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克利｜柏克的意義

按：馮克利，山大政治學教授、著名翻譯家。全文原標題為「埃德蒙·柏克和他的《法國革命論》」，首發於羅輯思維出品的「得到App」（名家大課欄目），承蒙「得到」慨允，現轉發於公眾號。全文共分五節，分五次發布，此為第五部分。

第一部分見：馮克利｜柏克其人

第二部分見：馮克利｜《法國革命論》的誕生

第三部分見：馮克利｜光榮革命與法國革命

第四部分見：馮克利｜變革的技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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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柏克的意義

不必否認，柏克對法國革命做出的反應，很大程度上與光榮革命後英國的政治背景有關。所以有人認為，他對法國革命的批判是出自於他的「內部知識」，離開這種知識，柏克的保守主義便成了無根之談。因此不斷會有人提出一個問題：柏克是不是一個「特殊主義者」——他是不是「特別英國」？確實，只要把他看作自由主義者，便會有意無意地導致這種結論。在英國之外缺少自由傳統可以「保守」的地方，他的保守主義也會失去自由主義的價值，失去與英國以外社會的相關性。

如果我們著眼於柏克不斷申說的「古代憲法」，世代英國人——不僅活著的人，還有已死的祖先和未出生的後代——培育的制度，那麼柏克確實是在維護「英國人的自由」。美國人鬧獨立之初也是在維護自己作為英國臣民的自由，所以得到了柏克的支持。但是，只盯著柏克對英式自由的呵護，未免過於觀念主導了，而這正是柏克所反對的事情。在我看來，柏克並不專屬於英國，他的思想中也有「普遍主義」的成分。

法國革命以來，以啟蒙觀念武裝起來的革命手段改造社會，是一場聲勢浩大的世界性運動，柏克的思想則可視為抵抗這場運動的最初努力，其突出特點便是他否認觀念啟蒙與自由和社會進步有著必然的聯繫，拒絕接受不同的時代是光明與黑暗的交替。從這個角度來看柏克，他的審慎觀和秩序觀，他對社會的尊重，對形而上學的厭惡，便具有明顯的普遍意義。畢竟，現代世界的很多專制政府，正是打著進步與解放的旗號建立起來的；種族主義和計劃經濟，當初也都是「科學認識」的產物。柏克據以思考問題的背景是英國，他所思考的問題卻是世界性的。他通過對英國憲政這種地域性制度漫長而曲折的特殊成長史，推衍出好制度的成長需要付出時間和智慧的一般結論。

柏克的政治智慧，當首推「審慎」（prudence）二字，柏克把它尊為「政治的第一美德」。不過他對審慎並無嚴格的界定。他說，「審慎的原則和定義鮮有準確的，也絕無可能普遍適用」。原因無它，審慎不是一個理論概念，而是政治場景中的操作技術。它易於被人理解為一般意義上的「謹慎」，但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表示，「上帝禁止用審慎服務於任何罪惡。」可見柏克的審慎包含著明確的道德要求。審慎者，應是守道與權變兼通之人。

像柏克這樣一個人，你不能指望他會在理論上嚴謹一致，他也從不以為這是公共實踐中的優點。但他對世事人情有細緻入微的洞察，對特定場景中善惡是非的性質有敏銳的判斷力，這也正是審慎的優勢所在。在他看來，善惡分明的人不適合在這種環境中工作，就像法國的革命黨一樣，他們滿眼都是邪惡，會「變得不太熱愛人類」。

