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東亞戰略與對華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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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關鍵字正文關鍵字欄目類別 所有類別 特別推薦 時事評論 國際瞭望 社會圈點 學術點滴 背景播放 人物動態 雜談隨想2011年9月1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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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關鍵字正文關鍵字欄目類別 所有類別 特別推薦 時事評論 國際瞭望 社會圈點 學術點滴 背景播放 人物動態 雜談隨想美國的東亞戰略與對華戰略王 帆摘要美國的東亞戰略調整是政策回歸的產物，是針對東亞形勢的變化而採取的應變之策，實質仍在於強化和維持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其主要方式是基於地區制衡的前提下不斷交替使用離岸平衡與選擇性介入。美國的對華戰略是其東亞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美國意識到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已經出現可能替代美國影響的趨勢時，東亞成為美國戰略關注的重點之一。在這一前提之下，美國的東亞戰略加強了針對性和進攻性。中美戰略性衝突有可能上升，但同時在新的安全利益得以相互明確的過程中，利益協調仍是關鍵。目前，中美戰略猜疑仍在上升，中美之間進入新的戰略磨合期。2010年以來，中美關係走低，中國周邊風雲四起。這一切與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從阿富汗收縮、其中東戰略出現巨大調整幾乎同步發生，與此同時，美國實力總體下降，影響力今不如昔。在新的形勢下，作為美國亞太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的東亞戰略如何轉變？是進一步擴展還是收縮？是在長時段的總體收縮趨勢下的局部擴展還是全球戰略的根本性調整？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美國的東亞戰略與其對華戰略密切相關。兩者的關聯性在於：（一）中美實力變化有可能影響美國東亞戰略中對華戰略的構成；（二）對中國的長期戰略對手定位也會影響其亞洲戰略的整體布局。美國東亞戰略調整對中美戰略合作關係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一、美國東亞戰略的調整雖然防範潛在的戰略對手在美國的東亞戰略中從未被忽視，但由於「9?II」事件導致美國安全戰略集中於更為緊迫的目標，此後其東亞戰略還是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戰略鬆散狀態。而隨著階段性反恐從近十年的緊迫期轉為常態化，後伊拉克戰爭與後阿富汗戰爭的美國外交戰略重新成為美國戰略界關注的焦點。就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而言，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互動更為緊密也更為複雜。而東亞戰略對於全球戰略的重要性重新得到確認。調整不能適應形勢變化的一部分東亞戰略，扭轉對其不利的形勢，對東亞戰略進行糾偏和重新聚焦是美國高調「重返」東亞的深層因素。美國亞洲研究所將美國此次回歸亞洲概括為五大原因：其一是亞洲經濟強勁復甦；其二是中國崛起，亞洲格局改變；其三是亞洲地區組織得到發展；其四是亞洲存在諸多傳統安全挑戰；其五是非傳統安全威脅。這些看法基本延續了以往的戰略思路，仍然強調權力轉移和權力變局對於美國的影響，但一個重要的變化在於重新將傳統安全挑戰置於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前。從戰略上看，美國的傳統安全挑戰始終指向中國等新興大國，但由於中國的實力發展最為顯著，中國便迅速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可以說，中國因素是美國調整其東亞戰略的主要動因。作為一個大國，美國對其他大國的擴展歷來十分警覺。美國一直有丟失亞洲之憂，丟失亞洲意味著美國退守為地區國家。隨著中國崛起，這種擔心呈幾何級數上升。中國在亞洲的發展有可能出現的替代趨勢，使得美國的競爭防範意識增強，促使其加快了強化美國影響的新布局。出於形勢變化和戰略疑慮，美國在東亞戰略上進行了如下調整：（一）利用亞洲國家或地區間存在的領土紛爭製造有利於美國的地區力量制約和平衡。美國抓住東北亞的「天安號事件」，強化了與韓國的聯盟關係，保住了在日本的普天間軍事基地，又利用2010年11月23日出現的延坪島炮擊事件，調動航母駛入黃海海域；在南部，利用南海領土爭端，加強與越南的安全聯繫，聲明美國不再是南海爭端的旁觀者而是利益相關者，高調介入南海事務。（二）以東南亞為突破口。鑒於東南亞在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方面的重要性，美國重返亞洲的重點就是重返東南亞。對於美國而言，東盟是比拉美、俄羅斯、中東和非洲更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美國是東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和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方。東盟是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東南亞進口美國商品是中國進口美國商品的兩倍。超過三分之一的全球貿易和66%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氣運輸通過這一地區的海峽，馬六甲海峽比蘇伊士運河的運輸量高三倍，比巴拿馬運河高十五倍。這也是中國、日本和韓國的能源生命線。三國超過80%的石油和天然氣來自或經過東南亞。為此，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意在深度介入的措施，如加強與東盟的經濟貿易聯繫，決定恢復對印尼特種部隊的軍事支持。