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羅：面對黑暗的幾種方式——從魯迅到張中曉

06-13

一、論魯迅以強大的自由意志而成為偉大，兼論他對於中國式的黑暗的體驗與穿透，以及他在這種黑暗中所受的深重傷害 ( http://www.tecn.cn )　　到目前為止，在中國陰暗沉重的文化史上，魯迅還是一個過於偉大的存在。1949年以來，魯迅這個在骨子裡反抗權力爭取自由的人，被描述為一個政治立場鮮明而又簡單、對一切異己者毫不留情地衝殺砍所的人。在文革期間，除了馬、思、列、斯和毛澤東的著作和官方文件外，魯迅的書是惟一被准許閱讀的文字材料。當時的革命大批判文章，一般來說都是氣勢磅礴，而在文章的高潮，常常就是借毛澤東或者魯迅的語錄來支撐其批判的力度的。這個歷史細節是非常值得玩味的。當時有頭腦的人一般也都是按照當權者的闡釋來理解魯迅的。許多人為了尋找思想資源，非常認真地研究著魯迅。文革結束的時候，權力體系對魯迅的過於歪曲的利用告一段落。但魯迅形象在知識分子心目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偉大起來。因為在1949年以後的許多政治運動中，中國知識分子都顯得柔弱而順從。尤其是在反右和文革中，知識分子幾乎是無條件地趴下，落人完全任人凌辱任人蹂躪的狀態。文革結束以後，當他們重新打量魯迅時，覺得魯迅在那樣絕頂的黑暗中，還能挺直脊樑和腰桿，不屈不撓地反抗強權，實在是了不起。大家熱烈地談論著魯迅，以這個堅貞不屈的形象挽救一代知識分子慘受傷害的自尊心。所以文革結束以後，中國對於魯迅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繁榮的狀態。至今為止，中國知識分子基本上還是把魯迅看作一個標準，一個我們普通人難於達到卻願意對之心懷敬意的偉大人物，一個面對所有社會文化問題時用以衡量我們的人格態度和人格力量的至高無上的準則。現在，當我們談到近代以來文化上和人格上的失敗時，常常會有人補上一句：可是我們至少還有魯迅。當研究20世紀中國文學的學者對本世紀的文學表示失望時，也常常會有人在一片哀嘆之後補充說：可是我們畢竟還有一個魯迅。由此可見，在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魯迅的貢獻是多麼大，魯迅的地位是多麼高，魯迅的人格是多麼傑出。說他是現代中國人樹立起來的獨一無二的人格典範，一點也不過分。 ( http://www.tecn.cn )

那麼，魯迅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偉大呢？如果魯迅真的有這麼偉大，那他究竟偉大在哪裡呢？或者說，他究竟是靠什麼東西造成自己的偉大的呢？他為我們這些不幸的後人提供了什麼重要啟示呢？ ( http://www.tecn.cn ) 近代中國在技術、文化、思想上不斷地向西方學習，這種學習由開始的被動不斷地變為主動。所以近代以來的中國思想史就是中國的現實生活跟西方的思想文化不斷碰撞、交匯並最終逐步吸納的時間過程。魯迅正是在這樣一個文化背景和時間過程中抱著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極大失望和極其痛苦的體驗來觀察、思考和批判的。魯迅用來思考中國現實的思想資源幾乎都來自西方，他是憑藉西方的文化價值來對中國生活和中國精神展開批判的。瞿秋白曾經說魯迅的思想是從進化論發展到階級論，我們假設這個論斷是正確的，那就說明魯迅的思想資源主要來自西方。因為進化論是英國人達爾文、赫胥黎的學說，階級論是德國人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總之這都是西方人的學說。魯迅26歲的時候寫作（文化偏至論》，提出「立人」思想，他37歲的時候寫作（狂人日記》，譴責「吃人」文化、呼籲「真的人」的誕生，這裡「人」的思想和概念，都不是中國文化中所固有的遺產，而是從西方人道主義思想體系中提煉出來的倫理價值。他30年代在文學論爭中需要駁倒論敵的文學觀念時，也是藉助馬克思和列寧他們的文學主張，來闡發他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想的。魯迅作為一個文化巨人，並沒有創立任何一個學說，更沒有以他所創立的學說構建出一個思想體系，用以影響和指導他的民族的未來歷史。無論他在甄別、選擇、消化外國思想資源上多麼具有智慧，無論他在揭示、解剖、批判中國現實上多麼具有眼光和力量，但他終究不是任何一種學說的原創者。他沒有任何學說意義上的東西可以返回到西方世界，對他們的文化創造構成刺激和啟示（所以魯迅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對西方世界和別的地區構不成任何影響，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近代以來這個民族在文化創造力上的嚴重衰竭）。一般地說，文化巨人要麼是一個大思想家，要麼是一個大藝術家，總之必須在文化的某個領域為人類留下巨大的文化遺產。用這樣的要求來衡量，可以說魯迅並不是一個文化巨人。魯迅被我們看作文化巨人，可他在文化上的創造卻這麼微不足道，這最好地證明了這個民族文化創造力的徹底衰竭。 ( http://www.tecn.cn )

那麼，是不是魯迅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呢？半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把他看作一個至高無上的人格標準是不是看錯了呢？我覺得，即使用今天最嚴厲的眼光來反思，這種看法依然沒有錯。在今天已經受到關注和研究的近現代史上所有傑出人物中，魯迅確實是做得最好、做得最偉大的一個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最多的文化矛盾和精神痛苦，體現了一個正在走向衰亡的古老文化的絕望的掙扎和反抗絕望的個體人格力量。所以，把他看作這個民族在文化衰亡時代所可能誕生的最了不起的人物，我認為基本上是準確的。 ( http://www.tecn.cn ) 那麼，魯迅作為一個文化巨人，究竟巨在哪裡？我的基本看法是，魯迅不是一個文化創造意義上的巨人，而是一個自由意志的巨人。什麼是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每個生命個體所具有的捍衛自我發展自我的頑固的本能，頑固的內在願望。每一個生命種族，每一個生命個體，都天然地具有這樣的自由意志。植物也好，動物也好，動物中的人類也好，每個生命個體都天然地具有這種自由意志。每個生命個體的最高道德目標，就是按照內在的自由意志最充分地表現自己，發展自己。一顆樹的種子，就應該在相應的土壤、水分和空氣中發芽、生根，最後按它內在的能量長成一顆大樹。它必須發芽必須長成一顆大樹，這就是一顆植物的自由意志。人也是這樣。人一旦出生，一旦意識到自己是一個獨立的生命個體，他就希望在這個社會和這種文化中，按照他自己對於人的理解、對於自身的願望，得到最好的發展。任何阻礙他遏制他發展的力量，都是他的內在的生命意志所要加以反抗的。這麼一種強大的生命本能和發展生命自身的不屈不撓的願望，我稱之為自由意志。 ( http://www.tecn.cn )

