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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魯達:吟唱詩歌不會勞而無功

吟唱詩歌不會勞而無功

文/聶魯達

女士們,先生們:

我沒有從書本里學到過任何寫詩的訣竅;任何會讓後起的詩人們從中得到點滴所謂智慧的關於寫作指導、方式和風格的書,我也決不會去寫。我之所以在這篇演說中講到了某些在事,我之所以在這個場合,在這個與事件發生的地點大不相同的所在,重提永遠難以忘懷的舊事,是因為在我一生中,我總可以在某個地方找到我要尋求的明確無誤的語言和方式,這不是為了固執己見,而是為了表達好自己的思想。

就在那次漫長的行程里,我獲得了創作詩歌的必要成份。在那裡,大地的心靈充實了我的詩的內容。我認為詩是一時的然而又是莊嚴的產物,是孤獨與相互關切、感情與行動,一個人的內心活動與大自然的神秘啟示,成對地構成的。我還同樣堅信,通過我們把現實與夢想永遠結合在一起的活動,一切——人及其形影、人及其態度、人及其詩歌——都將日益廣泛地一致起來;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把現實與夢想結合起來,融為一體。我現在以同樣的心情說,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仍然不知道,在渡過湍急河流的時候,在繞著牛的顱骨跳舞的時候,在高山地區清澈的水裡洗澡的時候所得到的那些感受,是日後要與許多人交流的發自我內心的願望,還是別人傳遞給我的兼含要求與召喚的信息。我不清楚,我當時體驗到的詩意,我後來漚歌的感受,是我的親身經歷,還是我寫的東西;我不知道那是真實的記述還是創作的詩、是轉瞬即逝的東西還是永恆的東西。

朋友們,由上述一切可以得到一個教訓:詩人必須向別人學習。決沒有不能克服的孤獨。條條道路都通到同一點:用我們自己的內心感受去感染人。我恰恰是穿過那孤寂的、崎嶇不平的、與世隔絕和沉靜的地方,才到達那塊神奇的場地的,在那裡我們能夠笨拙地跳舞,憂傷地歌唱;然而正是這種舞蹈和歌曲,完美地體現了人類有意識以來最古老的儀式,表達了人類的良知和對共同命運的信念。

確實有人,甚至有不少人,認為我是宗派主義者,認為我不可能與人一道坐到友誼和責任的桌子上去。我不想為自己辯解,我認為指責或辯解都不是詩人的天職。總之,任何詩人都不是詩的主宰。如果有那麼一個詩人一味指責自己的同行,如果有人認為可以浪費生命去針對合乎情理的或胡說八道的指責進行辯解,我倒認為,只有虛榮心才能夠把我們引到如此極端的歧途上去。我認為,詩的敵人不存在於寫詩或愛詩的人之間,而存在於詩人自己不能求同。因此,任何詩人的大敵,莫過於他自己沒有與同時代的最被忽視、最受剝削的人們找到共同語言的能力。這一點,適用於一切時代和一切國度。詩人不是「小上帝」;不,決不是「小上帝」。他並沒有超越從事其他職業的人之上的神秘命運。我過去常說,最傑出的詩人乃是每日供應我們麵包的人,也就是我們身邊的、不自詡為上帝的麵包師。他們為了盡社會義務,炊事揉面、上爐、烘烤和每日送麵包這樣一些既崇高又卑微的工作。如果詩人有這種純樸的覺悟,也就有可能把這種純樸的覺悟變成一個其結構既簡單又複雜的偉大藝術品的組成部分;這就是建設社會,改造人類生存的環境,為人們提供麵包、真理、美酒、夢想這些物品。在為了人人都使他人感受其承諾、對每日共同勞動的專註和熱愛這一永無止息的鬥爭中,只要詩人投身進去,就是和全人關一道奉獻了自己的血汗、麵包、美酒和夢想。唯有沿著這條人類共同的必由之路前進,我們才能使詩歌回到每個時代賦予它的廣闊天地中去,我們也才能在每個時代為詩歌創造出一個廣闊天地。

