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托爾斯泰離家出走遺棄結婚48年妻子?

　　100年前的一個午夜，82歲的列夫·托爾斯泰，從莫斯科南部亞斯納亞·博利爾納（Yasnaya Polyana）的家中離家出走。2天後，這個俄羅斯最著名的人失蹤的消息見諸報端，並立刻引起了轟動。公眾猜測著他可能的去處，他為什麼要離開。很多人願意相信，他走上了心靈的旅途，又有傳言說，他僅僅是逃離婚姻的麻煩。出走幾天後，托爾斯泰得了肺炎，他的旅程結束於遙遠的阿斯塔波沃（Astapovo）火車站的站長室里。媒體蜂擁而至，從阿斯塔波沃發回的電報記錄著托爾斯泰的體溫與脈搏，佔領了全球各大報紙的頭條。

　　這個故事的插曲是索菲亞的命運——與托爾斯泰結婚48年的妻子被遺棄了，她在得知丈夫離家出走後試圖自殺。她被托爾斯泰的追隨者拒之門外，因為「這也是他的意願」。她走到站長屋子的外面，試圖從窗外向內窺探，這一場景被無處不在的攝影師及攝像機捕入鏡頭。一位記者如此描述當時的情形：「她走過列夫·托爾斯泰躺著的房子，就像鳥兒想飛進她的摯愛所棲息的巢穴。」索菲亞僅僅在她丈夫陷入昏迷後才被容許進入房間。他去世於1910年11月7日。

　　托爾斯泰的許多傳記都記載了這些事情，也成了最近的電影《最後一站》的主題。而今，又有兩本新作問世，分別記錄托爾斯泰的最後歲月和他與妻子的關係。

　　《戰爭與和平》的作者是19世紀俄羅斯文學最後一位巨人，然而威廉·尼克爾在他頗有見地的《托爾斯泰之死》中認為，托爾斯泰的出走與其說是一個光輝時代的終結，不如說是 俄羅斯「首個偉大的現代大眾傳媒事件」。

　　尼克爾研究了托爾斯泰駐留的8天時間裡，從阿斯塔波沃發出的1000多封電報以及數以百計的報紙報道。「在阿斯塔波沃的最後日子裡，」他觀察到，「托爾斯泰和電報已經密不可分。」

　　當托爾斯泰的家人和追隨者互相將矛頭指向對方以撇清自己的時候，大量日記和信件紛紛發表。尼克爾說，「對於隱私的發掘令人震驚。」世人了解到，托爾斯泰怨恨妻子在深夜窺探他的文字，決定逃離，而她曾試圖在家中池塘淹死自己，托爾斯泰的女兒薩莎已經與托爾斯泰的追隨者一起結盟反對她的母親。

　　托爾斯泰在1860年代末陷入「精神危機」，發表《安娜·卡列尼娜》之後，他完全放棄了小說的寫作，陷入對哲學和宗教的沉思，並發表了一系列論戰作品，其中大部分都被查禁了。他也因此和教會發生了決裂。

　　此時的沙皇統治已經岌岌可危，托爾斯泰同情農民和底層社會，他所倡導的道德的自我完善、不以暴力抗惡和博愛激起了巨大反響，托爾斯泰的周圍集中了大量信徒，他因其政治影響力被稱為「第二個沙皇」。他的思想甚至影響了後來的甘地和馬丁·路德·金。

　　東正教教會試圖將其驅逐——但用了一種相對溫和的方式。教會和沙皇政府一樣，不希望與這個「俄羅斯土地上最偉大的公民」正面為敵。托爾斯泰主義者也許會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托爾斯泰這座本尊不會。

　　尼古拉斯二世和他的官員們試圖將這位貴族小說家與他最後三十年的思想領袖身份區分開來。在亞斯納亞·博利爾納舉行的他的葬禮上，政府表達了哀悼，同時布置了大量警力，確保大規模的哀悼不會引發動蕩，甚至像1905年一樣引發革命。另一方面，教會將托爾斯泰描述為一個迷途知返、企圖懺悔的罪人，然而，他最終沒能和上帝達成和解。

　　托爾斯泰的最後日子對於他的妻子來說是一場悲劇。亞歷山德拉·波波夫的傳記《索菲亞·托爾斯泰》參照了托爾斯泰妻子未發表的回憶錄以及托爾斯泰本人的日記。波波夫筆下，索菲亞是托爾斯泰忠實而重要的合作者，作為他的抄寫員、編輯和檔案整理者。「她為他創造了最好的寫作環境，她的支持對托爾斯泰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他常常受到抑鬱的困擾。」索菲亞最後也成為了他的出版代理人。

　　托爾斯泰夫婦結合於1862年，她18歲，他34歲。她曾經懷孕16次，誕下13個孩子，其中8個長大成人。索菲亞的職責並不僅限於撫養子女，她曾列出自己的責任清單，包括「商業事務」以及「維持家庭和平」。

　　他們的夫妻生活受到托爾斯泰精神危機的影響。他放棄了煙草、肉類、暴力，同時也將性（包括婚內性行為）視為罪惡。托爾斯泰讚美節制和貧窮，但他本人並不具備這兩點。「他是如此矛盾和不一致的一個人,」她妻子寫道,「在世上無人能真正了解他的需要。」

　　托爾斯泰開始拒絕他妻子的出版運作，因為那支持了一種「奢侈」的生活。然而，她依舊不知疲倦地工作，維持家庭開銷。「托爾斯泰可以選擇他的生活，」波波夫認為，「但是索菲亞的生活受必然性所限。」

