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詩經》時代的女性意識
作者:譚慶娟
前言 翻開《詩經》,便進入一個久遠的時代。《詩經》中的作品全部是周代的,最早的是西周初年,最晚的也在孔子之前,上下跨越五六百年,其寫作年代還在人類社會由野蠻進入文明的初期。但那三百多篇絕唱卻是極富魅力,在千載流傳中長盛不衰,其中描寫的女性形象更是光彩奪目。《詩》的作品雖有文人模擬女子口吻寫成,但大多為女性詩人所作,她們是民間歌謠的作者,雖絕大多數無姓名可考,但作為女性參與創作的文本,其女性意識卻是非常濃郁的,甚至可輕易將之與男性詩人的作品區分出來。從數量上看,《詩經》中描寫女性及其情感世界的篇章超過半數。從立意上看,談及女性的作品呈現出細膩真摯的情感之美,或含蓄婉曲,或真情直露,或嬉笑怒罵,或旁敲側擊,可謂女性內心情感的全方位外化。從表達上看,其文字的視覺衝擊力和感染力總體上似乎更勝男性詩人一籌。女性話語者又遠比男性大膽、直率。她們的內心世界在毫無遮掩的情況下展現,無論相思離別、怨恨戀慕,均能直言無隱,就連自己與男子的私情、幽約、也未嘗諱言。直率的性格使她們牢牢掌握了話語主動權。 女性意識,實際上就是有關於女性的觀念,是一種歷史的產物。文學作品中的女性意識,就是指文學作品以人的解放為內核,以爭取女性獨立地位為標誌,並在創作上表現出明顯的性別特徵和寫作姿態。下文將從女性的情愛意識、自我價值、叛逆精神、勇氣和智慧等美好品行這些方面去透視《詩經》時代的女性意識。 一、情愛意識,張揚在沉沉暮色中的鮮明旗幟 自詩經始,以女性情愛為表述對象或話語中心的文本在所皆有,它們以各自的方式講述關於女性的性愛意向。可以說,《詩經》開啟了女性情愛的第一章,是楚辭、唐宋詩壇中女性性愛的開源發流處。在之前的母系社會中,女性是生命、權威和力量的象徵,當時的情愛意識以女性為中心而形成,女性不僅被崇拜、愛慕和尊敬,還有著主宰自己感情世界的自由。詩經時代,女權的失落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在情愛關係中,女性雖還不曾受到壁壘森嚴的封建社會中吃人禮教的迫害,但卻不再佔據著絕對主動的地位,有的甚至還備受凌辱和拋棄。雖則如此,在詩經中,女性的情愛意識已初步形成,這從大量的愛情詩章中可窺見一斑。 《詩經》中的愛情詩類型多種多樣,涉及到愛情的百般滋味 :有寫幽會親昵的《邶風?靜女》,有寫情侶游春的《鄭風?溱洧》,有寫野合歡娛的《召南?野有死麇》,有寫揮之不去的情愁的《周南?卷耳》,有寫痴盼情郎的《鄭風?子衿》,有寫情侶鬥氣的《鄭風?狡童》,有寫距離帶來的綺思和惆悵的《周南?漢廣》,有寫表現意中人可望不可即的《秦風?蒹葭》,有寫失戀苦澀的《召南?江有汜》,有寫遭到家長干涉的《鄭風?將仲子》,還有反抗家長干涉的《王風?大車》。從以上的這些列舉中我們可以看出,《詩經》中的愛情詩廣泛地反映了那個時代男女愛情生活的幸福快樂與挫折痛哭,在閱讀中我們能夠體會出詩歌中充滿坦誠、真摯的感情。 這些愛情詩歌很多是用女性的口吻來寫的,她們的情愛意識熱烈張揚,如同行將落山的夕陽晚霞最後那色彩絢麗無比燦爛的光芒,這與後來墮入封建禮教深淵的晦澀暗淡、飽受壓抑的女性情愛意識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這種張揚的情愛意識構成了《詩經》時代女性情愛意識的主旋律。首先表現在對於愛情的追求是大膽的而且熱烈的,這或許與當時古樸的民風有關。先秦時期人心淳樸,若有愛從心生,並不刻意加以掩飾,更不如封建衛道士般壓抑與否定,而是大膽地歌之唱之,發心之所想,可謂天真直露,卻又不讓人覺得俗氣。如《鄭風?褰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思我,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讀後給人一種民生純樸的感覺,《詩經》里這一篇僅用短短几句對話,便把情人相戲的情景淋漓盡致地展現在我們面前。