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中國增長之謎，是制度還是文化？

【4月15日，國家統計局公布2015年第一季度宏觀經濟數據。這一「創6年新低」的7% 增速顯示，經濟下行壓力確實很大。但放在世界範圍內看，增速「保七」依舊十分可觀。各國媒體昨日也讚許「7%的增長率仍是奇蹟」、「中國經濟從青春期進入青年期」。日本電視台評論「中國有保持穩定增長的自信」。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宏觀調控「工具箱」里的工具比較多。那麼這些工具使用者的「獨門功夫」是什麼？中國經濟保持基本穩定的深層原因是制度還是文化？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和決策科學系主任朱天在本文中作出分析。】

1978年的時候沒人預測到中國會是過去三十多年裡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更不用說會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長。今天，我們都將這個成就歸功於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但是，改革開放只能解釋為什麼1978年後的中國經濟增長快過1978年之前，而不能解釋為什麼同時也遠快過其他國家（除了靠石油致富的小國赤道幾內亞）。中國比發達國家增長快也許不奇怪，可以說是因為原來的基數低。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中國比赤道幾內亞以外的所有發展中國家增長都快？不只是快一點，而是快很多。這就是我所說的中國增長之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過去二、三十年里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實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很多國家的市場化程度比我們還要高，但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發展速度超過中國。提出並試圖解釋中國增長之謎不僅對於我們準確理解中國經濟增長奇蹟的原因及預判中國經濟未來的前景非常重要，而且會改變我們觀察中國的經濟、政治乃至社會問題的角度。

關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原因有一些流行但是錯誤的解釋，如廉價勞動力、人口紅利、出口拉動等等，這裡沒有篇幅一一評論，我只需要指出：如果這些說法是正確的話，那麼所有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都可以通過這些辦法實現快速增長，但為什麼都沒有做到呢？事實上，與發達國家相比，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都很廉價，生育率都有很大的下降空間，也都可以靠出口來拉動需求，尤其是較小的發展中國家，不會像中國這樣容易成為西方貿易保護主義者及其政策的攻擊目標。

中國增長之謎的制度解釋：自由派與中國模式派

一個國家經濟增長的直接原因就是資本（包括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積累和生產效率的提高（也叫技術進步）。多數學者認為這兩者都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重要原因。一個自然的問題就是：為什麼中國過去三十多年的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速度特別快呢？許多人從制度和政策角度找答案。有兩派觀點比較流行，這裡姑且稱之為「自由派」和「中國模式派」。這兩派都承認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根本原因，他們的差別在於，自由派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還是不夠自由、不夠開放，如果不進一步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中國經濟增長即使不會崩潰，也難以為繼。「中國模式派」——則主張通過強勢的政府積極干預市場來達到經濟發展的目的，他們認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速度、策略完全正確或者基本正確，他們尤其欣賞中國的政治體制。自由派的政治觀點倒不盡一致，有主張政治上搞民主的，也有主張先搞法治建設的。中國模式派雖然也承認中國還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認為基本上都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正常問題，只要假以時日，都能夠得到比較好的解決。我之所以用中國模式派而不是用中國模式派這個稱呼，是因為也有學者承認有所謂的「中國模式」，但對這個模式持批評的態度，並不保皇。

自由派在國內學術界可能佔了主流地位，他們關於中國需要繼續改革開放的主張或許不錯，但是他們通常缺乏全球比較的觀點，因此不能解釋、甚至沒有想過為什麼中國比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增長更快，包括那些比中國市場化程度更高的發展中國家。自由派也做比較，但通常只與西方發達國家比、只與書本中的市場經濟模型去比。問題在於: 如果只要自由開放就能夠實現快速的經濟增長，那麼很多國家的經濟發展都應該不輸於中國，但事實並非如此。

