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愛情莫過於此(簡化版《香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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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傑1973年出生於四川成都,1992年考入北京大學中文系,2000年獲文學碩士學位。他少年即揚名,不到而立之年就出版了八九本作品。因為他的文章鋒芒犀利而又不乏尖刻和偏激,被傳媒稱為「北大怪才」,從而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但余傑接受記者採訪時卻坦言:「其實更接近我生命本真狀態的,是愛、溫柔、悲憫這樣的氣質。」余傑說,他和妻子從相識、相戀到結合的經歷,使他對這一點更加深信不疑。余傑把他和妻子之間的故事,寫成了長篇小說《香草山》。「涉及我個人生活的部分,幾乎全部是真實的。」余傑說。
「平心而論,你真的還沒有愛過。」在《說還是不說》那本書里,余傑寫了自己的初戀。余傑自己也承認,「我的愛情也許不叫愛情,因為一直都只有我一個人在愛,在等待,在忍受。」
那是一個叫小雅的女孩,她跟余傑算是青梅竹馬,她留給余傑最初的印象是:「小雅穿了一件白裙子,一塵不染。」那一天以後的許多日子,白裙子依然在余傑眼前飄動著,他說自己永生難忘。考上北大後,余傑給小雅寫信,很頻繁地寫,小雅的回信卻不冷不熱。終於,小雅對余傑說出了那句話:「我們是兩個世界的人。」然後小雅去北京看余傑,十多天後,余傑送小雅回成都,火車開動時,小雅只說了三個字:「謝謝你。」為了這段經歷,余傑寫了長長的文章《似水柔情》,這組文章在余傑激揚的文字中是個「異數」。
但認識寧萱後,寧萱首先批評的就是這篇文章:「那怎麼會是愛呢?那只是一種青春的萌動,在那樣的年齡,無論哪個女孩子都很容易走近你的——只要一瞬間的接觸,或只因她離你近。那個對你的文字——你作為生命之瑰寶和惟一精神支柱的文字——視而不見的女孩,她會愛你什麼呢?你又愛她什麼呢?平心而論,你真的還沒有愛過。」
「如果還有一雙眼睛同我一起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了。」余傑和妻子寧萱的情緣,是因為余傑的文字。1999年6月之前的幾個月里,寧萱就已經在揚州大大小小的書店裡,看到余傑的作品集《火與冰》,那是余傑的第一本集子。那年24歲的寧萱,大學畢業已經4年了,她大學讀的是國際金融專業,畢業後到了一家香港獨資公司,不到一年便升為部門經理。學金融的寧萱讀書很挑剔,她多次與《火與冰》失之交臂。6月2日,她下班後去逛街,在一家小書店裡,在租書的櫃檯前,她問老闆有什麼有意思的書沒有,老闆向她推薦了《火與冰》。大概許多人傳閱,書已經很破舊了。寧萱交了租金,把書拿回家,這一讀,就再也放不下了。她一直讀到天黑,跟著書中的文字,跟著寫這些文字的人,一起悲哀、憤怒、欣喜和微笑。她忽然決定,給這本書的作者寫封信,她要認識這個作者。
她在信中寫道:「迄今為止從未寫過一封給陌生人的信,但王小波的死給了我極大的衝擊,因為他就是我曾想要寫信的人,而如今,信還在心裡醞釀,人已渺然不知去向,我體味到了前所未有的痛心與悔恨。世事喧囂,人生寂寞,我一直以為,支撐我的生活動力便是羅素所稱的三種單純然而極其強烈的激情:對愛情的渴望、對知識的追求,以及對人類苦難痛徹肺腑的憐憫。而在這樣的動力下生活註定是孤獨,無盡的近於絕望的孤獨。我想,如果還有一雙眼睛同我一起哭泣,那麼生活就值得我為之受苦了。因為王小波,因為孤獨,因為生命的脆弱與無助,我終於提起了筆,給你,沉重而真誠。最後,我要告訴你,我是一個女孩,美麗,也還年輕。」
信寫好後,因為不知道余傑的具體地址,寧萱就抱著試試看的想法,在信封上寫上「北京大學中文系余傑收」的字樣,投進了郵箱。余傑收到這封寄自揚州的特快專遞後,看著信封上陌生的公司和地址,還有些模糊的「寧萱」的名字,他開始並沒有太在意,他在北大校園裡的「家園」快餐廳里撕開了這封信。他叫了一份快餐,邊看信邊吃飯,剛剛讀了第一行,他就正襟危坐起來。後來,余傑形容說,這封信的內容像一塊小石子,準確擊中了他的心臟,沉重得令人有窒息的感覺。余傑決定給這個叫寧萱的女孩回一封信,他沒有想到,回這封信,竟然改變了他們兩個人的生活。
