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元老居正的共產黨女兒和女婿

李敖關於居正共產黨員女兒和女婿的說法

  

  台灣的大名人李敖,兼具政論家、史學家和白話文作家於一身,他批判國民黨,罵蔣介石。然而,他對國民黨元老居正的子女們,卻充滿了同情之心。他和居正的次子居浩然是好朋友,居浩然去世後,李敖以他犀利的文筆寫下了有關居浩然及居家的一系列文章,發表在他的《李敖千秋評論》叢書上。

  在這些文章中,李敖都提到了兩個人,就是他所說的居正的共產黨女兒和女婿。但居正有7個女兒、7個女婿,究竟哪一個女兒和女婿是共產黨呢?他並不是很清楚。他的朋友王小痴(本名王翼樟,是台灣一位能寫、能畫、能編的奇才)有一文談到居正第四個女兒居瀛玖和女婿張驚聲嗣子張建國,內中提到「在張驚聲和居瀛玖夫婦名下,尚有一個戶籍上的『兒子』――張建國」,據說這是「居正另一個女兒」所生,而「這個女兒和女婿,在抗戰結束時期,被當司法院院長的自己的父親、岳父,大義滅親,判處了死刑」。「這個女兒身後遺有一個襁褓中的嬰兒,就交給居瀛玖去帶養」,這個孩子就是張建國。

  王小痴文章里提到了居正將自己的女兒女婿判了死刑。但李敖卻覺得不大可能,由於對留在大陸的居正女兒的情況不了解,他在分析居正家庭成員動向後推測道:

  居正共有子女十人。元配夏夫人生男居伯強,女居叔康、居季復;繼配鍾夫人生男居浩然、居伯齊、女居瀛初、居瀛玖、居叔樂(瀛棣)、居載春(叔和)、居叔寧。這些子女中,到台灣的只有居浩然、居瀛玖、居叔寧(還有侄兒居伯均),其他居伯強早在1942年死於西安;居伯齊在比利時魯汶大學。沒到台灣的只是居叔康、居季復、居瀛初、居載春。這四位千金中,居瀛初隨婿在美國,自不在被槍斃之列,但居浩然《先君行述》中只說「長姐叔康、二姐季復、六姐叔樂,淪陷大陸」。語氣上並沒先先君而死,所以被槍斃云云,是可疑的。居叔康的丈夫是朱干青,曾任最高法院書記官長、司法院會計長;居季復的丈夫是「王某」;居叔樂的丈夫是祁樂陶,曾任中央銀行專員。似乎只有「王某」最可疑,也許他是共產黨,但我很懷疑居正會如此「大義滅親」。

  李敖查閱了居正夫人鍾明志發表在台灣《傳記文學》第17卷第3―5期的《我的回憶》,內有居浩然的注釋,提到他的六姐居瀛棣和六姐夫祁式潛:

  瀛棣畢業於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系,畢業後去延安。在延安與原籍山西之祁式潛結婚,改名朱慎,參加新四軍蘇北支隊(支隊長陳毅,副支隊長張雲逸)抗日游擊活動。抗戰勝利後在上海郵政儲匯局工作。大陸變色後情形不詳。生子女四,次子交玖姐撫育成人,改名張建國。

  李敖從史學家的敏銳目光出發,認為居浩然這段話語焉不詳,似有所隱諱。但他認為有一點是可以證實的,即居正的共產黨女兒和女婿就是居瀛棣和祁式潛。居正的女婿中只有一個姓祁,那麼,祁式潛必定就是祁樂陶。他進一步分析:

  祁樂陶後來既然是「中央銀行專員」,居瀛棣後來既然「勝利後在上海郵政儲匯局工作」,可見都是做過共產黨以後的事。並且做過共產黨尚有此種職位,自是國民黨看居正的面子。他們夫婦在做共產黨期間,或被國民黨逮捕期間,才有「次子交玖姐撫育成人,改名張建國」的事。

