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讀 ▎深夜，陳寅恪在家裡焦急等他

1961年8月，廣州連續十餘天處於颱風及暴雨的吹襲，洪水淹沒了廣東境內多處道路。因暴雨而延誤行程的人群中，就有著從重慶起程、經武漢、「來粵晉謁」老友陳寅恪的吳宓。這是一個曲折的行程，按原計劃，吳宓到達廣州應是白天，但因暴雨不停，車馬受阻，他到達廣州的時候，已是當天夜裡11點。

在車站，吳宓見到了陳家派來接他的、陳寅恪女兒陳美延、小彭、女婿林啟漢。

在此之前，這兩位老人已經通過信件，將這個行程探討得具體而微。陳寅恪當時已經全盲，所有來往信件皆由夫人唐篔代筆。據考陳寅恪在1949年之後，所寫字數最多的一封信，就是1961年8月4日寫給吳宓的、告訴他來廣州後如何選擇路線的指引。

這是一封因為儘是瑣碎細節而顯得婆婆媽媽的信函。它與這位大學者一生寫下的其他文字如此風格迥異，讀來令人滋味萬千。我們可以摘錄一段，復現當時情形：

「（兄）到廣州火車若在日間，可在火車站（東站即廣九站）雇三輪車，直達河南康樂中山大學，可入校門到大鐘樓前東南區一號弟家門口下車。車費大約不超過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搭公共汽車，則須在海珠廣場換車，火車站只有七路車，也要排隊，必須排在郊區一行，則較優先搭到。故由武漢搭火車時，應擇日間到達廣州者為便。嶺南大學已改稱廣州大學。……兄帶米票每日七兩，似可供兩餐用，早晨弟當別購雞蛋奉贈，或無問題」。

「寅恪兄猶坐待宓來」

現在我們回到1961年8月4日那個深夜，時間已過12點，陳寅恪猶在家中客廳坐著，焦急地注意樓下傳來的小汽車聲。風塵僕僕的吳宓，則在陳氏女兒的帶領下，穿過一座城市的風雨，「過海珠橋，行久久（似甚遠），方到中山大學。即入校，直抵東南區一號（洋樓）樓上陳宅。寅恪兄猶坐待宓來。」

通過吳宓的日記，我們看到當時的陳寅恪：「雙目全不能見物，在室內摸索，以杖緩步，出外由小彭攙扶而行。面容如昔，發白甚少，惟前頂禿，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細而更覺兩端向外下垂。」

這對十餘年未見面的老友初相逢的情形如何，我們無從得知，但倘若了解當時陳寅恪的處境和心緒，便可想像這個亂雲飛渡、風雨如晦的夜晚，重逢老友的陳寅恪，必定是萬千感慨。

這時的陳寅恪已經完全不授課，1958年3月開始的「厚今薄古邊干邊學」運動後，陳寅恪已處於風口浪尖。當時中山大學歷史系的批判會和大字報上，陳寅恪被指為「假權威」和「偽科學」，成為「中山大學最大的一面白旗」。

1958年7月，陳寅恪上書中山大學校長，表示堅決不再開課，馬上辦理退休手續。他之所以堅決不再開課，是因為學生說他「誤人子弟」，這一說法傷透了他的心。陳寅恪從1926年以導師身份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到此時已足足從事教育事業32年，11年前他重返清華園時，第三天便要求馬上開課，可以想見，現在他黯然退出教壇，心裡何等悲涼，以至發出「只欠一死」喟嘆。

在這種至為壓抑的狀態下，陳寅恪見到當年至交，傾訴的熱情可以想見，甚至有評論者對這個夜晚的陳寅恪作出「狂瀉式傾談」的描述。在吳宓的當天日記中，談到了當時陳寅恪和他談話的內容：「此後政府雖再三敦請，寅恪決計不離中山大學而入京：以義命自持，堅卧不動，不見來訪之賓客，尤堅決不見任何外國人士，不談政治，不評時事政策，不臧否人物……決不從時俗為轉移。」

連用九個「不」字，可以想見這個深夜的陳寅恪情感沸騰到何程度。我們知道陳寅恪性情沉鬱內斂，從不多言，有評者將他和吳宓比作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陳寅恪的深思憂鬱有如哈姆雷特，而吳宓的率真坦誠、渴望行動則是堂吉訶德——但在這個夜晚，陳寅恪顯然與平時的沉鬱有所不同，他急切地向老友表達自己的想法和態度，用詞之鏗鏘，語句之澎湃，感情之激昂，雖為吳宓轉述也猶在耳。

「雞魚等肴饌甚豐」

第二天上午，吳宓與陳寅恪再聚傾談。陳寅恪把自己的著述《論再生緣》油印稿一冊送給吳宓，這是他花七年功夫的心血之作。吳宓當天中午馬上將其讀畢，下午三點，又前往陳宅與陳寅恪再作傾談。顯然兩人都處於高度亢奮中。他們一直談到晚上吳宓回招待所晚飯，唐篔讓人送來燉雞一碗，加紅薯和滷雞蛋一枚。在陳宅，上下午亦進牛乳、咖啡及果醬麵包、餅乾等。

一定有人注意到了，這是1961年，在這一年，廣州市民的生活狀況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給二兩食油，每人每年的「布票」只有二尺一寸，至於肉類，基本上沒有供應了，很多人「三年不曾吃過豬肉」，糧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平均二十斤左右，且百分之三十要搭配其他雜糧。而「火水（煤油）」每人每月限量一兩。

