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排華法案道歉案的始末與思考

2012年NO.4　僑務回顧　作者：劉文正華人移居美國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世紀40年代末甚至更早，遠早於來自東歐和南歐的移民。19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伴隨美國西部淘金和開發熱潮的興起，大約有30萬的華人，飄洋過海，來到美國。這批華人絕大多數都是青壯年勞工，在美主要從事礦產開採、鐵路修建、伐木墾荒等體力工作，為美國西部的開發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然而，華人的辛勞與付出，並未能換來理應享有的正當權益；相反卻經歷長達半個多世紀的、飽受歧視和迫害的排華浪潮。一、排華法案的出籠最初的排華行動源自加利福尼亞的金礦區，白人淘金者因經濟利益和種族歧視，針對華人礦工實施的暴力事件便偶有發生。19世紀50年代末，黃金產量不斷下降，一些華人離開礦區遷入城市並進入各行業，排華情緒也隨之擴展到城市。受民間排華情緒影響，美國西部一些州政府和地方當局陸續制定了一些歧視華人的法律和規定，對華人的生活、工作及教育加以種種限制。不過，此時的排華主要還處在局部地區的零散階段。聯邦政府考慮到廉價勞動力對西部開發，特別是修築橫貫大陸鐵路的重要性，對華人移美依然採取鼓勵的態度，1868年主動與清政府簽訂了《蒲安臣條約》。該條約明確規定兩國政府各自允許本國人「自由」移居對方國家，兩國政府各以「最惠國待遇」對待對方之僑民。條約簽訂後，華人抵美人數激增。進入19世紀70年代，美國國內環境發生重大變化，經濟危機與自然災害的發生，導致國內經濟嚴重衰退，各種社會矛盾迅速激化。日益增多的華人移民，在種族主義分子和別有用心政客的惡毒宣傳下，淪為經濟蕭條和社會矛盾的替罪羊，成了暴徒主要的攻擊目標。原先局限於西部地區的排華事件開始愈演愈烈，並最終演變成為大規模的、有組織的、全國性的排華浪潮。在工會組織和種族主義者為首的排華陣營的極力推動下，1882年5月美國國會以絕對多數贊成票通過排華法案(全稱為《關於執行有關華人條約諸規定的法律》)，並由總統簽署後生效。該法案主要內容有：10年內禁止一切華工進入美國；1880年11月17日前已居留美國並獲得海關證明文件的華工，暫時出境後，准許重入美國；持有中國政府的英文證件說明依約有權入美之華人(非華工)，准予進入美國；非經正當途徑進入美國的華人，將依美國法院之裁判驅逐出境；此後州法院和聯邦法院均不准許華人歸化為美國公民。該法案的實施，標誌著美國政府對華工的政策發生根本轉變，排華已成為美國政府的既定政策。1882年的排華法案後來又經過幾次重大增修，變得越來越嚴酷。如1888年的《斯科特法案》規定：華工出境後，不管有無回美證件，均不準回美。一般華人(非華工)如學生、教師、商人、外交官和旅遊者，出境後回美必須經由原出境港口，才能入境。1892年《吉爾里法》又規定：延長1882年法案十年；華人必須隨身攜帶居住證，違者遞解出境，華人無權依照人身保護法獲得保釋。1898年排華法案的實施範圍擴大到夏威夷群島。1902年再度延長所有排華法案十年，並將實施範圍擴大到菲律賓群島。1904年美國國會竟在一個有關撥款的一般法案中硬行塞進一條規定，將排華法案無限期延長。二、排華法案的成因1882年至1904年美國國會一系列的排華立法，最終把全國性排華運動推向高潮，給當地華人社會造成極其嚴重的後果。排華法案的形成究其背後的深層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點：(一)嚴重的種族主義和文化衝突。種族主義思想可以追溯到1789年美國憲法。該憲法承認南方黑人奴隸制的合法性，種族偏見已顯露無疑。19世紀60年代南北戰爭雖然使黑奴獲得解放，但種族主義的偏見依然根深蒂固，以至於美國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種為爭取徹底解放的鬥爭延續了100多年。