  因此,李敖的結論是:抗戰勝利以後,居瀛棣和她的丈夫已不是共產黨的身份,在國民黨逃到台灣時候他們不肯跟著去,而是「歸隊」了。

  

  居正的女兒與女婿

  早年參加學生運動

  

  李敖的這番推論,寫於1987年11月。當時,台海兩岸依然對峙如故,相關的資訊一般人是無從了解的,因此李敖的推論不完全與事實相符。應該說,居瀛棣和祁式潛這一對夫婦,是在日本侵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加入共產黨的。

  

  居瀛棣是居正的第六個孩子,1916年生於日本東京,她也是居正生於東瀛的三個女兒中最小的一位。因為生於東瀛,所以,居正將這三個女兒分別取名為瀛初、瀛玖、瀛棣。居瀛棣小時候生活在母親的故鄉江蘇省寶山縣(今上海市寶山區)楊行鎮,由外婆撫育長大。鄉居的生活,養成了她平民化的直率性格。後來,居正雖然做了國民政府的司法院長,她的這種平民化的性格也沒有改變。在家中,她不許傭人稱呼她及兄弟姐妹為小姐少爺,要直呼其名,家中有綾羅綢緞她不穿,卻偏愛布衣布褲(順便說一句,居正的打扮也很隨便,平常也是一襲布衣)。

  1935年夏,居瀛棣考取了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中文系住讀。在金女大,居瀛棣結識了一個叫周曼如(後易名周南)的同學。周曼如是學運積極分子,「民先」(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中共的外圍組織)成員,後加入中共,受中共北方學委黃華、韓天石的派遣,來南京開展抗日救亡工作。居瀛棣受周曼如的影響很大,使原本喜看武俠小說的她,對現實的政治有了了解和認識。當時她的大弟居浩然就讀於北平清華大學社會系,加入了清華學生救國會,曾起草了《清華大學全體學生敬告同胞書》,參加了北平學生「一二一六」大遊行。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改變了居瀛棣原先對政治無所謂的態度。

  當然,對居瀛棣影響最大的人是後來成為她丈夫的祁式潛。

  祁式潛別名祁樂陶,原籍山西壽陽,1915年出生在江蘇揚州東圈門外「祁氏山林」,世家出身。父親是晚清咸同間的大學士祁?藻的孫子、光緒朝工部尚書祁世長的次子;母親是道光年署理浙江巡撫卞士雲的孫女、光緒年閩浙總督卞寶第的季女。然而,辛亥革命以後,家族逐漸敗落,祁式潛這位世家子弟頭上的光環也沒有了。1927年,祁式潛與兩個姐姐隨母親從出生地揚州遷居南京,在那裡受到了時任國民政府新貴的姻親李石曾冷遇。世態的炎涼及寄人籬下的生活,使少年的祁式潛對現實社會及國民黨政權產生了反感。

  「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東三省及熱河相繼淪陷,這極大地激發了南京學生的抗日救國運動。1931年9月25日,在中共地下黨員的推動下,南京學界成立了「首都學生抗日救國會」,中央大學學生痛毆了外交部長王正廷;與此同時,北平南下學生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示威,怒打京滬衛戍司令陳銘樞,學生中民族主義的情緒一步步地高漲。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本已對國民黨新貴產生反感的祁式潛思想上開始左傾,成為南京鐘英中學的罷課學生代表。這是他第一次在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就充分顯示了他的宣傳及組織才幹。後來,他參加了由中共秘密黨員王崑崙、孫曉村、曹孟君等人發起的南京讀書會,利用每周六晚上或周日上午進行國內外時事分析,也學習馬克思、列寧及斯大林的經典著作。以後,祁式潛考入南京金陵大學理學院化學系(後轉文學院政治系),很快成為金大的學運領袖。在《金陵大學史》(張憲文主編,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中有關於祁式潛記載:

  金大中共黨的活動被鎮壓後,金大革命力量受到嚴重摧殘,進步學生的運動一度轉入低谷。……由於當時南京和金大的中共黨組織均遭到破壞還沒有恢復,金大學生的抗日活動缺乏直接有力的指導,而學校學生會又被學生中的CC派和復興社分子把持。在這樣困難的情況下,學校里以祁式潛為首的一些進步學生乃行動起來,自覺地承擔起在同學中作發動工作的艱巨任務。他們先是在學生中開展了「讀書會」活動,組織同學閱讀進步書籍,擴大中共黨的影響。與此同時,他們又以「救亡」相號召,積極在同學中從事抗日宣傳和鼓動。通過一個時期工作,在祁式潛周圍,逐步集結起一些活動骨幹,如李庚、胡篤弘等,學生中的進步力量也日漸發展。

  1936年春,以祁式潛為首的一批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等校的學運骨幹(包括李庚、胡篤弘、後文翰、薛葆鼎等)開始了籌組南京學生界救國會的進程。學運骨幹們先後與在北平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負責人李昌)及在上海的全國學聯(負責人段君毅)建立了聯繫。8月1日,學界救國會正式成立,祁式潛當!為執行委員兼組織部長。後來,作為學界救國會的主要負責人,又被推!為南京市各界救國會的執行委員。

  

  南京學生界救國會內部名稱叫南京秘密學聯,也是當時全國僅有的「地下學聯」。它與那些五花八門的救國團體有本質的不同,首先,它的組織是秘密的;其次,它從籌備到成立再到活動,始終處在中共的指導之下。《南京大學共產黨人》(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5月版)一書有這樣的介紹:南京學聯雖用的是公開的統一戰線的群眾團體的名稱,它卻不是一般的群眾團體,而是一個只有先進分子參加,秘密進行革命工作的,作為救亡運動骨幹組織的革命學生團體。學聯是在一個特定歷史時代和條件下產生的,即在南京黨組織遭破壞後一段時間活動的,有其特殊性的革命學生團體。秘密學聯按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開展了南京的抗日救亡運動,發展了革命力量。

  

  陳毅說:「連居正的女兒也相信共產黨。」

  

  居瀛棣和祁式潛相識於1936年的夏天。當時,華東地區的多所教會大學在浙江的普陀山舉行了一次聯合夏令營活動,在營地,他倆認識了。對居瀛棣而言,「這偶然的相識,不料是根本改變我今後思想生活的淵源」(居瀛棣:《自傳》)。祁式潛起先並不知道居瀛棣是居正的女兒,只是覺得這個女學生穿著很樸素也很有個性,後來知道了,就把她作為「發展外圍團體」的工作對象。隨著交往的加深,祁式潛覺得居瀛棣不像國民黨大官的闊小姐,慢慢地,倆人就有了愛情的萌芽。

  1937年7月7日,抗日軍興,此時居瀛棣和祁式潛卻天各一方。這時祁式潛已加入中共,任中共南京市委委員,併兼南京學聯外圍組織「首都學生界抗敵後援會」總負責,奔走在抗日救亡宣傳的前線。他受南京市委派遣,來到了出生地揚州,與揚州的中共黨員朱邁先(朱自清長子)取得聯繫,組建了隸屬南京市委的中共揚州支部。居瀛棣則離開南京去了武漢,借讀於武昌的華中大學,也參加了救護傷兵的工作。1938年初,倆人在江城重逢。見到心上人,居瀛棣感到既高興又難過,高興的是和自己所愛的人又見面了;難過的是兩人又將面臨著分別,而此別又不知什麼時候再重逢。在這個時刻,居瀛棣暗下決心:離家出走,隨愛人參加抗日救亡工作。

  機會終於來了。1938年夏,作為中共長江局青委委員的祁式潛來到成都,向中共成都市委青委傳達長江局的指示精神,順途也去看了就讀於遷蓉華西壩之金女大的居瀛棣。這一次,居瀛棣再也不放過這個機會了,她在《自傳》中回憶道:「1938年8月10日清晨,我向熟睡的母親暗暗告別。我一口氣隨祁君由成都又到了重慶。9月18日這一東北淪陷的紀念日,我又重登上了漢口碼頭。這時馬當已失,漢口十分吃緊,碼頭上、街道上,人車喧嚷,一片驚慌擾亂現象,我卻興沖沖唱起了新學會的『快樂的心隨著歌聲飄蕩……』的歌。」從此以後,居瀛棣隨祁式潛進入了中共在敵後建立的抗日根據地。

