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的發現與考古學

06-13

曹操墓的發現與考古學 ——齊東方教授在北京大學的講演日期：2010-02-27 作者：來源：文匯報

最近，曹操墓的考古發現引起了社會前所未有的關注，質疑「真假」之外，也涉及對公信力的喪失、地方利益等社會各種問題的思考。目前曹操墓真真假假之爭基本平靜，反思這一軒然大波，考古學之外的問題不論，由此引發公眾對於考古的熱情的同時，也令人深深感到，廣大公眾對什麼是考古學，考古學如何進行科學發掘，如何對遺迹遺物做出論證等缺乏了解。對曹操墓的解讀，已經超出了對曹操墓本身的認識，涉及到考古學學科的本質及其科學性這樣一個重要問題。曹操墓被發現的新聞公布後，引起了社會的一些質疑。但考古發掘獲得的正是第一手資料，對發現的遺存可以有不同解釋，但不必懷疑考古學獲取材料的科學性和準確性。考古學與挖寶、盜墓有天壤之別。科學發掘出土的文物和傳世收藏品不同，有地層學依據，不存在真假問題。考古學科學發掘的遺存有準確的地點、環境、組合，獲得的實物雖然是「啞巴資料」，但可供榨取的信息很豐富。這座墓的主證、副證、旁證都紛紛指向曹操，並形成證據鏈或證據群。可以說，有這麼多證據來論定墓主人的，以往還不多見。講演者小傳齊東方1956年出生於遼寧昌圖。現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漢唐時期考古、歷史、文物、美術教學與研究。出版獨立撰寫、主編、參加撰寫的學術專著《唐代金銀器研究》等十二部，發表各種論著百餘篇，主要包括墓葬制度研究、金銀器研究、馬具研究、玻璃器研究、絲綢之路研究、唐代陶俑研究和吐谷渾余部歷史的研究。一、曹操墓的發現及其引發的質疑與其說曹操墓被找到引起很大的轟動，不如說，質疑曹操墓的真實性更吸引人眼球。但問題在於，有些質疑已經混淆了考古學與挖寶的本質區別，甚至引發人們對一個現代科學學科產生了懷疑。曹操墓發現後,新聞發布的內容主要是：1、這座墓葬規模巨大，總長度近60米，磚券墓室的形制和結構與已知的漢魏王侯級墓葬類似，與曹操魏王的身份相稱；該墓未發現封土，也與文獻記載曹操壽陵「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情況相符合。2、墓葬出土的器物、畫像石等遺物具有漢魏特徵，年代相符。3、墓葬位置與文獻記載、出土魯潛墓誌等材料記載完全一致。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等文獻記載，曹操於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病逝於洛陽，二月，靈柩運回鄴城，葬在了高陵，高陵在「西門豹祠西原上」。調查資料顯示，當時的西門豹祠在今天的漳河大橋南行一公里處，地屬安陽縣安豐鄉豐樂鎮。這座大墓就在西門豹祠以西。1998年，西高穴村西出土的後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大仆卿駙馬都尉魯潛墓誌，也明確記載了魏武帝陵的具體位置就在這裡。4、文獻還明確記載，曹操主張薄葬。他臨終前留下《遺令》：「殮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也在這座墓葬中得到了印證：墓葬雖規模不小，但墓內裝飾簡單，未見壁畫，盡顯樸實。兵器、石枕等有文字可證皆為曹操平時「常所用」之器。5、最為確切的證據就是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和石枕，證明墓主就是魏武王曹操。據文獻記載，曹操生前先封為「魏公」，後進爵為「魏王」，死後謚號為「武王」，其子曹丕稱帝後追尊為「武皇帝」，史稱「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銘稱「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時的稱謂。