加州曾是美國排華最激烈的地區，當地早期的移民主要來自美國的東部和東南部，絕大部分是種族主義者，他們不能容忍所有的印第安人和一切外國血統的人。其中，美國土著受害最深，而華人、墨西哥人和西班牙裔美國人的命運也好不了多少。一些種族主義色彩嚴重的報刊，為煽動排華情緒，或刊登漫畫，或連載文章，極盡醜化華人之能事。這些謊謬的宣傳無非是要提醒人們，如果不禁止華人，白人的前途和命運將面臨嚴重威脅。不言而喻，嚴重的種族主義對排華立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華人大多來自中國的農村，長期生活在家族、地區、方言群、行會、會館等社會關係中，固守著自己的文化風俗與生活習慣，易與美國社會脫節。他們集體居住、集體勞動，習慣於中國封建思想中的「三綱五常」等諸種陳規，也與美國白人崇尚個體自由與獨立的意識格格不入。因此，在當時的一些美國人看來，華人守舊，不關心美國社會，拒絕美國的宗教和民主思想及生活方式，不能同化於美國社會，永遠是個外族。由此，雙方文化的差異，加深了彼此的誤解，加劇了白人對華人的排斥。(二)經濟因素與勞工組織的推動。19世紀後半葉，美國經歷了第二次工業革命，機器大生產的擴大降低了工廠對勞動力的需求，工人失業問題日益突顯。1873年國內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蕭條持續五年之久，而就在19世紀70年代經濟危機的嚴重關頭，華人赴美達到高潮。1870-1880年間，入境美國的華人達13.4萬人，其中1876年是最高峰，達22943人。大批華工的到來，加之他們不計工種，能忍受延長工時、降低工資的待遇，在勞動力市場對美國本土勞工構成了嚴重的威脅。本土勞工由於覺悟和認識所限，逐漸把自己的苦難歸咎於外來華工的競爭，將排華作為發泄不滿情緒的手段。1877年舊金山市經濟陷入困境，失業和申請救濟的人數急劇增加，民眾不滿情緒高漲。7月23日發生在該市的一場工人集會，在反華分子的煽動下，演變成一場大規模的排華暴亂，華人不幸淪為經濟和社會矛盾激化的犧牲品。美國政府動用陸軍、海軍以及5000名公民治安維持會成員，才將暴亂鎮壓下去。地方性和全國性的勞工組織，如加利福尼亞工人黨、全國勞工聯盟等，為獲得工人的支持，積極製造排華輿論，遊說國會，成為諸多排華法案得以通過的主要推動力量。(三)國內政客的政治操弄。排華浪潮由一種社會現象演化為政治議題與同期國內政治的發展變化有著密切的關係。1850-60年代，勞工階層在加州政治中的作用日顯重要，候選人為爭取勞工選票，常常操弄排華議題，當選地方行政首長之後，又不斷出台排華政策。這些都直接助長了排外主義者的囂張氣焰，使當地的排華浪潮不斷升溫。進入19世紀70年代，在內戰中因擁護奴隸制而元氣大傷的民主黨，逐漸恢復了力量。1876年大選，共和、民主兩黨處於勢均力敵的狀態，如何獲取西部各州的支持顯得尤為重要。為了迎合西部選民的排華心理，兩黨競相把排華問題納入競選綱領，排華問題隨之擴展成為全國性的政治議題。民主黨人表示，「需立法進一步禁止蒙古人種的入境或移民」。而共和黨則認為，「國會最緊迫的任務是應該全面調查蒙古人移民和入境對國家道德利益和物質利益的影響」。當共和黨人拉瑟福德·海斯以微弱優勢當選之後表示：「願意考慮任何旨在禁止華人入境的適當措施」，排華法案的出台事實上已經不可避免了。三、排華法案實施的後果1882年至1904年一系列排華法案的出台，標誌著美國自由放任移民時代終結和選擇、限制外來移民時期的開始。受此影響，華人移居美國的人數急劇下降， 1884年為279人，1885年為22人，1883-1892年十年間入境美國的華人僅為1882年一年華人入境數的25.59%。排華法案的實施助長排華分子對華人進行超出法律管轄範圍的迫害和監視活動，驅逐、屠殺華人的暴力事件較以往更加嚴重了，反華暴行如同瘟疫一般沿西海岸向北蔓延。1885年懷俄明的羅剋期·斯普林礦區發生了駭人聽聞的排華殘暴事件，28名華工慘遭殺害，15名華工受重傷，約600名華人遭驅逐。1886年1月至4月，加州35個居民區的華人被驅逐出去。19世紀的最後二十年，西部地區的華人完全陷入恐怖之中。