詩中的這個女子有著強烈的自主意識,她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愛情中的價值,在愛與不愛之間,她去留從容。當然,她是愛這個男子的,所以她的說話語氣中便多了幾分期許,幾分催促,幾分嬌嗔。這也是身處美好愛情中的女性宣言,告訴我們,在愛情面前,女性不必過分矜持,不要患得患失,不應迴避猜測,而要爭取主動,大膽表達內心感受,有追求的自由與被愛的甜蜜,適當的時候可稍加放縱,以退為進。這是何等的趣味盎然,這是何等的自然率真,這是何等的自信滿懷。這是情感奔放的民間女子在以自由個性全身心地投入去迎接愛情的到來。 其次,《詩經》中的情愛意識還表現在它的目的指向非常明確,那就是生育的責任。享受愛情與生育責任相比,前者只是婚姻生活中的一個過程,後者卻是一種生為女子必須完成的使命。在宗法時代,子嗣代表生命的延續,多子多孫成了眾人的期待,而女性便被付予了生育的責任。從《大雅·生民之什·既醉》、《大雅· 文王之什·思齊》以及《大雅·生民之什·假樂》諸篇可以看出,人們對於多子多孫的期望。《周南·螽斯》也借著繁殖力驚人的螽斯,作為子孫眾多、家族興旺的象徵。《周南·桃夭》全詩更藉由結實累累的桃實,暗示女性的生殖能力,和樂美滿的婚姻是與生兒育女的神聖職責緊蜜聯繫在一起的,試想桃夭一般的女子,如果不能完成這個任務,她的婚姻的前景堪虞,出嫁時的祝福會變成詛咒的利箭。子嗣的觀念,成為女性的責任與壓力,也成為她是否受到肯定的評定標準。 關於這一點,《詩經》時代的女性也是認同的。祝福出嫁女子多子多孫的話語應是由陪同的女人說出,她們因襲了一個時代共同的思想觀念。而在古人的意識中,也早就有了重男輕女的思想。如《小雅·斯干》中有詩句:「維雄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床。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分別敘述生男生女的不同待遇和期望,其中「寢床」、「衣裳」、「弄璋」和「寢地」、「衣裼」、「弄瓦」相比,一是尊貴盛飾,一是普通平凡。對女性,只要求她學會持家,不連累父母就行了。女性被杜絕了參政議事的意識,於是,一門美好姻緣對她們來說就顯得非常重要。嫁個好男子,終身有靠,生下男嗣,可鞏固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再加上貞潔操守,這輩子便可以安穩無憂地過來了。這是當時大多數女子所祈求的平實的幸福生活。 二、自尊自愛,燭照漫漫長夜的星星之火 古代女子在現實生活中的地位不高,但在《詩經》的情愛知識性章中女性可謂處於中心地位。以《詩經》首篇《關睢》為例。該詩描寫了一位男子對愛情的執著和對「窈窕淑女」的一往情深。在他的追求中,我們看到的是被追求者的美貌盛德和不輕許予。正由於此,才使得詩中君子「輾轉反側」「寤寐思服」,甚而「琴瑟友之」、「鐘鼓樂之」,她以自尊自愛贏得對方的愛慕與尊重。舒蕪曾準確地評價了詩經中的男慕女現象:「這都是些什麼聲音,不是輕薄調笑的聲音,而是真摯嚴肅的聲音,不是施以愛寵的聲音,而是祈求允諾的聲音。不是任由我去愛她的聲音,而是惟恐她不理睬我的聲音。」(《從秋水蒹葭到春蠶蠟炬》,《光明日報》83·l·11) 正因為女性的自尊自愛,集嬌美與靈性於一身,不可褻玩,才使她有了讓謙謙君子魂牽夢縈的魅力,時時活在愛人的心中,留給人們無窮的想像。 《關雎》透露了古代男子擇偶的條件,君子心目中的「好逑」,是一位淑女,而且是幽閑、貞靜、舉止安詳穩重的淑女。當男女相遇,一見鍾情,多重在強調女子的美,如《鄭風·野有蔓草》、《衛風·碩人》,尤以後者的描寫,更為細緻。然而,如果沒有賢德,再美好的容貌也都是罔然,如《邶風·燕燕》中的詩句「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由此可知,古代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對象,是美與德兼備的淑女,而以品德為尤重。女性對自身的修養和自持,可使她贏得優秀男子的愛慕。《召南·野有死麇》中就塑造了這樣的一位女性的形象。