中國模式派在學術界雖然地位不高，但近年來他們觀點的影響在上升，尤其為官方所喜愛。與自由派相比，中國模式派有全球比較的視角，他們不僅看到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種種弊病，還看到發達國家的不足，由此倍加欣賞中國所取得的成就，並將之歸功於中國獨特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也就是所謂的「中國模式」），包括強勢威權的政府、國有民營共存的混合經濟以及對市場和產業的積極干預。但是， 中國的體制真的像中國模式派所說的那麼獨特嗎？畢竟二戰結束以來的七十年里，搞過威權政府、混合經濟和市場干預的發展中國家不在少數，卻沒有幾個國家或地區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持續的高速增長，可能只有韓國和台灣是例外。

中國的高速增長是東亞奇蹟的一部分

中國並不是世界上唯一保持過三十多年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在這之前，還有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也曾經有過類似的增長經歷，而且都先後加入了發達國家和地區的行列。在解釋東亞的增長奇蹟時，有幾派觀點，其中有一個可以稱之為「發展型政府」派，強調政府干預在經濟發展中的關鍵作用，認為東亞的經濟騰飛是強勢政府推動符合本地情況的產業政策的結果。這一派學者中的經濟學家較少，多數是政治學家和東亞問題專家。他們的理論深度和實證研究水平要比中國當今的中國模式派高明很多，值得後者認真學習。但是，「發展型政府」派與中國中國模式派一樣都不能解釋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發展中國家曾經積極干預過而且現在還在干預經濟，但只有東亞的幾個國家和地區（也就是當年的日本、韓國和台灣以及現在的中國大陸）干預成功了。他們的理論也不能解釋為什麼干預程度較小的新加坡和作為自由市場典範的香港同樣實現了經濟騰飛。

與發展型政府派相反，自由派經濟學家認為東亞奇蹟恰恰證明了以私有製為主體的、出口導向的市場化經濟體制可以讓任何國家脫貧致富；其他發展中國家之所以沒有實現經濟騰飛要歸咎於其錯誤的制度和政策，它們要麼採取了以進口替代為導向的、國家過度干預的工業化策略，要麼是搞了國有化和計劃經濟。

自由派的這些觀點聽上去不無道理，但是他們不能回答為什麼世界上一百多個發展中國家只有幾個東亞國家和地區採取了正確的政策。更令人不解的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從1980年代以後都放棄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政策，推行了私有化、市場化的經濟改革，然而，無論是拉美還是非洲國家，過去二、三十年的增長速度並沒有比1980年代市場化改革之前更快，事實上還更慢了。

表一比較了1961-1985年間與1986-2010年間的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人均GDP增長率，拉美和加勒比地區由年均增長2.4%降到1.25%，中東和北非的發展中國家由2.99%降到1.67%，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則由0.97%降到0.6%。我列舉這些數據不是想證明市場化改革是導致這些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減慢的原因，畢竟1986年後整個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發達的經合組織（OECD）國家的增長率由1985年前25年的3.14%降到了後25年的1.78%。但這些數據最起碼說明自由派的市場化改革並沒有給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帶來經濟奇蹟。改革開放即使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也遠非充分條件。中國歷史上，清朝實施的並不是中央計劃經濟，而可以說是以私有製為主體的市場經濟，但在清朝統治的近三百年里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距離卻越拉越遠。

西方一些主流的自由派經濟學家對拉美和非洲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表現不佳的解釋是這些國家的市場化改革還不夠徹底，相關的一些制度也沒有建立起來。但是，用同樣兩個時期比較，中國的增長率由1985年前的4.69%上升到之後的8.91%，印度的增長率則由1985年前的1.61%上升到之後的4.62%。中國和印度增長的加速當然都與市場化改革有關，但根據國際上有名的兩家智庫對世界各國經濟自由度的排名，中國和印度都是靠後的，不只是遜色於拉美國家，比很多非洲國家還不如。

表二列出了一些國家的經濟自由度和國家治理能力的排名及其經濟增長的情況。這是我根據幾組數據整理出來的一個表格，幾個指標都齊全的國家（或地區）總共有130個，其中，香港和新加坡在兩個智庫的經濟自由度排名上都是前兩位，非洲的查德則在130個國家（地區）中墊底。中國在經濟自由度和國家治理能力上的排名與印度和海地處於同一個水平，不僅遠遠落後於墨西哥、牙買加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還落後於烏干達和馬里這樣的低收入國家！

