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風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精神

□王玉潔

　　「風骨」作為《文心雕龍》里的審美理想，是中國文化傳統的具體表現：是先進知識分子精神品格的核心內容，是建立在「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實現理想的奮鬥精神和在受壓抑而理想得不到實現時的抗爭精神，它體現了我們民族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　　在歷代文學史上，對「風骨」的倡明總是產生於文壇索漠、媚俗之風日熾的背景下，「風骨」一直都是與蕩滌柔靡的文風、復歸英雄精神相聯繫。它所強調的是精神的充實、和美和健康，在和諧的審美理想中突出時代的強音與文學的現實精神，是文人儒士們所關注社會人生的積極態度、剛正不阿的人格力量和健康挺拔的文學精神。　　魏晉文學產生於作品思想貧乏、鋪張過甚、文字堆砌的兩漢文學之後，以其「風清骨峻」確立了它在中國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　　一、 主題覺醒與慷慨任性的個人風範　　可以肯定的說，文學主題覺醒的標誌不在《古詩十九首》，而在創造了「建安風骨」的建安時期。《古詩十九首》僅僅是震響了文學主題覺醒的先聲，從側面激發了文人對拯救社會和肯定生命的價值要求，而作為魏晉文學開端的建安文學中充滿了主體覺醒意識，文學家們用他們的慷慨任性抒寫著強烈的自主意識。　　魏晉以前文學特彆強調文學的「興觀群怨」，直到東漢末年頻發的戰亂才使這種影響有所減弱。魏晉時期的多朝代更迭逐漸摧毀了社會道德體系的神聖性和政治的權威性，這種動蕩對應的即為文學作品中主題的覺醒。　　在這個時代里，文人大多在純粹的精神領域內通過文學表現其思想的深刻，以此來顯示精神的力量與人的尊嚴，也可用來表現其極強的參政意識和進取精神。其外在表現為從大處著墨，用粗線條勾勒出一幅幅巨大廣闊的生活畫卷。曹操是亂世梟雄，他的詩中充滿了主宰打的沉浮的雄心壯志：「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則表現了他生命不息，奮鬥不已的英雄氣概；「陳思（曹植）以公子之毫，下筆琳琅」抒寫著他積極參政的意識：「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業之業，流金石之功。」　　主題覺醒，讓文人們認識到生之艱辛、命之短暫，出現了前無古人的沉重而傷感的「詠嘆調」。魏晉時代的文學領域，一直瀰漫著對生死問題的感嘆和哭泣的聲音，自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到陶淵明的「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他們如此的傷感，恰恰是在其心裡回蕩著對自我生命的留戀、沉思和突圍的意識力量。這種力量是如此之強，以至於表現出對其生命的不乏荒誕的追求：葯、酒和文章的普及及特色，以及太多令後人含淚微笑的逸聞故事共同展現了魏晉時代文人的風采、人文精神的光輝和他們慷慨任性的個人風範。　　主題的覺醒，讓文人的作品中充滿著抗爭精神。魏晉這種較寬鬆的社會形態，沒有讓堅貞的鼓起銘滅，而在主題覺醒的影響下更強烈。左思在《詠史》詩中曾說：「世胄躡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又說：「被褐出閶闔，高步追許由。振衣千仞崗，濯足萬里流」。這種對門閥世族壓迫的抗爭和布衣之士的清高之氣，正是這一時期慷慨任性的文學風範。劉楨的《贈從弟》：「冰雪正慘凄，終歲常端正。豈不罹凝寒，松柏有本性。」表現了作者不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潔情操和堅貞骨氣。　　一種強烈的自主意識從文學創作中找到了宣洩的途徑之後，文學便發出了錚錚之音，同兩漢文學的特點相比，更為擲地有聲。　　二、 苦難歷程與激昂蒼涼的名士風采。　　整個魏晉時期，中國社會始終沉浸在血雨腥風的洗禮中，名士文人的生活苦不堪言。在文學史上稍有一席之地的作家，除去屈指可數的幾位隱士之外，善終者沒有幾位。何晏、嵇康死於司馬氏排除曹魏集團政治異己力量的傾軋中；張華、潘岳、陸機死於「八五之亂」中；劉琨、郭璞死於東西晉改朝換代鬥爭中……面對鮮濃的血色，文人們的作品在雄闊、激昂的基礎上，又蒙上了一層蒼涼的色彩。　　文人們在戰亂、改朝換代中或死於非命或飽受精神磨難，所以，他們發出了當時最強的憂生之嗟。受到曹丕排擠和迫害的曹植鬱郁不得志，心情凄苦，他感慨世態炎涼「高樹多悲風，海水揚其波，利劍不在掌，結交何須多？」，他感嘆「人居一世間，忽若飛吹塵。」，但是他同時也寫出了「願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可見，這一時期的文人沒有在苦難的歷程中自怨自艾，更沒有陷入悲觀，而是為一種時不我待的緊迫感所促動，他們的文風在蒼涼中不乏激昂的成分。特別是「竹林七賢」，他們胸懷大志，醉酒佯狂，嘯傲山林，不拘禮法，品格高尚，不滿於污濁、黑暗現實的有骨氣的知識分子，他們身處險惡的政治環境卻在文章中不乏激昂之情。嵇康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義憤填膺、慷慨陳詞，列述他個性的「七不堪，二不可」宣洩了他不堪世俗紛擾的困惑與極端痛苦的心情，而解讀阮籍《詠史詩》中隱晦艱澀、哀怨悵靡的情景亦可在這裡尋到端倪。　　李澤厚說：「魏晉之際，文人們外表儘管裝飾的如何輕視世事。洒脫不凡，內心卻更強烈地執著人生，非常痛苦。這構成了魏晉風度的內涵。」。