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董仲舒的思想主張介紹

董仲舒　　董仲舒恰逢其時地給漢武帝締造的大漢帝國的盛世，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影響力，似乎超越時空，超越階級局限和階級意識，形成了中華民族穿透歷史的巨大凝聚力和永不枯竭的精神財富。　 　漢承秦制，自漢高祖劉邦，經惠、文、景三帝到漢武帝，都認為秦代的郡縣制對加強大一統的皇權有利，但為什麼秦王朝會如此短命崩潰呢？秦制還存在哪些方面 的缺陷呢？劉邦及其子孫自然要總結秦亡的慘痛教訓。漢文帝時代的大臣、政論家賈誼寫的《過秦論》，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出籠的。賈誼在《過秦論》里說：秦皇 「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萬之 城，臨不測之溪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粹，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然而，「戍 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化為焦土」，秦始皇的所有努力都白費了。賈誼最後反問：「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焚書坑儒，想採用暴力手段統一思 想、消滅思想的辦法鞏固封建專制統治，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秦二世的滅國，證明此路不通。　　賈誼得出的結論是：「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持久而社稷安矣。」　 　賈誼道出了一條真理：用殺戮對付思想不行，思想只能用新的思想解決。他的「觀之上古」，與孔子的「克己復禮」，恢復周代的禮制與仁政有異曲同工之妙。但 是文、景二帝時代，朝廷占統治地位的還是黃老之術，即算是申、韓的法家、術學，都還有相當的市場。賈誼20歲就以文才出名，被漢文帝招為博士，一年後晉陞 太中大夫。但他的政治改革主張遭到朝廷守舊勢力的反對與毀謗，被貶為長沙王太傅、梁懷王太傅。他還是多次上書，《陳政事疏》《論積貯疏》，仍然不為所用。 因政治抱負無從施展，過湘水時曾作《吊屈原賦》，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　　賈誼33歲憂鬱而死，就像秦始皇並沒能徹底滅絕儒學一樣， 賈誼英年早逝並不影響儒學繼續廣為傳播。早在先秦，儒生到處活動，並且加入到反對秦王朝的農民起義軍當中。陳勝手下的孔鮒，劉邦手下的陸賈就是當時儒生的 代表人物。前面講過，陸賈經常在劉邦面前稱頌和引用儒家經典，陸賈說：「在馬上憑藉武力固然可以奪得天下，但是憑藉武力就能治理好天下嗎？商朝國君成湯、 周朝國君周武王都是用武力奪取天下的，得天下後，他們又順應民心用仁政治理天下，文治武功並用，才是使國家長治久安的良策。假如秦王朝能懂得效仿古代的聖 主，陛下又怎麼能夠奪得天下呢·」劉邦聽了這番話，覺得有道理，便讓陸賈寫成《新語》一書。　　此外，當時任博士的叔孫通，通曉儒學，他 也對劉邦說：「儒生雖然不能參與打天下，但是治理天下是絕對用得著的。」漢朝剛建立，劉邦也在尋求鞏固皇權統治的法寶，他讓叔孫通徵集儒生三十人和他的弟 子們，參照周禮，制訂了漢王朝的禮儀制度。有了君臣禮儀，劉邦感到了當皇帝的尊貴。儒學有了新的發展，逐漸適應了統治階級的需要。然而劉邦死得太快，只做 了七年皇帝，探索未能進行下去。漢武帝繼位，一改文、景二代「無為而治」的政策，主動出擊，北逐匈奴，南拓領地，對內削弱諸侯，開疆擴土締造了大一統的盛 世。但是，盛世之下必有後憂，由於大量移民，增加人民的賦稅，致使人民起義不斷發生。此時，作為統治者，迫切感到需要一個新的思想體系，來維護統一的皇 權，加強對人民的防範和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董仲舒提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思想就完全符合了當時的統治階級的需要，受到了漢武帝的重視和採納。　 　董仲舒生於公元前197年，卒於前104年，活到93歲，相對於劉邦三代子孫都只活到40多歲，他是很長壽的了。他出生在廣川（今河北棗強東北），經歷 了大漢文、景和漢武帝三代君主。在呂后專權誅殺義帝，分封呂氏王侯，最後周勃、陳平誅呂王，扶劉邦中子劉桓繼位為文帝時，他17歲。董仲舒自小攻讀《春 秋》，是西漢中期儒家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著有《春秋繁露》等書，景帝時做過儒學博士。漢武帝即位，時年56歲的董仲舒，學術地位已經確立，名滿學界。漢 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以公羊學大師身份應召。