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福》中「我」的形象與文本意義 錢華

《祝福》中「我」的形象與文本意義

錢華

　　魯迅小說《祝福》講述了兩個故事，一個是「我」的回鄉故事，另一個是「我」講述的祥林嫂的故事。在蘇教版的教學參考書中，對小說主題是這樣概括的：「小說反映了辛亥革命以後舊中國黑暗的社會現實，通過祥林嫂這一藝術形象深刻地反映了舊社會在封建思想和封建禮教摧殘下勞動婦女的悲慘命運，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這種理解拋開了「我」的故事所蘊含的深刻意義，失去了文本內涵的豐富性和複雜性，愚以為是有失偏頗的。

　　1924年，魯迅創作了《祝福》，後又收入到他的《彷徨》中，不難看出，魯迅是想通過祥林嫂的悲劇命運來反映現實和人生，同時通過「我」的感受來觸摸那一時期知識分子的靈魂世界，揭示他們的心路歷程，帶有深刻的審視反思意味。

　　下面我們不妨從「我」這個形象入手來探究其文本意義。

　　一、「我」是見證人

　　小說採用第一人稱敘述者的視角，寫「我」離開魯鎮後又回到了魯鎮，親眼目睹，親耳聽聞了祥林嫂的悲慘遭遇，祥林嫂的故事是鑲嵌在「我」的故事中的。在追敘祥林嫂的故事的時候，「我」看似隱身不見了，代之以第三人稱敘述，事實上「我」是站在故事的背後客觀冷靜地敘述祥林嫂初到魯鎮，被逼再嫁，二到魯鎮，淪為乞丐的悲慘經歷。作為故事的見證人，「我」幾乎見證了一個女性的生命被踐踏遭毀滅的整個過程。因此，「我」既是線索，串連起了這兩個故事，又作為一個見證人來敘述故事，有助於增強故事的可信度，也利於「我」剖析自己的內心感受，深剜社會人世的精神毒瘤。

　　二、「我」是個漂泊者

　　小說中的「我」是個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個與魯鎮社會格格不入的異類。當年離開魯鎮，從瀰漫著濃重封建宗法和迷信思想的農村走出，進入受到新思想新文化影響的都市中，滿懷希望追求別樣的新的生活。可現實的黑暗混亂與重重矛盾，使「我」感到苦悶彷徨，甚至覺得前途迷惘，無路可走。這時故鄉的醜陋一面可能變得模糊，而故鄉鮮美生動的一面日益清晰起來，於是「我」懷著尋求慰藉與希望得到排解的心理重新回到故鄉。但「家」已不存在，而在我離去後的幾年裡，故鄉竟絲毫未受到外界環境的影響，一切都沒有改變。祝福的習俗、各種祭祀活動「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魯四老爺依然在罵早已成為保守派的康有為為「新黨」；幾個本家朋友「也都沒有大改變」。這種一成未變的情形與思想上難以溝通的窒息令「我」度日如年。因此，故鄉之行不僅未讓「我」找到精神上的皈依，反而使「我」陷入了更大的苦悶之中，「我」像逃跑一般地「明天決計要走了」。如此看來，「我」從混亂黑暗的都市來到故鄉小憩排遣，又從封閉窒息的故鄉中逃離而去，「我」在中國封建傳統與西方現代文明之間找不到一個合適的落腳點，也找不到一個契合點。在「我」身上，折射出了那一時期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共有的精神狀態，他們遊離於現實與理想之間，找不到棲息心靈月亮的樹，成為了一個精神漂泊者。

　　三、「我」是個逃避者

　　魯鎮社會的封閉窒息、迷信落後，魯鎮人們的麻木愚昧、冷淡淺薄是「我」決計離開的一個因素，而另一個重要因素是祥林嫂臨終前對「我」的追問，使「我」陷入了一種兩難的境地，而「我」的「說不清」的回答很難說與祥林嫂的死不無關係。我們再來看一下祥林嫂的三個提問：①人死後有沒有魂靈？②有沒有地獄？③死去的家人能否見面？