這首詩將鏡頭直接對準男女肌膚相親,在《詩經》中類似的篇章並不多見。故事發生在野外,「有女懷春,吉士誘之」,開頭借寫獐、鹿的皮毛光滑柔順,描繪人的肌膚與軀體美好、微妙的感覺,這一對少男少女在親密偷情,相偎相依,有些羞澀,有些害怕,卻又興奮無比。但情至濃時,少女依然守住了底線。「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少女的三句話,一是要那男子動作慢一些,二是要小夥子不要動她的衣裙,三是要小夥子不要驚動了狗。這些委婉的話語,既傳神地寫出了少男少女初涉愛河的好奇與饑渴,也讓我們看到了姑娘的害羞與自重。這樣的直接描寫讓人會意,而不會讓人產生褻瀆之感,而其他篇章描寫情愛更是含蓄婉曲了,難怪孔子會如此感嘆:「〈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少女懷春,無可厚非,而她此刻的矜持自愛,獲得了他人的理解和尊敬。 即使是身處逆境,也不否定自己,要重新開始,在《詩經》中大量的怨婦、棄婦詩中,也不乏昂揚進取的樂章。 古代女子的命運,是建立在男性的沙文主義之下的。男性的意志,左右了女性的社會地位與婚姻生活,女性只能扮演被動者的角色,沒有自主權,沒有參政權,一生以家庭為主要的活動範圍。而女性與生俱來只能任勞任怨,吃苦受罪,若無端見棄,也只能乖乖地回娘家,幾乎沒有為自己爭取自由的權力。正如恩格斯所說:「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意義的失敗。丈夫在家庭中掌握了權柄,而妻子則被貶低,被奴役,變成丈夫淫慾的奴隸,變成生孩子的簡單工具」。 男子喜新厭舊,女子終而見棄,這是古代社會常見的悲劇。失去經濟主導權的女性深陷男尊女卑的苦難之中,強暴殘酷的夫權制對婦女經濟獨立的剝削,成為棄婦詩產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不幸的婚姻產生了怨婦和棄婦,她們在詩中訴說著自身的悲慘處境,控訴著薄情男子的寡情薄義,真是字字血,聲聲淚。《邶風·日月》、《邶風·谷風》、《衛風·氓》、《王風·中谷有蓷》、《小雅·我行其野》、《小雅·白華》等篇都是《詩經》中的棄婦詩。這些被遺棄的婦女有的是平民女子,有的是貴族公主,甚至還有被廢黜的王后。這些詩或言遭棄之苦,或訴丈夫無情,凄凄楚楚哀婉動人。她們在幻想中渴望著,在不幸中思索著。她們大多沉溺在個人情感中不能自拔,未能深切地領悟到愛應該是本質力量的體現,是人通過發展他的理性而對一種自由、和諧的生存狀態的渴求。 然而《詩經》中的某些女主人公卻在愛情的世界裡始終擁有著自我的尊嚴。《詩經》中有不少的怨婦詩。這些遇人不淑的女子,在《詩經》中比比皆是,她們雖則心中怨恨難平,但大多含悲忍淚,默默承受對方施加給自己的不公平待遇和旁觀者的冷嘲熱諷,屈辱地生活。卻也一些清醒著的婦女,她們奮起控訴負心人的惡行,捍衛自已的尊嚴,要辨明是非,為自己討回一個公道。 例如《氓》中的女主人。《氓》以一個女子自述的口吻,講述了她自己的婚戀悲劇。詩的一開頭從兩人定情寫起,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口氣活潑俏皮,見出女主人公率真直爽的個性。「送子涉淇……秋以為期」,寫她雖然責怪「氓」沒有請媒人來正式提親,沒有立即答應「氓」的求婚,可是面對生氣惱火的「氓」,她情意綿綿地一路相送,並溫柔地勸慰他,最終答應秋天辦婚事。這幾句表現了她是一個溫柔而有主見的女子。從詩的最後一章里的「總角之宴,言笑宴宴」來看,兩人小時候是鄰居,關係很融洽,後來由於某種原因,兩人的家離得比較遠。因此,兩人之間是有深厚的感情基礎的,「氓」貿然來求婚並不冒失,女子答應了他也不是出於輕信。兩人關係明確後,女子開始享受甜蜜而有時候帶點苦味的戀愛生活。「不見復關……載笑載言」寫出了女子對愛人的深摯依戀。「爾卜爾筮……以我賄遷」寫兩人很順利地結婚了。而在 婚姻制度尚不成熟的西周,女子的婚姻是沒有任何保障的,男子卻因掌握了家庭的主宰權而肆無忌憚,朝三暮四、喜新厭舊遂成社會惡習。