1960年廣州人每人尚可憑證購布十八尺，到了1961年，一年便只能購布二尺一寸。但是這一年吳宓和陳寅恪的會晤中，在吳宓的日記里，卻頻頻出現了「雞魚等肴饌甚豐」、「肴饌豐美」等描寫。這說明了兩個事實：第一，陳寅恪當時的物質生活，是有基本保證的；第二，當時中山大學在生活上對已經不授課的陳寅恪，還是給予了特殊照顧。但也正是這些特殊照顧，使陳寅恪為很多人憤憤不平，詬病他「只吃資產階級食物」。

陳寅恪一生受到的「特殊照顧」不少，1945年陳寅恪赴英國治眼，所有的費用英國方面都沒有向陳寅恪收取。陳寅恪在清華園時，梅貽琦曾特批陳寅恪一人可以享受四個人分量的過冬用的燃料。但是當局這些特殊照顧，給陳寅恪的安撫作用，並抵不上一介書生吳宓的會晤。對於陳寅恪來說，他內心的遺恨和痛苦，只有同為優秀知識分子的吳宓，方能了解一二。

「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

陳寅恪是在哈佛大學時認識吳宓的，當時吳宓25歲，陳寅恪29歲，兩人志趣相投，一見如故。吳宓日記中有「以後宓恆往訪，聆其談述」的記述，還對陳寅恪作出這樣的評價:「寅恪不但學問淵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會之內幕……其歷年在中國文學、鳴學及詩之一道，所啟迪、指教宓者，更多不勝記也。」

如前文所提，這兩人，一如哈姆雷特，一如堂吉訶德，性情大為迥異。正是因為他們性情不同，兩人在很多問題上的交流才格外相映為趣，比如他們對愛情的態度。吳宓的情事奔放熱烈，曾經公然在報紙上發表自己的情詩，「吳宓苦愛毛彥文，九州四海共驚聞」，其中的典故我們不需多說了。陳寅恪對愛情的理解卻幾乎不染世塵，甚至有些迂：「陳君又論情之為物……而斷曰：(一)情之最上者，世無其人，懸空設想，而甘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麗娘是也。(二)與其人交織有素，而未嘗共衾枕者次之，如寶黛等及中國未嫁之貞女是也。(三)又次之，則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紀念不忘，如司棋與潘又安，及中國之寡婦是也。(四)又次之，則為夫婦，終身而無外遇者。(五)最下者，隨處接合，惟欲是圖，而無所謂情矣。」

當吳宓在為愛情所苦時，陳寅恪發出了「學德不如人，此實吾之大恥；娶妻不如人，又何恥之有」以及「娶妻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輕描淡寫，得便了之可也。不志於學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謂愚謬」這些言論。這些言論在當時，似乎很能為陷於感情生活而一團糟的吳宓勵志。作為資料，它們還很好地豐富了我們心中陳寅恪的形象：這個著名的大學者的愛情觀甚為迂僻。

陳寅恪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教，就是時任籌備處主任的吳宓向當時的校長曹雲祥推薦的。由於陳寅恪放洋十六載並未獲得博士文憑，所以吳宓的引薦頗費力氣，吳宓為此事多次面謁校長，最後校長同意預支薪金數千元，兌成美元匯往柏林，陳寅恪得款才起程回國。1926年7月，陳寅恪抵北京，是吳宓陪同拜訪了各位校長同事，兩人自此成為朝夕傾談、詩文唱和的同事，直到1940年暑假陳寅恪離開西南聯大去香港而止。

解放後，陳寅恪任中山大學教授，吳宓在重慶西南師院任教授，自此兩人天各一方，直到1961年8月這場相逢，這兩位老友已經闊別十二年。陳寅恪夫婦非常珍視這次相逢，短短五天，他們分別多次題詩相贈，陳寅恪在詩中寫下「五羊重見九迴腸」之句，足見吳宓的這次到訪，於陳寅恪而言，不僅是禮節上的探訪，而是自己寂寞內心極大的安慰。

現在我們可以想像，在那短短五天里，這兩位老友，一定是無數次將一生中揮斥方遒的歲月、苦悶壓抑的歲月，像電影蒙太奇那樣在眼前播放。夜晚，他們促膝相談，陳寅恪談到今後的打算，當前正在進行的學術研究，對《柳如是傳》的思考，談到他們過往的情誼。屋外是嶺南八月的颱風天，大雨滂沱，屋內一燈如豆。這樣的場景，令人想到了杜甫在所寫的《贈衛八處士》。

那年杜甫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從洛陽回華州時探訪老友「衛八處士」，那個夜晚如今讀來，仍然像在眼前—二十年的分別，舊友多半去世，兒女卻已成人，重逢的友人，只能用剛剪的春韭和黃梁米飯做了一餐飯，以表達濃郁的友誼。都知道難再見面，所以一連飲了十杯酒。執手唏噓，時值亂世，人生已老，明日一別可能就是永訣。

歷史如此相似。9月3日，吳宓在廣州的最後一天，陳寅恪寫了四首七言絕句，總題為《贈吳雨僧》，其中兩句為:「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別看。」這兩句詩，和杜甫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同樣，是一語成讖。1961年8月，在暴雨如注的廣州，康樂園東南區一號洋樓的這一場會晤，確實就是兩位摯友人生的最後一聚。此後人間凄風苦雨，兩人各自陷入更深的黑暗，隔年陳寅恪摔斷右腿股骨，從此目盲臏足卧床不起。10年後吳宓勞改歸來，冒險致信「中山大學革命委員會」打聽陳寅恪的生死，此時陳寅恪已含恨離世兩年。

（文章來源:新快報，文/陳思呈，原題為「陳寅恪：有朋自遠方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