　　我們知道，祥林嫂淪為乞丐以後一直是在生的艱難與死的恐懼中痛苦地掙扎著，而她苟延殘喘至今的主要原因也是由於對死的恐懼的精神支撐，因此這三個問題是一直縈繞在祥林嫂心頭的揮之不去的難題。當她遇到了「我」這個見過世面的讀書人，於是似乎是本能地鄭重地提出來的。如果我們分析一下祥林嫂的心理，似乎可以肯定祥林嫂因為生之艱難而寧願去死，又因為對死的恐懼她趨利避害寧願相信人死後沒有魂靈也無地獄。如果「我」給了祥林嫂這樣的答案，也就求證了祥林嫂的懷疑，那她的死亡之路或許可以走得輕鬆一點。但「我」先是順應迷信而後又含糊搪塞的回答摧毀了她原有的疑慮，加深了她對魂靈和地獄的肯定，最終使她在對死的極度恐懼中凄慘離世。在這裡，祥林嫂對死亡的提問「卻將自認為是現代知識分子的我置於困境：我既對這類形而上意味的深層問題缺乏關注與思考，面對祥林嫂的追問，又落入『說出真實』與『說謊』的兩難境地，我終於以『說不清』即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迴避了對追問的明確回答。」先是逃避了祥林嫂的追問，後又欲逃避祥林嫂死亡給自己帶來的心理負擔，於是再次決計明天離開，讓福興樓的魚翅去安慰和忘卻內心的不安和欠疚。同時又為祥林嫂的死找到了更好的理由，以為像她這樣的玩物死何嘗不是一種最好的選擇，「為人為己也還都不錯」，雖不乏憤激之意，沉痛之感，但我的內心反而「漸漸舒暢起來」，以至於第二天起來時「懶散而且舒適」，這是我經歷了一番內心掙扎之後的解脫法，用忘卻來逃避對這件事的責難。因此，我之再度離開故鄉與其說是逃避這個窒息的環境，逃避祥林嫂之死帶來的不安與自責，不如說是在逃避家鄉現實所提出的生存困境，逃避著一個現代知識分子必然要面臨的社會矛盾。

　　四、我是個反省者

　　雖然「我」的再度離開多少含有對家鄉現實所提出的生存困境的逃避性，但小說並不限於「我」為逃避而找種種理由來排解，更為重要的是「我」由此而深入地開掘自己的靈魂，反思傳統文化下人們的生存現狀。當祥林嫂以一個「靈魂審問者」的角色一再追問「我」的時候，我也就把自己放在了靈魂的審判台上；當我倉皇逃離祥林嫂的追問後，卻又背負上了沉重的精神十字架，不得不拷問自己的道德良心；當聽說祥林嫂就在那一晚去世後，我回憶起祥林嫂的這悲慘的一生，深入地體察到造成這一悲劇的社會根源和文化根源。強烈的反思意識和批判精神，挖出了「我」人格和靈魂的分裂，我痛恨愚昧落後的魯鎮文化，痛恨伸向祥林嫂的無名黑手，但在現實問題面前，卻缺乏與之徹底決裂抗爭的勇氣。面對落後的封建意識形態，「我」無招架之力，不僅暴露出本質上的軟弱與淺薄，還透視出了內心深處與之千絲萬縷的血緣關係。正是這一種深刻的反省，讓我們聽到一個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內心的掙扎、彷徨、憂慮和無奈，聽到了社會矛盾文化矛盾相互碰撞的聲音，「從而在讀者心中產生了強烈的喚醒效應和震撼效果，激發他們自身的反省、困厄與思索。」

　　基於以上的分析，我們對《祝福》中「我」的形象有了深刻全面的認識，「我」在小說中實際上承擔著多重的角色，不僅僅是個敘述者、見證人，同時也是一個脫胎於傳統文化承接於現代文明之間的一個彷徨者與反思者。這樣小說的文本已完全超越了祥林嫂悲劇本身所蘊涵的意義。它通過「我」對祥林嫂悲劇與魯鎮文化的深刻洞察與反思，揭示了具有現代意識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新舊歷史交替時期種種精神上的矛盾和面臨的困厄，及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意識。如果我們能從這樣的視角來探索文本的複雜意蘊，不僅更能接近作者的創作意圖，而且也能激發學生的探究慾望，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更能使學生深切地體會到一個作家強烈的責任感與民族憂患意識，從而真正達到教學的三維目標。

參考資料：

　　[1]錢理群《〈祝福〉：「我」的故事與祥林嫂的故事》《語文學習》1993.7

　　[2]周憲《超越文學》

轉自《文學教育》2008年第四期

錢華，教師，現居浙江上虞。

註：該資料為新安中學學生專題研究性學習之用。謹向作者表示最誠摯的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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