一個弱小的生命，他的生命能量和自由意志往往也是比較弱的，一遇到外部力量的遏制，他可能就妥協、就屈服，就放棄自己的意志和權利。絕大多數中國人，都早就適應了在外部壓力下放棄個體生命的自由意志的生存狀態。當他們把這種被動的卑屈狀態變成自己的主動選擇時，他們習慣上稱之為生存策略。在最近一百年的中國歷史上，這種精神狀態和活命哲學得到了最大的發展和蔓延。忍氣吞聲、逆來順受成了基本的民族性格，壓抑和怯懦主宰著每一個人的心理生活。在這樣的精神氛圍中，魯迅並不是從一開始就成為了一個異數。在我看來，魯迅實際上是一個性格怯懦的人。凡是在精神上放射出獨異光輝的人，其性格往往都是怯懦的。正是由於性格的怯懦，太容易受到傷害，才特別需要煥發起強大的精神力量，用以捍衛自我的權利和尊嚴。魯迅正是這樣一個人。這個人過於善良，而一個過於善良的人幾乎必定是怯懦的，也幾乎必定是過於為別人著想的。撇開他所受到的凌辱不說，單是他過於為別人著想這一點，就使他承受了太多的心理壓力，作出了太多的犧牲。他在承受壓力和做出犧牲的過程中，非常清醒地考察了對他構成壓力和傷害的一切東西，包括國家的、家族的、群體的、黨派的、機關的、他人的等等實在的因素，也包括文化的、風俗的、習慣的、倫理的、政治的、精神的等等虛在的因素。他對這一切的考察越是透徹，有朝一日就越是敢於蔑視這一切。從他是那麼好的孝子、那麼盡忠職守的兄長、那樣兢兢業業為後輩作家的成長和發展盡心儘力的長者等等方面來看，他都是非常容易放棄自己的利益、成就別人的利益的人。一個善良得不會拒絕別人的需要和要求的人，也必定是一個怯懦得沒有學會拒絕外部力量所加於自己的傷害的人。而一個人忍受壓力和傷害的過程，也就是他積聚擺脫壓力、反抗傷害的精神能量的過程。一個人善良和怯懦的程度越深，他所忍受的壓力和傷害也就越多。而他只要沒有被壓力和傷害所毀滅，他所積聚起來的捍衛自我的精神能量也就必定越大。當這種能量積聚到了必須釋放出來的時候，它就不是一般的釋放，而是以極大的蔑視和極強的毀滅欲為心理背景的大爆發。我們可以把他的爆發理解為他的自由意志壓抑得不能再壓抑的時候所產生的覺醒。我們總是覺得魯迅特別激烈，特別刻毒，特別有置人於死地的大氣魄大力量，這跟他的說話方式即跟他的爆發性覺醒方式和爆發性釋放方式有關。 ( http://www.tecn.cn )

既然魯迅是一個民族文化在衰亡的過程中所誕生的文化巨人，他就不可能是以偉大的創造力體現出這個文化的生機和朝氣（它本身已經沒有這種生機和朝氣），而只能是以最大的敏感和善良體驗文化衰亡給整個民族所帶來的絕望、墮落、下流、玩世不恭，及其給每個生命個體造成的心理折磨和精神創傷，並在這體驗和反抗中表現出一個高貴的生命對於一個衰亡文化的痛苦的哀輓之情和對於個人自由意志的最後的捍衛與挽救。可以說，在魯迅身上，集中了古老的中國文化在衰亡過程中所能出現的全部文化信息和精神痛苦。魯迅留給這個世界的啟示，主要是人格意義上的啟示。在大家都一味放棄自我尊嚴和自由意志的歷史背景下，魯迅卻在中年時期突然拔地而起，為捍衛自我尊嚴和自由意志做出了最大的最堅決的努力。這個時候，他的心理要求是必須對一切外部黑暗和罪惡宣戰，無論是制度和文化所加於他的惡意的凌辱，還是普通人所加於他的誤解式的攻擊，他都不想放過，而是一律給予還擊。因為他長期以來妥協太多，他一旦下定決心跟這些黑暗決一死戰，就再也不想委屈自己，再也不想有任何妥協。他一定要最大限度地張揚他內在的生命意志，最大限度地表達他對這個墮落時代的蔑視、噁心與詛咒。他甚至不惜以惡魔形象站立在這個靈魂已經全面死滅的地平線上，始終保持著兇悍和冷酷，以免被文化潰敗和精神墮落的洪流所吞沒。 ( http://www.tecn.cn )　　這就是我心目中的魯迅形象。我對魯迅的願望與選擇總是十分理解和認同。所以我願意最充分地肯定魯迅的力量和意義。 ( http://www.tecn.cn )