6、墓室中發現的男性遺骨，專家鑒定年齡在60歲左右，與曹操終年66歲吻合，應為曹操遺骨。曹操墓被發現的新聞發布後，引發了社會的一些質疑，主要包括以下6點：1、刻有「魏武王」的石牌與石枕，此兩件最有力的鐵證並不是考古的正規發掘，而是從盜墓分子手中繳獲的。2、號稱魏王用過的一件兵器，到底是真是假，很難鑒定。墓已被盜挖過，不是原封的，兵器也可能是有人故意藏在裡面的。3、在墓室清理中，發現的人頭骨經專家初步鑒定為一男兩女，要確認是不是曹操本人的頭蓋骨，還需要把骨頭上提取的DNA和曹氏後人作比對。4、要最終確認墓穴的歸屬，還需要憑藉墓志銘。5、除「魏武王常所用格虎大戟」等文字外，其他的石牌上還有「黃豆二升」、「刀尺一」等，更是倉庫里的說明牌，不是墓葬所用。漢代墓葬很少有發掘出類似物品的。6、而且，如果「疑冢說」成立，這個墓就可能是疑冢。與其說曹操墓被找到引起很大的轟動，不如說，質疑曹操墓的真實性更吸引人眼球。對於上述質疑，有些誤解可以澄清，有些疑問可以解釋，學術問題可以繼續討論。但問題在於，有些質疑已經混淆了考古學與挖寶的本質區別，甚至引發人們對一個現代科學學科產生了懷疑。如同人們可以質疑物理、化學等學科中的某項研究結果，但不能對物理、化學學科本身的科學性產生質疑一樣，了解和認識考古學是什麼，在這裡就顯得格外重要了。二、考古學視域中的曹操墓曹操墓發現之後，人們聯想到了歷史上關於曹操「疑冢」的傳說，懷疑這座墓是否就是曹操的疑冢。而事實上,到了宋代以後，「疑冢」之說才在詩文傳說中出現，歷史學不會把「疑冢」說當成真正的史實。曹操「疑冢」之說純屬無稽之談。考古學的定義是：考古學是研究如何尋找和獲取古代人類社會的實物遺存，以及如何依據這些遺存來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換句話說，考古學是以科學發掘為基礎、通過實物研究歷史的學科。考古學的基本理論方法是地層學和類型學。這裡包含有三層意思：其一，如何用科學的方法尋找和獲取資料；其二，考古學對象是古代遺留下來的實物遺存；其三，考古學的目的是研究人類歷史。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認知，很難在一個有效的平台上討論嚴肅的學術問題。首先應該指出，不是所有研究古代遺物的學問，都叫做考古學。考古學是20世紀初由西方引入的新學科，是將西文的archaeology翻譯對應為漢語的「考古」，這與中國宋代以來也被叫做考古的金石學完全不同。如果僅就研究古代器物而言，早在春秋時，孔子就曾到太廟研究過古代器物，《左傳》也著錄過銅器，漢代還有人對銅器銘文進行過考釋，西晉河南汲郡魏襄王墓出土大量的戰國竹簡，當時和後來的學者都不斷考證研究。到了宋代，又出現了呂大臨的《考古圖》、王黻的《宣和博古圖》等等一批著作，這類圖書描繪古代器物的形狀、尺寸、重量以及摹寫銘文，編撰體例形成一定規範，由於以古代銅器、石刻為主要著錄對象，當時先稱「博古」，後稱「金石」，也叫考古。金石學研究的對象是傳世收藏品，並非經過科學發掘出土，也始終沒有形成完整的現代學科體系。早在20世紀30年代，郭沫若就說金石學為「紙上雜貨店」，「逃不出一個古董趣味的圈子」；考古學家李濟把金石學與考古學的關係比喻得更透徹，即「煉丹學之與現代化學，採藥學之與現代植物學」，意在表明兩者之間無論是理論還是研究手段都有極大的區別。考古學與金石學或古器物學之間最重要的區別，就是前者能用科學的方法尋找和獲取到準確可靠的實物資料。曹操墓得到確認的根據之一，即帶有「魏武王」文字的石牌、兵器等，是否可能是有人故意藏在裡面的？這一疑問就直接關係到考古學是怎樣進行發掘的問題。如果了解考古學，就會知道這種可能即便有，也騙不了考古學家。考古學基本理論方法中的地層學，正是為了能科學地獲取地下埋藏的遺物，保證遺物的真實可靠性而出現的方法。所謂地層學，就是在進行發掘時，根據土質、土色等確定不同的層位。舉個例子：在一個遺址中，漢代人活動留下了堆積，以後唐朝人活動又留下一些堆積，再後來宋朝人也留下一些堆積。考古發掘時，根據土質、土色和包含物可以清楚地發現不同地層，不同的地層也分別代表著不同的時代。