、社會不公的發展，到了需要認真對待，切實解決的關口了。

政治體制改革第一步是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今年「兩會」推行「大部制」改革，這主要是要轉變政府職能，將其變成服務政府、廉潔政府、法治政府。政府不要干預微觀經濟，不要站在招商引資第一線，不要與開發商打得火熱，而要著力干好宏觀調節經濟、監管市場的事，把力氣用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上。這實際上是對政府權力的限制，你是有限政府，不是全能主義政府。為什麽現在有些地方政府貪污腐敗蔓延？就是政府權力不受制約，執掌許多審批權，有許多尋租空間。如果一個地方土地價格不是市場說了算，而是市長說了算，那個地方必定產生腐敗。這次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一定要圍繞這個主題進行。

「大部制」千萬不要變成大權獨攬制。令人高興的是，張國寶兼任能源局長後，甫上任就明確宣布不管定價權，能源價格由市場定，這就是政府管理觀念上一個大轉變，也就是解放思想帶了頭。政府公共權力不能形成特殊的利益集團，權力部門化，部門利益化，利益政策化，這是很危險的。

第二步，要從黨內民主做起。黨內民主包括民主決策、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先從黨內差額選舉做起，候選人由上下結合,按比例提出,把協商民主與選舉民主結合起來。有人提出，縣市黨委可以嘗試民主差額選舉書記，兩個候選人選上為書記，差下來的當紀委書記。這就有從體制上和組織上監督了，有利於不讓「一把手」變成「一霸手」。所以，實行民主先從黨內做起，因為黨員、幹部素質比較高，從黨內做起是有條件的。這裡特別需要提出的是，要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防止黨內出現特殊利益集團，把市場經濟引向權貴資本主義歧途。

第三步，民意機關改革，尤其是人大改革。人大是我們國家權力機關，既有立法權，也有決策權、監督權，尤其要對政府監督問責。但是，現在我們的人大功能偏離，只搞立法。人大在財政預決算方面要起重要的決策和監督的作用。政治民主是從財政民主做起的。古希臘古羅馬最早就是推行財政民主。那時國王要打仗沒有錢，向富人徵稅，要先向富人說明打勝仗對經商的好處。富人怕國王挪作他用，提出要「專款專用」，國王就承諾了。這就是最初的民主監督。所以，我們應當加強人大對於財政預決算的審議和監督作用，因為利益格局的調整實際上就是財政的調整。所以這一次溫總理提出，要把財稅制度改革提到重要的位置上來。財稅是源頭，收多少稅，收來以後怎麽用，怎麽分配，那才是真正的利益格局的調整。國外的議會審議政府的預算需要花幾個月的時間，監督得也很緊，一發現政府開支違規馬上進行問責。這一點我們做得還很不夠，需要進一步改革。

最後是社會民主，建立公民社會，實現公民自治，逐步推廣基層直選。現在我們有些地方實行幹部公推公選，做得不錯，幾個局長公開在社會招聘。幹部的使用和選拔是今後推進民主的重要方面，如果做得好，民主的推動就有成效了。從村一級直選做起，將來推到鄉鎮，然後推到縣一級人大代表和政府的直選，自下而上地推動社會民主。

推動民生取向的社會改革

十七大提出以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涉及到兩大問題，一是解決民生問題，二是建立公民社會體制，真正構建和諧社會。真正解決民生問題必需兼顧六個方面：

一是建立完善的現代化國民教育體系，搞好小學、中學、大學教育同時，還要搞好職業培訓、社會教育、終身教育等等。光靠增撥教育經費是不夠的，還要利用社會力量辦學。

二是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1993年十四屆三中全會就已提出這個問題，十多年過去了，不是國家財力不足，而是由於政府內部重重阻礙，至今未建立，使弱勢群體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實處。現在建設進度必須加快，儘快建立城鄉養老保險制度和基本醫療保險制度。

三是實施擴大就業的發展戰略，促進以創業帶動就業；並努力形成合理、公平的分配格局。擴大就業是合理公平分配格局的基礎。一次分配在提高工作效率同時，就要注意公平。二次分配更要體現公平、公正原則，使低收入者提高收入，高收入者在稅收上多貢獻些，擴大中等收入人數，拉小貧富之間差距。

四是建立基本醫療衛生制度，保證人人享受基本醫療衛生服務。尤其是農村醫療服務最差，要改善。醫療衛生作為公益性事業，應當以人為本，最大努力保障民眾的身體健康。

五是建立保障人人有房住的城鄉住房建設制度，但不是人人擁有產權房，低收入者通過廉租房來解決。上海這些年建了那麽多高樓大廈，但老百姓住房卻沒有真正解決。新上任的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到市中心黃浦區居民點考察，看到不少居民還住棚屋，晴天日晒，雨天漏水，他感慨地說，在上海繁華的市中心，還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是我們政府沒有盡責啊！

