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的「一花二葉」

在百家爭鳴時代，儒只是「一家之言」，因而名為「儒家」。當《論語》被編輯出來的時候，本身就有一些矛盾之處，表明孔子的弟子及再傳弟子對他的思想已有歧見，從而為儒學的派別之爭埋下了伏筆。孟子和荀子分別基於「性善論」和「性惡論」的解讀，對後世儒教與儒學分裂乃至分道揚鑣起著直接的肇端作用。從漢武帝時期的董仲舒開始，為統治制度提供思想支持的官方儒教與作為傳統文化主脈的民間儒學，正式開始背道而馳，漸行漸遠。

後世儒學的分裂之源，正在於「吾道一以貫之」。短短六個字，就有「道」「一」「之」三字令後世莫衷一是。「道」是道路、道理還是道統？「一」是不是指「仁」？「之」是虛詞還是實詞，若是實詞，指代何物？曹魏劉勰《文心雕龍·神思》即有「意翻空而易奇，言徵實而難巧也」之說，孔子學說亦不例外，加之「因材施教」，弟子資質不同，各有體悟，再傳之下，魯魚亥豕在所難免。

孔子並不像有些人所攻擊的那樣是趨附之輩，他以「巧言，令色，足恭」為恥，不掩飾自己的缺點，連「反對派」長沮、桀溺的奚落，也被記入《論語》。所以，子貢說：「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在讚美三代之樂《韶》「盡美」「盡善」的同時，又說武王之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明顯是對當朝（周）開國君主的不滿。這種批判精神也體現在「微言大義」的春秋筆法上。他對弟子發出了「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的告誡，似乎已料到，後人會以此自我標榜和互相指責。

孟子並非慣常人們所認為的腐儒，他身上充滿了上承孔子的質疑精神。他堅持「性善論」，順著子貢為紂王辯白的話頭——「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接著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明顯是懷疑周武王及其後人在有意「抹黑」殷紂王，難怪其「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言說為後世帝王所不喜。從博採道家、法家等眾家之長的孔子出發，到孟子已隱隱接近於黃老之學；荀卿則執定「性惡論」，認為「法者，治之端也」，明顯有向法家靠攏的傾向。荀子的弟子韓非、李斯為統治者謀劃時則全面傾向於法家。當然我們不能就此說荀子支持官方的儒教，而孟子支持民間的儒學。因為歷代統治者取儒家為己所用，只取對鞏固統治有利的部分，使之「居廟堂之高」，全不管荀孟之分；剩下的讓統治者內心隱憂的部分，就只能「處江湖之遠」，在民間頑強生長了。

秦亡漢興，不甘於僅為百家之一的儒家弟子，嘗試使其成為主流並主導當時的社會生活，其方向就是儒學的宗教化和官方化。儒學最早接近宗教意味，是由漢初叔孫通預備，董仲舒建功的。漢武之後儒術得以獨尊，向官方靠攏的儒家弟子成了正式的儒士，東漢的許慎更將儒士解讀為「術士」，其中原因應與儒士以承天道、執教化為己任，構建教化之國的政治理念有密切關係。歷覽此後的中國史，無論是政治建制、刑律法條，還是倫理規範、行為模式，無不打上了儒教的烙印。兩漢時期，儒術獨尊后的宗教化，使其成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絕對真理，從而造成了思想僵化，發展到極致，催生了經學，遂有今古文之爭，把政治與學術交雜在一起，除遍注群經的集大成者鄭玄等為後人留下寶貴的文獻學遺產外，亦帶來諸多消極影響。

儒術縱身躍向統治者懷抱的同時，儒學並未湮沒。太史令的職責是修官史，但刑餘之人司馬遷，秉承《春秋》筆法在《史記》中記載劉邦「好酒及色」，為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作了注。備受擠壓的儒學，甚至從戰國秦《呂氏春秋》和漢初《淮南子》諸家並存的局面中得到啟發，借東漢中期道家向道教轉化之時，向道教第一部經書《太平經》滲透。《太平經》「一衰一盛，高下平也；盛而為君，衰即為民」的思想，與孟子民貴君輕思想的傳承性一望可知；而其「興國廣嗣」之說，實際是儒學孝道學說在民間思想中的真實反映，也因之在民間得到廣泛傳播。