以柏克的理解，在複雜的世俗場景中權衡運作的審慎，可以充當上帝或自然法在人間的機敏助手。審慎處於普遍原則與總在變化的環境之間，將兩者綜合為行之有效的政治行動。柏克十分看重民眾中的傳統道德和習俗，將其視為「人的第二天性」。在他看來，社會的存在，不僅是保護個人之間互不傷害，也是為他們愉快有益的交往提供方便。這種交往中既孕育著權利和自由的種子，各種罪惡也從不會絕跡。這就需要由一代又一代人——主要是政治家和法律人——去蕪存精，用公平而穩定的制度加以規範。用柏克的話說，制度是「歷代理智的綜合，把原始正義的原則和人類所關注的問題的多樣性結合在一起。」如果打個比方的話，這就像大理石之於雕塑家，在動手之前，他必須尊重自己的石料，以它的材質和紋理來判斷自己能做些什麼，然後才能匠心獨運，成就佳作，但他並未改變石頭的性質。

所以，柏克不但抨擊法國革命中那些舊制度的野蠻顛覆者，他也嚴厲譴責英印總督哈斯廷斯對印度習俗的破壞。這至少可以說明他要保守的不只是自由，還有社會本身。因為在柏克看來，即使在有自由的地方，它也不是來自玄學家的頭腦，而是源於社會習俗。以此而論，說柏克的保守主義僅因保守自由而有價值，就成了對其思想沒有必要的限制。保守主義因柏克而與自由制度相聯繫，但在他對自由的捍衛背後，有對自由的歷史發生學認識。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每天都在發生的權利義務關係，久而久之變成被普遍視為正當的習俗，能夠便利和平而有益的交往，如果它被強權所破壞，柏克就會認為自由受到了踐踏。其實，英國人的自由，就是由建立在這些習俗上的法治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現代社會標榜自由的價值，但自由之成立，首先要解決自由與秩序的關係問題。沒有自由的秩序和沒有秩序的自由是同樣令人恐怖的，就如柏克所說，「一個瘋子逃出神經病院，你是不能祝賀他獲得自由的。」能將秩序和自由調和為一的力量，唯習俗、宗教和法治的效果最著，此三者的形成與完善皆須漫長的時間，而柏克看到的是，法國革命對此三者為害最烈。

由於柏克十分看重製度的古老起源與延續，他的思想也十分容易混同於傳統主義。對於這種誤解，我們有必要再一次記住，他是輝格黨所建立的現代商業社會的一員，這個社會是以順應變化而著稱的。看看他在這本書中有關現代信用、貨幣和產權的精當言論，即可明白他與一般的文化或宗教傳統主義者是多麼不同。他讚賞「繁榮的商業」，他自豪於英國人「為照亮並裝扮了近代世界的科學、藝術和文學的進步做出的貢獻」。另外，除了推崇「騎士精神」外，他也缺少後來很多傳統主義者的浪漫想像，例如對中世紀的理想化，對農人的崇拜，和對田園生活的懷舊。

柏克在《法國革命論》的結尾處有一段深情表白。大概他已預感到此書一出，自己會受到許多誤解。他說，他能奉獻於讀者的，只有他本人的長期觀察和公正無私的精神，他從來不曾充當「權力的工具或偉業的諂媚者」，他在公共生活中所做的全部努力，「都是為別人的自由而鬥爭」，只有暴政能在他心中「點燃持久的憤怒和激情」。柏克接著說，

他既不鄙視名聲，也不害怕責罵……他期望保持一貫，但是要通過變換他能確保他的目的一致性的手段來保持一貫。當他航行的船隻的平衡可能由於一邊超載而有危險時，他願意把他的理性的輕微重量移到可以維持船隻平衡的另一邊。

這些話只能來自一個勇於擔當的政治家。駕駛這條船的人，無法進行哲學思考。也必須把個人榮辱置之度外。這條航行中的船，就像後來奧克肖特所說，你不能把它拆掉重建，只能邊開邊修。柏克知道，這條老船並不是他的發明，所以他關心的不是理論的正確，而是船上乘客的安全。他最害怕的是權力失衡導致船隻傾覆。為此，他隨時願意為了他們的生存調整自己的立場。

拉斯基曾說，像埃德蒙·柏克這樣的才子誤入政壇虛擲年華，實在是一大不幸。但我們也可以反過來說，政壇能得到柏克這樣的才子，是它的大幸。

（全文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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