從此，他多次給武帝上書、對策。他在《舉賢良對策》疏中，提出了「天下三策」思想，宣揚經過孔子繼承改 造的儒家學說，實際上是夏、商、周三朝鞏固各有幾百年運祚的指導思想；抨擊法家理論是導致秦二世而亡的錯誤主張。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絕其道，勿使並進。」也就是說為了鞏固王朝的統一，應尊崇儒家學說，把它作為唯一的指導理論，罷黜其他各家異說，以求統一人民思想，維護王朝的皇權統治。 這一建議得到漢武帝的讚賞。　　根據董仲舒建議，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設太學，置五經博士。博士以儒家經典「五經」在太學教授弟 子。前124年，漢武帝採納公孫弘的建議，為博士置弟子生員50人，每年考試一次，合格者授予各級官職。並命令各郡國建立學校，講習儒家經典，選拔優秀者 擔任地方各級官吏。學習儒學的人越來越多。秦始皇和李斯也曾打算統一思想以鞏固封建專制統治，但是他們採用的暴力鎮壓的方法，留下了失敗的教訓。董仲舒提 出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漢武帝所採納，同樣運用了政權的強制力量得以推行。這項措施當然不像焚書坑儒那樣殘酷，但強行統一思想的做法與目標，與秦 始皇並無二致。所不同的是二者的打擊對象不同，秦始皇打擊的是儒家，漢武帝打擊的卻是儒家之外的諸子百家了。而且採取的是比較溫和的手法，既沒焚燒諸子百 家的著作，也沒消滅百家之人。　　這不能不說是漢武帝對大一統中國形成的又一大貢獻。從此，儒家思想成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正統思想，影響中 國社會達兩千多年。孔子和儒學的地位，隨著歷史朝代的更替，雖有不同程度的尊寵與疏離，但總的趨勢是越來越高。孔子被歷代皇帝尊封為至聖先師，儒學繼承者 孟子被尊為亞聖，就連孔子的弟子七十二賢也各有封賞。儒學成了漢文化和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內核和精髓，以德育人，以禮待人溶入了民族文化的細胞和百姓日常 生活中。施仁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歷代有作為的君王的衡量尺度。董仲舒恰逢其時地給漢武帝締造的大漢帝國的盛世，注入了精神文化的脊樑。「罷黜百 家，獨尊儒術」的影響力，似乎超越時空，超越階級局限和階級意識，形成了中華民族穿透歷史的巨大的凝聚力。　　近代五四運動以來的批孔和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也好，都不能斬斷儒學和新儒學對中國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影響。以德治國，建設和諧社會，都離不開兩千多年前孔子在《論語》《春秋》《詩經》《四書》中很多有益的教誨。　 　《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故漢興於五世間，唯董仲舒名為明於《春秋》，其傳《公羊氏》也。」孔子撰《春秋》，經公羊作注的《公羊春秋》，成為儒家經 典。《公羊傳》的宗旨是「當新王」，自然與「大統一」聯繫在一起。只有統一中央集權制才能叫「大一統」，分封制則「統」不起來。「大一統」為「新王」所締 造，因此要「尊新王」，這裡隱含「郡縣制」與「君權至上」。公羊「郡縣制」與「君權至上」吸收了先秦韓非、李斯等法家的有益成分。　　董 仲舒在繼承公羊傳的基礎上，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就是要用儒家學說實現「大一統」「撥亂反正」。哀公十四年說：「君子曷為《春秋》？撥亂世，反諸 正，莫近《春秋》。」這裡的「亂」，是分封製造成的；「撥亂反正」就是要剷除分封制，實現統一中央集權制的太平盛世。要做到「撥亂反正」，就要「貶天子， 退諸侯，討大夫」，總括為「譏世卿」。這裡所「貶」的天子，是分封制下不能控制政局的天子——即諸侯王；「退諸侯，討大夫」，就是堅決反對「世卿世祿」， 從根本上剷除領主政治，廢除分封制。　　董仲舒的社會理想是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和諧安定社會。大一統是他所述《公羊春秋》的根本要義：「春 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義）也。」（《漢書·董仲舒傳》）。董仲舒對《公羊傳》的概括是：「周道衰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患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錶，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又說：「西狩獲麟，受命之符是也。