種種謬誤使我獲得了相對真理,真理也一再把我引向了謬誤;謬誤和真理都沒有允許我(我從來也不謀求)去給所謂創作過程——文學小崎嶇難行的領域—定方向,去對它指手劃腳。不過,我倒是注意到這樣一個情況, 即我們自己正在製造我們自己的神話世界的幽靈。從我們正在(或者正在想)砌成的東西中,日後會出現我們自己未來發展的障礙。我們必然要走向現實和現實主義,就是說,必然要去直接弄清我們周圍的事物和我們的改造之路,然後我們才會明白——似乎為時已晚——我們已經設置了過度的限制,這種限制不但不能使生活發展和繁榮,反而會把活生生的事物扼殺掉。現實主義日後必將比我們用以建設的磚瓦有更重的份量,我們把它作為自己堅持的原則,但是我們並不因此就已經建造起我們看作自己義務的組成部分的高樓大廈。反之,如果我們造出不可理解的(也許是少數人能理解的)偶像來,造出最了不起和最神秘的偶像來,如果抹殺了現實及由此衍生的現實主義,我們就會突然發現,圍繞我們的是一片無法涉足的土地,是一片滿是枯葉、爛泥和雲霧迷漫的泥沼,在這裡我們會雙足下陷,令人難以忍受的隔絕狀態會使我們窒息。至於我們這些人,我們這些美洲廣闊土地上的作家,不斷地聽到這樣的召喚:要用有血有肉的人物去充實那一大片空間。我們深知自己作為開拓者的責任—同時,在那荒無人煙的世界裡進行批評性交往也是我們必不可少的責任,何況那裡並不因為荒無人煙,不公正、磨難和痛苦就會少些;我們也感到有義務恢復古老的夢想,這些夢想至今還是石像、毀壞了的古碑、籠罩著一片沉寂的莽莽草原、茂密的原始森林、雷鳴般吼叫的河流所憧憬的。 我們必須使無法表達意志的大陸的每個角落都說出自己的話語;作出這種設想並把它表達出來的任務,使我們心醉神弛。也許這只是支配我這個微不足道的人物的情理;在這種情況下,我的誇張言詞、我的大量作品、我刻意推敲的詩句,都不過是美洲人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小事而已。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詩都寫得扎紮實實,就像看得清摸得著的物體那樣;我力圖使我寫的每首詩都成為勞動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詩歌都成為十字路口的路標,像一塊石頭、一段木頭那樣,讓他人,讓後來的人們,能在上邊留下新的標誌。不管我談到的詩人的這些責任是否正確,我將恪守不渝;我還決定,我在社會上和對待生活所採取的態度,也應該老老實實地具有自己的傾向性。我所以做出這樣的決定,是因為看到了光輝的失敗、受人冷落的勝利、令人迷惑的挫折。我登上美洲這個鬥爭舞台才懂得,我作為人的使命只能是加入到組織起來的人民的宏大力量中去,以滿腔熱血和赤子之心,連同自己的全部熱情和希望,一起參加進去,因為只有鬥爭的滾滾洪流,才能產生作家和人民所需要的變化。不管我的態度會引起(也可能正在引起)痛苦的還是親切的非議,我確實無法為我們遼闊而嚴酷的國家裡的作家們找到其他出路。 如果我們願意變愚昧為智慧,如果我們力圖使數以百萬計的既不識字也不會 閱讀我們作品的、既不會書寫也不會給我們寫信的人,在世上確立起自己的尊嚴,就必須像我說的那樣去做,因為沒有尊嚴要成為完美的人是不可能的。我們繼承的是受了許多世紀磨難的人民的不幸生活;他們本是最歡樂、最純真、用石頭與金屬建造過神奇的塔樓、製造過光彩奪目的珍寶的人民,可是在可怖的殖民主義時代迅速遭到摧殘,變得無聲無息,而殖民主義至今依然存在。

我們燦爛的前途主要就是鬥爭和希望;但是,絕沒有互不相關的鬥爭和希望。每個人身上都有遙遠時代、惰性、謬誤、熱情、當務之急、歷史急這變化的烙印。可是,比如說,如果我曾經為美洲這個偉大大陸的封建的過去效過犬馬之勞,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呢?如果我不是因為參加了我國當前改造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工作而感到自豪,我怎能在瑞典給予我的榮譽面前昂起頭來呢?必須看著美洲的地圖,面對著千差萬別的情況和我們周圍廣闊的宇宙空間,我們才能理解,為什麼許多作家拒絕接受莫名其妙的神祇給予美洲人民的恥辱與受掠奪的過去。

我選擇了分擔責任的艱難道路,我沒有再把個人當作太陽系中心的太陽那樣去膜拜,而寧願一心一意謙卑地去為一支不容忽視的大軍服務,儘管它不時會有失誤,但它每天總是不顧那些不合潮流的頑固分子和妄自尊大、操之過急的人,不停頓地向前邁進。我認為我作為詩人的責任,不僅要愛玫瑰花與諧音、熾烈的愛情與無邊的鄉愁,也要愛我寫在詩里的人類的那些艱巨的使命。

迄今恰好100年,一位才華出眾的不幸詩人—一個極度絕望的人——寫下了這樣一句預言:只要我們按捺住焦急的心情,到黎明時我們定能進入那些壯麗的城池。

我相信蘭波這句有遠見的預言。我來自一個默默無聞的省份,來自一個地處偏遠因而與一切其他地方隔絕的國家。我是詩人中最不走運的一個,我的詩又具有令人痛苦和多雨地區的局限性。但是,我歷來對人滿懷信心,也從來沒有失去希望。也許正是因為這個緣故,我今天才能帶著我的詩,也帶著我的旗幟來到這裡。

最後,我必須對善意的人們,對勞動者們,對詩人們說,蘭波說過的那句話表達了整個未來,那就是:只要按捺住焦急的心情,我們定能攻克那座將給予所有的人以光明、正義和尊嚴的壯麗城池。

因此,吟唱詩歌不會勞而無功。

(引自百花文藝出版社《聶魯達散文選》,1987年,林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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