二、論魯迅精神的內在缺陷與裂口，以及中國政治對於魯迅精神的簡化與利用可是，在當時的中國，是不是只能像魯迅這樣呢？還可能不可能用另外一種方式來捍衛自我尊嚴、表現自由意志呢？面對這樣的現實、這樣的歷史，還有沒有另一種方式，另一種不同於魯迅的方式，同樣能擔當世界的患難，從而使我們與魯迅同樣偉大呢？山西有個學者叫謝泳，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 ( http://www.tecn.cn ) 「……魯迅依然讓人們有很多困惑，……這個困惑就是為什麼魯迅以反專製為基本追求卻總是被專制所利用。魯迅的悲劇不在生前而在死後，他差不多可以說是中國近代以來惟—一個沒有被新時代否定的知識分子，這是為什麼？魯迅是最不願意和官員打交道的，……然而奇怪的是魯迅一有得到官方的首肯，……為什麼新時代願意用一貫反專制的魯迅來作為自己的旗幟，……文革時期魯迅的書是他同時代作家中惟一沒有被禁的，也就是說我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的人是讀著魯迅的書長大的，可為什麼在中國最黑暗的年代裡，那些讀過魯迅書的紅衛兵戰士連最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懂，學生打死老師的事幾乎天天都在發生，這一切是從何而來的呢？在那個年代裡魯迅的書是可以完整地讀到的，他有全集在，那麼多讀魯迅書的人怎麼就不學好呢？魯迅是反專制的，可專制偏偏又只找著了魯迅，這是為什麼？」 ( http://www.tecn.cn ) 謝泳這個人寫文章就是這樣，他只提出一個現象，或者擺出一個事實，自己不作結論，結論由讀者自己去找。但這並不是說謝泳本人沒有想法。他的想法總是深隱在文字背後。他實際上是感覺到，魯迅的作品和思想可能具有某種內在的缺陷和裂口，給他人的誤解和利用提供了可能性。那麼，什麼是魯迅思想上的缺陷與裂口呢？這真是一個可怕的問題。我們姑且沿著謝泳的提示嘗試著往下想，看能不能找到一個稍有道理的解答。 ( http://www.tecn.cn ) 照我的理解，魯迅由於—生的經歷過於坎坷，所受的挫折太多，所以所感受到的黑暗也太多。在這麼多的黑暗的重壓之下，他後來實際k有點難於堅持了，有點不敢相信這個世界了。開始的時候他還敢於相信—點什麼。早年他相信進化論，後來為了跟那些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人爭論文學問題，他接觸了一點馬克思主義學說，並且覺得這個東西很有道理，差不多也有點相信。當他相信進化論的時候，他的內心很有點鼓舞，一定程度地相信明天會比今天好，青年會比老年好c那時候縱使青年人對他有非禮言行，他也可以原諒，甚至還可以以此證明下一代比上一代強。近代以來，好幾代人都是這樣按照達爾文的進化學說和黑格爾的社會進步學說理解這個世界，對這個世界的明天抱有美好的期待。任何一種政治勢力都說自己是代表先進力量的，代表歷史進步趨勢的。那意思是有的人是阻礙歷史進步的，有的人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後者可以保證給我們兌現更加美好的明天。這種命名的背後就隱含著我們對歷史進步的信任。可是魯迅一生經歷了那麼多「明天』，哪一個「明天」也沒有比剛剛過去的『今天』強，哪一個「下一代」也沒有比剛剛表演過的「上一代」有更多的希望。這時他就覺得以前的想法是太天真了。後來在《風波》里，他借九斤老太的口反反覆復地感嘆，「一代不如一代」。這句話幾乎成了這篇小說的主旋律，九斤老太整天念叨著這句話。原先人們還以為中國人只要虛心向西方學習，搞搞民主，搞搞憲政，搞搞人權，總歸會— 代比一代強，一天比一天好的。可是歷史事實沒有給魯迅這一代人的這種信念提供經驗上的支持，現實所呈現的面貌甚至正好與此相反，不是一天比一天好，而是一天比一天壞。他曾說，民國建立以前他是滿清人的奴隸，民國建立以後，他成了奴隸的奴隸。面對各種政治勢力的鬥爭，他說那隻不過是在爭奪地獄的統治權。無論誰當權，這裡都只能是地獄，這一點是決不會改變的。既然是地獄，當然也就不存在變好的可能和希望。他在給許廣平寫信時說，你的那些努力多半是為了光明吧，我卻至多不過是為了給黑暗搗亂。大多數人講此刻的現實不好，內心其實還懷抱著一個「好」的期待。只要把現在的黑暗消滅掉，光明就會出現了。一般人都是以這樣的思維面對世界的。可是魯迅卻連這「好」的期待也不敢有了，經驗告訴他世界上不存在這樣的「好」。他跟郭沫若他們爭論的時候也說過類似的話。郭沫若他們是為了勝利才去奮鬥的，魯迅卻不相信還有什麼勝利，他早就看清了失敗的宿命。魯迅一生的文字中，反反覆復出現類似「搗亂」這樣的說法。他不敢抱著希望去努力，而只是給黑暗搗亂，給正人君子們留下一點不舒服和不完滿。至於勝利、希望、光明等等之類的東酉，他曾經用了最大的熱忱去呼喚，可是從來不見它們一絲蹤影，他當然有理由不再期待它們。他甚至必須後退得更遠一些，必須從心裡抹去對它們的信任，必須在心裡認為它們本來就不存在，這樣才能構成心理上的自我保護，使自己不至於繼續受到刨l的傷害。魯迅終其—生，都不同程度地處於這樣的精神狀態，至少從進人教育部工作開始，他就漸漸進人這樣一種狀態。越到老年，這種狀態就越明顯。也就是說，越到老年，魯迅的內心越是凄涼、越是虛空。這種狀態如果要用一個學術化的名詞來命名它的話，大概就要用「虛無主義」這個詞。 ( http://www.tecn.cn )