介入南中國海事務也是美國強化在東南亞存在的一部分。美國還於2009年11月奧巴馬訪日期間啟動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意圖另起爐灶、重新搭台唱戲，達成適用範圍更大、更能發揮重要影響的新平台、新機制。（三）強化對中國的圍堵施壓，擠壓中國的發展空間，構建全方位包圍圈，從東北亞、東南亞到南亞加強對中國的戰略遏制。軍事仍然是美國佔據壓倒性優勢的領域。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行動自由是其重點。美國意在通過精明的軍事投入，威懾中國可能的軍事進攻，彌補美國在中國不對稱威脅下的弱點。（四）恢復在亞洲的影響力。通過巧實力的運用，在與中國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力之爭中保持優勢。「9?11」事件以後，一些東南亞國家疏遠了與美國的關係，進而出現了反美主義情緒，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綜合影響力不斷上升。因此，美國加大了對地區影響力的重塑，強調對亞洲的公眾外交、民主價值和非強制性舉措。（五）希望參與搭建新的長期性的地區性架構，以最有效地實現合作，建立互信，減少競爭摩擦。美國參與長期的機制塑造，是要謀求在這一地區的長期戰略利益，而不是短期或暫時的利益。正如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聲稱的那樣，美國在亞洲不是一個來去匆匆的大國，而是一個長駐大國。美國希望給外界透露的信息在於作為地區重要一員參與地區事務，而不僅僅是外來者的介入。美國雖然實力下降，但仍會信守對東亞的承諾，保持其信譽。美國駐紮於此，不會離開。為了謀求主導地位，美國不僅不能缺位，而且必須參與機制塑造，發揮重要作用。總之，美國對東亞的戰略將會在適度超脫的前提下貫徹以下幾個要點：一是繼續保持主導地位；二是進一步向東亞多邊組織滲透；三是彌補制度安排以及力量對比變化或權力轉移帶來的缺失；四是加大圍堵中國的力度。二、美國東亞戰略調整的實質及走向正如美國的全球戰略沒有出現根本性調整，美國的東亞戰略也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轉變，但出現了政策上的調整。美國的東亞戰略仍然是預防、防範和彌補，是反應與回應，是以進為退而非謀求外科手術式的主動轉變。從戰略上看，雖然美國的東亞戰略是繼續擴展還是收縮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但其戰略實施很可能是一個折中的產物。當作為美國戰略對手的中國不斷發展的時候，美國採取收縮戰略顯然不符合美國的戰略思維。但在陷入國內經濟問題或實力下降之際，採取收縮戰略又符合美國戰略的歷史思維。美國如何在擴展與收縮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顯然是今後一個時期美國戰略界的思考焦點。雖然美國的大戰略仍在「繼續擴張」和「適度收縮」的世紀爭論中舉棋未定，但美國的亞洲戰略出現一些局部調整的可能性很大。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萊恩提出了離岸平衡大戰略。雖然這一概念與《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離岸平衡者」有相似之處，但仍有一些不同，對此萊恩作了具體的闡釋：「隔岸平衡大戰略具有四個關鍵目標：(l)將美國與未來可能在歐亞大陸發生的大國戰爭相隔離；(2)避免美國『為信譽而戰』或為盟國的利益而從事不必要的戰爭；(3)降低美國本土易受恐怖主義襲擊的脆弱性；(4)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實力地位和戰略上的行動自由度。與美國當前奉行的霸權大戰略不同，隔岸平衡戰略是一個多極——不是單極——戰略，因此它能夠包容新興大國的崛起，同時將歐亞大陸上主要大國自身防務的主要責任轉交給它們自己，或者促使它們不斷增強自身的防務能力。」萊恩認為隔岸平衡戰略之所以是取代當前美國大戰略的最佳選擇，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該戰略是維護美國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其最大的益處是避免直接衝突，降低成本，減少風險。另一位美國學者扎卡利亞認為，美國具備離岸制衡的充分條件：其他力量的崛起是真實的，但同時也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因此，美國的角色與以往不同，但仍至關重要。當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小國在未來的年代裡崛起時，它們之間會出現新的衝突點……作為一個身處遠方的大國，美國通常是那些擔憂地區內出現霸權的國家最易於求助的夥伴。實際上，正如學者威廉?沃爾福斯指出的那樣，正是由於地區強國的成長，美國的影響才得以加強。地區強國發展的不平衡給美國提供了有利的介入時機，同時處理好與發展中地區大國的關係有利於美國更好地發揮領導作用。換句話說，如果美國能夠處理好與新興發展大國的關係，並且能夠較好地駕馭或控制這些大國的發展軌跡，美國的影響力將會進一步增強而不是削弱。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羅伯特?阿特的觀點。他強調，美國不能放棄選擇性干預的戰略。也即美國對其國家利益要有更為清晰的界定，將美國的政治注意力和物質資源優先集中於生死攸關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主動態勢，保持前沿存在，以現實主義手段追求民主、自由市場、人權和國際開放等自由主義目標。在談到選擇性干預戰略的運用時，阿特特別指出，這一戰略是塑造戰略，是利用美國在歐洲、東亞和波斯灣的關鍵性聯盟和前沿存在，塑造相應地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格局，使其更符合美國的利益。除了軍事力量，阿特還強調了美國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性。因而，現在美國戰略界的爭論出現了一個重要轉變，從冷戰結束時的干預主義與孤立主義之爭，變成了有效介入與有利規避之爭。這一爭論表明，美國意在形成主導性支配戰略、離岸平衡戰略與選擇性干預戰略等選項之間的相互補充與平衡。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巧實力」概念，從戰略上顯然也是為了更好地保持靈活性和綜合性，有針對和側重地交叉使用不同選項，以期達到最佳戰略效果。