寧萱收到了余傑的回信,看到有北大標誌的信封,她先是心中一熱,抽出信紙後,又是心中一涼——因為信是列印的。寧萱說她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列印的信件。「他真的沒有一顆真誠的平常心了。」寧萱想。但她還是看完了信,看完了信她的想法改變了——「它本身就是一篇好文章,沒有一處是隨意的敷衍。」余傑的第二封信就變成手寫的了。
從此,兩人書信往來不斷,他們談論的都是一些沉重而嚴肅的話題:大學時的軍訓,文革時的地下詩歌,魯迅,俄羅斯詩人,《聖經》。在揚州與北京之間,兩顆同樣孤寂的心靈在互相溫暖著對方。
「你出現在哪裡,哪裡就是我的伊甸園。」余傑有一個多月沒有收到寧萱的來信了,剛開始,他心裡有淡淡的失落,有盼望才會有失落。這種感覺,自從初戀結束以後已經很久沒有過了。他知道自己似乎在發生著某種變化,對異性的敏感正在恢復之中。他發誓:他要勇敢地去愛,勇敢地去受傷。
而此刻,寧萱已經跟隨著一幫探險隊的朋友開車從青海去了西藏。他們一路上,遇到了好幾次千鈞一髮的險情。就連那些常年登山和探險的壯漢,都嚇得魂飛魄散,但寧萱卻絲毫也不害怕。寧萱去西藏不是為了看風景,她是為了去尋找信仰,為了體驗死亡。但在生死一線牽的時刻,寧萱還是突然想到余傑,遠方的知音,他在幹什麼呢?暑假結束,從四川家中回到北京的余傑,看到寧萱的信,才知道她居然經歷了這麼重大的事件,儘管他知道她很孤獨,但他沒有想到她被孤獨折磨得如此之深。
1999年10月2日,寧萱在這一天到醫院拔了兩顆智齒。回到家後,麻藥的藥性過去了,創口發出鑽心的劇痛。3日,疼痛減弱了一些,夜晚仍然睡不著,寧萱突然想給余傑打個電話。余傑的手機號在第一次通信時就告訴了她,但她一直沒有打過,她怕撥通電話後,對著話筒無話可說。猶豫再三,寧萱還是撥通了余傑的手機號。突然一聲粗暴的詢問:「哪位?」寧萱嚇了一跳,手忙腳亂地將電話掛斷,這聲音怎麼如此「震耳欲聾」?寧萱又撥了一次,還是那聲響亮的質問。寧萱再次掛斷電話。停了一會,手機響了,寧萱看了看顯示屏,正是余傑的手機號,寧萱按下接聽鍵。
「請問剛才誰打我手機?」寧萱說:「我是寧萱,你還記得我嗎?」對方改變了腔調,顯得有些緊張:「你怎麼想到現在這個時候給我打電話?」寧萱有些委屈:「你剛才的聲音好嚇人。」余傑不好意思起來,他解釋說因為自己的手機信號不好,說話時只好大聲一點。寧萱告訴余傑,她拔了智齒,傷口很疼。余傑說自己去年也拔了一顆智齒,拔牙的時候,教授一邊動手,學生一邊觀摩。他開始在電話中滔滔不絕地說起自己拔智齒的感受來。寧萱知道,那是余傑在轉移她的注意力。
後來,余傑又說:「你知道嗎?今天是我26歲的生日,你剛好打來了電話,真是太巧了。」余傑說以前的許多朋友彼此都已經淡忘,相互之間都不記得對方的生日。他沒想到,在深夜還能收到一個不期而至的電話。其實,寧萱哪裡知道余傑的生日,她給他打電話,僅僅因為牙疼。那天,他們通了半個多小時話,手機都有些發燙了。余傑說,按照他的性格,一般兩次電話無人應答,他是不會再打過去追問的,但不知為什麼,他卻破例按照手機上留存下來的號碼又打了過來。寧萱想,這是上天安排的,假如他不理睬我的電話呢?假如他留的不是手機號而是電話,而且又無法顯示來電呢?一切都可能是另外的情形。
「我不能選擇那最好的,是那最好的選擇了我。」10月7日,余傑和朋友一起到一位老教授家吃午飯。飯後聊天的時候,余傑的傳呼響了,他低頭一看,上面赫然是:「寧萱小姐請你回電話。」余傑躲到陽台上,打通了寧萱的手機。「我現在在北京。」他們約好6點在北大南門見面。華燈初上時刻的北大南門,人來人往,余傑騎著一輛自行車趕過來,他看到西北角站著一個女孩,高挑的個子、短髮、清秀的臉,穿著一件黑色的短大衣。那女孩也看到了余傑,並向他走了過來,他們都認出了對方。余傑帶寧萱去了「家園」餐廳。余傑讓寧萱點菜,寧萱沒有客氣,她點了一盤香菇菜心,一盤滑溜牛柳,一碗蘿蔔絲鯽魚湯。飯端了上來,寧萱很認真地吃著,一切都是那麼自然,彷彿水到渠成。
飯後,余傑帶寧萱去了自己在「稻香園」的家。在房間里聊了一會兒,余傑打開電腦,讓寧萱看自己的文章。寧萱看了一會兒,就徑直在電腦上打起字來——她居然在修改余傑的文章。「這個詞語用得不對!」她的話語斬釘截鐵。後來,余傑建議去酒吧坐一會兒。他們去了一家叫「漂流木」的酒吧。那天酒吧里很安靜,輕柔的音樂、溫馨的燈光,裝飾儉樸有致,有點海洋和沙灘的感覺。在他們身後,兩根木樁支起一張網,網的扭結處,捆著空酒瓶。
