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亞裔：永遠的外國人 | 譯讀紐約客

美國亞裔：永遠的外國人

本文原載於The New Yorker

作者/Karan Mahajan

編譯/公仔& 阿獃& eve & 豪豪

譯讀：T-Read | 譯讀紐約客：TreadNY

1928年，美國加州聖何塞市，一名叫Vaishno Das Bagai的印度籍移民租了一間房，打開了房裡的煤氣開關，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僅37歲。13年前他就帶著妻子和兩個孩子來到舊金山打拚，「夢想著有朝一日闖出自己的一片天。」他衣冠楚楚，像真正的美國人一樣，講英語，穿西裝三件套，在舊金山的菲爾摩爾街上開了一家雜貨店，兼做進口生意。但當Bagai一家打算搬到伯克利時，周圍的鄰居鎖死了他家房門，Bagai一家只好原封不動地把行李拉回去。1923年，Bagai發現自己成為了反亞裔法律的犧牲品：美國最高法院裁定亞裔移民不屬於白人，因此不能歸化為美國公民。Bagai的社會地位就這樣被剝奪了。1913年加利福尼亞《外國人土地法》把種族歧視合法化，確保白人的商業和土地不被亞裔蠶食。由於這部法律，失去社會地位的Bagai也失去了他的財產和生意。更大的打擊發生在Bagai申請出差去英國時，美國政府竟然建議他直接申請英國護照。

在紀念1965年10月3日生效的美國《移民與國籍法》50周年的《亞裔美國人奮鬥史》（「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一書中，作者李漪蓮寫道，這種接連發生的打擊徹底擊垮了Bagai。在聖何塞的房間里，他留下了一張寫給《舊金山考察家報》的遺書，以示抗議。這家報紙發表了他的遺書，題為「一封自殺者寫給世界的信」。「我和孩子都活成什麼樣了？」Bagai寫道，「我們無法行使自己的權力。誰該為這種侮辱和羞恥負責？我自己，還有美國政府。四處碰壁，無路可退，寸步難行。」

Bagai是所有亞裔美國人的縮影——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越南人，柬埔寨人，寮國赫蒙人和菲律賓人——他們為了擺脫本國的殖民統治或經濟苦難來到美國，卻發現這片土地散發著種族主義的臭氣。種族主義，就像李漪蓮說的，是亞裔美國人共同的烙印。它把23個來自四面八方、文化迥異的移民群體集結到一起，限定了這些人的就業選擇，家庭規模，還有在美國的自尊。如果「亞裔美國人」這個概念真的存在，那就是拜種族主義所賜。

幾周前，唐納德·特朗普在台上粗魯地模仿日本（或是中國？）口音，並對日本人都是貪得無厭的商人這種固有偏見大加讚賞。在這之前，傑布·布希剛剛澄清了自己「定錨嬰兒」（譯者註：孕婦通過「月子中心」來美國生孩子，這些出生在美國的小公民將來可以為父母和家人申請美國身份，這個詞有強烈歧視色彩）的措辭「主要針對亞洲人」而非拉丁美洲人。9月，美國聯邦調查局終於撤銷對郗小星的指控，這位在天普大學任教的華裔物理學家五月被捕，因美國政府懷疑其向中國泄露超導技術。FBI聲稱握有該技術的藍圖，但當獨立專家小組測試這些藍圖時，卻發現它們根本不適用於涉案設備。「我不指望他們能完全理解我做什麼，」郗小星接受《時代》雜誌採訪時說道。「但他們在沒有諮詢專家的情況下就指控我，嚴重影響我家人的生活，損害我的名譽？他們不能這麼做。這不是鬧著玩的。」

這些只是最近發生的案例，卻代表了背後無數人的遭遇。亞裔美國人至今仍被大部分美國公民歸為「另類」。然而一些亞裔美國人卻拒絕公開抗議種族歧視，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相對於其他少數群體還是更「高等「一些。同時，亞洲人在美洲長達5個世紀的歷史也逐漸淡出人們的記憶。

李漪蓮寫道，第一批來到北美的亞洲人是菲律賓船員。16世紀晚期，這批船員搭上西班牙的船隻，其中一半由於骯髒不堪、毒蟲肆虐的環境死在途中；當他們終於抵達殖民時期的墨西哥後，很多人都不想再次橫跨太平洋回家了。他們在墨西哥南部城市阿卡普爾科安頓下來，並與當地女性通婚。就這樣，亞裔美國人在絕望中開始了征程。