在涉及東亞戰略轉向的問題上，美國必須有所作為，但又面臨選擇困境，可以說其東亞戰略調整的空間相對有限。首先，從霸權護持的角度看，美國是一個總體上不斷拓展的國家。美國不會全面收縮，而只是有選擇地收縮。當其在某個地區處於停滯或目標告一階段之後，必然會在其他地區擴大其影響力。當在中亞受到阻力，它可能在南亞或亞洲其他地方擴展。一些被美國視為中間地帶或新中間地帶的區域，比如中國的台海問題、南海問題，還有太空領域、環保領域、網路領域等，都會成為美國挑起爭端的由頭。其次，美國的全球大戰略必然存在側重點選擇的困境。美國無法做到四面兼顧。鑒於其全球戰略困境，當前美國在東亞總體上保持一個維持現狀的政策顯然是最為有利的。在東亞，如果實施推倒重構，美國並不一定獲益很大，而成本卻註定很高。同時，在東亞地區維持現狀，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並未喪失，只不過可能受到一些影響。面對新興的地區大國力量，美國只需適時進行預防性干預，而沒有必要展開一個全面的重塑計劃。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甚至是南太平洋，美國仍然擁有相對穩固的聯盟體系，只要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沒有瓦解，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是難以動搖的。美國現在希望實現的是一個更為精緻的以雙邊為基礎、以多邊為補充的嚴密安全網路，把這一地區的國家都納入地區網路之中，而不至於自行其是。同樣出於維持有利於美國的東亞格局的考慮，美國不會支持東亞一體化。其具體作法就是以泛太平洋的一體化來覆蓋或取代東亞的一體化趨勢。美國在APEC的基礎上推動包括美國在內的合作進程，實際上不過是干擾而不是真正推動太平洋地區的合作，牽制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從更大範圍來看，美國在亞洲應該建立一個跨太平洋而不是泛亞洲的地區秩序，在這個秩序中，美國才能發揮全面的作用。美日聯盟仍是軸心，但美國應該致力於建立一個包括新興力量在內的東亞安全機構。」美國不會支持東亞一體化，但會推動東盟一體化，無法反對東亞共同體，但會強調APEC、東盟貿易一體化。東亞峰會和東盟地區論壇是其重要活動平台，並依據《增進美國一東盟夥伴關係計劃》和《美國一東盟貿易與投資框架協議》來具體實施。分析其戰略措施的運用，也可以佐證其謀求總體穩定、有限介入的思路。首先，美國的東亞戰略並不是挑起戰爭而是預防戰爭。在經歷了伊拉克這一場成本巨大的局部戰爭之後，在金融危機元氣大傷的國內經濟困境之下，美國無力承擔在東亞的戰爭風險，也無力捲入其他國家的戰爭危機之中。美國東亞戰略的核心也是預防大戰的爆發，而不是相反，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防止對手實力擴大。因此，削弱潛在的對手至關重要。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曾直言，雖然美國不擔心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會與美國叫板，但美國一定要「操心」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會「破壞美國全球自由行動的能力」，「進而壓縮美國的戰略選項」。美國維護歐亞大陸的大國和平，其第一項高度重要的國家利益是維持歐亞大陸各大國間的深度和平。這既要求大國之間不發生大規模戰爭，又要求不出現激烈而持續的安全競爭。預防這兩種情形都符合美國的利益。其次，地區制衡仍是美國東亞戰略的規定性選項。誠然，美國對外戰略的變化是與其總體實力變化密切相關的，金融危機後美國的東亞戰略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也會有所變化，那就是美國將在適度超脫的。情況下繼續介入東亞事務，試圖在成本和投入降低（至少不增加）的情況下保持對東亞事務原有的影響力，保持可持續的霸權地位。而為了減少成本付出，就必須藉助於地區危機和爭端，保持美國的特殊影響力和制衡能力。無論是選擇性介入還是離岸平衡，制衡都是美國亞太戰略的核心。基辛格認為，亞洲是一個相互制衡的世界，亞洲的均勢更細微，因而也更複雜。「在亞洲維持穩定的均勢將是一件複雜的工作。該地區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擁有驚人資源的軍事競爭者。東亞沿岸（從孟加拉灣到日本海）是一個特別具有挑戰性的區域。」均勢戰略的一個策略實際上是分而治之。落實到東亞，就是不允許出現一個沒有美國主導和參與的一體化的東亞。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認為，均勢並非歷史遺物。亞洲的軍備競賽正在繼續，雖然還不至於引發戰爭，但對均勢的誤判卻在增加，而中國將會填補權力真空。也有學者認為，美國採取英國式的制衡並不可取，當中國尚未崛起之時而選擇制衡中國，會導致自身的孤立處境。但適時採取有效的制衡，避免美國的盟國在與中國的實力對比中處於極大的劣勢是美國東亞戰略的均勢法則之一。「應該關注中國拉大與鄰國實力差距的趨勢，而不是中美間實力差距是否在縮小。」對盟國或協作方進行限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盟國能夠制衡中國的方法之一，是使它們擁有一定實力，承擔更多責任，但又不至於脫離美國的主導而完全自主。換言之，美國若試圖在東亞地區圍堵中國，必須使其盟國相信，中國已經崛起，只有在美國的主導和策動下合縱連橫才能保持一方平安。在制衡的前提下，美國會選擇介入式制衡還是離岸制衡？顯然，美國可能會使用綜合制衡的手段，連續交替加以應用。在一些問題上讓盟國更多承擔責任，比如朝核問題和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建設，美國就並不打算大包大攬，而是以拖待變，將責任轉給其盟國和中國等國，對東亞相關國家進行牽制；而在東南亞，美國則會用力更多一些，因為這一地區是中國影響力最有可能擴展的區域。無論介入程度深淺，美國都會採取借力打力、製造矛盾的方式，來避免美國介入成本和風險的增加。而介入程度是其戰略實施的關鍵。介入程度與離岸平衡是相互配合和適應的。美國在亞洲推動地區內相互制衡，是不是也會把美國自身捲入到力量均勢可能引發的競爭風險之中呢？顯然，為了防止這一點，美國必須設法保持亞洲間的低水平均勢，一是反對軍備升級，二是盡量削弱這些國家的總體實力，讓這些國家對抗而不至於引發危機，也就是適度緊張的政策。製造適度緊張是美國東亞制衡戰略所需。與此同時，在東亞，美國也是需要適度緩和的，這與保持適度緊張是一個道理。