為避開西部地區排華分子的敵對行為，華人開始分散到美國的其他地方，大部分人向東遷徙，於是東部一些大城市如紐約、芝加哥、波士頓、費城等地出現新的華人聚居點或唐人街。可是，即使在唐人街，華人也常常面臨暴徒的威脅和搶掠。由於生存環境的惡化，大批華人被迫返回中國，1880年全美華人人口為10.55萬，到1910年華人人數下降到7.15萬人，至1920年只剩下6.16萬人。排華法案實施長達61年之久，它通過剝奪華人歸化入籍、自由遷徙、職業選擇等諸種權利，將華人長期排斥在美國主流社會之外。這不僅影響了華人移民美國化的進程，而且也破壞了中美兩國人民的交流與了解，在中美關係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頁。美國洶湧排華浪潮激起了海內外華人的強烈憤慨。1905年中國沿海的各大城市爆發了聲勢浩大的抵制美貨運動，並得到了夏威夷、加拿大、古巴、印尼、菲律賓等地華僑的大力聲援。受此影響，美國對華出口急劇減少，引起了美國政府惶恐不安。風雨飄搖的清政府深恐得罪洋人和危及自身統治，最終鎮壓了這場運動。不過，海內外華人在運動中展示的自強精神與民族主義意識，給予了美國華人極大的鼓舞，在一定程度上迫使美國政府緩和了對華人的迫害。清政府對於美國排華浪潮也曾給予關注，多次要求美國政府認真履行《蒲安臣條約》，保護在美華僑權益。對此，美國政府常常是敷衍塞責，而清政府也未能提出反制措施，結果可想而知。「弱國無外交」的至理名言在美國排華政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得到充分驗證。四、排華法案的廢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後，中美同盟關係的迅速確立，打破了美國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排華僵局。1943年12月1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正式簽署參眾兩院通過的《馬格納森法案》，廢除了自1882年以來美國政府所通過、頒布和執行的一系列排華法律，美國華人社會由此進入新的歷史階段。排華法案得以廢除的原因，主要可歸結為如下四點：第一，聯華抗日的現實需要。包括中、日在內亞洲國家都曾是美國種族歧視性的移民政策的受害者，日本便利用這一點，通過宣傳排華法案及其他迫害亞洲移民的「歷史罪行」，來煽動反美情緒，推銷其「亞洲人的亞洲」的主張。美國政府為避免中國倒向日本，實有必要通過廢除排華法，來消除日本的歪曲宣傳，進而改善中國人民對美國政府的印象，增進中美兩國的相互信任，實現鞏固戰時同盟的目標。第二，「種族主義」因德國納粹大肆宣揚與實踐，一夜之間變得臭名昭著。美國國內長期支持排華的「盎格魯—薩克遜種族主義」迅速失去了市場，排華法案也失去了它存在的「理論基礎」。第三，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美國華人在二戰中的英勇表現及華人社區面貌的變化，極大地改善了美國社會和輿論對華人的態度，這為排華法的廢除作了重要鋪墊。第四，各界人士的積極推動。華人意識到此時正是改變其在美地位的絕佳時機，紛紛行動起來，包括同源會、中華公所、紐約華僑衣館聯合會等眾多華人社團通過各種方式向美國國會施加壓力，表達廢除排華法的強烈願望。不過華人社會勢單力薄，其作用不足以改變大勢。在廢除排華法的過程中，美國國內同情中國和華人的組織、個人發揮了主導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1943年5月成立的「廢除排華公民委員會」。他們在新聞媒體、集會上宣傳廢除排華法，引導輿論走向；通過廣泛的社會關係，遊說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大大增加了廢除排華法的可能性。《馬格納森法案》的重大意義在於確認了華人歸化入籍的權利，標誌美國針對華人特殊立法時代的結束。在它的影響下，加拿大、墨西哥、紐西蘭和澳大利亞等移民國家也先後採取了廢除排華法的行動，同樣使這些國家的華人社會邁入新的歷史階段。