關於虛無，我覺得是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我沒有信心把它說清楚。王曉明在他所寫的魯迅傳中，認真討論過這個問題，而且論述得很深刻。我借用他的一段文字來討論魯迅的虛無問題。王曉明說：「茫茫天地之間，上下左右，竟看不到一樣東西，可以寄託生存的意義，在這樣的時刻，他必然會陷人虛無感了。在散文《求乞者》中，他決絕地說：『我將用無所為和沉默求乞！……我至少將得到虛無。』像《復仇（其二）》和《失掉的好地獄》那樣的作品，更標示出他在虛無感中沉溺得多麼深。他對許廣平說，他常覺得『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1925年3月18日致許廣平信）他自己也知道是陷人虛無感了。這虛無感不同於啟蒙的悲觀。你想驅除黑暗，卻發現不能成功，那黑暗或竟會長存於人間：這是悲觀。他會使人喪失信心，卻不一定會使人停止行動，即使沒有勝利的可能，你也可以作自殺式的衝鋒，可以作肩住閘門的犧牲，這種衝鋒和犧牲本身，便可以確立你的價值。是否勝利，其實倒並不重要了。虛無感卻不同，它雖然包含對戰勝黑暗的悲觀，但它同時又懷疑在黑暗之外還有其它的價值，倘若天地間只有黑暗是『實有』，這黑暗也就不再是黑暗了。因此，你一旦陷入這樣的虛無感，就會迅速失去行動的熱情，犧牲也罷，反對也罷，都沒有意義，人生只剩下一個詞：無聊。」（引文見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一一一魯迅傳》，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81頁） ( http://www.tecn.cn ) 　　當魯迅內心還能堅持某種確信的時候，他是一個平衡持有人道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精神的人。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下站起來說話時，他是決意要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與這個強大而又黑暗的世界作一次撞擊，所以他聲音充滿了個人主義韻律。也就是說，他一半是出於理性從事文化建設的思想家，一半是帶著他強烈的個人心理需要來反抗壓抑宣洩自我的藝術家。這一點是他不同於胡適和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的地方。可是到了晚年，當他對於光明、希望、勝利不只是懷疑，而是基本上絕望、甚至是完全絕望以後，他在價值信念上就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依賴的了。魯迅從此成了一個一無所賴的人。一個一無所賴的人，才是一個真正可憐的人。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常說的無賴，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只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用這個詞時，太強調它的道德含義，把它變成了一個不好聽的詞，一個貶義詞。其實詞語是無所謂褒義貶義的，它只不過是被我們用來指稱某種狀態。無賴就是一種狀態，而且主要是精神上的一種狀態。你不要因為我用這樣一個奇怪的詞語來描述魯迅而感到滑稽，你應該因此而同情魯迅，憐憫魯迅。其實我們大家跟魯迅的狀態很有點相近。我們在精神上正是一無所求的人。我們在憐憫魯迅的同時，應該好好的憐憫一下我們自己。所不同的是，魯迅雖然在精神上無所依賴，可他還是一個對自己有要求的人；他是一個有強大的自由意志的人，他可以膨脹他的自由意志，用來跟黑暗對抗、跟虛無對抗。所以魯迅在苦苦找不到價值依賴時，恰恰成全了他的自由意志的膨脹和發展。所以，我認為雖然作為文化創造者的魯迅沒有多少成就可言，可是作為自由意志的魯迅卻十分偉大，足可以列人人類史上所曾出現過的最偉大的巨人行列之中。 ( http://www.tecn.cn )

然而魯迅的被後人利用，其缺口也許正在這裡。劉小楓把中國文化缺乏同情、愛心與禱告的冷硬氣質，與《紅樓夢》中的石頭意象相對應。並說，魯迅不但強化了曹雪芹筆下石頭的無情，「也把一種偽道德化的王道形而上學改造為非道德化的生命之道形而上學，並進而宣稱根本否定價值，贊成為了最終的生命目的而毀滅價值」。（劉小楓（拯救與逍遙》406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進而說：「在魯迅那裡，這塊被接受下來的石頭不得不發生巨大的變化：它不應只是在無情世界中闡逸逍遙，適性得意，它必須飛起來砸這個無情的世界，砸所有膽敢以任何一種方式阻擋個體生命發展的人，哪怕那人已被砸得頭破血流也不住手。不念舊惡，天下是不會太平的。逍遙精神在此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得到繼承和發展：首先，人應該從一種價值形態返回於非價值形態，認清人的生存狀態的血腥和殘忍的事實，再承認無情和石頭的力量。然後，再把自己轉化為這種絕對力量以抗衡這種絕對力量。」（《拯救與逍遙》405—406頁）不管劉小楓的闡述是否完全準確，從接受學的角度看，至少魯迅是以這樣一個形象被他的眾多崇拜者所接受的。「文革」中紅衛兵極力放大了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痛打落水狗」、以牙還牙、以血償血的一面，也就是放大了魯迅的「橫」、「冷」。「打」，並大大發展了魯迅與黑暗相對抗的精神，對世界作了極其簡單的解釋，諸如「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要麼把老虎打死，要麼被老虎吃掉」。階級鬥爭學說深處的心理結構，就是把自我之外的一切存在都看作自我的敵人。只有在這個世界受到最嚴重的傷害的人，才會帶著這樣嚴重的敵意看待這個世界。紅衛兵們並沒有受到這麼嚴重的傷害，可是他們的成長環境一直充斥著這樣的說教，他們一直受到這樣的煽動和蠱惑，他們的思維結構和體驗模式不自覺地就陷入了這樣的圈套之中。魯迅痛打落水狗的心理慾望，是以他反覆受到傷害的經驗為支持的，從而是對自我生命意志的真正的捍衛。而文革中造反派的痛打落水狗，則是受到一種虛妄的意識形態的支配，而且充滿了面對一個死老虎（文革中紅衛兵所痛打的人，全都是被最高統治者宣布為壞人的人，所以全是死老虎）不打白不打的無賴心理。魯迅無論怎樣「石化」自己，他終究還有普泛的人道主義精神與他的堅強的個體生命意志構成的一定的張力。所以魯迅無論怎樣找不到價值依恃，都不至於成為一個道德主義上的真正的無賴。可是在「文革」中的造反派那裡，卻抽空了人道主義精神和人性中一切溫柔因素，只剩下真正的石頭：它的性質是「冷」，它的態度是「橫」，它的行為是「打」。如果說魯迅發展起他的石頭性是為了抵制世界的黑暗對他的摧毀，那麼可以說，紅衛兵們則是要用這種石頭性把這個黑暗的世界砸爛。所以，把文革中的混亂和濫殺說成是無賴世界，我看是比較準確的。而這個無賴世界對於魯迅的簡化和利用，也發展到了荒唐的地步。他們無限放大了魯迅筆下痛打落水狗的意象，甚至把這個意象挑得高高的作為他們的革命旗幟。而對魯迅筆下懷念藤野先生的那種柔情，捍衛人性尊嚴的那種熱望，全都閉眼不看。痛打落水狗的意象與阿Q看殺人連贊好看的意象一樣麻木和殘酷。當千千萬萬中國人背誦著「痛打落水狗」的魯迅語錄，把「階級敵人」一個個打死時，魯迅的在天之靈一定會驚訝不已的。 ( http://www.tecn.cn )

