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睜了眼看現實

　　余華近照

　　《兄弟》 余華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25年，魯迅寫下一則短文《論睜了眼看》。先生說：「中國的文人，對於人生——至少是對於社會現象，向來就多沒有正視的勇氣。」70多年後，也就是1998年，他的浙江同鄉余華談起自己重讀魯迅的感受，結論是「魯迅是偉大的作家」。余華認為，「我讀魯迅讀得太晚了」，但是「他仍然會對我今後的生活、閱讀和寫作產生影響，我覺得他時刻都會在情感上和思想上支持我」。（參見余華《「我只要寫作，就是回家」》）

　　那時，余華已經出版了《活著》和《許三官賣血記》。是年，《活著》已經賣出了8萬冊，《許三官賣血記》正在走俏。余華顯然是從轉向現實的創作中看到了自己創作的廣闊前景，此時讀魯迅當然有可能更加堅定了自己轉向現實的信念。然十年磨劍，2005年余華出版長篇小說《兄弟》，以寫實性筆法表現現實，讀者與批評界卻毀譽參半。2013年，余華出版《第七天》，對中國當今現實的表現更加直接尖銳，但讀者似乎並不齊聲叫好，而是發出更多的質疑聲：如此把新聞里的現實熱點事件彙集在一起，余華的小說藝術究竟體現在何處？

　　上世紀80年代後期，余華是先鋒派，那時的先鋒派之所以引起部分批評家的關注，並給予高度評價，根源在於中國80年代後期文學面臨深刻的變革：一方面，深受蘇俄影響的現實主義的文學規範失效；另一方面，歐美現代派大量作品及思潮湧進中國文壇。先鋒派注重形式和語言的手法風格，無疑提升了中國小說的藝術表現力。余華那時單刀直入，並不在乎什麼歷史或現實，他只想面對文學說話，只想表達他的文學感受。

　　其實那時正有一批人，馬原、殘雪、蘇童、格非、孫甘露、北村，他們在莫言和賈平凹的身後要發動他們自己的革命。他們確實沒有知青一代人的創傷記憶，也沒有莫言、賈平凹那樣的鄉村經驗，這兩撥人其實都有現實感，但余華這批人沒有。那時的他們只有文學感，那時的文學感強大到可以穿透現實，可以拆解現實。

　　看看余華在1987年發表的《一九八六年》，其故事講述了「文革」後一對母女為了眼下新組建家庭的平靜，她們沒有認領街上遊盪的瘋子親人。「歷史教師」這個頗具匠心的象徵，可以見出當年27歲的余華寫作的才情有多高。已經變成瘋子的「歷史教師」不斷在自己身上重演刑罰，一刀刀砍下去，目的是喚醒自己的記憶。歷史的記憶是如此難以喚醒，它本來是需要良知和勇氣，但在這裡卻變成瘋子需要用刀用力砍切自己的身體。身體的極度傷痛才能喚起他瘋掉以前的記憶，也就是在他幾乎接近真相時，他把自己的身體也摧毀得差不多了，在早晨陽光升起的時刻，瘋子死去了。瘋子無人認領，但是生活歸於平靜。人們從其他瘋子身邊走過，彷彿與己無關。

　　那個時期的余華對歷史現實無疑有他的獨到而深刻的表現，令人驚異的是，他刻意在敘述和對人性以及對人物的精神心理狀態方面下功夫，但觸碰到歷史與現實一點都不淺顯，幾乎是令人震驚。可以直接說，歷史、現實以及人性，只是他敘述的副產品，但卻並不簡陋。這究竟是因為文學的形式探索是人們期待已久的變革，它足以攜帶強大的穿透力瓦解舊有的既定的關於歷史、現實與人性的表達；還是說新的藝術形式有能力展現出生活世界的另一側面，新的藝術形式發現了歷史和現實。如果此說成立，也依然要看到是時代期待文學變革的歷史語境在起作用，這樣的語境一旦崩塌（事實上在90年代初就崩塌了），文學的形式變革的衝擊力就被嚴重削減，甚至顯得不合時宜。上世紀90年代初，先鋒派這種說法已經顯得不合時宜，這不是先鋒派的過錯，是時勢使然，是世風日下，是機會主義盛行。

　　多年過去了，余華二度出版新作。一次是隱蔽了十年之久出版厚重的《兄弟》，又一次是隱匿七八年之後出版簡練的《第七天》，這兩部作品都有他睜開眼看現實的驚奇感受。余華此番以如此精練的小說形式來表現當今現實，他幾乎直接就要握住現實本質，並且很自信地就要揭示出現實的真相。但是，余華呈現現實的方式還是受到諸多質疑。實際上，這部小說的敘述藝術簡潔、清晰、準確，漢語小說少有能做到這麼乾淨利落的，因為他太急於睜開眼看現實，也是太相信現實的能量，現實被呈現為一連串的赤裸裸的事實。這使得小說的敘述藝術並沒有全部協調貫徹：在接近現實的進程中，它的敘述是富有藝術才情的；在呈現現實的時候，他就乾脆和現實直接等同起來。像余華這樣曾經富有形式感的作家，現在更願意相信直接表現現實就能讓小說產生力量——這本身就是一個值得反思的問題。睜著眼看現實，既是一種渴望，又是一個文學的難題。

　　固然，魯迅多年前就說要「睜了眼看」，對於當今中國文學來說，無疑還是要睜了眼看。余華作出的努力不管其方式完美與否，其方向無疑有可貴之處。睜著「文學的眼」發現現實——這是當今漢語文學的難題，也是漢語文學再次更新的契機。

　　陳曉明（作者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責任編輯:產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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