「吁嗟鳩兮……無與士耽」連用兩個感嘆句,語調激切,以警醒、提示的口吻勸告所有的女性,不要把太多的希望和幻想寄托在山盟海誓的情人身上,那些花言巧語都是不牢靠的,這是這個女子受到欺騙與傷害後對同性姐妹的痛徹心肺的警示;「士之耽兮……不可說也」,語氣舒緩下來,流露出女主人公的無奈和無助,以及從愛的迷途中清醒後的悔悟,令人同情。不如意的事情終究發生了。婚後生活勤苦,起早貪黑操持家務,丈夫卻已變心,甚至對自己施暴,表明兩人關係破裂的原因在「氓」。雪上加霜的是,女子的兄弟不但不同情她,反而笑話她,她只能自己傷心!回憶至此,女主人公的心情低落到極點。最後女子抱定了決絕的態度。回想幼年時的歡樂、戀愛時的盟誓、婚後的變卦,怨憤、留戀、痛苦等複雜情緒一時都湧上心頭,但她已經對「氓」徹底失去了信心,只有乾脆明了地說算了吧!「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這種處理方式表現出女子的清醒與堅強。清醒在於她看透了負心男子的本質,認識到這樣的婚姻是一個騙局;堅強在於她沒有哭泣著四處求告,沒有拉扯在氓的身後承受著他的殘暴和對自己感情的再三玩弄,而是決絕地離開,絕不委屈自己,低三下四,因為自己沒有做錯什麼,所以也沒有任何愧疚之意。轉身,走一條新的路,何等的洒脫與理智。她後來會有什麼際遇,我們不得而知,但在男權文化中,女性是作為「風景文化」、「娛樂文化」或生育繁殖的工具而存在。女性意識的覺醒,勢必與主流的男權意識構成一種緊張、尖銳而無法解決的矛盾。 弗洛姆在《愛的藝術》中是這樣認為的:「成熟的愛是保持自己的尊嚴和個性條件下的結合,愛是人的一種主動的能力,是一種突破使人與人分離的那些屏障的能力,一種把他和他人聯合起來的能力。愛使人克服孤獨和分離。但愛承認人自身的價值,保持自身的尊嚴。《氓》中的女子愛的時候不盲目,愛過以後不糊塗,她是一個真正懂得愛的價值的人,也是一個有尊嚴的女性典範。因為身處被人離棄的境地不妄自菲薄,這些可敬的女性才能在孤獨落泊的時候超越了俗世,守住了自我,沒有墮落。幾千年來,正因了這種自尊自愛的精神之光在激勵鼓舞著逆境中的女性們奮勇前進,所以到了今天,女性才取得了與男子相對平等的社會地位,並在社會的各行各業日益彰顯自己的聰明才智,做出巨大的貢獻。 三、堅忍的勇氣,直面無奈現實的不二法門 女性是愛情、婚姻、家庭的主角,在古代社會她們的生活核心是圍繞著這三點而鋪開的。《詩經》中談及的都是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從她們身上,最值得我們欣賞的是她們直面無奈現實的堅忍的勇氣,拼出勇氣和撐起堅強也是女人成熟與成功的重要標誌。 《詩經》時代的女性是勤勞的,儘管她們在社會工作中所佔的地位和作用遠遠不如男子,但她們卻在辛勤勞動著並感受著勞動帶來的快樂。關於古代女性的工作,《小雅·斯干》一篇已明白指出「唯酒食是議」,女性的生活,以家庭為主,其工作自然與家庭息息相關。《豳風·東山》寫婦人洒掃屋室,等待丈夫歸來,《小雅·楚茨》吟詠婦女準備祭品,及徹饌的快速,《召南·采蘩》及《召南·采蘋》更詳細描寫了婦女在祭祀過程中的一系列活動。除此之外,田裡的工作,婦女雖不是主力,但也是少不了的,《豳風·七月》、《小雅·甫田之什·甫田》、《小雅·甫田之什·大田》以及《周頌·閔予小子之什·載殳》》《周頌·閔予小子之什·良耜》諸篇,都可看出婦女在田裡的重要性。還有蠶織,也是婦女的工作,從《豳風·七月》、《魏風·葛屨》、《陳風·東門方枌》等篇,都可以了解,紡織是古代女子的正務。 勞動著的婦女是快樂的。她們雖然從事著艱辛勞累卻不被人看重的工作,但她們卻視之為己任,敬業樂業,力圖把它做得更好,並希望自己的勞動得到別人的肯定和承認。我們從《詩經》中的很多篇章中都可鮮明地感受到這一點。如《周南·關雎》一篇,人們往往只看到其中的相思與愛慕,卻忽略了對被追求的女子勞動情景的描寫。「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那是一個手腳勤快麻利姑娘,她正在忙采著摘水中的荇菜。她的身影苗條健美,她的動作輕快敏捷。 這樣的一個女子,看來賢良淑德,如果娶過家門來,一定能撐起家庭的重擔,給全家人帶來和美幸福的生活。