當危機有可能越過美國承受的紅線而面臨戰爭風險的時候，美國將會實施緩和式介入，以減少出現衝突危機或局部戰爭的風險。適度緩和與適度緊張是相對應的概念，是相互配合而進行的。缺少適度緊張，美國將會面臨東亞自成一體而自身被邊緣化的風險；而缺少適度緩和，美國又不得不應對局部戰爭甚至是大國戰爭的巨大風險，這也是美國難以承受之重。所謂適度，取決於美國對自身利益的判斷和把握，緊張與緩和的交替取決於美國全球戰略的選擇以及地區局勢的不斷變化。有時以進為退、以緊張求緩和也是美國的策略選擇。因此，美國的東亞戰略和對華戰略都是在鬆緊適度或有緊有松的戰略運用中實現的。不能簡單地將美國介入東亞事務理解為製造緊張，其初衷或目的就是在維護東亞現狀的情況下保持或緊或松的狀態。在亞洲保持「次冷戰」狀態對美國是最為有利的，這是美國傳統霸權之道，也是西方霸權之道的要訣所在。因此，我們可以判斷，美國的東亞戰略也有其策略上的限度。其一，美國不會因為亞洲的領土爭端而捲入過深。亞洲的領土爭端是美國所需要的。但美國不會公開選邊，而是會根據美國的利益需要暗中制衡。其二，美國擔心在東亞重大事務中被排擠、被弱化或被邊緣化，恢復和保持其對東亞熱點問題的影響力是其重點。在現階段，美國無力進一步提升其影響力。其三，冷戰時的對立陣營很難出現。東亞各國雖然與美國關係或近或疏，但多數都採取全方位外交戰略。今天的現實是東盟不會一邊倒向任何一個大國，東盟本身成了大國衝突的緩衝區，同時也給大國提供了與東盟發展關係的適度空間。其四，中美關係也不會上升為全面的對抗。東亞當前的局勢並不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只是涉及其「重要利益」，美中之間的衝突，或許更多以間接對抗的形式來展開：2010年美國航母以韓美聯合軍演為名幾次進出黃海海域，虛張聲勢，也是顧慮與中國的關係。美國雖然在東亞強化了其影響力，但更多還是藉助於調動其盟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韓日近期一系列的軍事舉動就是明證。由盟國或准盟國與中國保持適度緊張的關係，防止或干擾東亞地區國家間任何一組關係過於緊密，仍是美國在這一地區最有可能的作法，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有利於美國的局面。總之，當前的美國處於戰略上的再一次選擇性收縮，這是一個總體的趨勢，而其東亞戰略將在選擇性收縮的總體態勢下展開。三、美國的對華戰略及其困境美國的東亞戰略貫穿一個主要變數，就是對中國走向的判斷與中美關係的變化。如果美國把中國作為地區體系的修正者，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其東亞政策就會強化競爭；但是如果美國把中國作為地區體系的維護者，它就能夠與中國達成更多共識。從目前來看，美國對中美關係和中國的走向判斷仍處於搖擺之中，對中國的東亞戰略存在諸多猜疑和擔心。歷史地看，中美關係雖然有長足的進步，但其發展水平仍受限於特殊的初期階段。目前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還沒有高到雙方必然加強安全合作的程度。「貿易和平論」在中美關係中仍需得到更多驗證。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之間的短期分離與長期一致性還未取得平衡。正因如此，美國對華戰略仍是兩面手法：一方面，面對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合作，在合作中塑造中國；另一方面，在有可能影響美國利益或易於發生利益衝突的領域，加大對華施壓的力度。美國對華戰略並沒有出現重大調整，但祭出了所謂新策略，「新策略是與中國打交道的『外交傑作』，它繼續保持威嚇、以強凌弱、強烈不安全感和謹慎的奇妙結合。」顯然，中美關係是亞洲穩定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對東亞地區的影響極大。中美衝突加劇，其連鎖反應會加大。當中美衝突佔上風時，這個地區將喪失和削弱和平與穩定的一個關鍵前提。這就是中美合作的地區意義所在。然而，中美在東亞安全、多邊安全機制建設上合作有限，美國的東亞策略還有抵消和滲透原有機制建設進程的意味。這表明中美對東亞這一區域層面的共同開發與治理，還存在突出的隱患與分歧，還不足以建立足夠的信任。中美之間擁有一定程度的戰略信任或戰略默契，但這種信任並不牢固。由於缺乏牢靠的戰略信任，每個國家都不得不考慮對方採取對抗選項的可能。美國已經表明，承認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但中國的行為不能影響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關鍵利益。而中國認為，美國不斷在中國周邊敏感區域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由此，中美之間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磨合期，彼此的戰略性試探將增加。目前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目的在於將中國納入美國希望的軌道。從權力政治的角度看，美國認為中國不甘於當前的地位，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國必然是一個希望改變現狀的國家，也不滿意美國在亞洲的地位，試圖取而代之。於是美國試圖從內部、外部多種因素多個角度，利用國際體制、經濟槓桿以及其他軟性因素向中國施壓，將中國納入相關多邊機制來規制中國。所謂中國的不確定性，是針對美國而言的，也即中國的發展是否削弱甚至違背了美國的利益。在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同時，美國也面臨其對華戰略的困境。（一）美國並不能輕易形成一個對華統一戰線。對這種現象感到沮喪的溫斯頓?洛德說：「我們在中國碰到的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在我們同中國人較量的時候，我們的歐洲和日本朋友袖手旁觀，而且他們抓住機會同中國人簽訂了合同。」美國同時也意識到，中國並不是亞洲唯一的潛在的不穩定變化的來源。日本、印度以及美國自身的安全政策都可能影響到這一地區的穩定。（二）如何更加有效地規制中國也是美國的挑戰之一。美國的對華戰略其實面臨深刻的戰略悖論：美國希望中國穩定，一個不穩定的中國有可能會冒險，「一個不確定的中國比一個強大的中國給美國及其盟國構成的威脅更大」，但一個穩定的中國的繼續壯大恐怕也會令其擔心。這一思路認為，對華的寬容與圓滑將會使中國更加老練成熟，謀取更大的活動空間。