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進步，使人變得「更像人」

英國思想史學者彼得·沃森的《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是一部煌煌百餘萬言的巨著，同時也是一部讀起來輕鬆有趣的思想普及讀物。作者的書寫是百科全書式的，事無巨細，面面俱到。

書中固然有很多篇幅講到歐洲的崛起及其重要地位，但同樣也探討了中東、印度、朝鮮半島、日本，以及中國的思想在歷史關鍵時期所起的重要作用。東西方的差異或是一種客觀存在，但是，當人類從歷史深處向我們走來的時候，我們發現，不同人群的處境以及思考問題的方式雖然有所區別，但人們的內心慾望和期許卻往往指向同一目標，即認識外部世界和人類自身，並使人日趨完善。

彼得·沃森創造性地描述了人類思想產生、發展、演變的歷史進程，儘管歧路紛繁，錯綜複雜，很容易使讀者迷失於其中。然而，作者強大的敘事能力，將全書有機地整合在一起，描繪出一幅清晰鮮明的人類思想圖譜，使得我們由此可以深刻地理解自身，完善自我，進而獲得更有價值的生活方式。

撰文 | 解璽璋

（近代史學者、文化評論家）

《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

作者：[英] 彼得·沃森

譯者：胡翠娥

版本：譯林出版社

2018年1月

這是一部依思想撰寫的通史，歷史不再是王朝更迭和成王敗寇，而是那些為了推進人類理解世界、理解自己而做出貢獻的重要思想和思潮。

追根溯源

思想史的邊界被大大拓展

作者在書中首先把目光投向遠古蒙昧時代，甚至早於蒙昧時代的史前時期。他通過人的第一次直立行走、石器的出現，來推測人類思想所以發生的可能性，並由此確立了人之所以為人的理由和原因。在作者筆下，人類的思想、意識、觀念、智識，伴隨著人類每一次行為、能力的進步而豐富和展開。恰恰是在這裡，作者最大限度地開拓了思想的內涵和外延。

長久以來，我們的思想史，無論東方還是西方，往往習慣於把既成體系的思想以及為思想史的建構做出突出貢獻的思想家作為研究對象，研究他們產生的根源、背景，乃至其思想的構成、傳承，以及在人類思想發展史上產生過怎樣的影響。

沃森思想史的主體部分正是由這樣一些內容構成的，所不同的，是他在傳統思想史的前面，加入了一段人類思想的史前史，或曰人類思想發生史。這在思想史的寫作中應該是很少見的，而人類思想發生時的情境便在他的敘事中清晰地呈現出來。在這個過程中，思想與人類是共同成長的，人類所處環境刺激了生命基因中的自然生命力和某種感知力，意識能力遂漸次生髮，所謂存在決定意識，由此或能得到一點證實。

丁村遺址的三棱大尖狀器系從兩面或三面交互打擊加工，使之成形。圖為手持器。

而思想恰恰是在意識的基礎上產生的。當原始人類意識到火的重要性時，如何控制和使用火，就成為他們經常考慮的問題，人類最早的社會組織方式，或許就是在思考火種保存的可能性時被發現的。石器製造呈現出來的標準化趨向，也透露了早期人類想像力的某些特徵，他們甚至可能已經具備了使用某種運算方式的精神結構和抽象思維能力。而喪葬習慣的出現，更進一步拓展了早期人類思想的深度和廣度，其中也許包含著人類對來世的早期信仰和最初的宗教形式，也不排除人類此時或已意識到靈魂的存在。

把思想史稱作「最有趣的歷史形式」的弗朗西斯·培根，以為印刷術、火藥和磁石這三大發明改變了世界的面貌和現狀，使他生活的時代區別於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但他所強調的仍然是思想史的經典面相。彼得·沃森則另闢蹊徑，他更看重的「三個最重要的思想」，竟然是「靈魂、歐洲和實驗」。對此，他是這樣解釋的，他說：「我認為靈魂概念比上帝概念更為重要。」至於歐洲，他不認為那只是「地圖上的一個位置」。他重視實驗，在他看來，「遠在手斧的標準化之前，早期人類認識到鋒利的石頭能夠刺穿他們用手指和牙齒都不能撕開的獸皮而首次發明手斧，也是一種『思想』的證據」。

彼得·沃森（Peter Watson，1943-），英國思想史學者，以恢宏的思想史作品聞名於西方世界，著有《思想史：從火到弗洛伊德》《20世紀思想史》《德國天才》等。

顯而易見的是，彼得·沃森所構建的思想史，以一種全新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在這裡，那些曾經導致迄今為止人類生存方式最深刻轉變的「最偉大的思想」，全部蘊含在「非常實實在在的東西」中。

它們可能是前面提到的對火的控制和利用，或掩埋死去同類的習慣；也可能是最初的服裝和飾物、對野生穀物的栽培、動物的馴化、長方形的房屋、發聲和語言，等等。在彼得·沃森筆下，這些「思想」構成了人類思想史的若干必要環節，成為整個人類思想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從外到內

