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母娘強勢是「女婿滅門案」幕後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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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母娘強勢是「女婿滅門案」幕後推手

2014-02-27 14:5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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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母娘強勢是「女婿滅門案」幕後推手

作者：姬鵬

關於佳木斯滅門案，這樣的事情總是讓我覺得，這世界不是個人在變態，是群體性畸形。近幾年來，不斷婚內兇殺案連續見諸報端。這些案件都具有令人觸目驚心的一致性：作案者大多是女婿且作案手段兇殘。而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女婿們血刃的對象不僅是妻子，還包括岳父母甚至是妻家的全部親屬。在中國，或許大家都明白，娘家人自古以來都是比較強勢，或許這也註定了悲劇的根源。

令這些上門女婿「瘋狂」的原因不一而足，有「夫為妻綱」社會遺留下來的對入贅者「家貧貪利」的封建觀念下的歧視，有家庭權利與義務長期不對等矛盾的一夕爆發。與女性往往選擇隱忍或溫和地反抗不同的是，由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幾乎尋不到削弱上門女婿反抗意識並教育他們順服的思想，加之男性與女性迥然不同的天性，決定了女婿們的反抗很難是溫和的，極其容易走向暴力的道路。不斷上演的血案警示我們：在現代社會，改變社會傳統觀念，對上門女婿合理、合法應對家庭矛盾、社會偏見進行正確的引導，才是有效減少此類兇殺案的有效途徑。

丈母娘你為何那麼牛逼？

　　在男性實施的婚內兇殺案件中，作案者的社會地位普遍不高，多為無業人員或無固定職業的打工者。作案行為方式以事先預謀的居多，且作案手段兇殘，作案工具多為鐵鎚或刀具等鋒利兇器，作案時間、地點多發生在夜晚、家中。更令人唏噓的是，作案後主動投案自首的居多，有的甚至以自殺的方式來為自己的殘忍行徑作出「魚死網破」的「交代」。另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形勢的發展變化，房價上升、物價上漲、貧富差距加大等社會問題導致部分社會中下層收入人群的社會壓力增大、幸福感降低。特別是有些家庭中，長期的經濟壓力勢必導致雙方性格出現不同程度扭曲，從而影響婚姻家庭關係，甚至引發極端惡性的兇殺案件。一個更加醒目的現實是，在媒體公開報道的「女婿」製造的兇殺案中，超過半數的女婿是「入贅」身份;而且，暴力攻擊的對象以妻子和岳母為主。

　　在很多丈母娘的心中，「女婿好比半個兒」。然而，當婆媳矛盾逐漸成為眾多現代家庭中難以避免的核心矛盾、成為現代家庭倫理關係的熱門話題時，上門女婿與以丈母娘為代表的妻家之間的戰火卻以另一種極端的方式展開。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幾乎尋不到削弱上門女婿的反抗意識並教育他們順服的思想。男尊女卑的社會傳統恰好又賦予了男性極強的自尊心。當自尊心被他們認為「有悖於天道人倫」的行為長期踐踏，他們不可能不反抗，甚至反抗得心安理得。而男性與女性迥然不同的天性決定了他們的反抗很難是溫和的，極其容易走向暴力的道路。

因家庭矛盾導致的殺妻慘案近年來並不鮮見，只需上網稍一搜索，大量的報道就佔滿了電腦屏幕。近五六年來，僅媒體公開報道的就有20多起女婿製造的命案，有的殺妻，有的殺岳父母，有的甚至將妻子全家滅門。在這些案子中，超過一半的是上門女婿製造的。長期以來，我們關注的家庭矛盾重點在婆媳關係。婆媳矛盾雖常見，但其在生活中無非體現為吵吵鬧鬧，嚴重的以夫妻關係破裂告終。而女婿、尤其是上門女婿與女方家庭之間的矛盾則動輒引發命案，後果之嚴重遠甚於婆媳矛盾，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基於此，越來越多的女婿血刃家庭案件報道的背後是否昭示著上門女婿與女方家庭越來越嚴重的矛盾衝突?命案發生的原因究竟是什麼?這些都值得我們關注。

　自古至今，上門女婿在社會群體中都是一個身份尷尬的存在，身份的尷尬又決定了地位的尷尬。而其尷尬的身份是因傳統文化和舊宗法制度植根於整個社會群體的意識中。上門女婿又稱「贅婿」，古語有言「家貧子壯出為贅」。古時，男子之所以選擇入贅妻家，主要是因為家窮，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女方招婿入贅，是出於有嗣可承的目的或勞動力方面的需求。所以，男子入贅，落戶妻家，常常須隱去本姓，改為妻姓，子女亦從妻姓。入贅後即喪失了對原來家庭的一切權利，無權入本家宗廟族譜。上門女婿古時就招致社會的責難，其棄本姓而從妻姓的做法更是被看作「棄本宗、不顧父祖血食」的大逆行為，甚至會從維護宗法倫常的角度認為男子入贅更姓與岳父是為父子、與妻即為兄妹，既是夫妻又為兄妹，則是亂倫。所以，女方家族往往亦規定「贅婿冒姓者不準入族譜」，上門女婿在妻家是既無地位又無權利。喪失了對本家的權利又無法取得在妻家的權利作為彌補，上門女婿便成了無根、無歸屬的群體，既不屬於本家又不屬於妻家，還承受著社會的責難和詬病。對於上門女婿來說，於父母，自己已成外人，不能膝前盡孝，不能延續香火;於岳父母，自己仍是外人，只是寄人籬下為他們綿延子嗣的外人。