（三）中美之間已經或正在進入混合博弈：利益界限已經難以界定，不再是簡單的敵友關係。是在對抗中謀取妥協之道，還是在合作中謀取妥協之道，是美國的兩難選擇。美國東亞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增加中國的東亞安全成本付出，但也會由此加大美國的安全支出。四、結語當美國安全戰略已經從反恐重心恢復到以傳統安全為中心，在反恐常態化之後，美國意識到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已經出現可能替代美國影響的趨勢，東亞遂成為美國戰略關注的重點之一。在這一前提之下，美國的東亞戰略增強了針對性和進攻性，以彌補其反恐戰略的缺失，重新恢復其影響力和戰略主導地位。而東南亞則由反恐第二戰場重新成為美國東亞戰略的前沿突破口。中美之間在東亞地區實力變化的一升一降，被美國置於權力轉移的歷史視野之下，使中美互為權力結構對手的論調上揚，中美戰略性衝突有可能上升。構建和維護中美之間新的動態平衡任重道遠。目前美國的東亞戰略正呈戰略遞進的態勢，但會有一個限度。美國雖然可以在東亞策動一系列挑釁性軍演，強化與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之間的傳統同盟關係，加強對東南亞的護持和滲透，但美國並沒有在東亞進行局部戰爭的意圖。同時要看到，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中國在東南亞和東亞的影響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這些都增強了美國的防範意識，但美國的作法仍是平衡、抵消和削弱中國的影響力，以確保其優勢地位。其東亞戰略的目的並非謀取戰爭勝利，而是維持對其有利的安全。其實，對於美國以及其他地區大國而言，謀勝之道已不可取，協調謀取雙贏才是明智之舉。在未來，中美在東亞或亞太地區無法相互排斥，只能選擇相互協調。大國的戰略協調也能夠避免地區內中小國家在安全戰略上「選邊站隊」等惡化地區局勢的戰略困境。當然，防範和遏制大國崛起仍是美國不變的東亞戰略的核心。（《環球視野》第358期，摘自2010年第12期《外交評論》）美國的東亞戰略與對華戰略王 帆摘要美國的東亞戰略調整是政策回歸的產物，是針對東亞形勢的變化而採取的應變之策，實質仍在於強化和維持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和影響力。其主要方式是基於地區制衡的前提下不斷交替使用離岸平衡與選擇性介入。美國的對華戰略是其東亞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美國意識到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已經出現可能替代美國影響的趨勢時，東亞成為美國戰略關注的重點之一。在這一前提之下，美國的東亞戰略加強了針對性和進攻性。中美戰略性衝突有可能上升，但同時在新的安全利益得以相互明確的過程中，利益協調仍是關鍵。目前，中美戰略猜疑仍在上升，中美之間進入新的戰略磨合期。2010年以來，中美關係走低，中國周邊風雲四起。這一切與美國從伊拉克撤軍、從阿富汗收縮、其中東戰略出現巨大調整幾乎同步發生，與此同時，美國實力總體下降，影響力今不如昔。在新的形勢下，作為美國亞太戰略重要組成部分的東亞戰略如何轉變？是進一步擴展還是收縮？是在長時段的總體收縮趨勢下的局部擴展還是全球戰略的根本性調整？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美國的東亞戰略與其對華戰略密切相關。兩者的關聯性在於：（一）中美實力變化有可能影響美國東亞戰略中對華戰略的構成；（二）對中國的長期戰略對手定位也會影響其亞洲戰略的整體布局。美國東亞戰略調整對中美戰略合作關係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議題。一、美國東亞戰略的調整雖然防範潛在的戰略對手在美國的東亞戰略中從未被忽視，但由於「9?II」事件導致美國安全戰略集中於更為緊迫的目標，此後其東亞戰略還是出現了一定程度的戰略鬆散狀態。而隨著階段性反恐從近十年的緊迫期轉為常態化，後伊拉克戰爭與後阿富汗戰爭的美國外交戰略重新成為美國戰略界關注的焦點。就美國的全球霸權戰略而言，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互動更為緊密也更為複雜。而東亞戰略對於全球戰略的重要性重新得到確認。調整不能適應形勢變化的一部分東亞戰略，扭轉對其不利的形勢，對東亞戰略進行糾偏和重新聚焦是美國高調「重返」東亞的深層因素。美國亞洲研究所將美國此次回歸亞洲概括為五大原因：其一是亞洲經濟強勁復甦；其二是中國崛起，亞洲格局改變；其三是亞洲地區組織得到發展；其四是亞洲存在諸多傳統安全挑戰；其五是非傳統安全威脅。這些看法基本延續了以往的戰略思路，仍然強調權力轉移和權力變局對於美國的影響，但一個重要的變化在於重新將傳統安全挑戰置於非傳統安全威脅之前。從戰略上看，美國的傳統安全挑戰始終指向中國等新興大國，但由於中國的實力發展最為顯著，中國便迅速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可以說，中國因素是美國調整其東亞戰略的主要動因。作為一個大國，美國對其他大國的擴展歷來十分警覺。美國一直有丟失亞洲之憂，丟失亞洲意味著美國退守為地區國家。隨著中國崛起，這種擔心呈幾何級數上升。中國在亞洲的發展有可能出現的替代趨勢，使得美國的競爭防範意識增強，促使其加快了強化美國影響的新布局。出於形勢變化和戰略疑慮，美國在東亞戰略上進行了如下調整：（一）利用亞洲國家或地區間存在的領土紛爭製造有利於美國的地區力量制約和平衡。美國抓住東北亞的「天安號事件」，強化了與韓國的聯盟關係，保住了在日本的普天間軍事基地，又利用2010年11月23日出現的延坪島炮擊事件，調動航母駛入黃海海域；在南部，利用南海領土爭端，加強與越南的安全聯繫，聲明美國不再是南海爭端的旁觀者而是利益相關者，高調介入南海事務。（二）以東南亞為突破口。鑒於東南亞在地緣戰略和經濟利益方面的重要性，美國重返亞洲的重點就是重返東南亞。對於美國而言，東盟是比拉美、俄羅斯、中東和非洲更為重要的貿易和投資夥伴。美國是東盟第二大貿易夥伴和最大的外來直接投資方。東盟是美國第五大貿易夥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場，東南亞進口美國商品是中國進口美國商品的兩倍。超過三分之一的全球貿易和66%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氣運輸通過這一地區的海峽，馬六甲海峽比蘇伊士運河的運輸量高三倍，比巴拿馬運河高十五倍。這也是中國、日本和韓國的能源生命線。三國超過80%的石油和天然氣來自或經過東南亞。