魏晉文人大量行不由己、身不由己、心不由己，在他們身上洒脫與恐懼、縱情與哀傷、飄逸與憂患互相對立，互相交融，體現在作品中即形成了風骨文學的審美取向和價值判斷。　　三、 玄思風流與通脫達觀的文學思想　　從魏初到晉末，是玄學發展並逐步完成的時期，也是清淡名士在熱烈的玄論論戰中追求夢想、完善人格的時期，其進程貫穿了整個魏晉興衰的歷史，這一時期既有理性與睿智的光輝，也有理智與強權暴力的衝突。　　大量魏晉文人集儒、釋、道於一身，他們有「學而優則仕」關心國家命運、懲惡佑善的儒者的積極性，又有道家的崇尚自然、追求逍遙的精神，同時又精通佛理，這是中國文人的典型性格，是魏晉文人在漢末儒教衰微、道德淪陷之後，探討新的治國思想與人生之路的結果。他們在孔子身上看到了具有人文精神的仁者的美德，在老莊那裡獲得了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東晉時期，佛教又給他們帶來了安慰心靈的教義與新的思辨方式。魏晉朝代更替頻繁，經常有文人名士付出血的代價。文人們為了在險惡的環境中生存下去，並保持自己的人格與理想，安撫痛苦與恐懼的心靈，就自然地朝聖拜佛，尋找歸宿感。　　魏晉玄學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猛烈地抨擊了煩瑣傳統的儒家倫理思想，開闢了一條玄思清朗的思想途徑，從而一掃經學腐朽的塵垢，給當時的文人輸入了新的血液，一些學者認為，玄學對我國魏晉時代的文學創作起到了質的作用，是推動「魏晉風骨」發揚光大的力量。而我認為，在文風日盛的魏晉時期，玄學是哲學理論上的追求，它僅僅對當時文人的心理起到了安撫的作用，面對無情的打擊，為了化解難以忍受的沉重心理，他們走向了虛無的佛與道的夢幻境界中，去尋找心靈的平衡，形成了文人的儒、釋、道三學統於一身的精神境界，把內心的悲苦用「玄玄乎乎」的玄學問題來覆蓋。實際上這是魏晉時代賦予的帶有悲劇性的文人的性格，但在文學創作中卻沒有留下多少痕迹。　　王弼、何晏是煽動玄學之風的旗將。王弼今天只留下兩句「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的軼言，其文采很有限；而何晏也只留下兩首《言志詩》和一篇奇特的《景福殿賦》，其中《言志詩》有「風骨」的跡象，作者以空中的名和水中的草為化，全力表現所處環境的艱難多險，最後則歸結到「逍遙防志意，何為怵惕驚」，「且以樂今日，其後非所知。」的出世欲求上。　　因此，玄學的思想只能幫助忍受屈辱的痛苦的文人們維護自己的尊嚴，更好地實現「窮則獨善其身」，他們在玄學中審視自己的處境，變得通脫達觀、高標風流，而這種玄學思想寄於文學，則使詩歌與藝術有機結合，為「風骨」的突現提供了思想保障。　　四、 隱逸之風與清高不仕的行為方式　　魏晉時期隱逸之風大盛，由文人隱逸而形成的隱逸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魏晉風骨文學的重要構成部分，隱逸在一定意義上是政治鬥爭的副產品。中國古代文人從產生之始就與政治結下了不解之緣，但入仕的結果不是喪失獨立的人格，便是被政治漩渦所吞噬，出於對現實的不滿和保全自身的需要，他們就選擇了隱逸。　　范曄在《後漢書 逸民列傳》中論及士人隱逸的原因：「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概，或庇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這是古人隱逸動機和目的，但真正徹底貫徹的是在魏晉時期，以朝隱和歸田園式為典型。　　在魏晉隱逸之風中，有一批朝隱之士，他們通過朝隱遠離政治是非之地，達到避禍、保全自己的目的。其中以阮籍最為典型。「繁華有憔悴，堂上生荊杞，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透過這些瀰漫著恐懼傷感的詩句，我們彷彿看到外表放達，而內心極其痛苦的阮籍，他在惡劣的環境中，竭盡全力保持自己獨立的人格。　　陶淵明是魏晉時代歸田園式隱逸的最高典範，他不同於前朝與後代隱士的特點是隱居之後徹底泯滅了求志達濟的價值關懷，表現出獨立的人格和清高不仕的行為方式。陶淵明詩曰：「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即安於愚拙而不取巧，意為清高不仕。在中國古代不乏隱士，但能夠固窮守拙，保持堅貞人格的卻少之又少，寂寞與清苦常常使他們倍受煎熬。而陶淵明更不愧為隱士的楷模，在以浮華相尚、富貴為榮、門閥森嚴的魏晉時代，人們尤其對自身的窮困諱莫如深，生怕別人的蔑視，而陶淵明卻坦然相待、無怨無悔：「主人解余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魏晉文人，通過隱逸的方式保持了人格的完善和獨立，形成了風骨文學的行為支架。劉勰說：「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說明作者有高尚的人格理想和精神情操，故「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劉勰又說：「沉吟鋪詞，莫失於骨」，說明作者有義正詞嚴的思想立場，文章有剛直有力的敘述內容才「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經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看到了一個具有高尚人格思想的文人群體和一批由濃烈的悲憤到淡然的超脫的作品。魏晉文人注重個體人格的體現與文風的正直：曹植「美酒斗三千」注重自我解放；阮籍、嵇康狂放不羈追求任性率真的生活方式；陶淵明則在與自然的合一中尋找個體人格的自由，這就成了魏晉文學的獨特風格：進取與退隱並，憂患與超脫並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