人們在參觀考古工地或者看到考古報告的圖片時，經常會看到遺迹剖面畫出不同的線，就是表示不同的層位，這在考古發掘中非常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常識。按照這個規程進行考古發掘，不存在某人能夠把一件東西放到遺迹中而辨認不出來的。墓葬也是一樣，即便被盜擾過的墓，考古發掘完全可以把不同時期被擾亂的堆積和原來的狀態區別開來，據此分析遺迹反映的歷史信息。在曹操墓的發掘中，有三件石牌是在一個漆器下面發現的，古代的漆木件只要一動，就會蕩然無存了，因此三件石牌沒有移位。如果假設某人把一個造假的文物埋到遺址或墓葬中，如同上面的例子，要把一件物品埋到東漢的文化層中，只有挖開宋、唐文化層，而埋入後再回填必然留下痕迹，土質、土色都會有變化，這種情況在考古學上叫做「打破關係」，即後來的人為活動打破了宋、唐地層，考古學家不會因為這件物品在東漢文化層的深度而認為它就是東漢的遺物，因為打破的開口會在唐、宋、現代土層之上，這件物品應該屬於現代，這在考古學來說是基本常識。考古發掘獲得的正是第一手資料，對發現的遺存可以有不同解釋，但不必懷疑考古學獲取材料的科學性和準確性。考古學與挖寶、盜墓有天壤之別。掌握髮掘技術需要嚴格的訓練和科學的頭腦。科學發掘出土的文物和傳世收藏品不同，有地層學依據，不存在真假問題。因此，不能以傳世文物為標準來確定科學發掘出土文物的真偽，相反，傳世文物的真偽鑒定，通常要靠發掘出土品來比較鑒定。也許會有發掘時出現失誤，以及出土文物的年代沒有直接證明的情況，這時，考古學的另一個方法「類型學」就顯得重要了。簡單地說，「類型學」是研究物品樣式、特徵的學問。因為任何物品都具有造型、紋樣、顏色、材質、工藝等特點，很多物品是沿著一定的軌道演化的，「類型學」就是在器物演變序列中判別物品的年代。考古「類型學」並非僅僅是研究個體器物的方法，它是通過對包括遺迹、遺物、遺痕在內的「遺存」形態加以排比，來確定遺存的時間與空間關係。即便某件出土文物是前所未有的發現，缺乏以往演變序列的標尺，但由於是科學發掘，出土文物都有載體和環境，還經常與其他遺物具有共存關係，大量信息的綜合，仍然會保證考古學家正確判定遺存性質的概率。如果了解了「類型學」方法，就會知道曹操墓出土墓志銘的可能性極小，甚至可以說不會有墓志銘。中國古代喪葬活動中，西漢到東漢的高級貴族一般是在墓前立碑，魏晉時期開始嚴禁，後來有的人將墓前所立的碑，改換形態後埋入墓中，再後來變成了方形、石質、帶盝頂蓋的墓志銘，這已經是南北朝以後的事了。至於刻有「黃豆二升」、「刀尺一」等文字的石牌，當然不是倉庫里的說明牌，而是漢代墓葬中常見的「遣冊」，即隨葬物品清單，上面書寫著物品的名稱及數量，有時可以與實物對照，有時是象徵性的，這在以往發掘的漢代墓葬中不止一次發現。曹操墓發現之後，人們聯想到了歷史上關於曹操「疑冢」的傳說，懷疑這座墓是否就是曹操的疑冢。這個問題涉及到史料學或史源學了。首先應該看到，在早期正史記載中，曹操是東漢丞相、魏國國王，死後的安葬並沒有秘密進行，曹操的兒子曹丕在其《武帝哀策文》一文中對出殯情景有生動描寫，曹操第三子曹植的《誄文》也能看出曹操的喪葬活動是公開的。直到唐代，太宗李世民路過鄴城曹操墓，曾作《祭魏太祖文》，唐代《元和郡縣誌》也記載了曹操墓的位置。十分明確的是，唐代之前對曹操墓的地點認定很清楚。所謂「疑冢」，起自北宋王安石《將次相州》詩：「青山如浪入漳州，銅雀台西八九丘。螻蟻往還空壟畝，騏麟埋沒幾春秋。功名蓋世知誰是，氣力回天到此休。何必地中余故物，魏公諸子分衣裘。」此後的人們疊加演繹，元人楊渙《山陵雜記》云：「曹操沒，恐人發其冢，乃設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之上。」到了明代，李賢等撰《明一統志》在「彰德府」記「曹操疑冢」條：「在講武城外，凡七十二處，森然彌望。高者如小山布列，直至磁州而止。」可以看出，宋代以後，「疑冢」之說才在詩文傳說中出現，歷史學不會把「疑冢」說當成真正的史實，「疑冢」說不過是後來的、靠不住的民間故事或野史傳說。