為此，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意在深度介入的措施，如加強與東盟的經濟貿易聯繫，決定恢復對印尼特種部隊的軍事支持。介入南中國海事務也是美國強化在東南亞存在的一部分。美國還於2009年11月奧巴馬訪日期間啟動了「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意圖另起爐灶、重新搭台唱戲，達成適用範圍更大、更能發揮重要影響的新平台、新機制。（三）強化對中國的圍堵施壓，擠壓中國的發展空間，構建全方位包圍圈，從東北亞、東南亞到南亞加強對中國的戰略遏制。軍事仍然是美國佔據壓倒性優勢的領域。維護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事行動自由是其重點。美國意在通過精明的軍事投入，威懾中國可能的軍事進攻，彌補美國在中國不對稱威脅下的弱點。（四）恢復在亞洲的影響力。通過巧實力的運用，在與中國對亞洲國家的影響力之爭中保持優勢。「9?11」事件以後，一些東南亞國家疏遠了與美國的關係，進而出現了反美主義情緒，而中國在這一地區的綜合影響力不斷上升。因此，美國加大了對地區影響力的重塑，強調對亞洲的公眾外交、民主價值和非強制性舉措。（五）希望參與搭建新的長期性的地區性架構，以最有效地實現合作，建立互信，減少競爭摩擦。美國參與長期的機制塑造，是要謀求在這一地區的長期戰略利益，而不是短期或暫時的利益。正如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聲稱的那樣，美國在亞洲不是一個來去匆匆的大國，而是一個長駐大國。美國希望給外界透露的信息在於作為地區重要一員參與地區事務，而不僅僅是外來者的介入。美國雖然實力下降，但仍會信守對東亞的承諾，保持其信譽。美國駐紮於此，不會離開。為了謀求主導地位，美國不僅不能缺位，而且必須參與機制塑造，發揮重要作用。總之，美國對東亞的戰略將會在適度超脫的前提下貫徹以下幾個要點：一是繼續保持主導地位；二是進一步向東亞多邊組織滲透；三是彌補制度安排以及力量對比變化或權力轉移帶來的缺失；四是加大圍堵中國的力度。二、美國東亞戰略調整的實質及走向正如美國的全球戰略沒有出現根本性調整，美國的東亞戰略也沒有出現根本性的轉變，但出現了政策上的調整。美國的東亞戰略仍然是預防、防範和彌補，是反應與回應，是以進為退而非謀求外科手術式的主動轉變。從戰略上看，雖然美國的東亞戰略是繼續擴展還是收縮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但其戰略實施很可能是一個折中的產物。當作為美國戰略對手的中國不斷發展的時候，美國採取收縮戰略顯然不符合美國的戰略思維。但在陷入國內經濟問題或實力下降之際，採取收縮戰略又符合美國戰略的歷史思維。美國如何在擴展與收縮之間尋找平衡？如何將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顯然是今後一個時期美國戰略界的思考焦點。雖然美國的大戰略仍在「繼續擴張」和「適度收縮」的世紀爭論中舉棋未定，但美國的亞洲戰略出現一些局部調整的可能性很大。美國學者克里斯托弗?萊恩提出了離岸平衡大戰略。雖然這一概念與《大國政治的悲劇》中的「離岸平衡者」有相似之處，但仍有一些不同，對此萊恩作了具體的闡釋：「隔岸平衡大戰略具有四個關鍵目標：(l)將美國與未來可能在歐亞大陸發生的大國戰爭相隔離；(2)避免美國『為信譽而戰』或為盟國的利益而從事不必要的戰爭；(3)降低美國本土易受恐怖主義襲擊的脆弱性；(4)最大限度地提高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實力地位和戰略上的行動自由度。與美國當前奉行的霸權大戰略不同，隔岸平衡戰略是一個多極——不是單極——戰略，因此它能夠包容新興大國的崛起，同時將歐亞大陸上主要大國自身防務的主要責任轉交給它們自己，或者促使它們不斷增強自身的防務能力。」萊恩認為隔岸平衡戰略之所以是取代當前美國大戰略的最佳選擇，其主要原因就在於該戰略是維護美國利益的最有效手段。其最大的益處是避免直接衝突，降低成本，減少風險。另一位美國學者扎卡利亞認為，美國具備離岸制衡的充分條件：其他力量的崛起是真實的，但同時也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過程。因此，美國的角色與以往不同，但仍至關重要。當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以及其他一些小國在未來的年代裡崛起時，它們之間會出現新的衝突點……作為一個身處遠方的大國，美國通常是那些擔憂地區內出現霸權的國家最易於求助的夥伴。實際上，正如學者威廉?沃爾福斯指出的那樣，正是由於地區強國的成長，美國的影響才得以加強。地區強國發展的不平衡給美國提供了有利的介入時機，同時處理好與發展中地區大國的關係有利於美國更好地發揮領導作用。換句話說，如果美國能夠處理好與新興發展大國的關係，並且能夠較好地駕馭或控制這些大國的發展軌跡，美國的影響力將會進一步增強而不是削弱。同樣值得注意的，還有羅伯特?阿特的觀點。他強調，美國不能放棄選擇性干預的戰略。也即美國對其國家利益要有更為清晰的界定，將美國的政治注意力和物質資源優先集中於生死攸關利益和高度重要利益，繼續保持一定程度的主動態勢，保持前沿存在，以現實主義手段追求民主、自由市場、人權和國際開放等自由主義目標。在談到選擇性干預戰略的運用時，阿特特別指出，這一戰略是塑造戰略，是利用美國在歐洲、東亞和波斯灣的關鍵性聯盟和前沿存在，塑造相應地區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格局，使其更符合美國的利益。除了軍事力量，阿特還強調了美國保持競爭優勢的重要性。因而，現在美國戰略界的爭論出現了一個重要轉變，從冷戰結束時的干預主義與孤立主義之爭，變成了有效介入與有利規避之爭。這一爭論表明，美國意在形成主導性支配戰略、離岸平衡戰略與選擇性干預戰略等選項之間的相互補充與平衡。奧巴馬政府提出的「巧實力」概念，從戰略上顯然也是為了更好地保持靈活性和綜合性，有針對和側重地交叉使用不同選項，以期達到最佳戰略效果。在涉及東亞戰略轉向的問題上，美國必須有所作為，但又面臨選擇困境，可以說其東亞戰略調整的空間相對有限。首先，從霸權護持的角度看，美國是一個總體上不斷拓展的國家。美國不會全面收縮，而只是有選擇地收縮。當其在某個地區處於停滯或目標告一階段之後，必然會在其他地區擴大其影響力。當在中亞受到阻力，它可能在南亞或亞洲其他地方擴展。一些被美國視為中間地帶或新中間地帶的區域，比如中國的台海問題、南海問題，還有太空領域、環保領域、網路領域等，都會成為美國挑起爭端的由頭。其次，美國的全球大戰略必然存在側重點選擇的困境。美國無法做到四面兼顧。鑒於其全球戰略困境，當前美國在東亞總體上保持一個維持現狀的政策顯然是最為有利的。