大部分18到19世紀抵達的移民都來自深受殖民主義壓榨的地方，比如中國的廣東省，鴉片戰爭之後這片土地因旱災和饑荒民不聊生。受到包工頭和中介的引誘，這些來自中國、印度、韓國和日本的男人跨越整個半球，去到英屬西印度群島、夏威夷和美國南方腹地的種植園種植甘蔗和煙草。他們或是所謂的合同工，或是苦力，每天要工作10小時，一周工作六天，五到六年後才能贖回自由（為了穩住這些勞工，僱主們也會僱傭亞裔婦女作為傭人）。但是，當他們終於恢復自由身後卻拒絕回鄉。他們要麼羞愧（因為實際工資遠沒有他們向親友吹噓的那麼高），要麼是因為孤獨寂寞和當地的女人結婚，又不能舉家搬回去。李漪蓮在書中引用了很多移民寄回家鄉的傷感的信，但她沒有觸及到這些移民身處異鄉更深一層的心理活動：對於要不要回鄉，許多移民甚至一生都在肯定和否定中掙扎。

以最初到達的港口為起點，亞洲人，特別是中國和菲律賓移民開始向外探索。因此到了19世紀中期，路易斯安那州已經出現一個菲律賓漁村，而古巴的哈瓦那市建起了唐人街，更別提遍布西海岸的眾多華人社區了。李漪蓮對這些社區的生活和工作做了詳細的描述，還解釋了為什麼在淘金潮時期中國人選擇從事洗衣行業。（當時，住在舊金山的人把衣服送到檀香山洗比在市區洗更便宜，而中國移民抓住了這個商機。）李漪蓮尖銳地揭露了這些移民遭受的種族歧視。中國人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被叫成「老鼠」，「怪物」和「蠢豬」。當時美國勞工聯合會會長稱，中國人移民到美國是「肉 vs. 米——美國男性氣概和亞洲苦力勞工的對抗。」（譯者註：在美國人看來，肉食習慣代表強壯，勇猛和男性氣概。吃米飯則代表相反的性格特徵。從生物學的角度看，在食物鏈中，食肉動物居於上游，類比到人類社會，食譜的不同就成為了華人天生地位低下的證據。）

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一次在噩夢中驚醒後，請人畫了一幅可怕的畫作。作品中，天使長米迦勒受到一大群來自東方蠻夷的圍攻——這就是大名鼎鼎的《黃禍圖》。美國「淘金熱」後，隨著越來越多的華人赴美為太平洋鐵路那樣的大型工程工作，當地反華情緒愈加高漲。1882年，國會以華工壓低工資為由通過了《排華法案》，禁止低技能工人和親屬移民。用李的話來說，這讓華人成為了「第一批非法移民」。（正如范佳揚在本刊最近一篇文章中所述，「這個直到1943年才平反的法案，是至今為止唯一一個將國籍作為排外條件的聯邦法律」）被稱為「中國人捕手」的特工開始出現在美墨邊境，時任勞工部長曾哀嘆稱，就算在邊境築一道「中國圍牆」也阻擋不了華人移民。1871年，洛杉磯發生了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私刑事件，17位中國男子遭到五百名暴徒的殺害。

而包括印度人、韓國人和日本人在內的其他亞裔也無一例外地要面對美國的排外情緒。一心想擺脫日本控制、爭取自由的韓國人，被當成日本國民；印度人則被算作了英國國民。但由於他們人數上沒有華人多，所以「威脅性」顯得小一些。然而，種族偏見還是迅速蔓延到了各地。1911年，當時的美國移民委員會認為在三十九個移民族群中，印度人是「最不受歡迎的移民種族」。華盛頓州貝靈漢市報紙《晨號》的編輯則將印度人描述為「外表醜陋，舉止噁心」。1907年，在一片「趕走印度人」的呼聲中，所有南亞移民一夜之間被驅逐出了貝靈漢。（木材加工小鎮貝靈漢曾反覆上演著接受後又趕走貧窮亞洲勞工的歷史。）在另一場著名事件中，從香港駛出的「駒形丸號」船試圖在加拿大BC省溫哥華靠岸，打算挑戰帶有種族歧視性質的《1908年連續航行條例法》（Continuous Journey Regulation law），該法律有一個幾近不可能實現的要求，即有意移民加拿大的亞洲人，必須從原籍國家一路不停航地駛達目的地。「駒形丸號」後來被驅逐至英屬印度加爾各答，英國殖民政府監禁了隨船人員，另有二十六人因拒捕被射殺。