不過應當承認，排華法案的廢除，很大程度上是配合美國太平洋戰場的戰略需要，並沒有改變其限制華人移民的初衷，《馬格納森法案》規定只給予華人105個移民配額。慶幸的是，美國戰後頒布一些特別法令如《戰時新娘法》、《麥卡倫·沃爾特法》、《難民救濟法》等，為華人合法移居美國打開一小扇門。1944年至1965年間，大約有6.61萬華人移民美國，他們的到來為美國華人社會注入新的活力。五、「遲來的公正」與思考1965年10月美國新移民法生效，中國移民最終獲得了與其他國家移民的同等權利。在此後的數十年間，美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華人移民潮，帶動了當地華人人口的迅速增長。1960-2011年間，美國華人人口由24萬猛增至401萬，增長了大約15.7倍。伴隨著生存環境的日益寬鬆，華人社會實現了飛躍發展。幾十年來，美國的政界、商界、科技界、教育界、學術界、文體界湧現了一大批華人精英，更多的普通華人也走出唐人街，努力融入主流社會，其總體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在美國各少數族裔中居於上游，被視為「模範少數族裔」。排華法案的陰霾似乎已經遠去，但美國官方長期以來並未對其所犯的歷史罪行進行深刻的反省，尚欠華人一份公道。這一局面一直維持至2011年。同年10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201號決議案，就1882-1904年的排華立法正式致歉，承認排華法案不符合美國獨立宣言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不符合美國憲法的精神，重申承諾將保障華人及其他亞裔在美國享有與其它族裔完全相同的權益。2012年6月18日眾議院也通過683號決議案，就排華法案表達歉意。美國國會的道歉得來不易，它凝聚著華人群體和其他族裔有識之士的不懈努力，以趙美心、薛海培等為首的華裔政治精英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統計，具體參與眾議院道歉案的華人團體就達165個之眾，既有像「百人會」這樣的精英團體，也有歷史悠久的老僑團體；既有台灣的僑團，也有大陸的新僑團體。當然，道歉案得以通過根本原因還是近幾十年來華人政治、經濟地位的提高與華人形象脫胎換骨的變化。此外，近年來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和中美關係的平穩發展，也為道歉案的通過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排華道歉案的通過，對於華人而言是一份遲來的公正，是130年來美國華人追求平等與尊嚴的一次里程碑式的勝利。國會承認並反思那段美國歷史上的黑暗篇章，以史為鑒，是對美國立國精神的確認，有利於防範和杜絕類似事件的重演。中國外交部亦在例行記者會上對美國國會的致歉表示肯定，並認為：作為移民國家，美國的發展成就與包括華人在內的美國各族裔人民的共同奮鬥與合作密不可分。華人的歷史功績應該得到公正的評價和應有的尊重。需要指出的是，寄希望於通過一部道歉案就完全消除種族主義歧視和排華法案的殘留影響是不現實的。因為種族歧視依然深深植根於美國的民族意識中，並滲透在美國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等各領域。2012年，就在國會道歉案通過的數天時間裡，美國主流報紙《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以及《華盛頓郵報》竟未有任何新聞性報道，這一結果頗耐人尋味。很顯然，排華道歉案的通過對於美國華人而言，只是起點，並非終點。提升華人地位，保障華人權益，依然任重道遠。-(作者系華僑大學華僑華人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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