　　現代社會宗族觀念雖不如古時強，除某些邊遠地區以外，上門女婿也不用從妻姓，但長久以來的封建觀念仍舊影響著現在上門女婿的地位。即使現在，上門女婿也很難被本家與妻家認同，更無法安於贅婿的地位。人終歸是社會的動物，需要有歸屬的宗族，往上有祖先可追尋，往下有子孫可延續，如此生生不息。這種歸屬感是家庭成員自願承擔家庭責任的精神動力。上門女婿落戶女方家庭後，無法產生家庭的歸屬感，反而要承擔不輕的家庭責任，為一個不認可自己的家庭任勞任怨。這種家庭責任就變成了上門女婿的一種負擔和枷鎖，而這種「無家可歸」的狀態也使得他們對造成這種狀態的入贅婚姻憤恨不已。在妻家生活時間越長，他們無家可歸的感覺就越濃烈，卸掉包袱、衝破枷鎖的願望就越強烈。久而久之，鬱結於他們心中的憤恨就逐漸積累質變為足以手刃妻家滿門的仇恨。

　　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夫為妻綱」的社會，丈夫在家庭中具有主導、決定性的作用。即便是現在，男子娶妻入門也是婚姻的主流形式。而入贅婚則是正常婚姻的異變，是婚姻的非主流形式。在這個由主流思想統治的社會，但凡非主流的事物總會受到詬病，不被認可。對於上門女婿而言，恐怕自己也認為「上門」本身就是件極不光彩的事情，選擇入贅往往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中國的傳統婚姻講究「門當戶對」，即便是現在，人們也或多或少會受到這種觀念的影響。而入贅婚很難做到「門當戶對」，往往是寒門之子贅入富貴人家。這段婚姻的雙方從開始就有著不平等的地位。婚後在女方家族落戶的上門女婿自然是低人一等的。加之與女方父母等家人一同生活，愛女心切的岳父母常常無度地干預夫妻二人的婚姻生活，上門女婿不得不一次次地選擇隱忍退讓。即便入贅之後，上門女婿潛意識裡根深蒂固的夫權思想以及周圍正常家庭中丈夫較高的地位的影響，使得他們對自身的狀況極度不滿，恐怕沒有哪一次隱忍退讓是他們心甘情願的。在他們不少人心中，或許男尊女卑的地位才是天經地義的;如今退而求其次，至少也應該得到平等的對待。在女方家庭中低人一等的狀況和女方家人的態度，在他們看來是有悖於天道人倫的。

　　中國傳統男尊女卑的社會著眼於對於婦女婦德婦道的教育，幾千年來，三從四德的觀念極大地消磨了婦女的反抗意識。婦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本來就低，她們即便受到委屈、心中不滿，大多也會選擇隱忍;即便最後不得不反抗，反抗的方式也是溫和的、非暴力的。而男子則恰好相反，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幾乎尋不到削弱上門女婿的反抗意識並教育他們順服的思想。男尊女卑的社會傳統恰好又賦予了男性極強的自尊心。當自尊心被他們認為「有悖於天道人倫」的行為長期踐踏，他們不可能不反抗，甚至反抗得心安理得。而男性與女性迥然不同的天性決定了他們的反抗很難是溫和的，極其容易走向暴力的道路，最終因憤怒而釀成血案;即使是釀成血案，也不會為自己的行為懺悔。上門女婿這一群體自古就是一個尷尬的矛盾綜合體，而現代社會平等的意識無疑使得矛盾更容易激化，媒體對上門女婿的關注和報道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代社會中成為上門女婿的原因很多，有些並非因為家貧迫不得已而為之，因為愛情因素自願為之的也不乏其人。然而，長久以來的傳統使得社會給了上門女婿「家貧貪利」的烙印。在婚姻平等的今天，夫妻雙方可以自由地選擇住所，女方到男方家庭落戶與男方到女方家庭落戶本就沒有本質的區別。上門女婿隨妻家生活不會影響與本家的父母子女關係，不會改變其對本家親屬的權利義務。對子女的姓氏，夫妻可自由選擇，選擇的結果與夫妻地位也無關聯。然而，戴著有色眼鏡去看待上門女婿這個群體的古而有之的陋習卻延續了下來。

　　其實，並非所有上門女婿的婚姻生活都是不幸的，伉儷情深的也不在少數。但是，比起上門女婿的幸福婚姻，他們的家庭悲劇偏偏有著更高的上版率。與他人的幸福生活相比，社會大眾的心理本來就對他人的家庭悲劇易產生好奇，而對於贅婚這樣非主流婚姻的家庭悲劇就尤為關注。媒體的某些報道偏偏又契合了大眾的心理，一切以老百姓是否喜歡、是否滿意、是否高興為衡量標準，在報道過程中有意無意地大量進行悲劇性的描述和渲染。所以，與上門女婿有關的新聞絕大多數呈現悲劇的過程和結局，只與離婚、財產、犯罪、死亡有關，與愛情和親情絕緣。這樣的報道只會使得社會大眾對於上門女婿的誤解越來越深，絲毫無助於消除強加於他們身上不公平的烙印。同時，他們在家庭和工作中受到的責難也更多，背負的壓力也更大。同樣，媒體對上門女婿家庭悲劇的大量報道，有意無意地也為極度不滿的上門女婿提供了示範。於是有第一例，便有了第二例，報道的越多，示範性便越強。

　　在現代社會中，上門女婿無論是在家庭地位還是作為家庭成員的權利義務上，與其他人都是平等的，沒有尷尬之處。但是，長久以來，有些人戴著有色眼鏡對上門女婿刻意地勾勒出他們的尷尬，這不能不令上門女婿們反抗。其實，只要社會大眾、媒體、上門女婿自己正確地看待上門女婿，對他們有清醒的平等的認識，這些悲劇或許根本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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