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罵沒罵過日本人真的很重要嗎？

騰訊大家日前刊發李潔的文章《魯迅是否看過日軍處決中國人的影像》，稱在仙台的東北大學的校史館裡，僅存放的四張幻燈圖片中，沒有魯迅所說的圍觀「呼喊萬歲」的幻燈片，便質疑魯迅棄醫從文的動機來自「創作」而感到吃驚。這篇文章使筆者開始思考魯迅與日本人的一些問題。

其實，東京大學藤井省三教授早在2002出版的《魯迅事典》（三省堂）一書中，就已經說在殘存的15枚幻燈片中，沒有發現魯迅所說的幻燈片。藤井教授的解釋是魯迅可能看了其他的影像，記憶發生了錯位的緣故，但沒有說棄醫從文的動機是「創作」的。實際上魯迅的問題點並不在棄醫從文的動機上，而在於棄醫從文本身的邏輯通路發生了短路。

不錯，魯迅是棄醫從文的。為什麼要棄醫從文呢？據他自己說是受了一批毫無表情，神情麻木的看客的刺激，於是想著先救治他們的心靈。一個是病入膏肓之人，一個是神情麻木之人。先救誰呢？從生命最寶貴的視點來看，當然是先救治病入膏肓之人。就是這個淺顯的道理，在魯迅那裡卻發生了驚天的顛倒：神情麻木之人先救，病入膏肓之人可以後救甚至不救。我們知道「活殭屍」在乎的就是一個「活」字。現在這個僅有的「活」字也被剝奪了，豈不殘忍？看著病入膏肓的人患病至死而不救，也不如同殺人？這樣推理下去是可怕的。看來魯迅也被看客們麻木了。

這就引出了另一個問題。這裡有個假設。如果魯迅在藤野先生的指教之下，學醫而成，

那麼他會成為一名救死扶傷的好醫生嗎？這個問題的轉換也就是：當祥林嫂、單四嫂子、孔乙己、阿Ｑ、華老栓、夏瑜等這批病人滿身臭味，哼哼呀呀地躺在病床上，魯迅會不厭其煩地為他們實施回春之術嗎？他是否會這樣想：「活殭屍」還有救治的必要？

這是個有趣的設問。從魯迅厭惡身邊人和身邊事到厭惡整個國民性來看，這是有難度的。否則他就不會棄醫從文了。一心只想「我以我血見軒轅」而鄙視人的肉體之痛，有資格有能力救治人的心靈嗎？肉體與心靈，究竟誰為先？這個不成問題的問題，在魯迅那裡成了最大的問題。但具有意味的是，這個顛倒的一個最大結果就是中國誕生了精神與文化意義上的魯迅。以前說沒有孔子，會萬古長如夜，那麼能否說沒有魯迅的誕生，是否也會萬古長如夜？我們今天談論近現代中國之所以還有些底氣，是否也與出了個魯迅有關？

魯迅畫像（二）

不過，一個不爭的事實是，魯迅在今天確實遭遇了尷尬。這種尷尬一方面是來自於他本身的知識話語對中國文化的反覆鞭打，另一方面今天承載這種中國文化的主體力量，實在反感這種帶有病態的入木三分的鞭打。所以，魯迅的邊緣化和邊緣化的魯迅，又本身是他知識話語中自帶的那麼一種先天不足。他可能自己也看出了這種先天不足所帶來的麻煩，所以他在死之前的一個月寫下《死》的文章。其中寫道：「自問數十年來，於自己保存之外，也時時想到中國，想到將來，願為大家出一點微力，卻是可以自白的。」為什麼要這樣自白呢？是他意識到自己將來必處尷尬的處境？所以他又留下七條遺囑。其中一條說：「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不忘記他就是糊塗蟲？這又作何解？

無疑，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不懂魯迅，就不懂近現代的中國。但這個重要性在筆者看來其實還僅僅是單向度的，它本身並不構成任何的話語權。因為它僅僅是「元敘述」。因為是「元敘述」，所以放在當下的語境下，發生錯位和誤解也是很正常的。問題是這個錯位和誤解是在「後敘述」的語境下產生的，這就令人生疑這個「後敘述」的語境竟然還不如「元敘述」的語境來得理想化？因為這些年我們倒是用一種偏執和狂躁，用一種要麼黑要麼白的單向思維，去肢解「當之無愧的近代中國的百科全書」（李澤厚語）魯迅，怎麼不產生問題呢？因為不是聖人而被捧上聖壇，因為不是偉人而權當偉人祭祀。一般而言結局都不妙。魯迅就是這方面的遭遇者。