  1939年2月,在安徽省立煌縣(今金寨縣)白水河新四軍第四支隊兵站,居瀛棣經中共鄂豫皖邊區黨委會常務委員方毅、何偉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月,居、祁兩人完婚。

  從1938年9月到1943年7月,居瀛棣(化名朱慎)和祁式潛(化名趙政)在中共鄂東、鄂豫皖、皖東、淮南抗日根據地工作。祁式潛先後擔任過中共鄂東特委委員、中共鄂豫皖邊區黨委會委員、中共蘇皖省委委員、中共皖東津浦路東省委委員、中共皖東津浦路東區委委員、中共淮南蘇皖邊區黨委宣傳部長,還有政、軍、教、文多方面的兼職。夫唱婦隨,居瀛棣在根據地擔任文書、文化教員及農村黨組織的宣傳與組織工作。1941年1月,居瀛棣當!為津浦路東第一屆參議會的參議員(參議長先是鄧子恢,後是劉順元)。

  由於祁式潛、居瀛棣夫婦特殊的家庭背景,加上祁式潛的高級幹部身份,使他們成為上述根據地(尤其是淮南根據地)的知名人物。受到劉少奇、陳毅的多次接見。陳毅這位留學生出身的新四軍代軍長還說:「共產主義是真理,不但我這個喝過洋墨水的人投身它的門下,連居正的女兒也相信共產黨。」

  

  居正女婿脫黨、被捕及釋放的經過

  

  以上,就是居正的共產黨女兒和女婿參加中共革命的簡況。由於1949年以後海峽兩岸相關資訊的斷絕,所以居浩然在1970年為其母回憶錄所作的有關居瀛棣的注釋部分內容不確:(1)居瀛棣是肄業於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3年,而不是畢業;(2)居瀛棣與丈夫祁式潛均未去延安;(3)居瀛棣在中共根據地參加的是新四軍江北游擊隊縱隊下屬的新7團(團長余龍貴,政委廖成美,祁式潛以路東省委委員兼新7團政治處主任)。李敖的推測也不準確。李敖說:「抗戰勝利以後,居瀛棣和她丈夫已不是現役共產黨的身份。」又說,「他們夫婦在做共產黨期間,或被國民黨逮捕期間,才有『次子交玖姐撫育成人,改名張建國』的事。」其實歷史事實則要曲折複雜得多。

  1943年,對身為中共黨員的居瀛棣和祁式潛而言,是極為關鍵的一年,這一年所發生的一系列事情,將影響他們的一生。這年4月,日軍進攻淮南地區,區黨委部署婦女、兒童疏散。5月,居瀛棣攜兩子經區黨委批准撤退到上海。同期,淮南區黨委開始整風運動。整風中途,審干開始。8月,作為淮南區黨委高級幹部的祁式潛出走,引發淮南東南地區(祁兼淮南東南中心縣委書記)一大批幹部受到懷疑,連祁式潛的南京學聯戰友李庚也被抓了起來,有人甚至斷言南京學聯是個打著紅旗的特務組織。

  祁式潛究竟為什麼要出走?筆者認為,從客觀上講,與淮南區黨委的先整風後審干有關。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發布第二個「四三」決定,號召抓內奸。7月15日,康生在延安作《搶救失足者報告》,延安開始了大規模的「搶救失足者」運動。8月15日,中共中央又發布《關於審查幹部的決定》,說:「特務之多,本不足為奇。」這種心理及思維方式嚴重影響了整風與審干運動。從主觀上講,妻兒撤退到上海,對祁式潛的心緒也不無影響。在主客觀綜合因素的作用下,祁式潛抱著「不叛黨,不脫離革命」的宗旨走了。