另外，考古學針對傳說中漳河岸邊的疑冢或七十二疑冢進行過實地考察，查明是北朝的大型古墓群，已經發掘的都是實實在在的北朝墓。曹操「疑冢」之說純屬無稽之談。三、「啞巴證據」如何說明曹操墓的真實性歷史和現實社會中的挖寶、鑒寶活動等，常常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傳奇故事。在考古學家眼中的「珍寶」，無非是研究歷史的實物史料。挖寶、鑒寶者不屑的「破爛」也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曹操墓發現後，「疑冢」之說重新提起，顯然也是人們對考古學作為現代學科的出現缺乏了解。早在20世紀初，中國史學界出現了以顧頡剛為首的「疑古派」，他們懷疑大量先秦古籍記載的真實可靠性，把古史理解為一個「層累地造成」的過程。顧頡剛作出了如下概括：第一，時代愈後，傳說中的古史越長。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越是早出的文獻，所涉及的古史越短。越是晚出的文獻，它所構造的歷史便越長。從邏輯上說，後時代的人，不應詳盡地記敘前代人尚未提及的人物和事件，因此，這種記敘是後人一層一層疊加上去的，因而是靠不住的。顧頡剛還列舉了很多實例，如《詩經》、《尚書》、《論語》對堯、舜、禹的記載，《詩經·商頌》中，禹被視為開天闢地的神，《詩經·魯頌》中，禹開始被看作是最早的人王，在《論語》中禹更具體地被描繪成一個耕稼的人王。堯、舜在《詩經》和《尚書》中沒有提到，《論語》開始論及他們語焉不詳，而在更後起的《堯典》中，他們的事迹才逐漸具體化。「層累地造成」是一種歷史觀，又是一種研究方法，它指出了史學研究中即使不能知道某些歷史事情的真實，但可以知道在傳說中的最早的狀況。歷史研究應該把每一件史事的記載，依先後出現的次序排列起來，疏通源流，研究這件史事的漸漸演進及其原因。「疑古派」出現的時候，各種現代思想引入中國，知識界推崇科學理性精神，「疑古派」衝破了上古傳說時代的歷史體系。但是，衝破之後又該怎麼辦？新興的考古學成為史學家馳騁想像力的原野，很多人便主張要走考古學之路，此後中國學界「由盲目的信古而進到疑古，更由消極的疑古，而進到積極的考古」。中國考古學經歷了近百年的探索，已經成為一個成熟的現代科學學科，重大發現層出不窮，極大地豐富了研究歷史的實物史料。曹操墓的發現，就是考古學的新成果。那麼，考古學是如何對這一墓葬做出論證的呢？確認一個古墓的主人身份，究竟需要哪些步驟，或者進行到哪個程度才能確定呢？當一座古墓發掘時，考古學家最初思考的問題不外乎是：這個墓是什麼時代的？哪一個級別的？甚至是哪一個人的？這些最初的問題，隨著發掘的進程會逐漸明朗。就曹操墓的發掘而言，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考古學的論證背景、邏輯和過程：考古學對墓葬的研究採用了分區域、分期、分類型的模式。不難理解，中國地域廣大，每一個地區的文化面貌都不同，不可一概而論，中原地區就是其中一個文化區域。但是中原地區發現的墓葬很多，時代不同，接下來就要在這個區域內確定眾多墓葬的不同時期，如西漢早期、晚期，東漢早期、晚期墓，這樣就在一個區域內排出了時代序列。分區、分期以後，還要在每一期裡面分類，如每一時期的墓葬有大型墓、中型墓、小型墓等。不同類型的墓在墓室結構、墓內設施、墓壁裝飾、出土器物的種類等方面的詳細數據都不一樣。在分區、分期、分類型的框架中，安陽西高穴村發現的這座墓規模巨大，總長度近60米，有前後室，還有四個側室，墓葬結構是東漢晚期的大型墓，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一定很高，屬於貴族大墓毫無疑問。當然，僅僅這個根據還不能確定它就是曹操墓。緊接著還有第二個根據，曹操是非常有名的歷史人物，關於曹操死後的安葬之事，《三國志》中的《武帝紀》、《夏侯尚傳》、《宣帝紀》、《賈逵傳》都有明確記載，說他死在洛陽，葬在鄴城。此墓發現的地點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正是鄴城附近，發現的地點是吻合的。