魏晉南北朝以迄隋唐，儒教先借九品中正制鞏固士族地主的儒士地位，後為吸收新鮮血液，又代之以科舉制，將庶族地主和其他階層的知識精英批量轉化為儒士。科舉制對於官方治理的意義如此顯著，以致唐太宗得意之情溢於言表：「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科舉制是個裡程碑，以之為標誌，官方主流的通道得以打開，儒術正式演變為事實上的儒教。

而儒學，在魏晉時期通過與道家的握手而宣示對當權者的不合作，開始推崇「三玄」——《老子》《莊子》和《周易》。易所包含樸素的唯物主義和讖緯之學元素都得到極大的發揮。但玄學是儒不是道，玄學家們所尊敬的最大聖人依然是孔子。而漢明帝時始入中國的佛教，於南北朝至隋唐間也充分與民間儒學交融。儒釋的交融，也使之產生了完全中國化的禪宗、天台宗和華嚴宗。而比韓愈等人更具反抗精神的李白、杜甫等，將《詩經》的興觀群怨傳統發揚光大，其光芒穿透時空照耀至今。

自宋至明，儒教借越來越成熟的科舉制進一步鞏固了「居高聲自遠」的地位，卻也難以防止日漸僵化成為埋沒人才的殘酷機器；與此同時，儒釋道的進一步融合成就了新儒學。儒教也不得不開始向儒學尋找營養。周敦頤實是二程的老師和朱熹的師祖，不過他一生不得志，經歷民間風雨，成就了在儒學上的地位。讀《愛蓮說》的人，只要了解這種植物對佛教徒的意義，就不難理解其思想淵源；而其《太極圖說》，無疑是對道教吸收之後的產物。邵雍的象數之學，部分源於讖緯，部分代表科技，整體上又是民間儒學智慧的一部分。到了陸九淵，更是極為大膽地向已具神聖意味的「六經」發出挑戰，提出「六經注我，我注六經」。必須特別指出的是，研究者們往往忽視儒學的另外一脈——有「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歐陽修，有堅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更有不阿王安石不附司馬光、「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的蘇軾等。

有宋一代，最能代表儒教的，是二程、朱熹的理學。二程認為，理是宇宙的本體、萬物的本質，「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朱熹則進一步提出要「革盡人慾，復盡天理」。程朱認為，理規定著自然和社會的本質，它同時也是仁義禮智之理，其主要內容即三綱五常。到了明朝，王陽明作為儒教的另一代表，傳承的卻是陸九淵的儒學一脈，「心即理也」，「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這些與禪學「呵佛罵祖」相類的語言，在程朱一派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因而，陽明本人是儒教的代表，那些提倡「赤子之心」的後學，以及再傳弟子中的封建叛逆李贄等人，則應歸入儒學範疇。

清朝借僵化的儒教實行文化專制，使得不少學者埋首故紙堆，以校讎訓詁為主的「小學」發達，民間儒學則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所堅守傳續。同時，由元末明初以迄清末，更接近底層的儒學中，孕育出了《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等被儒教視為「誨淫誨盜」、卻廣受百姓歡迎的四大名著。其後，面對西方文明的衝擊，康有為以《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等重新解讀孔子，目的是使儒教成為國教。他上書光緒，要求借鑒基督教之制立儒教為國教，在各鄉各鎮建立孔廟，規定每逢星期天在孔廟舉行祭典……正所謂物極必反，反康最烈的，恰是其得意門生梁啟超。他在變法失敗逃亡日本後認真反思，反過來成了民間儒學的代言人。五四運動將以「吃人的禮教」為核心的儒教付之一炬，而儒學則如鳳凰般在火中涅槃，成為值得繼承弘揚的傳統文化精髓。

（作者單位：鄭州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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