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保釣群眾運動看中國現代的「主義之爭」（上）

06-13

【季冰按】本文是我應《經濟觀察報》觀察家版主編殷練女士之約所寫的有關釣魚島之爭及反日遊行背後的思想之爭的分析，文章借用了我四年前出版的《下一站：中國》一書中的一部分內容。文中凡有雙引號的，絕大多數都是其他作者的文章和專著中的引語，由於報紙文章的體例關係，未加註釋，望原作者及讀者見諒。這些引語在我的那本書中一一都有注釋。

這次由釣魚島爭端引發的席捲全國的轟轟烈烈的群眾性反日運動，再次讓我們對中國社會中沉寂了一段時間的各種相互對立的思維方式一覽無餘。事實上，正如我們連日來所不斷看到的，「保釣愛國運動」的中心看點不是其訴求的落實與否本身，而是不同觀點的人們對這場運動的截然不同的解讀以及他們之間的尖銳分歧。

我曾在自己的微博上評論說，這折射出以及過去的20世紀留給中國人的一筆最壞的思想遺產，那就是深入骨髓的「鬥爭哲學」。這一點，左派或右派皆然，我們不知怎麼突然就變得不會像祖先那樣遇到分歧協商博弈解決了。而「鬥爭哲學」之所以具有難以抗拒的的吸引力，是因為它首先將複雜的社會矛盾簡單化，歸咎於某些人或某些團體，滿足了頭腦簡單的人的智力需要；同時又為暴力破壞提供了理論上的合法性，滿足了另一些人心中潛藏的邪惡人性的宣洩。

事實上，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這兩種東西為什麼總是受到有識之士的高度警惕？決不是一些左派憤青一口咬定的那樣：這些「公知」和「精英」全都愛美國超過愛中國。熱愛手足同胞、美麗河山和傳統文化，都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感情。然而歷史經驗一再告訴我們，民族主義通常不是通過對同類的愛、而是通過對他人的仇恨和排斥來自我實現的。而一旦這種仇恨與排斥被煽動起來，失去控制，則必然演變為一場「反人類」的非理性暴行，我們從近日一些已經見諸報端的打砸搶燒行徑中已經看到端倪。這是因為，「他者」總是可以無限劃定的。

雖然另外一些自覺不怎麼對勁的人也想要覺悟，但他們一知半解地讀了幾篇小道消息和通俗歷史文章後，來個180度轉彎，將徹底「鬥爭」的對象變成了過去山呼「萬歲」的對象。他們以為這樣自己就脫胎換骨了，但細究下來，除了對象改變了以外，思維模式和話語模式與過去有一點不同嗎？很遺憾，在我看來，這種「必須……徹底」、「只有……才能」的決不妥協的話語方式及其背後的思維模式，也許需要經歷好幾代人才有可能祛除。

這筆思想遺產的源頭，大概要到將近120年前的第一次中日爭端——甲午海戰——的失敗以及直接由此引發的戊戌變法中去尋找。一個多世紀以來，伴隨著一波緊接一波的國內革命與對外戰爭，它的形態和程度不斷演化發酵，到文革時達到頂峰。改革開放以後，這種思維模式隨著社會的迅速商業化和全球化而逐漸變異，日益以一種模糊扭曲的面目呈現出來。

作為繼「五四」以後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新啟蒙時代」，短暫的80年代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戛然而止以後，中國社會迅速折向了一條令啟蒙知識分子措手不及的軌道：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不僅沒有絲毫停滯，反而在「南巡」之後義無返顧地加速前行，許多80年代不敢試、不敢闖的禁地到90年代以後變成了「創新者」的樂園。在以後的10多年裡，中國經濟取得了改革開放以後最快速的增長，而且，以成功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為標誌，中國經濟日益主動融入西方主導的全球化進程。當21世紀的曙光乍現時，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發言權和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另一方面，由於與經濟體制相配套的政治體制和諸如文化、社會、行政管理等各領域內體制改革的嚴重滯後，大量社會矛盾沉澱積累並日趨尖銳化。其中最突出的無疑是貧富差距擴大、貪污腐敗猖獗和生態環境惡化，以及很大程度上與此密切相關的幾乎整體性的思想道德滑坡。

可以說，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間存在著明確的精神「斷裂」。正是這種斷裂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會思潮，並對當今的現實政治產生了深遠影響。

我非思想史專家，本文的篇幅也不足以讓我們全面檢視100多年來中國現代思想的形成和變遷，但我想通過我們這一代人所親身目睹和親身經歷的20世紀80年代以後的一系列思想論戰來揭示一下當代中國社會民意的分野。在我看來，它沿著三條主線展開，分別是：「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之爭、「民族主義」與「天下主義」之爭、「新左派」與「自由主義」之爭。在諸如正在上演的「保釣」等大多數社會運動中，我們都能窺見這幾條思想線索。

1．「激進主義」VS「保守主義」

有人說，20世紀90年代以後中國知識界中最重要的潮流，就是保守主義思想的濫觴。「保守」與「激進」之爭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一直是中國大陸知識界的中心話題之一。

有關「保守」與「激進」的這場論戰，源自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不同闡釋。整個爭論主要圍繞兩條主線展開：其一，中國近現代社會思潮的主導力量究竟是保守主義還是激進主義？其二，中國近現代社會的主導思潮引發的社會政治後果主要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