在東亞，如果實施推倒重構，美國並不一定獲益很大，而成本卻註定很高。同時，在東亞地區維持現狀，美國在東亞的主導地位並未喪失，只不過可能受到一些影響。面對新興的地區大國力量，美國只需適時進行預防性干預，而沒有必要展開一個全面的重塑計劃。從東北亞到東南亞甚至是南太平洋，美國仍然擁有相對穩固的聯盟體系，只要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沒有瓦解，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是難以動搖的。美國現在希望實現的是一個更為精緻的以雙邊為基礎、以多邊為補充的嚴密安全網路，把這一地區的國家都納入地區網路之中，而不至於自行其是。同樣出於維持有利於美國的東亞格局的考慮，美國不會支持東亞一體化。其具體作法就是以泛太平洋的一體化來覆蓋或取代東亞的一體化趨勢。美國在APEC的基礎上推動包括美國在內的合作進程，實際上不過是干擾而不是真正推動太平洋地區的合作，牽制東亞一體化的進程。「從更大範圍來看，美國在亞洲應該建立一個跨太平洋而不是泛亞洲的地區秩序，在這個秩序中，美國才能發揮全面的作用。美日聯盟仍是軸心，但美國應該致力於建立一個包括新興力量在內的東亞安全機構。」美國不會支持東亞一體化，但會推動東盟一體化，無法反對東亞共同體，但會強調APEC、東盟貿易一體化。東亞峰會和東盟地區論壇是其重要活動平台，並依據《增進美國一東盟夥伴關係計劃》和《美國一東盟貿易與投資框架協議》來具體實施。分析其戰略措施的運用，也可以佐證其謀求總體穩定、有限介入的思路。首先，美國的東亞戰略並不是挑起戰爭而是預防戰爭。在經歷了伊拉克這一場成本巨大的局部戰爭之後，在金融危機元氣大傷的國內經濟困境之下，美國無力承擔在東亞的戰爭風險，也無力捲入其他國家的戰爭危機之中。美國東亞戰略的核心也是預防大戰的爆發，而不是相反，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必須防止對手實力擴大。因此，削弱潛在的對手至關重要。美國國防部長蓋茨曾直言，雖然美國不擔心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會與美國叫板，但美國一定要「操心」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會「破壞美國全球自由行動的能力」，「進而壓縮美國的戰略選項」。美國維護歐亞大陸的大國和平，其第一項高度重要的國家利益是維持歐亞大陸各大國間的深度和平。這既要求大國之間不發生大規模戰爭，又要求不出現激烈而持續的安全競爭。預防這兩種情形都符合美國的利益。其次，地區制衡仍是美國東亞戰略的規定性選項。誠然，美國對外戰略的變化是與其總體實力變化密切相關的，金融危機後美國的東亞戰略在維持現狀的前提下也會有所變化，那就是美國將在適度超脫的。情況下繼續介入東亞事務，試圖在成本和投入降低（至少不增加）的情況下保持對東亞事務原有的影響力，保持可持續的霸權地位。而為了減少成本付出，就必須藉助於地區危機和爭端，保持美國的特殊影響力和制衡能力。無論是選擇性介入還是離岸平衡，制衡都是美國亞太戰略的核心。基辛格認為，亞洲是一個相互制衡的世界，亞洲的均勢更細微，因而也更複雜。「在亞洲維持穩定的均勢將是一件複雜的工作。該地區有可能會出現一個擁有驚人資源的軍事競爭者。東亞沿岸（從孟加拉灣到日本海）是一個特別具有挑戰性的區域。」均勢戰略的一個策略實際上是分而治之。落實到東亞，就是不允許出現一個沒有美國主導和參與的一體化的東亞。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認為，均勢並非歷史遺物。亞洲的軍備競賽正在繼續，雖然還不至於引發戰爭，但對均勢的誤判卻在增加，而中國將會填補權力真空。也有學者認為，美國採取英國式的制衡並不可取，當中國尚未崛起之時而選擇制衡中國，會導致自身的孤立處境。但適時採取有效的制衡，避免美國的盟國在與中國的實力對比中處於極大的劣勢是美國東亞戰略的均勢法則之一。「應該關注中國拉大與鄰國實力差距的趨勢，而不是中美間實力差距是否在縮小。」對盟國或協作方進行限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盟國能夠制衡中國的方法之一，是使它們擁有一定實力，承擔更多責任，但又不至於脫離美國的主導而完全自主。換言之，美國若試圖在東亞地區圍堵中國，必須使其盟國相信，中國已經崛起，只有在美國的主導和策動下合縱連橫才能保持一方平安。在制衡的前提下，美國會選擇介入式制衡還是離岸制衡？顯然，美國可能會使用綜合制衡的手段，連續交替加以應用。在一些問題上讓盟國更多承擔責任，比如朝核問題和東北亞多邊安全機制建設，美國就並不打算大包大攬，而是以拖待變，將責任轉給其盟國和中國等國，對東亞相關國家進行牽制；而在東南亞，美國則會用力更多一些，因為這一地區是中國影響力最有可能擴展的區域。無論介入程度深淺，美國都會採取借力打力、製造矛盾的方式，來避免美國介入成本和風險的增加。而介入程度是其戰略實施的關鍵。介入程度與離岸平衡是相互配合和適應的。美國在亞洲推動地區內相互制衡，是不是也會把美國自身捲入到力量均勢可能引發的競爭風險之中呢？顯然，為了防止這一點，美國必須設法保持亞洲間的低水平均勢，一是反對軍備升級，二是盡量削弱這些國家的總體實力，讓這些國家對抗而不至於引發危機，也就是適度緊張的政策。製造適度緊張是美國東亞制衡戰略所需。與此同時，在東亞，美國也是需要適度緩和的，這與保持適度緊張是一個道理。當危機有可能越過美國承受的紅線而面臨戰爭風險的時候，美國將會實施緩和式介入，以減少出現衝突危機或局部戰爭的風險。適度緩和與適度緊張是相對應的概念，是相互配合而進行的。缺少適度緊張，美國將會面臨東亞自成一體而自身被邊緣化的風險；而缺少適度緩和，美國又不得不應對局部戰爭甚至是大國戰爭的巨大風險，這也是美國難以承受之重。所謂適度，取決於美國對自身利益的判斷和把握，緊張與緩和的交替取決於美國全球戰略的選擇以及地區局勢的不斷變化。有時以進為退、以緊張求緩和也是美國的策略選擇。因此，美國的東亞戰略和對華戰略都是在鬆緊適度或有緊有松的戰略運用中實現的。不能簡單地將美國介入東亞事務理解為製造緊張，其初衷或目的就是在維護東亞現狀的情況下保持或緊或松的狀態。在亞洲保持「次冷戰」狀態對美國是最為有利的，這是美國傳統霸權之道，也是西方霸權之道的要訣所在。因此，我們可以判斷，美國的東亞戰略也有其策略上的限度。其一，美國不會因為亞洲的領土爭端而捲入過深。亞洲的領土爭端是美國所需要的。但美國不會公開選邊，而是會根據美國的利益需要暗中制衡。其二，美國擔心在東亞重大事務中被排擠、被弱化或被邊緣化，恢復和保持其對東亞熱點問題的影響力是其重點。在現階段，美國無力進一步提升其影響力。其三，冷戰時的對立陣營很難出現。東亞各國雖然與美國關係或近或疏，但多數都採取全方位外交戰略。今天的現實是東盟不會一邊倒向任何一個大國，東盟本身成了大國衝突的緩衝區，同時也給大國提供了與東盟發展關係的適度空間。