三、論魯迅對人類黑暗和人性黑暗的反抗，兼論甘地和托爾斯泰、耶穌和釋迦牟尼、哈維爾和索爾仁尼琴、顧准和張中曉也應該成為我們的人格典範和精神資源 ( http://www.tecn.cn ) 由於魯迅的氣質和思想被他的後人又發展到了這樣一個非常單一非常可怕的地步，我們不得不回過頭來重新審視魯迅的不足。我們不得不承認，魯迅的確是被他的環境傷害得太深。為了抵禦外部世界的傷害，他只有煥發起強大的蔑視、仇恨和敵意。這些蔑視、仇恨、敵意對消滅外部黑暗毫無作用，卻反過來傷害自己。為了避免再一次發生沿著魯迅的腳步走到荒唐境地的悲劇，我們有必要考慮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是不是可以不像魯迅那樣被世界的黑暗傷害得如此之深？面對外部世界的黑暗，我們還有沒有別的方式可以捍衛我們的生命意志，拯救我們受難的靈魂？多少年來，我們把魯迅看作中國知識分子惟一的人格楷模，惟一的標準，這本身是不是就體現了我們文化想像力和人格想像力的單一與狹窄？今天，我們在敬仰魯迅、學習魯迅的同時，是不是還可以尋找另一種或另幾種方式來面對外部世界的黑暗？比如，我們可以不可以像甘地和托爾斯泰那樣？可以不可以像耶穌和釋迦牟尼那樣？可以不可以像哈維爾和索爾仁尼琴那樣？這些人的人生態度，這些人的學說，這些人面對黑暗的方式，是不是全都可以作為我們的精神資源？是不是全都可以成為我們人生選擇中的選擇項？這些人不是把自己放在與黑暗對等的地位上反抗黑暗，而是把自己置於黑暗之上。所以他們都沒有像魯迅那樣被黑暗傷害得那麼深。 ( http://www.tecn.cn )

人生當然是黑暗的，外部世界當然也是黑暗的。問題是你怎樣對待這樣的黑暗。釋迦牟尼他們都能煥發起內在的心靈之光，用來照徹這個黑暗的世界。為什麼中國人只能用黑暗反抗黑暗，而不能用強大的內心之光來照徹黑暗？為什麼中國文化只能培育出魯迅、莊子和全部想像力都局限於此岸世俗之中的孔子這樣的文化英雄，而永遠產生不了甘地和托爾斯泰、耶穌和釋迦牟尼這樣的敢於用一個人的光明照耀整個黑暗世界的宏大高遠的人格形象？是不是歷史上曾經產生過，但沒有被這個民族所選擇，反倒被這個民族所扼殺（比如，在追求真理的思考上，我們就非常下流地扼殺了「杞人憂天」的故事中那個杞人的偉大思想的萌芽）？不管怎麼說，這個民族無論就其集體人格而言，還是就其個體人格而言，都需要進行一場嚴酷的靈魂拷問。誰最早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誰就應該最早進行這樣的靈魂拷問。 ( http://www.tecn.cn )

就思想而言，一個人當然是越深刻越好。一個文化巨人絕對是一個看透世界的人，也就是看透世界的黑暗的人。魯迅更多的是說中國如何如何黑暗，其實不只是中國黑暗，整個人類都是一個黑暗的存在。每一個精神強大的人，都是最深刻地認識到了人類生活的黑暗的人。人類實際上就是這樣黑暗，我們現在坐在教室上課的時候，按照教科書上的說法來理解人類，覺得人類是動物的靈長、世界的主宰。我們由此而以為人類是一種有教養、有理想、有正義、有理性的動物，以為人類可以按照自己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向一個偉大的既定目標。可是只要外部環境稍有改變，我們對於自己的信心和要求馬上就會改變。甚至無需外部世界的變化，人類歷史本身就從來沒有支持過這種對於人類的美好構想。在有史可考的這麼幾千年的發展中，人類沒有一條道理、一個信念是曾經有效地堅持到底了的。所有那些看樣子是不證自明的、天經地義的原則，都曾經被人類按照自己的需要和慾望予以踐踏過。比如，人類大致的遵守著這麼一條規矩：這片土地長期以來歸哪個群體使用，別人就尊重他們的使用權和所有權，而不可隨意破壞之掠奪之。別人如果需要到這片土地上來辦事，那得事先徵得土地的主人的同意，近代以來甚至還要先辦個護照之類。可是當西方人去美洲開拓時，一點也不想徵得當地土著人的同意，而是理直氣壯地侵佔他們的家園。當美洲土著不歡迎他們的侵佔時，他們就理直氣壯地殺。印地安人就這樣幾乎被歐洲人殺光了。他們殺印地安人的歷史過程，也就是他們進行文藝復興運動、大力發展人道主義思想的過程。這真是太有諷刺意味了。更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人道主義精神走到頂峰的20世紀，那個非常有教養的德意志民族，卻對猶太人進行了一場種族滅絕的大屠殺。他們殺得那麼莊嚴那麼理所當然，這真是十足的荒唐。到目前為止，我還承認歐洲人是人類中最為優秀的種族。連他們也只能這樣，別的種族（比如中國）也就更加不用多說了。這樣黑暗的事實使我們不得不得出這樣的結論：人類是沒有能力安排自己的命運的，是解決不了自己的問題的。不但解決不了生死、靈魂這樣根本的問題，連社會政治層面這些非常具體的問題也無力解決好。從來沒有一條道理曾經被人類徹底遵守過，從來沒有一條原則可以維繫人類達到徹底的友好、和平和幸福。這樣說來，人類本身是黑暗而又荒謬的。滿目所及，只是一片黑暗。 ( http://www.tecn.cn )