而且這一區域、這一時期除了史料上記載的曹操墓，並無其他王陵一級的墓葬。於是，在「貴族大墓」的共性基礎上，作為個性人物的曹操自然浮現出來。很多質疑總是圍繞著出土的遺物，但考古學研究的不僅僅是遺物，還有遺迹、遺痕。在考古學家來看，時代、地點、墓葬規模已經構成了有機的證據整體，而且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如果這時推論這是曹操墓，應該說已經是合理的了。有幸的是，證據進一步出現了。墓中出土有圭、璧這樣身份很高的人才能用的物品。更重要的是，還發現了帶「魏武王」字樣的石牌多件，「魏武王」正是曹操死後的謚號。謚號是功勞卓著的人死後朝廷按照其生平事迹給予的名號，謚號出現在曹操墓里十分正常。此外，還有一些證據。曹操生前主張「不封不樹」，倡導「薄葬」，又在遺令中身體力行。所謂「不封不樹」、「薄葬」，是指禁止以前盛行的高大墳丘、神道、寢殿、碑刻等，隨葬品要簡約。為什麼出現「不封不樹」、「薄葬」的主張？直接原因一是經濟凋敝，提倡節儉。二是由於戰亂，防止盜掘。深層的原因是東漢末的戰亂，傳統的觀念、習俗、禮儀、制度受到懷疑、挑戰。該墓未發現封土，與文獻記載曹操墓「因高為基，不封不樹」的情況相符合。而要了解這座墓是否「薄葬」，必須要知道厚葬。漢代強調「事死如事生」，「令先人墳墓簡約，非孝也」。「漢天子即位一年而為陵，天下供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賓客，一充山陵」。建造一座皇陵，竟如此耗費，皇帝開端，貴族、官吏乃至平民效法，或導致國庫空虛，或令人傾家蕩產。漢代墓葬有許多發現，如果看一看河北的滿城漢墓、廣州南越王墓、湖南馬王堆漢墓等，就會感到曹操墓顯得「寒酸」了。或許人們有疑問：這座墓規模宏大，隨葬品已被盜，如何論定為薄葬？其實不難回答。曹操主張薄葬，操辦喪事的後人既要遵循遺囑，也必須體現與其身份相適應的一定的禮儀制度，王侯級別的墓葬規模不能改變。墓中殘留的物品即便有玉、瑪瑙之類，無非是衣服或器物上的綴飾而已。薄葬指下葬時要節儉，生前用物應該不包括在內，因此石牌也不止一次出現「常所用」的字樣。盜墓者固然可以將墓內物品洗劫，但「遺痕」和以往大量發掘的資料對比之下，仍可以說這是座薄葬墓。不僅如此，還有重要的旁證。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西北0.5公里處曾出土後趙建武十一年（公元345年）魯潛墓誌，志文記載：「在高決橋陌西行一千四百步，南下去陌一百七十步，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雖然並非科學發掘出土，但作為旁證，仍然是十分有力的證據。考古學科學發掘的遺存有準確的地點、環境、組合，獲得的實物雖然是「啞巴資料」，但可供榨取的信息很豐富。這座墓的主證、副證、旁證都紛紛指向曹操，並形成證據鏈或證據群。可以說，有這麼多證據來論定墓主人的，以往還不多見。在多年的學術積累，通過大量資料建立的考古學時空框架、解釋模型中，判定為這是曹操墓，完全不是憑空想像的推測。歷史和現實社會中的挖寶、鑒寶活動等，常常衍生出很多似是而非的傳奇故事。在考古學家眼中的「珍寶」，無非是研究歷史的實物史料。挖寶、鑒寶者不屑的「破爛」也許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例如，人們關注的「唐三彩」，儘管有不少個體高大、品相完美的傳世文物，但就學術研究而言，有時遠不如科學發掘的殘片更有價值，就像陝西公元664年埋葬的鄭仁泰墓中出土的殘破的三彩器蓋鈕，是目前科學發掘的紀年墓葬中最早的實例，或許更為珍貴，因為對探討三彩的起源至關重要。考古學是一門嚴肅科學，發掘保證了資料的可靠性，研究也涉及古人的行為和動機，可以從物質領域向精神領域的研究擴展。走進考古學，就會發現其本身雖然複雜，但並不神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