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講 唐詩里的唐朝(2)

今人余冠英、王水照在《唐詩發展的幾個問題》中提出：「唐代以詩賦取士為重要內容的科舉制度，是打破士族壟斷政治、為庶族打開仕進之門的新官僚選拔制度，也是促進唐詩繁榮的一個直接因素。」　 　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說：以詩賦作為進士考試的固定格局，是在唐代立國一百年以後。而在這以前，唐詩已經經歷了婉麗清新、婀娜多姿的初唐階 段，正以璀璨奪目的光華，步入盛唐的康庄大道。在這一百年中，傑出的詩人已經絡繹出現在詩壇上，寫出了歷史經久、傳誦不息的名篇。這都是文學史上的常識。　　應當說，進士科在八世紀初開始採用詩賦的方式，到天寶時以詩賦取士成為固定的格局，正是詩歌的發展繁榮對當時社會生活產生廣泛影響的結果。　 　或許應該這樣說，一方面唐代科舉考試詩賦是唐代詩歌繁榮的結果，唐詩的發展催促科舉以詩賦取士的興盛，而另一方面以詩賦取士，詩歌便成為仕進的一塊敲門 磚，士子唯有善於此道才有希望躋身仕進之門，就必然促使士子將心血澆漓於詩的創作，並形成推崇詩歌的社會風氣，又反過來促進了唐詩更加繁榮。換句話說，唐 詩的繁榮與科舉考試詩文的興盛是互為表裡的。　　縱觀歷史，文學家大多為進士出身。我們粗略地一列就有賀知章、陳子昂、王昌齡、王維、韓 愈、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杜牧、李商隱、范仲淹、王安石、蘇東坡、黃庭堅、陸遊……不勝枚舉。科舉制推出了一批名人，讓他們為官從政，他們的詩文便能 附驥，相得益彰。如果僅是一介書生寡居陋巷僻壤，詩文何以能遠播？這或許叫做文名效應。在進士名人名單中，詩人居多，且都是唐宋時期的，這與唐宋考試以詩 文為重不無關係。明清以後，進士出身的文學名人就少了。　　歷史上人們也多認為唐代科舉制直接促進了唐詩的興盛，但也有人認為從省題詩來 看，對唐時期促退的作用，認為省題詩中像唐代天寶年間的《湘靈鼓瑟詩》中「曲終不見人，江上數峰青」這樣的佳句很是少見，清人阮閱《詩話總龜》後集卷三十 一引《丹陽集》云：「王昌齡、錢起、孟浩然、李商隱輩，皆有詩名。至於作省題詩，則疏矣。」就連白居易中第的省題詩也被人評作「像老嫗能解的平民詩人的手 筆。」　　科舉，對於詩人來說，其實是一堵牆：牆內、高官厚祿，牆外、窮困潦倒；牆內、是政治；牆外、是文化。內外之間反差之大，使多數的讀書人兩邊都有瓜葛，兩邊都有期待。但後來又兩邊都不著實，兩邊都通難落地。　　難以想像，一個讀書人只要一通過科舉，通過那堵牆，就可以為朝廷出謀劃策，整頓錢糧，管理賦稅。朝廷與詩人，政治與詩人之間的關係並非是等同的吧！愛幻想的詩人們，思緒翩翩，天南地北，文筆一動，思緒泉涌。可真的處理起時務來，卻未必能夠勝任。　 　所以，這時的文人們從文化本位上說，失落了文化良知，因為他們只是把文化當成一種通過科舉進而做官的工具，這並不是文化本身的目的所在。而從政治台階上 看，又缺乏政治品格。以至於在政治、科舉、文化三者之間存在著一種怪異的關係：不嫻熟政治，是因為文化；不能保全文化，是為了政治。是官吏呢？是文人呢？ 似乎就無法定義，不著邊際了。　　科舉制度是封建社會上層建築的產物，它的產生與發展都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它真正的本質是從一大群的文 人中選出幾個作為官員，是一種文官選拔的制度，而不是文學創作才華和經典闡述能力的考查制度；以詩賦文章作為試題，也並不是測試應試者的特殊文學才能，而 是測試一般的文化素養；測試的目的不是尋找詩人而是尋找官吏，其意義首先不在於文學史而在於政治史。　　李白曾作《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 書》，藉以言志，志在：「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願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事君之道成，榮親之義畢，然後與陶朱、留侯浮五湖，戲滄 州，不足為難矣。」意欲以縱橫之術，謀為帝王輔弼，濟蒼生，安社稷，然後功成身退，重返自然。　　此為李白一生最高理想。然而，李白最終卻只是以詩人的身份稱雄於文壇，至始至終沒能以一個政治家的身份彪炳史冊。這與作為政治中心的科舉，不能說沒有關係。科舉的制度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系列文人心態，成就了詩人李白的輝煌，卻把政治的李白輕輕的擱淺在宦海岸邊。　　邊塞詩里的王朝別林斯基說：「藝術性在於，僅用一個特徵、一句話就能把任你寫上十來本書也無法表現的東西表現出來。」基於唐代國家強盛、邊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躍而誕生的邊塞詩，寥寥幾筆，卻如曲曲動人心弦的樂章，詠唱著一個個成敗英雄不滅的精魂。　 　古代邊塞往往是一幅殘缺荒涼的景象，那裡的斷垣危壁，古城烽煫，都是民族融合的歷史見證人。甚至連高山大漠，黃沙白雲，也都承載著民族融合過程中的光榮 和恥辱，輝煌與衰落。所以，唐代邊塞詩在表現時間流逝所造成的破壞性的同時，又有使以往的景觀在作品和心靈中再生的功能。他們一方面吟詠歲月流逝及民族融 合過程中所造成的殘缺破壞，同時，又藉助歷史遺迹使古代邊塞生活得以在詩中復現，毀壞與復活，構成了唐代邊塞詩的雙重景觀。唐代邊塞詩在描寫歷史遺迹時， 它所展示的實際物象是已經破壞的，然而，古代邊塞生活的某些場景也就藉助毀壞的遺址在詩人心中復活。詩中出現的表層物象是殘毀型的，而詩人心靈深處卻是使 古代生活畫面得以再生。　　而凡在一個時代特別發達的文學現象，大抵總會表現出該時代的某些重要特質。唐邊塞詩正是這樣。唐代是中國歷史 上最光輝的時代之一。唐王朝統一強盛，邊塞戰爭威武雄壯而又備歷艱辛，終唐之世，一直是國家、民族的大事，引起了全社會的普遍關心。詩人們對之極為敏感， 充滿深情。整個唐代，凡較有聲譽的詩人，幾乎莫不涉筆；名家大家，更無例外。於是以邊塞戰爭為核心內容的邊塞詩便在一片沃土潤氣之中爭妍競秀般地盛開起來 了。從這裡，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社會的特殊風貌。　　初唐邊塞詩的主導風格是鬱勃。當時天下甫定，一統王朝的元氣正徐徐上升。但整個說 來，尚覺力不從心，國家時遭侵襲，因而邊塞詩中常常充盈著一種強烈的憤激之情，同時伴有沉重的壓抑之感。這種鬱勃特色突出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強敵入 侵的憤然抗擊，一是對於時事政治的喟然長嘆。前者的代表是駱賓王，後者的代表是陳子昂。他們都不止一次地從軍出塞，對邊塞生活描繪逼真，感觸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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