這或許正是君子思慕不已的原因之一吧。 《詩經》中有不少的思婦詩。所有的思婦的內心深處都是凄苦、哀怨的。這是戰亂、動蕩的時代給她們靈魂蒙上的陰影,這是諸侯爭霸的不義之戰為她們釀成的悲劇。正如《王風·君子於役》中有言:「君子於役,不知其期。」「君子於役,不日不月。」丈夫行役在外,全家糊口的重擔,全落在婦女身上。男子的服役遠征,造成了家庭物質生活的缺陷。男子是家庭的主要勞動力,而丈夫的服役則割斷了家庭物質生活的主要來源,以婦女的微薄之力,養家糊口成了天大的難題。同時,家庭精神生活出現缺陷,男子的服役造成了母親、妻子、兒女在情感和天倫之樂方面的短缺,綿綿無絕期的相思之苦,從此籠罩在女性的心頭。又如《王風·君子於役》的詩句所言:「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於役,如之何勿思!」「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於役,苟無饑渴?」面對著種種的苦難,妻子擔負著生養子女、贍養父母老人、採集食物、砍柴伐木、放養牲畜、田間勞作的義務,女性的肉體與精神承受著雙重的苦難,無邊的思念,無人理解的悲哀,沒有丈夫關愛的苦痛如針般刺痛著那脆弱而又多情的心。此時此刻,帶給女性的唯有苦難唯有不幸,但她們卻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擔,默默地等待著丈夫或情郎的歸來,所有的勇氣與反抗只源於對遠行人的一片痴情。 這亦是一種對困難與不幸的反抗。這樣的抗爭不激烈,不壯美,但它們卻向今人展示著女性所有的生命價值和其抗擊災難的頑強與不屈,亦能讓我們體味到悲劇的情感,因而長久地感動著。這樣的故事,這般的唯美,它深深地震撼著我們,讓我們感到愛情的魅力和悲劇的凄美。 所有的愛與恨在時代的舞台上經受嚴峻的考驗,那綿綿的長相思訴說著像《邶風·擊鼓》中的「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天荒地老、海枯石爛的愛情經典。悲劇是面臨困境時的堅強、勇敢,詩經中的這些女性讓我們體驗到了悲劇的美麗。這些堅忍頑強、自立自強的女性讓我們肅然起敬。 四、叛逆精神,刺破吃人禮教的雙刃劍 中國歷代的婦女意識,是植根於中國歷史土壤的產物,是中國宗法社會、封建專制制度和小農意識的產物,它集中體現為男尊女卑的輕視婦女的價值觀和束縛婦女的道德禮教觀,這些觀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國的男男女女的頭腦之中,習以為常,根深蒂固。《詩經》時代是中國歷史上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起步時期,至西周時期已建立起森嚴的等級制度,有了對女性不公正的吃人禮教。《鄭風·將仲子》便寫了一個女子因畏「父母之言」「諸史之言」「人之多言」,怕被別人斥為「淫奔者」,而不敢讓他的情人前來相會。可見當時社會對女性的壓抑,這幽會的自主權都沒有,滌盪著苦痛與思念,又夾雜著淡淡的哀怨與不平。這是父母之權,兄長之權及眾人的習慣勢力束縛了他們的自由婚配。 與之相對應,便有了反叛者的吶喊和抗爭。《詩經》中的反叛者,絕大多數是女性,她們的抗爭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反抗婚姻不自由,二是抨擊吃人的禮教。 反映青年婚姻不由已的詩篇在《詩經》中還是不少的。如《鄘風·柏舟》,其詩云: 泛彼柏舟,在彼中河。 彼兩 ,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泛彼柏舟,在彼河側。 彼兩 ,實維我特。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這首詩描述的是一位要求婚姻自主的女子,斷然拒絕母命,至死不願意改變她的初衷。在漂蕩著柏木船的河上,她愛上了一位梳著劉海的小夥子,她單純無邪,渴望幸福的愛情,然而卻遭到了母親的斷然拒絕,受到世俗禮教的阻撓,沒有「父母之命,煤灼之言」的愛面臨著強大的輿論壓力。