　　「他留在自己的房產中，換了身新行頭：農民襯衫加上韌皮涼鞋」，列賓對他的描繪成了那個時代的標誌。

　　遠近的俄羅斯人開始質疑托爾斯泰苛刻的教義，以及他所不肯放棄的貴族生活方式和他所享有的特權。這種歸咎最後落到索菲亞的頭上，她似乎對於丈夫的虛偽也感到不滿。「在世人眼中，他不會做錯事，因為他是個偉大的作家。」她在日記中苦澀地寫道。

　　1910年，亞斯納亞·博利爾納成為一個擁擠的地方，托爾斯泰的追隨者記錄著老師的言行，他的助手弗拉基米爾·切特科夫發起了一場爭奪托爾斯泰文學遺產的戰役，切特科夫最終成為托爾斯泰遺產執行人，簽署這份文件也最終導致了托爾斯泰的離家出走。

　　在1910年那個最後的夏天，家庭內部已經分裂為兩派，托爾斯泰的追隨者施加的壓力越來越大。而托爾斯泰也對索菲亞日漸疏遠，「我經常對自己說，」托爾斯泰寫道，「如果不是因為我的妻子和孩子，我會過一種更聖潔的生活。」如果他想要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唯一的方法就是離開。他在日記中告訴自己，這將是一樁「理想的快樂的事情，離開，成為一個乞丐，感激並且愛每一個人」。1884年，在他女兒薩莎出生的那天晚上，他第一次出走。此後，他越來越頻繁地寫道渴望拋棄家庭。

　　索菲亞不斷以各種絕望的行為引起丈夫的注意。在日記中，她記下了關於自殺的想法，包括像安娜·卡列尼娜一樣卧軌自殺。

　　一方面，是他所宣揚的理想化的然而卻嚴苛的教義，以及托爾斯泰主義的信眾們；另一方面，是他祖祖輩輩的生活方式，他的愛人。這種爭鬥在列夫·托爾斯泰本人的心中形成了聚焦點。

　　索菲亞「被推向懸崖」

　　托爾斯泰和索菲亞曾經從新婚之夜起就互相交換日記，數十年過去了，他們的日記里開始充滿了苦澀的控訴和痛苦。最後，托爾斯泰把他的日記藏起來，而她，繼續偏執地尋找著他的日記閱讀。

　　托爾斯泰本人記載在日記中，「我從睡夢中醒來，我聽到開門聲、腳步聲，我抬起頭，我從門縫裡看到書房的光……日日夜夜，我所有的言行都必須為她所知，受她掌控……我突然下定決心要離開。我給她寫了一封信，開始收拾東西。我叫醒了杜山和薩沙，他們幫我一起打包。」

　　杜山是托爾斯泰的私人醫生，托爾斯泰主義者，薩沙是托爾斯泰的小女兒，同樣是他的思想的門徒。他們二人，同托爾斯泰、索菲亞一樣都保持著記日記的習慣，因此，在一開始，這個故事就有四個版本。

　　托爾斯泰的出走是他的追隨者們所期待的，他們渴望托爾斯泰身體力行實踐自己的教義。1910年10月28日，托爾斯泰離開了他的祖宅。切特科夫寫道：「我不能用言語表達出我的快樂，當聽說您走了。」致妻子的信他寫了三遍，在被他草草划去的部分，他或者寫下了他離開的奧秘的一種解讀：「大部分人離開是為了去修道，如果我和他們有同樣的信仰，我也會去修道。然而，我並不相信那些，我只是想一個人待著。」

　　他是個82歲的老人，又老又病。1910年，俄羅斯寒冷的冬夜，他離開了家族世代居住的房子，離開了家族的明爭暗鬥，離開了他所厭倦的俗世生活，也離開了他的愛，獨自去追尋最終的平靜。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天，他再次引起世界的關注，並將俄羅斯政治、宗教和日常生活置於一個存有疑問的背景。他出走的路徑並不很長，然而從政治影響力而言，在大眾媒體的渲染下，這短短的幾站路成了現代社會的鴻篇史詩。

　　此後的100年里，與托爾斯泰的革命性相比，索菲亞常常被描述為後進的、固守陳規的、世俗、利己，不能理解托爾斯泰。

　　然而，新出版的兩份書稿中，作者並不諱言自己站在索菲亞一邊，試圖從托爾斯泰主義者的誹謗中拯救她的名譽。尼克爾先生甚至感受到了在托爾斯泰出走的晚上，「愛、恨與偏執的奇怪混合」將索菲亞推向了懸崖。這個飽受折磨的女子在阿斯塔波沃火車站被拒絕接近她奄奄一息的丈夫，在托爾斯泰陷入昏迷後她才被容許進屋。他是否聽到了她最後的低語？她是否像好萊塢劇情般還能在他生命的最後階段讀懂那些夫妻間無言的訴說？

　　事實是，成為寡婦的索菲亞繼續生活在亞斯納亞·博利爾納，在丈夫去世後照管產業，為托爾斯泰的圖書館分類，為他的傳記作者提供幫助，帶領拜訪者參觀屋子。她抄寫托爾斯泰的小說，揣測、理解、享受它，跨越墳墓與丈夫進行交流。波波夫引用了小說家馬克西姆·高爾基的話，他曾對索菲亞做出了中肯的評價：「她是他最親密、最忠實，我認為，也是唯一的真正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