其四，中美關係也不會上升為全面的對抗。東亞當前的局勢並不涉及美國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只是涉及其「重要利益」，美中之間的衝突，或許更多以間接對抗的形式來展開：2010年美國航母以韓美聯合軍演為名幾次進出黃海海域，虛張聲勢，也是顧慮與中國的關係。美國雖然在東亞強化了其影響力，但更多還是藉助於調動其盟國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韓日近期一系列的軍事舉動就是明證。由盟國或准盟國與中國保持適度緊張的關係，防止或干擾東亞地區國家間任何一組關係過於緊密，仍是美國在這一地區最有可能的作法，以最大限度地維護有利於美國的局面。總之，當前的美國處於戰略上的再一次選擇性收縮，這是一個總體的趨勢，而其東亞戰略將在選擇性收縮的總體態勢下展開。三、美國的對華戰略及其困境美國的東亞戰略貫穿一個主要變數，就是對中國走向的判斷與中美關係的變化。如果美國把中國作為地區體系的修正者，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其東亞政策就會強化競爭；但是如果美國把中國作為地區體系的維護者，它就能夠與中國達成更多共識。從目前來看，美國對中美關係和中國的走向判斷仍處於搖擺之中，對中國的東亞戰略存在諸多猜疑和擔心。歷史地看，中美關係雖然有長足的進步，但其發展水平仍受限於特殊的初期階段。目前中美之間的經濟相互依存還沒有高到雙方必然加強安全合作的程度。「貿易和平論」在中美關係中仍需得到更多驗證。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之間的短期分離與長期一致性還未取得平衡。正因如此，美國對華戰略仍是兩面手法：一方面，面對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合作，在合作中塑造中國；另一方面，在有可能影響美國利益或易於發生利益衝突的領域，加大對華施壓的力度。美國對華戰略並沒有出現重大調整，但祭出了所謂新策略，「新策略是與中國打交道的『外交傑作』，它繼續保持威嚇、以強凌弱、強烈不安全感和謹慎的奇妙結合。」顯然，中美關係是亞洲穩定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對東亞地區的影響極大。中美衝突加劇，其連鎖反應會加大。當中美衝突佔上風時，這個地區將喪失和削弱和平與穩定的一個關鍵前提。這就是中美合作的地區意義所在。然而，中美在東亞安全、多邊安全機制建設上合作有限，美國的東亞策略還有抵消和滲透原有機制建設進程的意味。這表明中美對東亞這一區域層面的共同開發與治理，還存在突出的隱患與分歧，還不足以建立足夠的信任。中美之間擁有一定程度的戰略信任或戰略默契，但這種信任並不牢固。由於缺乏牢靠的戰略信任，每個國家都不得不考慮對方採取對抗選項的可能。美國已經表明，承認中國是一個世界大國，但中國的行為不能影響美國在世界範圍內的關鍵利益。而中國認為，美國不斷在中國周邊敏感區域侵犯中國的核心利益。由此，中美之間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戰略磨合期，彼此的戰略性試探將增加。目前美國對華戰略的重要目的在於將中國納入美國希望的軌道。從權力政治的角度看，美國認為中國不甘於當前的地位，隨著實力的增長，中國必然是一個希望改變現狀的國家，也不滿意美國在亞洲的地位，試圖取而代之。於是美國試圖從內部、外部多種因素多個角度，利用國際體制、經濟槓桿以及其他軟性因素向中國施壓，將中國納入相關多邊機制來規制中國。所謂中國的不確定性，是針對美國而言的，也即中國的發展是否削弱甚至違背了美國的利益。在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同時，美國也面臨其對華戰略的困境。（一）美國並不能輕易形成一個對華統一戰線。對這種現象感到沮喪的溫斯頓?洛德說：「我們在中國碰到的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在我們同中國人較量的時候，我們的歐洲和日本朋友袖手旁觀，而且他們抓住機會同中國人簽訂了合同。」美國同時也意識到，中國並不是亞洲唯一的潛在的不穩定變化的來源。日本、印度以及美國自身的安全政策都可能影響到這一地區的穩定。（二）如何更加有效地規制中國也是美國的挑戰之一。美國的對華戰略其實面臨深刻的戰略悖論：美國希望中國穩定，一個不穩定的中國有可能會冒險，「一個不確定的中國比一個強大的中國給美國及其盟國構成的威脅更大」，但一個穩定的中國的繼續壯大恐怕也會令其擔心。這一思路認為，對華的寬容與圓滑將會使中國更加老練成熟，謀取更大的活動空間。（三）中美之間已經或正在進入混合博弈：利益界限已經難以界定，不再是簡單的敵友關係。是在對抗中謀取妥協之道，還是在合作中謀取妥協之道，是美國的兩難選擇。美國東亞政策的調整雖然有可能增加中國的東亞安全成本付出，但也會由此加大美國的安全支出。四、結語當美國安全戰略已經從反恐重心恢復到以傳統安全為中心，在反恐常態化之後，美國意識到中國在東亞的影響已經出現可能替代美國影響的趨勢，東亞遂成為美國戰略關注的重點之一。在這一前提之下，美國的東亞戰略增強了針對性和進攻性，以彌補其反恐戰略的缺失，重新恢復其影響力和戰略主導地位。而東南亞則由反恐第二戰場重新成為美國東亞戰略的前沿突破口。中美之間在東亞地區實力變化的一升一降，被美國置於權力轉移的歷史視野之下，使中美互為權力結構對手的論調上揚，中美戰略性衝突有可能上升。構建和維護中美之間新的動態平衡任重道遠。目前美國的東亞戰略正呈戰略遞進的態勢，但會有一個限度。美國雖然可以在東亞策動一系列挑釁性軍演，強化與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等國之間的傳統同盟關係，加強對東南亞的護持和滲透，但美國並沒有在東亞進行局部戰爭的意圖。同時要看到，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中國在東南亞和東亞的影響力都得到了迅速提升。這些都增強了美國的防範意識，但美國的作法仍是平衡、抵消和削弱中國的影響力，以確保其優勢地位。其東亞戰略的目的並非謀取戰爭勝利，而是維持對其有利的安全。其實，對於美國以及其他地區大國而言，謀勝之道已不可取，協調謀取雙贏才是明智之舉。在未來，中美在東亞或亞太地區無法相互排斥，只能選擇相互協調。大國的戰略協調也能夠避免地區內中小國家在安全戰略上「選邊站隊」等惡化地區局勢的戰略困境。當然，防範和遏制大國崛起仍是美國不變的東亞戰略的核心。（《環球視野》第358期，摘自2010年第12期《外交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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