然而似乎愛情具有激發抗爭意識的超常潛能,為了捍衛愛情的尊嚴,溫順的弱女子發出「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的強烈呼號。這是她愛堅情貞的自我呼喚,也是她對阻礙婚姻自由者們的控訴。不管多麼嚴酷的禮教束縛,多麼強悍無情的外界壓力,這個少女依然堅毅剛強,對少年男子的追求和愛慕是一往情深、寧死不易其志。其中飽含的由愛情波折而引起的無限辛酸以及對婚姻不自由的深沉怨恨,是對「父母之命」的包辦婚姻的蔑視和反叛,使我們不難體察到舊禮教的桎梏是怎樣摧殘千千萬萬青年男女的自由愛情的,其社會意義無疑是深刻的。這一呼號有力地抨擊著世俗禮儀至高無上的地位,社會偏見無形中也受到了嘲諷與輕蔑。 結婚是戀愛的深化和升華,是愛情的歸宿和結晶。沒有愛情的婚姻自然是不幸的。那麼,大膽地反抗無愛情的婚姻便是自我意識的張揚,也是社會文明程度的顯現。《國風·行露》反映的就是對仗勢逼婚者的堅定反抗。其詩云: 厭邑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維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塘?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亦不女從! 這首詩表現了女孩子的堅強意志和反抗強暴的戰鬥精神。開始時「厭邑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含蓄地表達了自己對愛情的渴望,只是怕遇人不淑,如同露水沾濕衣服一般。「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亦不女從!」 這話語中包含著悲劇的大無畏精神,面對強者,她依然堅強不屈,機智地捍衛自我的人格與愛情的尊嚴。她不願意受金錢、虛名的誘惑,這就使得她不同於時代的平庸女子,她不顧權勢的威逼,這更是她勇敢的表現,她用自我的行動憤怒地捍衛著作為女性的尊嚴。其間更多的是悠悠的怨,是對男子強行逼婚的怨,是對男權至上的怨,是對一夫多妻制的怨,是對男人的喜新厭舊的怨、重色薄情怨,是對女性地位的卑微的怨,她的怨代表著所有時代女性的心聲。這是《詩經》中第一首反抗妻妾制度的詩歌,這個勇敢的女性成了後世女性抗拒逼婚的榜樣。也許有了它的照明指引,才有了後來梁祝用生命來抗婚捍衛愛情尊嚴的悲美,千載而下,令人依然為那樣的執著那樣的愛戀深深感動。 《王風·大車》說的是一位姑娘愛上一個架大車的小夥子,在外界的阻撓下,他們不能自由結合。這位潑辣的姑娘要求與情人一同私奔。女性面對社會輿論的堅強處處可見,「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是子不奔」,她下定了決心,卻擔心男子沒有勇氣為愛情抗衡世俗,此處女性的光彩遠遠超過了男子。女性的痴情、重情也由此可見。為了讓男子相信她的決心,她指著太陽發下了「谷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皎日」的堅貞誓言。這同樣是以死來抗爭,可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這就把女性的愛上升到了極致,到了連生命都可以捨棄的份上。私奔在那個保守的時代是離經叛道的忤逆大罪,那個以倫理主宰一切的社會,女性的不能自主,婚姻必須符合世俗禮儀。而《大車》中的女主人公則衝破了道德的限制,要求同愛人逃往遠方,這是需要非凡的勇氣的,這樣的勇敢里表現著面對強大勢力的堅強與決心,這樣的勇敢里更多的是女性對愛人那悠悠的痴情,沒有了這份痴情,也絕沒有離經叛道的反抗,這樣的悲劇讓人們深深地體味到了女性的尊嚴,與對愛的執著和不悔。 中國曆來不乏反抗這種禮教的人。他們用自己的行為衝擊著壓制在他們身上的非人禮教。《詩經》中塑造了這樣一批富有叛逆精神的女性,她們是對抗這種封建禮教的戰士,拿起了利斧快劍,極欲有所作為,衝破這無邊的黑暗,忽然間發現,她們首先必須革除的對象竟是其至親,竟是其生於斯,長於斯的那個家族,竟是其所賴以成長與發展的土地。