  但實際情況是,祁式潛、居瀛棣夫婦有兩年時間(1943年8月―1945年8月)未能與中共組織聯繫上,「叛黨」自然談不上,但「脫黨」就脫不了干係了。

  祁式潛夫婦在上海,而居瀛棣的姐姐居瀛玖夫婦也在上海。居瀛玖婚後8年未育。於是,他們將出生不久的次子祁懿年(這是祁式潛的母親按照卞氏家族的「年」字輩排行命名的)送給了居瀛玖、張鳴(即張驚聲)夫婦,祁懿年從此就成了張建國了。

  1944年1月,祁夫婦抵重慶。居正第一次見到了帶她女兒出走的這位女婿。居正當然是知道祁式潛身份的,但翁婿雙方都抱著「家中不談國事」的態度。不久,居正還設法將女婿安排到財政部屬下的花紗布管制局任視察(這是一個拿乾薪不干事的閑差)。王小痴所謂的居正「大義滅親」,根本是子虛烏有的事情。

  祁式潛確實被國民黨逮捕過,不過,一個月以後就放出來了。知悉者除居正外,還有一人是祁式潛的二姐夫,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對此事有清楚的敘述:

  1945年4月,我應湖北省政府主席王東原之邀,離重慶赴鄂西宣恩,接任湖北省鄂西地區(第七區)行政督察專員。8月的某一天,我突然接到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稽查處(軍統機關)副處長張達的一封電報。張達是常州同鄉,但與我素味平生,只是在旅渝常州同鄉會的聚會中見過幾次面,他為何有電報給我?經拆閱後才知電文是關於妻弟祁式潛的,要我證實祁式潛對他們所說關於費鞏教授失蹤案是聽我說的事並複電。嗣後,又連接岳母卞氏快函,說祁式潛已被捕,關在××地方,並說聽說那裡有你的同鄉,盼速去救他等語。我當即複電張達,說我似曾對祁式潛講過費鞏教授失蹤案。旋即派專署秘書謝亞雲持我專函赴渝,面見張達,請其援手。謝到重慶見到張達後,方知祁式潛數日前已被其岳丈居正保釋出去了……

  

  這就是抗戰末期居正的女婿被捕並獲釋的經過。作為當事人,祁式潛的岳丈居正不僅沒有「大義滅親」,反而為親情所驅使,假以援手。所以李敖說:「數天涯,依然骨肉。」其實,了解居正的人應該知道,居正雖然反共但反對屠殺共產黨人。在國共對立最甚的1930年初,居正就應同鄉好友黃侃之請,出面保釋了被捕的共產黨人汪楚寶(汪季琦)和李俊民,對共產青年是如此,更何況是自己的女婿呢?

  

  歸隊及結局

  

  1945年9月,祁式潛夫婦在重慶與中共代表團接上關係,周恩來派胡喬木與祁接談,他們歸隊了。經過審查,1946年3月,祁式潛恢復黨籍。夫婦倆旋在楊超領導下從事中共地下情報工作,他們的工作關係轉入中共「吳克堅情報系統」。他們的身份又是共產黨了,只不過是執行「隱蔽精幹,單線聯繫」方針的地下共產黨人罷了。

  1946年夏,祁式潛與吳克堅同機由渝飛滬。居瀛棣則隨家庭經南京轉上海。在南京,居瀛棣曾專赴梅園新村30號中共代表團駐地向董必武彙報工作。到上海後,居瀛棣的公開職務是郵政儲匯局的會計,祁式潛的公開職務是中央銀行稽查(李敖文章說是中央銀行專員,待考)。祁式潛並以「徐大可」、「李公然」為化名開展情報工作,他的直接領導人是吳克堅。他發展了一些方面的關係,如他的堂弟祁式?(化名肖大成),後來肖大成成功策反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代理局長陸大公,並在上海解放前夕策動警察局機動車大隊起義;還有如國民黨要員楊虎及其夫人、胡公冕等。