六是建立良好的生活環境，保證空氣新鮮，特別是水源清潔、食品衛生。現在水荒、水污染嚴重，食品有的不安全，藥品有的假冒偽劣，最近發生雙鹿嬰兒毒奶粉事件，震驚朝野。百姓基本生活環境都沒有保障，談何解決民生問題？現在向全面小康社會邁進，百姓要求很高，對環境要求也高了，我們當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決，但一定要逐步解決。

這裡要強調的是，切實解決民生問題，需要把我們的財政預算從行政財政變為民生財政。中國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據統計，1978年到2003年25年間，中國財政收入從1132億元增長到3萬多億元，約28倍；而同期行政管理費用則從不到50億元升到7000億元，增長達87倍。行政管理費佔財政總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達到19.03%，遠高於日本的2.38%,英國的4.19%,韓國的5.06%,法國的6.5%,加拿大的7.1%,美國的9.9%。

還有一組數字：2007年中國在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就業福利三項開支總共6000億元，相當財政總開支的15%，為全年GDP的2.4%，分到13億人身上，人均收入461元。而在美國，同樣三項開支為15000億美元，相當與政府總開支的61%，為GDP的11.5%，分到3億美國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2007年美國財政稅收佔GDP18%。美國把61%的財政收入用在普通老百姓身上，而中國只把15%用在老百姓身上。中國政府為什麽不能向改善民生增加撥款？涉及政治體制問題，錢花在官員公車消費、公費吃喝、公費出國三項開支一年就得上萬億元。要堅持以人為本，還權於民，不從財政開支上實行監督行嗎？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思想觀念深刻變化，並面對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的相互交織與激蕩，人們活動的差異性、獨立性、選擇性、多變性明顯增強，價值取向多樣化、利益主體多元化，思想認識複雜化，成為潮流。所以要改變「全能主義」模式，構建三元格局的公民社會，即政府的公共權力、社會的自治權力、市場的配置資源權力，這樣才能形成一個和諧社會。

過去我們講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就講三個內容，即人大、政協、民族區域自治。這次十七大加上一個，就是基層群眾自治制度，這是一大進步。其實，很多社會問題都可以讓群眾自己解決。今年春節前南方冰雪災害，人們記憶猶新。為什麽一周後才傳到政府這邊，因為沒有社會組織在活動，等到造成嚴重問題後才反映到政府，才動員起來。當然我們政府的動員力量很強，一經動員勢不可擋。不過，我們要反思一下，如果有民間組織，就可以在第一時間組織動員起來，解決問題。那抗冰雪效果肯定更好。

這次汶川大地震，幾乎與政府第一時間啟動救災行動同時，民間的募捐、獻血和志願者行動，也迅即啟動。企業家、醫生、農民工、教師、記者等充當自願者日夜兼程奔向災區，投入救災工作，其速度、效率幾乎與部隊同步；傳統的紅十字總會、中華慈善總會等社團之外，各種名目、不同規模的民間團體，迅速轉換為志願者組織，以各種可能的方式，有組織地投入到救災行動。到達救災現場的自願者就有20萬人之多，這標誌著我們社會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公民社會的發育成長。

可見，不要把民間組織當作是對立面，衝突時不要看作是「敵對」的，應是人民內部矛盾。要給予民眾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讓社會配合政府解決問題。這也是思想解放的一個重要方面。

「經濟人」要向「和諧人」轉變

新中國成立後的30年(1949年-1978年)，我國人民都變成「政治人」，人人參與政治，搞階級鬥爭，妻子揭發丈夫，兒子批鬥老子，搞得家庭不和，社會不安，冤案遍地；而改革開放後的30年(1978年-2008年)，我國人民從「政治人」變為「經濟人」，人人關心經濟利益，人人努力創造社會財富，這是歷史的進步，社會的前進。但是，「經濟人」也帶來問題，比如追求物質主義、消費主義、享受主義，金錢萬能，唯利是圖，社會道德風尚缺失，社會治安混亂，腐敗現象嚴重。

今天我們提倡以人為本，「經濟人」將變成「和諧人」。在今後歲月里，一定要從「以物為本」中解脫出來，加強人的精神關懷，加強人生價值觀的引導，培育更高尚的精神，讓人們精神更健康。

改革開放30年，成就輝煌；改革開放30年，又是問題多多。可以說，這30年的歷史，就是不斷解放思想、衝破束縛、改革體制、謀求發展的歷史。歷史經驗表明，堅持思想解放，中國就改革就進步；反之，就停滯就落後。

17年前，鄧小平在上海提出「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要克服一個怕字，要有勇氣。什麽事情總要有人試第一個，才能開拓新路。」而今，我們不是依然需要這種勇氣和智慧，來推動思想的新解放，改革開放的新突破，科學發展、社會和諧的新進展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