寧萱對余傑說:「我想寫一首小詩。」思索片刻,她輕聲朗誦起來:
是不是每個漂流瓶都來自遠方 是不是每一個遠方都有一位姑娘 是不是每個姑娘都心懷憂傷 是不是每段憂傷都藏著夢想 是不是每個夢想都能乘著波浪 是不是每塊心田都渴望愛情 是不是每份愛情都能結成良緣
一晃10點半了,余傑送寧萱去她住的賓館。在賓館門口,寧萱下了車,她淡淡地向余傑說了聲「再見」,就轉身走進賓館的大堂。余傑心裡有些失落,他想握一握寧萱的手,但他不敢。回去的路上,一種莫名的寂寞困擾著他,彷彿生命中的某一部分離他而去。余傑又開始給寧萱寫信,在信中,他說:我想問你一個問題——假如我建議你到北京來,你會考慮嗎?寧萱回信說:我可以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不管是宮殿還是貧民窟,我只需要一個小小的條件——身邊有一個真愛一輩子的人。
2000年「五一」長假到了,寧萱寫信給了余傑一個驚喜,她說,雖然我不喜歡坐飛機,但我還是要飛過千山萬水來看你。我要嘗試一下做稻香園「女主人」的味道。我喜歡上了,就不走了。對於余傑來說,這真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他想起《聖經》上的一句話:有好消息從遠方來,就如同拿涼水給口渴的人喝。從5月1日上午起,余傑擦窗戶、拖地板,他換上了藍色的被單和枕頭。他提前3個小時到了首都機場。航班號寧萱早就告訴了他,他已經背得清清楚楚了,但仍然不時拿出來看一眼,生怕出現了失誤。終於,寧萱出現了,她的頭髮已經長長了許多,不再是半年前第一次見面時的那種短髮式了。余傑想,她的頭髮是為我而留起來的。坐在計程車上,寧萱輕聲說:「我覺得有點累,打個盹吧。」余傑點點頭,寧萱依偎在了他的胸口。他攬住了她,孤獨如潮水般退去。
到家了,他們牽著手上樓下樓,余傑問:「上次你為什麼不讓我牽你的手呢?」寧萱嘆息著說:「你怎麼一點也不懂女孩子的心呢?好多時候,女孩說『不』其實是說『是』呀。」他們吃飯依然去了「家園」餐廳,仍然點的是上回點的那幾樣菜,連座位也是上次坐過的。吃完飯,他們又一起去了未名湖。湖邊每條路余傑都非常熟悉,他告訴寧萱:過去,我的身影與塔的影子一樣孤獨,今天我攜著我的愛人來了。夜深了,他們攜手回家,他們終於在同一個屋檐下了。
7天假期很快就過去了。余傑又一次來到首都機場,不過,這一次是送別。他問她什麼時候到北京來。「在你需要的時候。」寧萱說。
「當你遇到艱難困苦時,我要和你在一起」2000年7月,余傑的碩士論文答辯順利通過了。在和同學們穿著碩士服裝拍照留念的時候,余傑想到了遠在千里之外的寧萱,這一刻的幸福,她能來分享多好。余傑去和早在四月份就與他簽了合同的中國文學研究所報到。但用人單位告訴他,報到的手續被凍結了,他們不再接收他了。沒有人告訴他是什麼原因,堂堂的北大碩士生,出了八九本作品的才子作家沒有了工作單位。余傑從那家單位出來,給朋友們打電話,他們一起去吃火鍋,幾個人,那晚吃了幾十盤菜,喝了幾十瓶啤酒。
夜裡,余傑把這消息告訴了寧萱。寧萱沒有絲毫的猶豫,她說:「我等待一年的契機終於來臨了,當你遇到艱難困苦時,我要和你在一起。」第二天,寧萱向香港老闆提出辭職。老闆很驚訝,挽留她,說要給她加薪。寧萱說,我的辭職和薪水無關,我要到北京去,投奔愛情。
2000年7月,寧萱只帶著兩個箱子到了北京。臨來北京前,她收到余傑的信,余傑在信中寫了當年沈從文追求張兆和的一段佳話:沈從文向張兆和求婚時說,如你爸爸同意,就早點讓我知道,讓我這個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張兆和徵得父親同意後,給沈從文發了封電報,寫道:鄉下人,喝杯甜酒吧。余傑問寧萱,什麼時候讓我喝到甜酒?寧萱對余傑說:「你這杯甜酒也喝得太容易了,你知道嗎?沈從文當年寫了四年情書,而你只寫了一年,真是走運啊。」
2001年春節,他們在余傑的家鄉舉行了簡樸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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