可是，我們如果要求自己做一個好人，要求自己做一個高貴的人，那我們該如何面對外部世界的黑暗、該如何面對人類社會和人類精神的黑暗』！我們是無辜地受這種黑暗的傷害，一直被傷害成一塊又黑暗又冷硬的石頭，還是能夠找到另外一種可能，能夠努力保持住我們靈魂的高貴和精神的健全？我第一次想到這個問題是在讀了索爾仁尼琴的幾篇隨筆後，或者按照魯迅的叫法稱之為雜文。索爾仁尼琴是蘇聯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受到過各種各樣的迫害。可是索爾仁尼琴的文體卻那麼明白曉暢。他說，我們反抗專制就應該從不說假話做起。專制者的欺騙效果是靠大家跟著他們說假話而實現的。如果我們所有的人都拒絕跟著他們說假話，他們的欺騙就難以維持下去。我們只要努力捍衛我們沉默的權利，我們也就一定程度地體現了我們的良知和尊嚴。那些文章的大意就是這樣，它們的風格也就是這樣。這簡直就是淺入淺出。這麼簡單的話就把這麼複雜而又重大的問題講清楚了，而且將作者跟這種專制與黑暗勢不兩立的堅強意志和反抗到底的偉大人格完整地表現在了這麼淺易的文字之中。我馬上就想到了魯迅的文章，想到了魯迅風格的晦澀、陰暗與扭曲。我深深地為中國人感到委屈和自卑。我的反應實在是太強烈了。魯迅是中國最偉大的作家。可我們最偉大的作家也只能寫出那麼曲里拐彎、含含糊糊的話，叫現在的中學老師和中學生怎麼講也講不清楚。索爾仁尼琴和魯迅為什麼這麼不一樣？除了民族文化和民族氣質的區別之外，我想同時也還體現了個人心理特徵的不同。魯迅把這個世界對他的傷害全都刻進了心裡。也就是說這個世界對於他的傷害都是成功的。有一個美國遊客在杭州見到一棵松樹盆景，忽然放聲大哭起來，他說一棵好端端的樹榦嗎要給扭曲成這樣。我想我們作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人，是不是可能拒絕世界對我們的傷害與扭曲？不能因為外部世界一片黑暗，就讓我們內心也變得一片黑暗。無論外部世界黑暗到什麼程度，無論這種黑暗企圖怎樣扼殺我們吞噬我們，我們都必須保持我們內在的光明。我們內心必須永遠堅守住這種與黑暗不一樣的東西。我們的責任不只是抵制黑暗，而是要用我們內心的光明來照耀這個世界的黑暗。「上帝說要有光，於是就有光。」每一個高貴的人都是這樣的上帝。也就是說，每一個高貴的人都是要用自己的靈魂為這個世界創造光明的，而且一般都是在一種宏放平和的心態中創造光明的。索爾仁尼琴的心態就是這樣引起了我深長的思考。後來知道了東歐的哈維爾，覺得他們很相似，都是既看清了社會的黑暗，又有足夠的勇力與耐心來改造社會、克服黑暗的人。 ( http://www.tecn.cn )

在哈維爾和索爾仁尼琴之外，還有許多別的類型的人格典範，值得我們研究和學習。比如甘地和托爾斯泰那樣的人，他們的不以惡抗惡思想、非暴力不合作思想，都是最深刻地體現了人性高貴的一面的思想。再比如耶穌和釋迦牟尼那樣的人，他們以那麼高貴的悲憫心為人類尋找精神出路，並用自己不懈的努力拯救人類的靈魂。平時我們一提起這些人，就把他們當做異類，一句話就否定掉了。其實這正說明了我們這個民族的狹窄和卑微。我們無法讀懂他們的輝煌與高貴，甚至根本不想去認真讀他們，老是用幾句愚蠢之極的話，把他們打發到我們的視野之外和思維之外。我認為，在經過了幾百年的虛妄和愚蠢之後，現在該是我們認真對待這些偉大的名字的時候了。這些人確確實實是人類有史以來所曾出現過的最最真實、最最沉勇、最最高貴、最最慈悲、最最偉大的人。他們那麼深切地理解了人類的黑暗和人性的黑暗，那麼真誠地為人類的命運和出路焦灼痛苦。從整體上說，苦難而又黑暗的人類是無辜的。人類沒有選擇生命，就像我們每個個人從來沒有主動選擇生命一樣。是造化無端地賦予了他們（也就是我們）以生命。造化在賦予他們生命的同時，也賦予了他們生老病死的磨難。他們從此深陷於永恆的恐懼和掙扎之中。整個人類都是需要我們悲憫和撫慰的。於是那些真正傑出的人，以自己最艱辛的精神勞動，把這個宇宙之間僅有的那麼一點好東西、和人類靈魂之中僅有的那麼一點好東西，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然後以自己單薄的身子，去擔當整個世界的黑暗和整個人類的苦難。他們幾乎是無所猶豫地要把人類拯救出苦難的深淵。他們也知道這是過分艱難的工作，可他們一旦認清了，他們就敢於一步一步地去做，一點也不因為艱難而退縮。他們是真正知行合一的人，所以他們總是能夠用偉大的理想和偉大的使命來整合自己的內心世界，來組織自己的精神力量。他們用高於黑暗的心態使黑暗無法加給自己以致命的傷害。所以他們能夠保持精神的健全和人格的完整。他們能用這樣完整的人格和健全的精神來擔當人類的患難，撫慰人類的靈魂創傷，也許這才是人類在永恆的黑暗中所能看到的僅有的輝光。 ( http://www.tecn.cn )