魯迅的形象這幾年在中國並不佳。有很多說法。如一說魯迅什麼人都罵遍了但就是不罵日本人。一說魯迅臨死之際都相信日本人而不相信中國人。一說當時在上海虹口區的內山書店是日本的情報站，內山完造老闆是情報頭目，魯迅與內山打得火熱，豈不是最大的文化漢奸？於是，中學語文教科書里的魯迅，陸續地被「請」了出來。於是，魯迅對專制和奴性的揭示，成了一種心照不宣的語言禁忌。因為就是怕「子彈和匕首」有時也會被他人在冷風和陰雨中投向「不該投」的地方。

是的。魯迅讚揚過日本人的國民性。說「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慧，是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歷受游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魯迅全集》第13卷）。

是的。魯迅病逝後，是一位日本藝術家朋友，為他取下面膜，作為以後的塑像素材。今天我們記憶中的魯迅形象，就是日本人的傑作。魯迅萬事相信日本人，說日本人做事認真中國人做事不認真。為了講日本人的認真，魯迅舉了殺人的例子。「日本人殺人的認真」——這個在我們今天都不敢講的話題，當年（1932年11月22日）的魯迅則在北京的輔仁大學發表《今春的兩種感想》為題的演講。魯迅說上海有許多抗日團體，有一種團體就有一種徽章。這種徽章如果被日軍發現是很難免一死的。「然而中國青年的記性確是不好，如抗日十人團，一團十人，每人有一個徽章，可是並不一定抗日，不過把它放在袋裡。但被抓去後就是死的證據。還有學生軍們，以前是天天操練，不久就無形中不練了，只有軍裝的照片存在，並且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也忘卻了。然而一被日軍查出時是又必定要送命的。」

最為意向性的是魯迅還加以評述道：「像這一般青年被殺，大家大為不平，以為日人太殘酷。其實全是因為脾氣不同的緣故。日人太認真，而中國人卻太不認真。中國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掛就算成功了。日本則不然。他們不像中國這樣只是作戲似的。日本人一看見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為他們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當然要認為是勁敵。這樣的不認真的同認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看上去口氣很輕曼很隨意，好像在敘說一件於己無關的事情。但情緒的魯迅是急不可耐的，理性的魯迅更是怒不可言的：中國人怎麼會這樣？用殺人來襯托日本人做事認真，被殺者全是因為不認真。看似說的不是人話，但你再聽魯迅說：這一天因為是月蝕，故大家放鞭炮來救月蝕。「在日本人意中以為這樣的時光，中國人一定全忙於救中國抑救上海，萬想不到中國人卻救的那麼遠，去救月亮去了。」上海事變（指1932年1月28日軍進攻閘北）又要一年了。但我們中國人呢？「打牌的仍舊打牌，跳舞的仍舊跳舞。大家好像早就忘了。」這樣看來，魯迅鞭打的是這種健忘而又不認真的國民性。中國人善於「做戲」，而日本人「做事是做事，做戲是做戲，決不混合起來。」（《二心集 新的女將》）

魯迅照片（四）

是的。魯迅是在陰冷中，是在悲涼中，還能看到野草的不屈，還能看到北國之雪的晶瑩。人死後有墳地，有墳就是連接了期望而不是絕望。這種在陰冷和悲涼中放置對人的生命，人的生存狀態的關照，就比單純的民族，國家，社會這個單向度要來得深刻和入人心。扣問存在的意義，扣問經驗的意義，這就使得魯迅一開始就有個思考的高度。而這個高度是他在日本留學期間獲得的。

說他有日本的情結，說他喜歡日本人，即便是在國難當頭也沒有罵過日本人一句（其實這個判斷是有問題的。魯迅去世第二年，延安舉行第一屆魯迅研討會，主題恰恰就是「抗日與魯迅」），如果放置在存在的意義和經驗的意義的這個大知識背景下，而不是單純而老套的從國家社會歷史來看的話，這能構成什麼問題呢？戰爭中的敵對者就一定是日常中的敵對者嗎？戰火中就不能有人性之光閃爍？如是這樣，我們當年八路軍的將領們收養日本小女孩等的歷史故事，又為何成為美談？然道在同一命題下有二個或多個的解構文本？用民族主義大棒敲打人，如果越是有力越是能擊中人的話，就越表明這個國家的文明和文化實無太大長進，就越表明這個國家的國民性仍然沒有得到改造：今天的他可以高喊抵制日貨，明天的他也可以到日本爆買馬桶蓋。這就如同魯迅在《說鬍鬚》一文中說，我從日本回到故鄉來，嘴角上就留著宋太祖似的向上翹的鬍子，坐在小船里，和船夫談天。