  抗戰勝利以後,居正全家搬入滬寧地區,居瀛棣姐姐居瀛玖夫婦的滬上寓所――西愛咸斯路(今永嘉路)411號成為居家的中心。居瀛棣通過姐姐的關係,將該寓所的客廳提供給吳克堅,由蕭光華負責一部中共秘密電台。她自己還親赴香港,秘密會晤中央情報部駐港的情報負責人潘漢年,從潘處接回譯電員和密電碼,從而保證了情報聯絡的暢通無阻。

  後來,他們夫婦倆在上海江灣寓所的閣樓上也安置了一部秘密電台,直接與中共中央情報部聯絡。當時,中共地下黨情報經費緊張,夫婦倆還拿出了3000美金作為地下黨的活動經費。

  1949年5月24夜,解放軍從滬西徐家匯向市中心發起總攻,並推進到了中心地帶,次日下午,祁式潛以「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的身份,在其聯絡關係李思浩寓所,約見了剛被任命為國民黨上海市代理市長的趙祖康。經過談判,最終就移交資料、保管檔案、維持治安、恢復交通、廠商銀行復業等事項達成一致,為即將在5月28日下午舉行的國共兩黨上海市長陳毅、趙祖康的交接儀式打下了基礎。

  上海解放了。鑒於祁式潛、居瀛棣夫婦在上海3年中共地下情報工作的卓越表現,祁式潛被任命為上海聯絡局專員兼秘書處處長,居瀛棣則不僅受到中央軍委聯絡部的公開表彰,還被推舉為上海市靜安區的人民代表。

  按說,破壞舊政權的使命完成了,建設新政權的使命開始了。可是,對祁式潛、居瀛棣夫婦,尤其對祁式潛而言,其後的歲月卻是命途多舛。有人翻出祁式潛淮南出走的「舊賬」進行清算。於是,他的黨籍被停止了。一直「審查」了4年,總算查清楚了,但黨籍卻不能恢復了,必須重新入黨。這樣,這位1933年參加革命、1937年入黨的老黨員,就變成1956年重新入黨了。使用呢,當然也受影響,他離開了情報系統,又重操宣傳工作舊業,幹部定級時,只定了個13級。後來,整個中國大陸「極左」思潮盛行,在這種潮流下,祁式潛也「左」了。所以,有祁式潛的近代史研究所的同事李新在其回憶錄《「四清」記》(載《中共黨史資料》第64輯)中說的那些話,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但是根源在哪裡,卻是今天需要好好反思和總結的。

  祁式潛從1949年以後一直生活在「1943年淮南出走事件」的陰影之中,1966年6月文革伊始,他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今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捲入了一場派系鬥爭的旋渦之中,後被當時主持該所工作的「文化革命委員會」打成了「小三家村」成員和「叛徒」。「小三家村」意味著他是和鄧拓、吳晗、廖昧沙一樣的「黑幫」分子,而「叛徒」,則是要再次清算當年的「淮南出走事件」了。總之,在劫難逃。8月4日,在經歷了一場激烈的批鬥以後,祁式潛徹底的絕望了。是晚,在一個公園內,他服下了劇毒殺蟲劑「敵敵畏」身亡。

  死者逝矣!卻把痛苦留給了活著的人。居瀛棣個性剛烈,她無法相信丈夫會自殺,她要為夫申冤。然而,在經過近3年的不斷告狀和申述以後,她卻被打成了「反革命翻案集團」頭目。1969年夏,心力交瘁的居瀛棣,倒在了麥收勞動的田野中,再也沒有醒過來。

  2002年,居瀛棣、祁式潛夫婦的次子居瀛玖、張鳴夫婦嗣子張建國從美國來到北京,在與諸兄弟協商以後,決定將父母從八寶山革命公墓移葬京西昌平鳳凰山陵園。這裡位於長城腳下,依山傍水,沒有了八寶山的等級,卻有了一份寧靜。與他們夫婦同屬「一二?九」學運一代的中共老幹部韋君宜、楊述夫婦也安葬在這裡。逝者終於得到了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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