然後托乎 《春秋》正不正之間，而明改制之義。一統乎天子，而加憂於天下之憂也，務除天下之患。」在這裡，孔子明白無誤地提出了君權至上與統一中央集權制。　 　董仲舒一生的重要著作《春秋繁露》，其宗旨在於闡發公羊春秋的「微言大義」。其精髓就是後來褒貶不一的「三綱五常」學說。「三綱」即「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夫為妻綱」，近代五四運動反孔，即把矛頭指向「三綱五常」學說。孔子講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還講過「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 之則怨。」《中庸》篇中說過：「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董仲舒的「三綱五常」，把孔子說 過的話和《中庸》里的思想，更向前向深里推進了一步。現在看這三綱學說，當然違背民主、自由和公平、平等的人道主義原則，但在維護封建社會秩序和倫理道德 方面，兩千多年來的確發揮過不可忽視的作用。我們不能拿今天的眼光求全責備地去挑剔古人。　　董仲舒不僅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綱 領，他還在經濟思想上有三個重要論述：義利論、等級經濟關係論、仁政思想。在義利論方面，董仲舒所言的「利」是指一般、普通的物質利益，且有公私之分，並 重義輕利；在等級經濟關係方面，董仲舒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合」不是「爭」，用現代語言，即是「合作共贏」，這實在是有相當的超前意識，並通過 「三綱」的道德標準，來約束人們那些不道德和非法的求利行為；在仁政思想方面，董仲舒主張「不與民爭利」，他系統論述了政府及其官員「與民爭利」的各種表 現和反對「與民爭利」的經濟原因、道德依據，並提出了「行仁政」的具體辦法。看看，兩千多年前的董仲舒，倒像是今天國務院里的高級智囊。我們現在的政府反 對「與民爭利」，講究「讓利於民」，與董老人家的經濟主張竟不謀而合。　　董仲舒理論都是圍繞著「大一統」社會理想而展開的，大一統的根本特徵是思想統一，「推明孔氏，抑黜百家」。　 　在儒家倫理經濟思想史上，孔子第一個談論義利問題，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做出了貴義賤利的結論。孔子的「義利」思想而今在經濟思想史的角度 得到了科學的闡釋和評價。在儒家學者中，董仲舒最為全面和深入地論述過義利問題，他有一句名言，「正其誼（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董仲舒 傳》），其知名度不亞於他的另一句名言：「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書·食貨志上》）。董仲舒的「義利」觀在孔子思想上又進了一步。　 　與董仲舒同時代的司馬遷也認為人性是好利的。董仲舒說萬民求利「如水之走下」，司馬遷也說人們追求財富「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天下熙熙，皆為利 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二者有一個區別，這就是，司馬遷直接賦予求利行為道德上的合理性，認為是有道德的表現，「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好行 其德」（《史記·貨殖列傳》）。而董仲舒則不是這樣，他認為必須把人們的求利行為置於等級制的規範之中，只有符合等級規範的——即按等級制規定所應有和許 可的求利行為才是道德的，否則就是不道德的。這種不道德的求利行為，必然是對社會和諧秩序的破壞，造成動亂和紛爭。遵守等級之禮的遊戲規則，被他提升到了 「義」的高度，且認為是最大的「義」，「大義不越等，貴賤如其倫，義之正也。」　　等級制度是封建社會的根本特徵，董仲舒把「義」與「等 級」聯繫在一起，不足為怪。如果把「等級制」換成今天的「法制」，董仲舒的所有論述也都順理成章了。至少比太史公的「人富而仁義附焉」，「君子富，好行其 德」進了一步。因為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角度來看，為富不仁、為政不仁者比比皆是。所以，董仲舒的「君子篤於禮，薄於利」，認為「禮重於身」，都說明他提倡 義重於利。因為利是養身的，而義是養心的。歷史上提倡遵守等級禮制重於求利，與今天遵守法制重於求利，如出一轍，對規範社會行為、人際交往行為都具有積極 意義。特別是他的「不與民爭利」「合作共贏」、施仁政的思想，至今都放射出人性化的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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