1988年9月，歷史學家余英時在香港中文大學25周年紀念講座上發表了以《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為題的長篇演講。這篇演講的主旨是：自戊戌變法、特別是五四運動以後，中國近現代思想就走上了一條持續激進化的道路，到60年代大陸的「文革」時期登峰造極。這一「激進化」思想主流在中國近現代的政治實踐中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後果，它非但沒有為中國帶來其最初慷慨允諾的「自由」、「民主」，反而大大延遲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因此可以說，社會主導思想的激進化是中國至今都不能順利完成現代轉型的罪魁禍首。演講稿出版後於90年代初傳到大陸，立刻引起了思想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在大陸，長期以來佔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教育人們：「激進」的涵義是正面的，意味著革命與進步；「保守」的涵義是負面的，與落後、守舊甚至反動近義。二者黑白分明，不存在任何疑問。因此，海外引進的新鮮的思想維度，對內地思想界造成的刺激是顯而易見的。

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姜義華是第一個對余英時的觀點提出挑戰的大陸學者，他們之間的對話也揭開了延續至今的關於近代中國激進主義與保守主義問題的爭論的帷幕。

姜義華在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1992年4月號上發表題為「激進與保守：與余英時先生商榷」的文章，指出：「保守主義者在近代以來的中國恐怕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保守主義勢力不是太弱，而是太強。」而在百年以來的大部分時間，激進主義事實上不是太強，而是太弱，只有看到這一點，才能解釋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變革如此之慢、如此之難。關於「文革」的性質，他的看法也同餘英時截然相反，他認為「文革」不是激進和反傳統，而是封建專制主義和傳統中糟粕的大泛濫。

余英時的觀點得到了內地很多知名學者的認同，其支持者包括在80年代以激進態度提倡「新啟蒙」的王元化及著名哲學家李澤厚等諸先生。而站在同情激進主義立場上批判保守主義的，大多為近年來活躍於國內學術界的中青年學者，他們一般都有西方留學的經歷，身上帶有明顯的西方自由派烙印。

隨著爭論的深入以及逐步「學理化」，這場關於「激進與保守」的對話漸漸轉變為「唯理主義」的「法國道路」與「經驗主義」的「英國道路」孰優孰劣的比較。究其實質，無非是「革命」還是「改良」之爭。學者甘陽後來對於90年代的保守主義思潮作過一個歸納：即依據對西方經驗的某種總結，區分「英國模式」與「法國模式」，前者代表改良、漸進，也是值得仿效的現代發展道路，後者則代表革命、激進，也是不足為訓的範式；認為20世紀中國完全走錯了道路，很不幸地沒有走上英國道路，而是錯誤地模仿了法國模式，從而使一部中國現代史成了一段不斷革命、日益激進的歷史；由此，晚近以來的歷史研究主流實際上主要也就是在檢討為什麼近代中國人會走錯了路，例如為什麼不要改良要革命，不走漸進走激進，等等；由於近代中國走上激進道路通常被看成首先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激進傾向所造成的，因此時人大多傾向於貶低以至否定「五四」人物及其代表的傳統，而主張今天在思想學術上更應該繼承民初文化保守主義理念；這種文化保守主義同時也發展為對當代西方思想學術的基本態度，即認為今天不應該再重複「五四」傳統一味追隨西方激進思潮的同樣錯誤，這種看法甚至可能進一步延伸為對下一世紀東亞文明發展和東亞現代化模式的更一般論述。

上海學者蕭功秦指出，自20世紀初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政治心態的一個基本特點是，崇尚某種抽象的中心象徵符號，並以這種符號與理念作為一勞永逸地、整體地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處方。這是一種以某種「主義」來推演和涵蓋解決具體問題的途徑的思維模式。它認定某種主義是合理的，有功效的，只要符合這種「主義」的制度一旦建立，那麼，從官僚腐敗、國民道德水準低下，直到各種社會弊症和令人困擾的實際問題，都能迎刃而解。而這種從五四運動一直到80年代未在中國知識分子政治文化中一脈相承的「主義決定論」的理論基礎，則是源自法國啟蒙運動的唯理主義。它認定，現實世界是不完美的，醜惡的，不自然的。而理念的世界才是真實的，完美的和自然的。正是這種「完美主義」，如同宗教的救贖主義一樣，對於理想主義者來說具有一種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並由此產生一種巨大的精神動力和政治感召力。而經驗論為基礎的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是，自由的秩序是從舊社會內部生長出來的結果。既然如此，生長的過程只能是一種漸進的過程。這種思想認為，世界上的問題沒有一勞永逸的解決，任何進步都是不完美的，有缺陷的。人世間永遠不會有絕對的完善，人類在爭取進步的過程中，只能做到「兩害相權取其輕」。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英美式的經驗主義的政治傳統，拒絕終極目的，拒絕完美主義地、畢其功於一役式的整體地解決所有問題。主張漸進地、逐步地逼進目標，一步一步前進。

令人感到十分可喜的是，也有一部分人士試圖跳出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以一種多元、開放和兼容的模式來重新審視中國近代以來的激進與保守之爭，從而超越那種我們已經習以為常的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思想「大躍進」。他們痛徹地指出，正是「這種兩個極端的跳動，一次次非此即彼的極性思維，導致中國學術文化經驗在一代又一代中斷裂，總是不可通約交流，不可傳遞增長，每一代人總是從空白開始去獲得自己的經驗，然而，又重新拋棄這種經驗，歷史就這樣一代代地荒疏和空洞下去。而在價值觀上，則總是以一種暴力對抗另一種暴力，將體制的更迭變成思想的殊死搏鬥，甚至不惜從肉體上消滅對手。這種狀況導致了思想的反覆中斷，反覆轉圈，反覆的無效勞作」。這批學者呼籲，當代中國知識分子不應當再像前人那樣毫無保留地擁抱保守主義或激進主義中的任何一極，並對另一極全盤否定。相反，我們應當在理性分析的基礎上繼承二者的優良元素，並同時批判二者所蘊涵的負面文化因子。（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