這些偉大的人物既體現了個體人格的偉大，也體現了種族文化和種族精神的偉大。為什麼他們的種族可以產生這些博大高遠的人格精神，為什麼這些博大高遠的人格精神，在他們的種族之中可以產生那麼大的號召力，而我們這個民族，為什麼就永遠感領不到他們的強烈光輝，反而總是把他們看作虛假、虛偽、虛妄的存在？在我們漫長的文化史上，為什麼從來沒有誕生過甘地和托爾斯泰那樣的人，耶穌和釋迦牟尼那樣的人？在春秋戰國之交，為什麼只能誕生張儀、韓非這樣的人，以及一大批一大批流氓無賴，最多也就只有莊子和孔子這樣的人？釋迦牟尼的宗教傳人中國已經一千多年了，為什麼沒有產生過一個能給這個民族帶來精神曙光的救苦救難的宗教領袖？是沒有產生過這樣的人，還是這個民族拒絕看見？近代以來，在如此強烈的文化焦慮中，應該是最為熱烈地尋找精神出路的時候，可我們為什麼只能誕生一個魯迅，而不能誕生更多的文化英雄？我是如此急切地渴望著找到一絲價值的曙光，以幫助我及時地擺脫黑暗的重壓。也許這就是一個人在滅亡之前對靈魂得救的最後一次禱告。 ( http://www.tecn.cn )

四、論顧准和張中曉對魯迅精神的繼承和發展兼論愛與光明不是我們對世界的反映，而是我們內心的體驗與需要 ( http://www.tecn.cn ) 在這個民族的精神廢墟上，讓我們邁開大步，努力尋找價值的珍珠。在這個民族的靈魂黑暗中，讓我們上下求索，努力發現一絲一毫得救的希望。 ( http://www.tecn.cn ) 我覺得，在本世紀下半期最濃重的黑暗中，引人注目的亮色至少有兩個。一個是顧准，一個是張中曉。他們所擔當的黑暗，很難說比魯迅的少一些。魯迅沒有進過集中營，沒有失去過自由，沒有挨過斗挨過打。顧准和張中曉所處的時代，是隨時都可以逮捕人。隨時都可以將人拉出去一槍崩掉的時代。正如林賢治所說，項準是因受難而思想，張中曉是因思想而受難。他們大約互不認識，但是他們所做的工作是很一致的。面對亘古未見的黑暗，他們沒有被壓垮，沒有被吞噬，而是沉著堅勇地尋找黑暗的原因，同時尋找著消除黑暗的方法。從他們留下的文字看，他們基本上沒有那種喪心病狂、咬牙切齒的心理特徵。今天看來，他們的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們都對統治人類思想一百多年的以達爾文的進化論。黑格爾的歷史規律說為代表的觀念體系提出了質疑和挑戰。因為近代以來的東方專制主義者都是以這種觀念體系為理論基礎的。他們的思考都涉及到了以人類的苦難經驗、以人的生命價值、以人格的平等與尊嚴為出發點的問題。剛從集中營出來，處境稍好一點，顧准就帶著幾個干饅頭，坐進北京圖書館，在那裡皓首窮經，研究古希臘的民主制度。通過研究外國民主制度產生的條件和運行機制，努力尋找著在中國建立民主制度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都趴在絕頂的黑暗中、跪在專制統治者的腳下瑟瑟發抖的時候，在所有讀書人都放棄讀書所有思想家都放棄思想所有寫作者都放棄寫作的時候，顧准這個官員出身的人，卻勇敢地開始讀書開始思想開始寫作，而且以那麼從容的心態來開始作那麼浩大複雜的研究。當他坐進北京圖書館的時候，他是以他對黑暗決不妥協、對世界決不放棄的自尊和愛心，擔當起了整個世界的黑暗。這真是一種偉大的堅強。 ( http://www.tecn.cn )

張中曉是1955年因為「胡風反黨集團案」而被打倒的。當時他才25歲。這真是一個天才的少年。朋友們都對他寄予厚望。可是命運卻剝奪了他從事文學研究和寫作的權利。他被押送到鄉下監督改造。他在鄉下過的是極其艱難困苦的生活。他曾經將一件破背心改作短褲，後來又將這條短褲改作毛巾用。他常常一大早起床，坐上兩三小時船，到縣城的閱報欄讀上一張報紙，然後又坐上兩三小時船回來。在這麼艱難的環境中，他常常感到「人成為畜生的機會太多了，人墮落為畜生的可能、遭遇也太多了」。他依然不放棄對這個世界的關心和思考，依然保持了健全的理性和完整的人格來承受外部世界對他的巨大壓力和凌辱。張中曉在極度困難中所寫下的那些隨筆，前幾年被人整理出版了，叫做《無夢樓隨筆》。文革時代中國人對於自身命運的思考，現在我們能夠看到的，我認為最出色的就是顧準的文字和張中曉的文字。 ( http://www.tecn.cn )

《無夢樓隨筆》這個書名本身就表明他在漫長的磨難中，已經從烏托邦之夢中覺醒過來。他的覺醒的開端就是對達爾文、黑格爾以來所謂歷史進化、歷史規律以及與此相關的歷史目的論的質疑。按照黑格爾他們的想法推演下去，人難免成為歷史目的的犧牲品。這樣，也就等於取消了人本身的價值和尊嚴。他曾深有感觸地說，將進化論民伸到人文學科來，而不用人道主義關懷與之相對抗，那就未免太殘酷了。張中曉所面對的時代，是一個極其血污的時代。蘇聯為了按照歷史目的論的引導進人共產主義，不惜屠殺了兩千萬人民，包括餓死的人那就更多。中國由於同樣的荒唐，曾經餓死了大約四千萬人。所有這些屍骨都是獻給某個虛妄圖的的祭品。張中曉的時代正是一個繼續以人類的屍骨和尊嚴為代價，向著一個既定的歷史目的高歌猛進的時代。張中曉面對個一個如此強大的存在，能夠憑自己的獨立思考對時代的虛妄觀念進行質疑和批判，這是需要極其強大的精神力量的。我今天不想從思想上來講他。我想從他的精神人格這方面來說他。因為我最近重讀張中曉時，最讓我感動的就是他在人格方面所達到的堅強和高貴。 ( http://www.tecn.cn )