「先生，你的中國話說得真好。」後來，他說。

「我是中國人，而且和你同鄉，怎麼會——」

「哈哈哈，你這位先生還真會說笑話。」

實際上魯迅所謂的「不罵日本人」的做法，恰恰反映出了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最為深刻的憂慮和矛盾——選邊。一方面是民族國家，不能不為大不為尊。另一方面是自己的民族國家不如西方國家和脫亞入歐的日本，憎與恨都不站在理性的一邊，甚至於感性也不符。苦惱中的困惑，困惑中的苦惱。

甲午戰爭的兩年後，即1897年，一位中國青年人來到了日本橫濱。他就是中國革命之父孫中山。這年是31歲。甲午剛戰敗，跑到戰勝國去幹什麼？照我們現在的思路看不就是漢奸的嘴臉？但孫中山不這樣思考。他務實地感到需要藉助日本的力量，來完成「起共和而終二千年帝制」的重任。

魯迅是在1902年來到日本橫濱港的，這是甲午戰爭後的第7年。在時間上不能算捷足先登，但是他把日本看的最透。大家熟悉的《藤野先生》散文，有一段是這樣寫的：「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你看，使魯迅勇氣倍增與良心發現的不是中國人而恰恰是日本人。

這要在今天，會令多少人憤怒？網上潮水般的謾罵肯定會淹沒任何聲音。但當時的人則顯得心平氣和。是當時的人憤青不夠還是今天的人太過糾結？這裡我們想起一個圖式：救亡與啟蒙。國難當頭，當以救亡為先。但救亡就一定要壓倒啟蒙？或者救亡就必須終止啟蒙？對此魯迅持不同態度。他的觀點是沒有持續的啟蒙何以「立人」？無以「立人」又何以「人國」？他說日本在那個時點上已經是從「立人」到「人國」了。所以，要到日本去留學，要到日本去拜師。那時的張之洞乾脆打出「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的旗號。

魯迅發表事實上的處女作《狂人日記》，並第一次用上「魯迅」的筆名，是在1918年。這年魯迅是36歲。從「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開始到「救救孩子」結束。「很好的月光」與「救救孩子」之間有什麼邏輯連帶呢？看不出來。在這裡，魯迅要麼就是深埋了自己的邏輯，要麼就是乾脆沒有邏輯。

儘管月光很好，但在月光底下發生的事情卻令人毛骨悚然——吃人。這或許是魯迅構思的意象學。36歲的魯迅總算看出了點歷史的門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狂人日記》的木板刻畫

歷史就是吃人？其實在魯迅之前早有人道破。如康德就說過「上帝的事業從善開始，人的事業從惡開始」。馬克思說得更乾脆：歷史的凱旋門就是建築在千百萬人白骨之上的。踐踏著千萬具屍體而前行的就是歷史。通過暴力、戰爭、掠奪、壓迫、陰謀、殘酷、濫殺無辜、背信棄義等等來斬傣辟莽，開拓旅程的就是文明。

但魯迅的深度是將吃人具象話，指出在中國是「仁義道德」在吃人。在這裡魯迅把批判的筆觸指向了幾千年來的封建禮教。但問題是仁義道德又是如何吃人的呢？仁義道德是個無形的文本之物，它是怎樣化為繩索，化為匕首，化為血淋淋的虎口來吃人的呢？魯迅沒有展開。只是寫道：「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趙家的狗又叫起來了。」只是寫道：「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本想批判吃人的禮教，但一個不小心卻把禮教絕對化，原則化了，表現出了禮教的「原教旨主義」傾向。寫《狂人日記》本想控訴吃人的歷史，不意成了魯迅對自身歷史命運的一個冥冥之中的預言：「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別人吃了，都用著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視。」

這裡，「疑心極深的眼光，面面相視」的寫法，對國民性的揭示相當精準。當然與此同時，魯迅也把自己套進去了，從周圍人要吃人到「我」也無意中吃過人，表明魯迅的原罪意識的形成。

日本學者，魯迅研究大家竹內好稱《狂人日記》表明了「罪的自覺」。而寫有《魯迅與日本人》的伊藤虎丸則說魯迅達到了「個的自覺」。何謂「罪的自覺」或「個的自覺」？就是小說中在狂人的追問下，年輕人最後說：「我不同你講這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吃人生態中的一個公開秘密，被魯迅揭破了。

從這一意義上看，筆者認為其實有兩個魯迅：一個是中國的魯迅，一個是日本的魯迅。中國的魯迅總是在設問：為何「難見真的人」？日本的魯迅總是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如果說中國的魯迅是大悲，那麼日本的魯迅就是大愛。大悲是個人行為，所以也叫個體魯迅。大愛是普世的，所以也叫人類魯迅。周海嬰在《我的父親魯迅》一文中說內山完造是個「基督徒」，思想浸透了「博愛精神」，「對中國的貧富貴賤都是一視同仁。」這或許就是魯迅與內山交往的潛在性因素。因為魯迅在骨子裡也具有博愛精神。