勇者揮戈所向,第一個竟是自己與自己父母、家庭、族人,這是何等殘酷?這樣的反抗可能是轟轟烈烈的,但最終還是會以悲劇收場。這些篇章里,都可以看到,敢愛敢恨的叛逆女性追求個性自由、純真愛情的美好願望和堅強決心。然而世俗的力量如陰雲籠罩著整個人間,力量的巨大差異,頑強地反抗卻是這般的弱小,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誕生了悲劇。「悲劇就是對美好的事物的毀滅」,在這裡,善惡雙方力量並不對等,善的勢力-----追求自由婚戀的青年男女和追求專一情愛的弱女子,他們的力量和對方相比過於單薄,即使他們產生了強烈否定對方的願望,也不可能實質上對對方形成威脅,相反,他們常常是被否定,被毀滅者。此中的惡勢力不僅僅是表現在具體的人如不諒人的親人,更體現在一種制度、一種習俗、一種觀念上。有形的、無形的,形成一種無所不在的勢力網,逼迫你就範,你根本就無力反抗,無從反抗。《柏舟》中的這位女性以生命為代價來捍衛愛情的誓言,在悲劇的壯美中亦夾雜著幾分英雄的豪壯。這是一把刺向吃人禮教的雙刃劍,因為這些勇敢的女性的英勇的抗爭,我們看到了社會前進的希望,但這種反抗是脆弱的,因為他們始終是孤立的,個人的,無組織性的。所以,始終無法對武裝到牙齒的封建禮教給予有力的打擊。 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詩經》反映婚姻不自由的詩篇中,呼喚婚姻自由的都是女性,雖然在客觀上女性的不自由也意味著男性的不自由,但這種呼喚卻無一出自男性之口,究其因,「就在於婦女逐漸被剝奪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卻沒有被剝奪……凡在婦女方面被認為犯罪而要惹起嚴懲的法權的及社會的後果的一切,對於男子反視為榮耀,或在頂壞的場合之下,也不過當作道德上的小污點而泰然處之。」一夫一妻制實際上是建立在奴役婦女的基礎上的,壓迫愈甚,反抗愈烈;奴役愈甚,呼聲愈強,這是自然的,所以我們可以說《詩經》中的女性的呼喚,正反映了她們被壓迫、被奴役的地位。可見,她們的呼喚是被奴役、被壓迫者的呼喚,是對不平世道的控拆,她們的呼聲是值得注意令人同情的。 「婦女的解放,須以一切女性的重行參加社會勞動為其頭一個先決條件,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個體家庭不復再是社會經濟的單位。」社會正朝著這一方向前進,而我國社會主義的制度更為廣大婦女的徹底解放創造了優越的條件。 五、機智的美麗,化解煩惱人生的一劑良藥 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隨著時代的不同而不斷地變化著。在最久遠的母系社會,女性的社會地位處於顛峰時期,但隨著農業和畜牧業的興起,男子逐漸居於主導地位,最遲至周代起,中國便建立了以男性為主的父系社會。在宗法制度下的女性,其生活狀況如何,我們可以從《詩經》中明白地看出。《詩經》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古代社會的真實面貌,其中對女性的生活有不少的反映。在《詩經》時代,社會普遍認為有智能、善言辭的女性,都具有危險性,只有男子才能建國,女子參政只會亡國。《小雅·祈父》《小雅·正月》中「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一句,也表達了這個思想。同樣是有才智,卻因為性別不同,而有了不同的評價。在《詩經》時代,女性的生活範圍已被確定,社會不允許她們與男性並駕齊驅,政治的舞台只開放給男性,女性只屬於家庭。古代的社會所給予婦女的,是一個既狹小又苛刻的生活空間,婦女生活在那個時代,最好無怨無尤地克盡自己的本分。 但女性智慧的光芒並不因社會制度與世俗偏見的壓抑而消亡。在平常而單調的日子裡,即便是艱辛的持家工作,也能見出女性的聰明才智。她們的溫柔、恭順,與她們的機智、善解人意巧妙地結合在一起,亦加顯得她們的卓爾不凡,也成為化解煩瑣、消除苦惱的一劑良藥,平凡日子因了她們的智慧而過得有滋有味。 