自由派經濟學家可以用表二中的排名來說明中國離自由市場經濟的距離有多遠，中國是多麼急切地需要繼續改革。但他們似乎沒有注意到，儘管如此，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是全世界最快的。印度的經濟自由度及國家治理能力的排名與中國一樣屬於倒數，卻也是過去二十年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之一。因此，中國模式派可以從同樣的數據中可以得出與自由派正好相反的結論，即過分的自由不利於經濟發展，中國的威權政府、強勢干預和混合經濟恰恰是中國經濟比別的國家增長更快的原因。

注釋：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和加拿大的菲沙學會（Fraser Institute）是兩家有名的主張自由放任經濟政策的保守派智庫，他們每年對世界各國的經濟自由度進行打分排名。這兩家機構的經濟自由度指數的構成非常接近，包括法治和產權、政府大小、監管效率、市場開放程度和宏觀穩定性。世界銀行發布的國家治理指標（World Governance Indicator）包含了六個方面，即民主與言論自由、政治穩定程度、政府效能、監管質量、法治程度及對腐敗的控制力。這裡的排名是根據這六個方面的指標的簡單平均值做出來的。人均GDP的增長數據來自於世界銀行的世界發展指標資料庫。

然而，如果我們把130個國家的數據放在一起看，就會發現各國經濟自由度的排名與經濟增長率其實沒有什麼相關性。自由派當然是堅信經濟自由促進經濟增長的，他們也許會說表二的數據並不一定說明經濟自由度與經濟增長沒有關係，而是說明這些智庫給出的指標不能真正反映各國經濟自由的程度。但這樣的辯護也有問題。一方面，花這麼大力氣製作這些數據的人和機構顯然相信經濟自由是發展經濟的關鍵，不然他們也不會去做這件事。如果連這些人得出的經濟自由度的指標與經濟增長都不相關，那真的可能說明這種相關性並不存在。另一方面，如果說目前還沒有能夠準確反映經濟自由度的指標，那麼自由派的觀點就還只是個停留在理論層面的信念，並沒有得到足夠的經驗證據的支持。

雖然並不是經濟越自由，增長速度就越快，但顯然也不是自由度越低，經濟發展就越好。不管是自由派、中國模式派還是「發展型政府派」都同意，中央計劃、閉關鎖國的經濟體制一定是不行的，極端不自由的經濟不可能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在摒棄計劃經濟的大前提下，經濟自由度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就非常微弱了，不存在一個最有利於增長的經濟自由度，發展中國家在促進增長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似乎沒有模式可循。雖然在所有的發達經濟體里，政府對市場的直接干預都不是很多，支撐市場經濟的制度質量也都非常高，但這可能是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的結果而不一定是其經濟發展的原因。

東亞奇蹟的文化解釋

關於東亞奇蹟，除了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從制度和政策的角度去解釋之外，還有一種文化派的解釋，1980年代在人文和社會學界頗為流行。文化派認為儒家文化的一些特徵如強烈的成就動機、勤儉節約、重視教育等是東亞經濟成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文化派的觀點可以追溯到社會學的老祖宗馬克斯·韋伯。韋伯認為歐洲十六世紀開始的基督教改革所產生的新教倫理是資本主義在歐洲新教國家興起的原因，他還特別解釋了為什麼中國儒家文化產生不了資本主義。但是另一方面，韋伯也指出儒家文化可以很有效地學習資本主義的做法。

不過，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削弱了文化派的聲音和影響。大多數經濟學家雖然在私下也會和普通人一樣大談國家、民族乃至各省之間文化的差異，但對用文化來解釋經濟發展卻是非常不屑的，覺得文化論是一種膚淺的、經不起推敲的理論。畢竟同文同種的南韓和北韓、港台和大陸在發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不是制度的影響又是什麼？同樣的中國人，1978年之前和之後的經濟發展速度迥異，無疑乃制度變化所致。