《狂人日記》的木板刻畫（六）

記憶猶新的是，我們曾經給了魯迅三大光環：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現在看來前二個家已經褪色，只剩下文學家，因為他有小說有散文有翻譯。但更本質地看，更能顯露魯迅體質的是詩人。他是用詩人的不確定性思維來思考中國與日本，思考中國人與日本人。所以他說一個不寬恕，這倒是詩人的情感與氣質，如是政治家就是不及格。如果是一位詩人，那麼他不罵日本人（其實他也罵日本人），他虛構棄醫從文的動機（其實現在還沒有證據），都是在想像的射程之內了。因此魯迅又是詩意的。

詩人往往孤獨，所以魯迅是孤獨的；詩人往往怪誕，所以魯迅是怪誕的；詩人往往冷峻，所以魯迅是冷峻的。正是這種詩人的敏銳性，使得魯迅成為西洋美與東洋美的最早的發現者，也就是懂得中國之外的世界中也存在著美的事物的最早的中國人。

關於這點，日本著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吉川幸次郎也持這種看法。正是因為看懂了西洋美的本質在於人的精神的關照，所以魯迅最厭惡的就是中國的國粹。他要青年人不要看中國書，不要讀老莊。說與其崇拜孔丘、關羽，還不如崇拜達而文、易卜生。說與其犧牲於瘟將軍五道神，還不如犧牲於Apoiio。當然，晚年的魯迅收斂或自我抑制了詩人的這種氣質。因為在他看來，比起發現新的美，與眼前醜陋的現實進行抗爭更具現實性。

現在有個學術時髦，就是將魯迅與胡適作比較，然後讓你選擇：要胡適還是要魯迅？要一個溫和的自由派還是要一個陰冷的怪誕派？在筆者看來，胡適主張制度建設，認為制度才是根本。魯迅主張國民性改造，認為再好的制度如果還是這種德性，又有何用？況且這種德性的人怎能製作好的制度？胡適看到了制度問題，所以他主張白話文，寫新詩，寫中國哲學史，紅樓夢考證等，做些基礎的工作。魯迅看到了文化問題，國民性問題，所以他看透的多，破壞的多。先破後立的一個結果就是唱出了不破不立的邏輯先聲。這樣來看，魯迅與胡適，誰更深刻？自然是魯迅。誰更公知？自然是胡適。那麼當下中國是要更深刻還是要更公知？筆者認為還是要更深刻的好，因為只有深刻通救贖。

魯迅在《兔和貓》里有一段陰冷的筆觸：「那黑貓是不能久在矮牆上高視闊步的了，我決定的想，於是又不由的一瞥那藏在書箱里的一瓶青酸鉀。」

魯迅在《明天》里有一段怪誕的描述：「單四嫂子早睡著了，老拱們也走了，咸亨也關上門了。這時的魯鎮，便完全落在寂靜里。只有那暗夜為想變成明天，卻仍在這寂靜里奔波；另有幾條狗，也躲在暗地裡嗚嗚的叫。」

魯迅在《文床秋夢》里有一段荒謬的妙語：「春夢是顛顛倒倒的。夏夜夢呢？看沙士比亞的劇本，也還是顛顛倒倒。中國的秋夢，照例卻應該肅殺，民國以前的死囚，就都是秋後處決的，這是順天時。天教人這麼著，人就不能不這麼著。」

這樣來看的話，陰冷，怪誕，荒謬是魯迅審視世界的基本著眼點。或者說，魯迅的生命意義就是體現在這陰冷感，怪誕感，荒謬感這「三感」之中。所有的思考對象，所有的審美對象都應著這「三感」而變得陰冷，怪誕和荒謬。所以，魯迅「罵不罵日本人」的問題本身也隨著這「三感」而變得陰冷，怪誕和荒謬。

魯迅曾問過內山完造老闆：孔聖人還在世的話，他是親日派還是反日派？

內山回答道：大概，有時候親日，有時候反日吧？

聽了內山的話，魯迅哈哈大笑。

為什麼要哈哈大笑呢？

他是否想起了自己寫的什麼？

諸如「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這是我的罪過」。

諸如「哪裡也不想去。哪裡也不必去。就死死地固守在這塊土地，與種種鬼鬼魅魅死打爛纏，顯現真勇士的猛志固常」。

當然，他更不知道他所喜歡的日本，從1953年開始初中三年級的語文教科書中收錄竹內好翻譯的《故鄉》一直沿襲至今。這也就是說，只要在戰後接受過義務教育的日本人，想繞都繞不開魯迅。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如果還糾纏於魯迅罵不罵過日本人，真的不顯得無聊嗎？

魯迅對自己的死後安排是：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那麼我們對這個問題是不是也來個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魯迅與友人，內山完造（左一）與魯迅（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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