靈魂觀比神的觀念更重要

人類的進化與思想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人類文明成果不僅「一直是孕育思想、觀念和創新的溫床」，而且，在其背後總可以發現思想的痕迹，或曰「心理經歷」。從某種意義上也許可以說，人類文明亦是由思想催生的，思想是文明的催化劑。

人類文明的歷史進程表明，人類的成長、進步需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即認識外部世界和認識自身。前者又包含了兩個向度，一方面要處理人與自然的關係，同時還要處理人與人的關係。該書第二部題為「從以賽亞到朱熹：靈魂的傳奇」，大致可以傳達作者的意圖，以賽亞和朱熹，分別象徵著人類思想在兩個方面的訴求和努力。首先是人類對於生存環境以及他所經驗的所有事物的認識和感受，生老病死，四時更替，自然界的奇觀，人自身的奧秘，其中有許多是人無法理解的，於是，神的崇拜出現了，祭祀行為出現了，升天、來世、復活、天堂等觀念出現了，靈魂的概念也隨之出現了。

沃森深入探討了這些行為、觀念、思想從何而來。他談到祭祀，認為「它既是一件禮物，又是人與神靈之間的紐帶。它或試圖脅迫神靈，逼迫它們按照人類的想法做事；或試圖安慰它們，消除它們的憤怒；有所求，有所消除，也有所補償」。

對他而言，這也許不難理解。而「需要詳細解釋的是祭祀現在和過去採取的實際形式。為什麼要屠宰牲畜和人？為什麼要灑血？這種顯然是血腥的活動是如何紮根、如何盛行的？古代人類認為它殘忍嗎」？而回答這些問題，正是這部思想史很重要的一部分。他也探討了「靈魂」這個人類「最根本的概念」。他特別注意到這個概念與天堂、地獄、來世、復活等觀念之間相互支持的關係。既然靈魂是不朽的，那麼，就需要在人死後有一個安置靈魂的地方。

文藝復興時期拉斐爾所繪《基督受難》，宗教的興起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與此相關的一系列思想和行為，最終促成了人類早期宗教信仰的繁榮。這種情況直到雅斯貝爾斯所稱「軸心時期」的到來，才有了根本性的轉變，實現了「精神突破」。沃森曾引述雅氏的說法：

正是在這個時期，我們同最深刻的歷史分界線相遇。我們今天所了解的人開始出現……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這一時期。中國出現了孔子和老子，中國所有的哲學流派，包括墨子、莊子、列子等諸子百家都出現了。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像中國一樣，探究了一直到懷疑主義、物質主義、詭辯派和虛無主義的全部範圍的哲學可能性。

伊朗的瑣羅亞斯德傳授一種具有挑戰性的世界觀，認為人世就是一場善與惡的鬥爭。在巴勒斯坦，從以利亞經由以賽亞到耶利米到以賽亞第二，先知紛紛湧現。希臘出現了荷馬，哲學家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許多悲劇家，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思想，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

沃森認為，人類所以變得越來越「更像人」，是思想、精神不斷進步和提升的結果。這時，人類擁有了反省和哲學的觀念，救贖和懺悔的觀念，人與神的關係也不再是單一的有所求的關係，而是一種與個人互動的，更加「內在」的關係。他把以色列對耶和華——上帝的崇拜作為切入點，以此來說明人類的宗教信仰如何通向人的內心。

馬提亞斯·格呂內瓦爾德《基督復活》，為伊森海姆祭壇板畫《耶穌磔刑》的內面右側的一個畫面。

在這裡，他賦予「先知」的出現以一種特殊的意義，在他看來，「希伯來先知所承擔的角色，是人類歷史上獨一無二的」。他指出：「先知關心的主要問題是保持以色列人的內在道德性。他們的目標是把耶和華信仰從偶像（約櫃里的偶像）崇拜中分離出來，使信上帝者可以反思自己的行為、感情和缺點。這種對內心的關注表明，先知關心的是一種城市宗教，他們面臨的是群居生活的問題。這可以解釋為什麼當先知在激發以色列人提高他們的道德標準時，會發明天啟這一思想。」

人類對道德感的要求、反思與質疑，是人類思想進步和成熟的兩個標誌，這是因為，人類社會組織的發展壯大，向人們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以應對群體生活出現的新形態。於是，人類自我意識的演化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科學、哲學、倫理學、邏輯學、修辭學、政治學和法律相繼走進人類的精神世界，理性受到推崇，人被賦予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能力，神和神話不再是對外部世界唯一的解釋。

這些都屬於古希臘留給人類，至今仍具有壓倒性影響力的遺產，它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個信念：「每個人都能自己發現真理，都能像其他任何人一樣過上幸福的生活；對意志、道德屬性和性格的強調代替了對知識才賦的強調；內心生活代替了外部生活；人們不再強調政治參與，而強調個體自足，讚美苦修，像新教徒一樣履行職責……強調這樣一個事實：最高的德行是靈魂的寧靜，個人救贖不是由積累知識或逐漸增加科學信息而獲得（像亞里士多德教授的那樣），而是通過突然轉變信仰——內心之光的照耀。」

