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輝：重拾被遺忘的法家精神

06-13

　　內容提要：法家學派雖然在政治活動中注重法、術、勢，片面強調君主專制和法制的合理性，而無視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其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開明君主專制政體的國家」。這種理想中的國家，比儒家經典中鼓吹的太平盛世要現實得多，而按照這一規劃構建起來的「法治的王權」，離法治的民主只有一步之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家的許多思想，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慘少恩」，但在具體的政治活動中，卻是實用、高效的。它不僅貫穿在我國王權時代的整個過程中，甚至在現代的企業管理與社會生活中，也往往能找到它的影子。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存在著一種頗為有趣的現象:每當社會的思想危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人們就會轉過頭來，試圖從傳統文化中尋找精神支柱和前進方向。清代末期，在西方文化不斷輸入的情況下，一些學者開始提出「保存國粹」的主張;五四運動以來，在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衝擊下，又有學者倡議進行「整理國故」。近年來，在人們的物質生活日益豐富，而精神文明卻日益匱乏的情況下，學術文化界再一次把目光轉向了傳統文化，喊出了「復興國學」的響亮口號。尤其是最近這一波被稱作「二十世紀第三次國學思潮」的傳統文化復興運動，在社會思想文化領域引起了極大反響，至今仍在轟轟烈烈地向前發展。

　　然而，如果我們用冷靜的目光對這一思潮進行審視，就會發現:所謂的「國學復興」，究竟復興了什麼?正在「復興」之中的，有作為傳統倫理道德代表的儒家思想，有以《老子》、《莊子》為中心的道家思想，有傳統史學、古典文學，甚至還有書法篆刻、古董鑒賞……但在這樣一個寬泛的範圍內，卻惟獨沒有法家的一席之地。這種情況似乎並不足為奇，自從漢代以來，法家在中國歷史上就一直備受冷遇:在政治活動中，法家基本都與歷朝歷代的「聚斂掊克」或「嚴刑峻法」之臣聯繫在一起，而飽受惡名;在學術發展上，自漢至清的歷代正史《藝文志》或《經籍志》中，法家典籍通常只有寥寥十幾部，雖然名為一個學派，實際上既無傳承，又無著述，只是聊備其數而已。在這種氛圍之下，李劍宏先生的著作《王權論》，提出中國歷史的發展，除了有儒家思想這一條主線之外，還有更重要的一條主線——法家思想，就顯得尤其難能可貴。

　　所謂「兩條主線」說，實際並非李劍宏的獨創。早在漢代，漢元帝就很明白地說過，漢家之制度，是「霸王道雜之」。雖然元帝說的是「漢家制度」，但毫無疑問，整個帝制時代的政治統治，都是以此為基本原則。李劍宏的獨特之處在於，他從法家學派的代表著作《韓非子》入手，通過對一系列歷史事件的分析，闡明了這樣一個事實:王權社會的全部政治活動，都是建築在法家精神之上，而與歷代王朝所大力提倡的儒家學說，卻是多有背離的。也就是說，法家精神在王權時代的政治生活中，不僅沒有消亡，而且是始終存在並佔據主導地位，相比之下，強大的儒家思想只是法家藉以鞏固統治的工具。法家並不是一個停留在書本上的空想理論式學派，而是真正貫徹到政治的運作之中，以實際行動體現了其內在的價值。從這樣一個角度出發，中國歷史上的一些長期困擾學者的問題，就會得出新的答案。如:為何中國的王權時代持續時間如此之長，而沒有像西方國家那樣由封建社會邁入資本主義社會?為何中國王權時代的歷史大勢總表現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無法跳出一治一亂的歷史循環?這些問題，學者們已經從經濟和政治的角度，做出了很多回答，而李劍宏按照其「思想—事實二元並立」的思路，從「陽儒陰法」的思想角度做出的答覆，無疑有其獨特的價值。

　　但此書的貢獻還不止於此。《王權論》不僅道出了中國王權社會「陽儒陰法」的基本面貌，還要進一步摘掉「陰法」的帽子，使法家精神大白於天下，重新綻放出其應有的光彩。通過書中的論述，我們可以驚奇地發現，法家並非如人們長久以來想像的那樣，是一個冰冷、機械、血腥、殘酷的學派，其崇尚的也遠非僅僅是死板的法律和詭譎多端的帝王術。相反，從《韓非子》開始，法家就有了以法治國、平均貧富、限制君權等極為先進的政治思想。法家學派雖然在政治活動中注重法、術、勢，片面強調君主專制和法制的合理性，而無視道德教化的作用，但其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開明君主專制政體的國家」。這種理想中的國家，比儒家經典中鼓吹的太平盛世要現實得多，而按照這一規劃構建起來的「法治的王權」，離法治的民主只有一步之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法家的許多思想，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慘少恩」，但在具體的政治活動中，卻是實用、高效的。它不僅貫穿在我國王權時代的整個過程中，甚至在現代的企業管理與社會生活中，也往往能找到它的影子。一言以蔽之:「但凡少數人壟斷權力的地方，法家思想揭示的規律就必然起作用。」也就是說，直至今日，法家思想對於我們的現實生活，仍然具有借鑒意義。

　　多年以來，人們在談到法家思想時，總是有意無意地把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對立起來，似乎儒家與法家從來就是水火不相容的。實則不然。就原始儒家而言，與法家未嘗沒有相通之處。儒家經典之首的《周易·繫辭傳》中就講道:「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這裡面既論述了聖人掌握「位」即王權的必要性，又提出了用以聚人之「財」和禁民為非之「法」的重大作用。其餘對「法」的描述，如《周易·噬嗑》卦講「利用獄」、「明罰敕法」，《豐》卦講「折獄致刑」，《旅》卦講「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尚書·呂刑》講「五刑」等等，更是不一而足。從政治活動的實踐上來看，孔子任魯國大司寇，誅少正卯，墮三都，未嘗不用法。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韓非子，也曾師事儒家學派的荀子。因此，說儒家與法家截然對立，未必皆是。換個角度思考，法家思想之所以能深深地滲透在中國傳統的政治活動中，未始也不是由於其與儒家思想的結合。在中國歷史上，純任儒家，就會出現如黃仁宇先生所說的「以道德代替法律」的情況，其流弊便是「以忠信為甲胄，以禮義為干櫓」，或者「平日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國勢自然積弱不振;但若純任法家，也會出現如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問題。只有儒法交融，才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義所在。在傳統文化復興的熱潮中，我們在挖掘儒家思想的同時，更要重拾已經被遺忘了許久的法家精神，而《王權論》則不啻為法家思想的復興舉起了一面旗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