其實，絕大多數持文化派觀點的學者都不認為文化是唯一的決定經濟發展的因素，都承認制度和政策因素的影響。但他們強調，承認制度的作用不等於要否定文化的重要性。現在幾乎沒有幾個人還相信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更有利於經濟發展。但是同樣是計劃經濟、同樣是市場經濟、同樣是混合經濟，各個國家在經濟發展的速度上還是存在巨大的差異，用制度和政策很難解釋這種差異。日本、東亞四小龍和中國大陸在各自快速發展階段所實行的政治經濟體制都不盡相同，但同樣實現了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把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遠遠拋在後面。在東南亞，同一個國家內部，華人的經濟成就平均都高過其他民族。事實上，根據兩位年輕的經濟學家韋志超和孫昂的一個研究，東南亞各國（地區）的人均GDP與華人佔總人口的比例成高度的正相關關係；不僅如此，馬來西亞國內各省的人均GDP與華人的佔比也是明顯正相關的。這些事實顯然不能簡單地拿制度和政策的差別來解釋。

作為經濟學家，我認為文化派的軟肋不在其基本觀點有什麼不對，而在其嚴謹、定量的研究不足。即使是定量的文化研究，也容易輕率地將文化特徵與經濟結果的統計相關性看成是因果關係，而對同樣影響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其他因素如初始條件（氣候地理、生態環境、種族結構、教育水平等）以及制度和政策的影響等考慮不夠。可喜的是，過去十幾年來，國際上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已經開始通過更加嚴謹的定量方法來研究歷史文化傳統對經濟發展的影響。這些研究最終就是要回答如下的問題：世界上為什麼一些國家富裕而另外一些國家貧窮？為什麼二戰以後的數十年里有些國家發展很快，但更多的國家發展緩慢？

多年來，發展經濟學家一直在尋找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發展的藥方，但至今可以說還是徒勞無功。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日本、東亞四小龍和中國大陸都沒有世界一流的發展經濟學家，經濟卻發展得很好。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流行的一個共識是：發展中國家必須通過保護本土的「幼稚」產業而實現工業化，這就是所謂的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這個策略雖然也讓一些發展中國家獲得了一定的工業基礎，但未能給予它們經濟持續增長的後勁。發展經濟學家曾經還有一個共識，就是落後國家要想工業化就必須提高投資水平和教育水平，資金的缺口可以通過外國資本或者援助來彌補；但結果不僅沒有創造奇蹟，反而使得一些發展中國家過度依賴外援和外資，導致貿易赤字嚴重、外債過多，甚至引發債務危機、貨幣貶值和惡性通貨膨脹。到了八、九十年代，私有化加自由化的改革和市場制度的建設成了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在經濟發展戰略上開出的藥方，後來被總結成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但結果並不理想，沒有照搬華盛頓共識的中國和印度增長得很好，而實施市場化改革力度更大的一些拉美國家卻增長緩慢。

市場化的改革開放是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中國為什麼比其他國家增長更快的原因。中國的威權體制、市場干預和混合經濟同樣不是中國增長更快的原因，更不是中國增長的必要條件。中國增長之謎與中國特定的政治和經濟體制關係可能不大，而與東亞增長之謎一樣，其答案更可能在於東亞人民崇尚勤儉、尤其是重視教育和學習的傳統文化，是這個共同的文化使得東亞國家和地區在物質和人力資本的積累速度、特別是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能力上超過了其他發展中國家。這樣的結論聽上去也許並不新穎，但是要證明這一點卻不容易：何以見得是文化而不是其他什麼原因（如地理、氣候、人種、智商等等）呢？何以見得別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崇尚勤儉和學習的文化呢？另外，如果傳統文化真是中國發展更快的主要原因，這是否意味著中國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已經不是必需的呢？是否也意味著政治體制無論怎麼變都不會從根本上影響到中國的經濟發展呢？是否還意味著中國也將會像其他幾個東亞經濟體一樣最終順利進入發達國家的行列呢？這些問題要留待後續的文章來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