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允星：天朝的迷失與幻覺

　　 在當前這個看似「正迅速發展」的時代，假如有人追問：中國還有什麼「傳統」的東西仍舊「穩如磐石」嗎？我想推薦這樣一個答案——國人的天朝心態！顯然，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要素之一，它主要體現為三個基本特徵：其一、將所謂的「國家民族大義」作為思考問題的根本立足點，缺少健全的「自我意識」和人本（權利）觀念；其二、對「異文化」和其他國家持有一種天然的「不信任感」，甚至經常轉化為某種「歇斯底里」的仇外情緒，並從中獲得某種民族文化優越感；其三、以「道德理想」代替事實考證，「本能地」參與和接受來自政府統治當局的各種「盛世」教化、渲染，卻刻意或無意識地誇大其他民族或國家的困難和危機。這種天朝心態在中國歷史發展過程中「歷久彌堅」，已經成為國家現代化的最強大阻力，這不僅體現為來自政治保守勢力和草根階層共同掀起的義和團、紅衛兵造反等政治與社會運動，還體現為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演變歷程。

　　 比如，中國首批啟蒙思想家嚴復、梁啟超等都曾經提出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這本來是中國社會現代轉型的一股強大「智力支持」，但是他們要麼因「尋求富強」的目標（可參閱史華茲先生的《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一書）而喪失了來自不易的「思想轉變」，要麼在無意識當中就轉化為了國家主義者（可參閱張灝先生的《梁啟超與中國思想的過渡》一書），最終都沒有逃過天朝心態的「支配」與控制。林建剛在《別光給民國知識分子點贊》一文中鮮明地指出：「眾所周知，嚴復是晚清民國的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反諷的是，晚年的嚴復，卻最終放棄了個人主義的價值觀，進而轉向了『舍己為群』的價值理念」。由此可見，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天朝心態」是何其頑強，即使那些飽讀西學名著並曾遊歷西方世界的思想領袖也未能真正克服這種文化「慣習」（布迪厄語）的深厚影響力。

　　 回顧清末民國以來的中國社會思想演變歷程，中國知識界至少「錯失了」三次影響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機會。第一次發生在百年前的1915年，那時候，伴隨著《新青年》雜誌的創辦，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被正式發動起來，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得到廣泛傳播，各種進步的社會思潮開始對廣闊的中國社會產生廣泛的「觸動」。然而就在這個時候，以歐洲為戰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正在努力學習西方」的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強烈的衝擊，從歐洲遊行歸來的梁啟超說盡了西方資本主義的「不是」，梁漱溟等文化保守主義者趁機大肆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越性，以「留日學生」為代表的很多知識分子都開始轉向國家主義、社會主義甚至無政府主義思想。截止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國知識界已經發生根本性逆轉，自由主義思想被邊緣化，而在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兩個「精神病灶」（朱學勤語）的鼓噪之下，中國迅速進入到激進政治革命佔主導的歷史時期；由此，「天朝心態」也隨之取得了更加適宜的政治與社會土壤，並日益與主流政治意識形態發生了緊密的結合。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中國的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在新的世界秩序當中獲得了空前重要的政治地位，民族主義思潮因此而暫時受到了抑制，中國知識分子也迎來了影響中國未來政治走向的又一次良機；然而，伴隨國共內戰的爆發以及之後的新政權採取向蘇聯「一邊倒」的外界戰略和冷戰局面的形成，他們要麼選擇「離去」（比如胡適先生），要麼將自己的理想之實現寄希望於新生的共和國政權，但最終都未能真正發揮「引領社會思潮」的功能，中國再次失去了效法西方現代文明的機會。很顯然，這種局面的形成其實可以直接追溯到五四以來形成的激進左翼思潮興起和民族主義的長期滋養，它帶來的最直接後果就是自由主義思潮的幾乎徹底消失，而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天朝心態」則得到了無以復加的生長，國家本位主義思想、政治與文化排外情緒、道德理想主義習氣等都在中國社會生活中肆無忌憚地泛濫成災，導致民主法治建設無從談起，中國社會發展情勢出現了嚴重倒退。