亞里士多德塑像。

如果說希臘人更有興趣的是思考人與神之間的關係，那麼，羅馬人卻對人與人之間以及利益（即思想的有用性，對人間事物帶來的影響）更有興趣。就我們的日常生活而言，至少有兩種思想是羅馬人提供的，即共和制度或代議制民主以及法律，而羅馬法顯然是羅馬思想中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方面。它的影響力可以從當今西方各國使用的主要法律中體現出來，它被視為歐洲所有國家擁有的共同的法律傳統，亦是當之無愧的。當然，向著更遙遠的歷史深處追尋，我們還會看到諸如《漢謨拉比法典》這樣一些更古老的法律傳統，它們的存在，說明人類在很早以前就開始思考如何才能減輕社會的不公正了。

尊重異端

承認思想的豐富與複雜

人類歷史上生生滅滅有過多少思想，恐怕已很難統計了。書前附有一個「思想史大事記」，也許可以略見一斑。這些思想，或各執一詞，針鋒相對；或各行其是，南轅北轍；甚或你死我活，互不見容；當然也有共存共榮，求同存異，拾遺補缺，繼承發展，而思想史的魅力，恰恰就在於思想的豐富性與差異性。

可怕的是神權與世俗權力相結合，甚至神權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思想信仰被歸於一統，結果可能是窒息社會的生氣，遲滯社會的進步和發展，甚至出現倒退。但思想又是人類生命中最活躍的因素之一，即使是在教會內部，思想的統一也從未真正實現過。事實上，對教會權威威脅最大的異端，倒不妨說來自教會內部，正是神職人員本身的道德放縱和腐敗，刺激了異端在體制內的快速生長，而來自歐洲各國新興大學中思想獲得解放的新學術，也發揮著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是歐洲思想領域發生重大變革的前奏，「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作為思想解放的重要標誌將被寫入歷史。

文藝復興時期，米開朗琪羅在梵蒂岡西斯廷教堂所繪壁畫《最後的審判》。

歐洲由此進入了對世界近現代歷史影響深遠的思想爆發期，彼得·沃森稱之為「想像力的爆發」。如果說宋明之際中國的思想學術是由外而內，轉向人的內在自我的發現的話，那麼，在歐洲，則恰好發生了反向運動，對自然的新的關注成為思想創新的主流，而藝術、科學作為思想創新最活躍的兩大領域，其間新的發現、新的思想層出不窮。

於是，一方面，人文主義精神復甦，世俗生活得到肯定，「關注此時此刻，關注現世的可能性、樂趣和機遇，關注人世間可以實現的一切」，同時，「對冥想生活和清貧的痴迷」亦被「對積極生活的熱愛和對財富的讚美所取代」。人被重新發現，自我意識得到強化，參與競爭和個性表達受到鼓勵，美德不再是神的專屬，亦可建立在人性之上。

另一方面，技術革命、工業革命的漸次展開，財富的增長，貿易的繁榮，新大陸的發現，視野的開闊，都成為新的思想萌生的溫床。最直接的後果是神權即教會的權力讓位於世俗權力，隨之而來的是民族國家和專制君主政體的興起。

在這裡，沃森梳理了從馬基雅維里到路德以及加爾文的思想，他指出：「馬基雅維里將政治從宗教中解放了出來，在發現人類總是遵從自己的自私、短期利益行動時，他將政治變成了一個世俗思想的競技場。」他特別稱許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認為它「標誌著神學和政治學的分離」。他進一步強調了路德和加爾文的重要性，認為，他們的貢獻就在於，將「權威和政治主權從機構轉移到人民手中」。

《20世紀思想史》

作者: [英] 彼得·沃森

譯者: 朱進東、 陸月宏、 胡發貴

版本: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6年1月

無論馬基雅維里，還是霍布斯，他們的政治學說，強調國家權力的不容置疑和中央集權的必要性，對20世紀的世界政治來說，也許是災難性的，但「在殘酷的宗教不寬容，以及貴族和普通民眾的命運發生變化之後，人們認為，為了秩序，發展中央集權是建立高效政府的唯一希望」。而其結果，則是中世紀秩序的終結和現代世界的誕生。

此後，致力於政治思考，並對寬容和有限君主制原理進行探索的洛克，為促進思想自由做出種種努力的斯賓諾莎，以及曾為人類認識自身提供獨到見解、卻被嚴重低估了的維柯等，「所有這些政治哲學家都試圖至少依據新的科學原理來建構他們的理論，建構能夠從一個國家推廣到另一個國家的體系」。

他們的思考最初也許是由對個人財產的重視以及對個體商業活動應有自由的關注引起的，但最終都指向一點，即國家和個人之間的聯繫，只存在於生存的實用層面，政府的權威只能來自被統治者，只能由人民的需要來決定。他們特別警惕國家試圖在信仰或良心事宜中發揮作用，而這是絕對不能容忍的。這裡已經暗示了國家是不該干涉思想自由的。這無疑是思想史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之一。

本文整理自2018年5月12日《新京報·書評周刊》B04-B05版。作者：解璽璋；編輯：徐學勤、張得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