美國對亞裔的政策在1924年跌至最低谷，一部聲稱要「保護美國身份的同一性」並拒絕非白人移民入境的法律開始實施。一個所謂「亞洲禁區」橫空出世，亞裔移民被全面叫停。在該法案通過的前後幾年內，亞裔的入籍請求無一成功。曾在一戰期間為美軍作戰的錫克裔美國人Bhagat Singh Thind，於最高法院前據理力爭，稱自己是雅利安人，所以應該被允許保留美國國籍。最高法院以「大多數人本能地排斥與南亞裔融合這一想法」的理由駁回了他的訴訟。1917年，一名已完全美國化的日裔男子小澤隆夫為入籍而起訴。他援引了自己的基督徒價值觀、所受的美國教育、以及他想要「拿回山姆大叔曾給予我的恩典」的意願。但因為不是白人，他的上訴請求被拒。在移民形勢陷入最低點後，隨之而來的，是二戰期間針對日裔美國人的囚禁營制度。

後來，亞裔美國人的命運開始發生轉變。各國關係因冷戰而重新洗牌。曾被看低的台灣、菲律賓和韓國成為了盟友，官方政策因此不能再像對其他國家一樣地針對這些地區的公民。與此同時，民權運動開始與公開的種族歧視進行較量，針對亞裔的歧視也在鬥爭之列。林登·約翰遜總統後來所簽署的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廢除了曾經以種族劃分的移民配額，並開放了技術及親屬移民。當然，他這麼做並不是為了幫助亞裔；相反，北歐國家得到更高移民配額的事實遭到了希臘裔、波蘭裔和義大利裔美國人的強烈抗議。平日里頗為高調的約翰遜在得知此事後謹慎地表示，該法律「並非重大變革」，不會影響到數百萬人的生活。

然而他猜錯了。多年後，亞裔美國人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亞裔人口從六十年代佔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一，猛增到如今的百分之六，達一千九百五十萬。六、七十年代來美的越戰難民使美國亞裔群體以及整個美國變得更加多元化。亞裔女性也開始大量湧入——由於《排華法案》的限制，1900年入美的亞洲人中，女性只佔不到百分之一。亞裔的身影也開始逐漸出現在特定職業，如今這些職業被視為「模範少數族裔崗位」。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在有兩種美國亞裔群體：一種在長達五百年的系統性種族歧視下形成；另一種則組成於1965年移民法頒布之後。這兩種亞裔像地殼板塊般一上一下地漂移著，常因碰撞而發出刺耳的響聲。雖然華裔與印度裔屬於美國最富裕的群體之一，韓裔、越南裔以及菲律賓裔的個人收入中位數卻低於全國水平。華裔整體上的景氣掩蓋了其人口貧困率高於平均值的事實。2000年的數據顯示，亞裔雖然比其他美國成年人更可能擁有大學學歷，但同時受教育年限不足四年的概率也是白人的五倍。更令人不安的是，亞裔群體的名聲會隨著國內外大事的事態逆轉而發生突變，這一點從未改變。如9·11事件後，美國移民及歸化局的出入境登記系統要求對25個國家的移民進行指紋採集和登記，其中有24個為阿拉伯或穆斯林國家（部分項目內容已於2011年取消）。仇恨犯罪已波及到美國錫克教徒群體，最近的例子是2012發生在威斯康星州的錫克教廟宇槍擊案。今年二月，北卡羅來納州一名白人中年男子槍殺了三名穆斯林大學生，警方稱該案「涉及停車位的長期矛盾」，但一名遇害人的父親卻指出，「我很肯定我女兒感受到了他人的厭惡，她有一次竟對我說，『爸爸，我覺得那是因為我們的外貌和服飾。』」

在一些人眼裡，美國的亞裔群體「往壞里說是『永遠的外國人』，往好里說充其量是『非正式』美國人」， 李漪蓮寫道。如果亞裔有時在面對種族歧視時保持沉默，或在承受這段艱辛的歷史時仍超常努力地工作，並非因為他們想要成為一名「模範少數族裔」，而是因為他們常常別無選擇。

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books/page-turner/the-two-asian-americ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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