《無夢樓隨筆》中有一條寫道：「過去認為只有眶毗必報和換而不舍才是為人負責的表現，現在卻感到，寬恕和忘記也有一定意義，只要不被作為邪惡的利用和犧牲。耶穌並不是完全錯。」耶穌承受了人類所加於他的一切迫害和侮辱，卻甘願以自己的犧牲換取人類的得救。張中曉在這裡看見了耶穌的光輝，看見了耶穌的寬恕和悲們。而且，張中曉是在什麼樣的境遇中看見耶穌的光輝的呢？他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寫下這樣的話呢？下面的文字也許更加驚心動魄。「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月，病發後六日晨記於無夢樓，時西風凜冽，秋雨連宵，寒衣賣盡，早餐闕如之時也。」一個人被外部世界的黑暗摧殘到了這一步，可他還在念叨著寬恕和悲憫，你想這是怎樣了不起的一個張中曉。我不敢說張中曉已經達到了耶穌那樣的高度，但至少在他寫下這幾句話的那一瞬間，我覺得張中曉就是耶穌，他就是在像耶穌一樣承受苦難、擔當苦難，像耶穌一樣寬恕在人性的黑暗中互相殘害的人類，像耶穌一樣悲們在黑暗人性中苦苦掙扎的人類。 ( http://www.tecn.cn )

在那個只講階級鬥爭的殘酷時代，張中曉卻說：「在哲學家的心靈中保持人類理智的清醒，在藝術家的心靈中保存人類感情（愛）的溫暖和意象的歡樂。」一個受到非人的迫害的人，怎樣才能從容而又明敏地體驗人類的溫暖和歡樂呢？這需要一個根本的保證，那就是無條件地愛這個世界。一我不管這個世界怎樣地與我為敵，怎樣殘酷地傷害我，但我是愛這個世界的。我因為愛這個世界而能感覺到人類的心靈深處還是有那麼一點溫暖和歡樂。人類總得以某種方式體會到做人的歡樂與希望，否則整個人類生活就太讓人不可承受了。張中曉還說，做文化工作的人，他用的詞是「思想工作者」，這是文革中流行的詞語，實際上他要說的就是知識分子，他說，知識分子的能力「並不僅是虛構一個空中樓閣，而在於使地上的世界浸透著你的內心的光明，用你的智慧的心和精巧的手，塑出一個生命的世界，或現實的交響樂」。我們的問題不在於要求這個世界具有多少光明，而在於要讓這個黑暗的世界浸透著我們內在的光明。我們的責任不在於譴責外部世界的黑暗，而在於用我們內在的光輝照耀這種黑暗。這個世界本來也許沒有生命的光輝，可是我們要用我們靈魂的勞動創造出光輝的生命。張中曉說：「合宜的行為和準確的語言是有修養和教養的表現。」所謂「合宜」，也就是不能僅僅是喪心病狂和咬牙切齒。所謂有「修養」和「教養」，也就是要保持住自己的內在的高貴。別人的下流是我們一時難於改變的，但是我們決不能讓自己墮落得跟別人一樣下流，而必須保持我們自身的教養和修養。他還說：「不能原諒自己，但是要原諒別人。」讀到張中曉的這句話，我簡直感到驚訝。一個困厄到頂的人，怎麼竟然還可以保持這樣的從容與豁達。 ( http://www.tecn.cn )

張中曉的這種東西，跟痛打落水狗的心理狀態是有所不一樣的。這種不一樣也許可以給我們提供這樣一個啟示：面對外部世界的黑暗下流，我們除了像魯迅那樣，用痛打落水狗式的堅韌與冷硬予以批判和鬥爭之外，是不是還有另一種方式，可供我們選擇？我們是不是可以用另一種方式，用一種決不放棄內在的從容與寬恕的方式，來抵禦黑暗的傷害、表達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中國，究竟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我覺得，顧准和張中曉的精神狀況告訴我們，這另一種可能性還是有的。我們應該慢慢地去學習這種東西，嘗試著去實踐這種可能性。在切實的人格踐履中尋找文化的出路和精神的出路。 ( http://www.tecn.cn ) 講到這裡，我覺得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光明並不是黑暗的反義詞，而是比黑暗高一個層面的東西。這正如愛並不是恨的反義詞，愛比恨要高一個層面一樣。光明與愛是我們無條件地信守的東西。我們愛這個世界，並不是以這個世界愛我們為條件。我們對這個世界的愛是無條件的。如果這個世界恨我到底，如果所有的人都像瘋狗一樣撲上來咬我，那麼我們對這個世界還要不要愛？愛是我們對於內心光明的體驗，是我們內心的精神需要，是我們對於這個世界的主觀態度。愛不是反映，愛是內心的需要。它比恨高一個層面。光明也是我們作為一個高貴的人的內在的需要。我們既然要求自己做一個高貴的人，既然認為自己是一個高貴的人，我們怎麼能夠放棄我們內在的光明呢？怎麼能夠讓外部的黑暗把我們的光明吞噬掉呢？我們要居於黑暗之上，要用我們內在的光明去照耀世界的黑暗，照耀人性的黑暗。這就是那些偉大的宗教領袖的精神，也就是每一個高貴的人所應具有的精神。 ( http://www.tecn.cn )

雖然至今為止，我依然認為魯迅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存在，可我同時也認為，中國人如果至今只有這麼一個人格典範，這麼一種精神資源、這麼一種精神模式，那肯定是不夠的。從個體人格整體而言，我不認為顧准和張中曉已經超越了魯迅，但他們在某一方面確實對魯迅有所發展。我們應該意識到民族精神中這些新的因素，應該從這些新的因素中汲取面對黑暗的力量和抵禦黑暗的信心。在魯迅之外，在顧准和張中曉之外，還有許多其他偉大人物，他們幾乎每個人都構成一種獨特的人格典範和模式，鼓舞著我們去面對無窮無盡的黑暗。當我們想起哈維爾和索爾仁尼琴那樣的人，想起甘地和托爾斯泰那樣的人，想起耶穌和釋迦牟尼那樣的人，我們可能會像想起魯迅一樣砰然心動。我們作為一個軟弱無力的生命，只有將歷史上所曾出現過的一切偉大的生命和人格作為我們的精神資源，我們才可能活得有力一點，才不至於淪為孤獨無依的無賴。作為一個精神上如此貧弱的民族，只有把人類所曾產生過的一切文化財富都納人自己的心靈之中，才可能獲得廣闊一點的精神空間，才可能著手去尋找精神出路。否則，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民族，都只能在永恆的黑暗與下流中無望地掙扎和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