　　 改革開放後，中國再次迎來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的良好契機，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家的新一代領導人基本認識到了現代市場經濟制度和個體主義文化在推動國家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因此特別重視對外開放，中國與歐美、日本等現代文化國家的關係隨之進入蜜月期。據有的朋友回憶說：「在那個時候，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和電視劇都是要進行審核的，據說是政府擔心影響中國與日本、歐美國家的關係，哪像現在整天渲染中日對抗，而且已經到了很誇張的地步！」然而又是好景不長，因為1989年的那場事件影響，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再次緊張起來，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再次興起，且也就在這個時期，中國經濟取得了高速增長，而西方世界卻發生了1998年的金融危機等重大事件，加上後現代主義思想（以批判西方現代性為核心內容）在世界範圍內的不斷蔓延，中國很多知識分子再次產生了「天朝幻覺」，於是大肆炒作著名的「中國模式」，而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再次被邊緣化，結果是再一次錯失了推動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機會。

　　 從中國知識界所經歷的三次「變故」可以看出，受到中國既有政治規則（基本可概括為槍杆子里出政權）和國際政治形勢的決定性影響，知識分子群體在中國社會變革當中的積極作用經常難以得到發揮，從而淪為政治的附庸。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中國知識分子的理論修養和思想洞察力也存在嚴重問題，除了胡適先生這種能夠基本洞悉現代社會之本質屬性的堅定自由派知識分子之外，大多數人都難以從根本上擺脫「天朝心態」的思想束縛，從而特別容易在某種外部刺激的作用下走向啟蒙思潮的反面，成為阻礙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的力量。資中筠先生深刻地指出，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憲政的道路轉型的關鍵時刻，總有以「國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現，以「愛國」為名，反對社會進步，行禍國之實。而且這種言論總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為它能打動國人一種敏感的情結——即「五千年輝煌」與「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歸之于洋人。很顯然，資先生此言已經成功地「點破了」中國人的「天朝心態」及其給中國帶來的巨大危害。

　　 從鴉片戰爭時期開啟的中國近現代歷史已經將近有二百年的時間，儘管在這期間中國也經歷了各種變革風雲的洗禮，但是其傳統文化的很多「基因」始終沒有發生本質性的變異，其根深蒂固之特性彰顯無遺；在這其中，論起最為頑強者，「天朝心態」應當之無愧！不管這其中的社會文化運行機理何在，長期揮之不去的天朝心態給中國的現代化航船帶來了無數的暗礁險灘，它導致無數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不斷地從一種「狂迷」走向另一種「狂迷」，而最終只能回到「歷史原點」卻不自知。秦暉先生的名著《田園詩與狂想曲》一書告誡我們：以宗法共同體和「人身依附」為基本要素的中國傳統社會形態若不經歷一種個性解放過程，任何形式的社會合作化組織都將重蹈「傳統復辟」的覆轍，而根本不可能建立起現代形態的社會形態；換句話說，脫離了以個體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思想，中國傳統社會根本沒辦法走出傳統宗法社會的牢籠，更不可能直接跨入比資本主義更高級別的社會發展階段。此書出版有將近二十年的時間了，到底有多少國人真正理解了其中的核心思想？我認為這個數字應該不大，否則中國知識界也不至於出現當前這種「犬儒主義」氣象！

　　 在日常生活中，我經常可以聽到這樣的聲音：中國的社會問題確實很多，但西方國家的問題也不少；文革、中國模式有問題，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也有問題，中西文化對比，很難給出合適的評價......每當遇到這些言論，我總是無奈地感嘆道：飢餓和營養過剩兩個問題真的能夠「同日而語」嗎？在我看來，這些言論的持有者一方面沒辦法迴避中國當前存在的嚴峻社會問題，另一方面又被天朝心態這幅「精神麻醉劑」所暗中操控，所以不斷誇大西方世界的危機，才最終產生了這種似是而非的觀點。更可怕的是，當天朝心態轉化為無數國人的某種集體無意識之時，那些真正洞悉西方「現代文明密碼」的人就會變得更加孤立，中國的現代化轉型必將繼續延遲。我堅信一點：離開了擁有獨立人格的萬千國民，沒有以「個體主義價值觀」為核心的自由主義思想和憲政民主制度做支撐，一個國家在器物層面的現代化只能帶來兩個結果：一個是轉向對外侵略的法西斯主義，一個是經濟體系內部出現重大失衡乃至崩潰，但是不管是出現哪個結果，「天朝幻覺」總會在「迷失」之中走向徹底的破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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