《邶風·匏有苦葉》中那個痴情女子,為了讓心上人早日迎娶她,可謂煞費苦心。「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這個盼郎心切的女子,並不是絮絮叨叨地教她的郎君如何渡河,而是借這句話婉轉地催促他,趁著河水未曾封凍,快點過來迎娶自己。按照古代的規矩,冬深河凍,就要暫停嫁娶了。如果情郎拖延時間,就要再熬過一個冬天,到明春才有迎娶的機會了。接著,女子吟唱:「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這是以渡河象徵結婚,以河流所造成的距離,暗指在通達婚姻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難。人們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跨越這種障礙,到達幸福的彼岸。她是在告訴郎君,無論採用什麼方法,早些娶我為好。這個女子真可謂聰明,我們不知道她在婚姻的道路上遇到了什麼阻力,但從她理智地安排自己的婚事,巧妙地勸說郎君放下心中顧慮這些話語看來,她是一個頗有主見的女子,而且敢於並善於表達自己心中所想,及時與男子溝通交流情感,因之她生活得會比很多隨遇而安的女子更為從容不迫。 《鄭風·女曰雞鳴》中描寫的則是婚姻生活中的聰明女子。婚姻生活是瑣碎而平凡的,有很多雞毛蒜皮的事情讓人煩心,如果不善於處理,就會小事化大,鬧得不可開交。反之,如果懂得應對的策略,勸說的技巧,並以溫情化之,就能為艱苦的生活添加幾分甜蜜的滋味。 《女曰雞鳴》寫的是一個貧寒的獵戶家庭。這首詩就像生活情景劇一樣,從夫妻倆一早起床的對話寫起。妻子提醒丈夫雞叫了,天亮了。她的潛台詞是要丈夫早點起來打獵,趁著鳥雀出巢之時打獵,收穫會更豐厚。但她並沒有流露出比率直接催促丈夫的意思。如果直說了,雖則有理,說不定會給丈夫一個壞印象,這個女人太貪婪了,一點也不愛護自己的丈夫。逆反心理一旦產生,事情反而難辦。丈夫還想睡一會懶覺,妻子則溫和地進一步表明自己的想法:「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叫人這麼早起來辛苦獰獵,多少有些不近情理,但不這樣做就沒法維生。妻子沒有曉之以大義,而是動之以情,起快補充說等當家的你回來我就以好飯好菜犒勞你,與你彈奏琴瑟為樂,這樣的生活沒有什麼不好,我願與你一起過到老。這樣一說,丈夫的滿足感油然而生,將自己隨身的佩玉給妻子帶上,以實際行動表明自己對妻子愛意的體會和感動,表達自己對這樣賢惠的妻子的深深愛惜之情。這個女子以自己的真情與機巧表現出對丈夫的尊重,對家庭的愛意,對平實生活的幸福感受,獲得了丈夫的共鳴。她在宗法社會的婚姻生活中擺得正自己的位置,無疑是一個懂得生活真諦的好女人。即便是在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夫妻間的互敬互愛也是婚姻生活中化解煩惱的一劑良藥。 結束語 婦女的女性意識,實際應該包括社會(即男性中心社會處於主體地位的男性)對婦女的認識和婦女的自我意識兩個方面。而婦女的自我意識,是指婦女作為有感覺能思維的人的認識主體,對自身客體存在的價值、道德、審美等一系列的活動的認識、感受和評價。而中國婦女女性意識的歷程,就是一部女性意識在男性社會和個體家庭中沉浮的歷史。女性意識沉潛的過程,就是女性權力被剝奪,自由失落陷入依附地位的過程。隨著歷史的進程,中國婦女女性意識必然會邁向由積極性復甦到自覺性解放的緩慢進步道路。開放式的生活,良好的教育則是婦女自我意識覺醒的前提。 參考書籍: 《詩經》孔子編訂,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 《原來詩經可以這樣讀》唐文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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