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明治維新與中國的戊戌變法 續三

藤原道長（966-1027年）先後把四個女兒送進天皇后宮，生下後一條、後朱雀和後冷泉三代天皇，但是藤原賴通和藤原教通兩代送進後宮的女兒卻沒有生下皇子，藤原氏因此失去了外戚政治地位。藤原教通是藤原氏最後一位關白，從藤原良房到藤原教通，藤原氏子孫七代擔任攝政、關白職位一百八十餘年。白河天皇時，關白師實已經不再能掌控朝政了。「同時公卿中村上天皇的後裔久我源氏迅速崛起，白河天皇退位時左大臣是源俊房，右大臣是源顯房，都為久我氏所佔據。」（《日本史》第153頁）所以，儘管不再有攝政和關白，天皇究竟收回了多少權力仍然是個疑問。不過，自白河天皇退位成為上皇時起，天皇依然是形同虛設，因為上皇又把持了朝政。白河上皇監政43年（77歲崩），歷經掘河、鳥羽和崇德三代天皇，其後的鳥羽太上皇監政28年（54歲崩），也是歷經三代天皇，後白河上皇監政33年，歷經五代天皇。因為上皇的住所成為院，他下達的旨意稱為「院宣」，比天皇的詔敕、宣旨還重要，所以坂本太郎把從白河天皇退位（應德三年，1086）到安德天皇末年（壽永四年，1185）這段時期稱為院政時代。

或許是在三位上皇都出家皈佛（稱法皇）的影響，或許是寺廟財富的吸引，這一時期皇族和貴族子弟也都紛紛進入寺院，使「僧侶社會也像朝廷一樣，成了一成不變的門閥世襲之地」。（《日本史》第155頁）這些人憑藉特殊身份成為僧侶團體的上層人物，再加上寺院所擁有的僧兵，就成為影響社會的一股政治力量。「寺院竟儼然是一個武裝集團，連專門習武的武士勢力，也要為他們的向背所左右。」（《日本史》第156頁）坂本太郎稱此為寺院的世俗化，即上層僧侶的貴族化和武裝化成為世俗社會的延長。

院政時期日本社會出現的另一變化就是「武家的興起」。所謂「武家」實際上就是地方武士集團，因為這些武士是職業戰士。以前日本也是從農民中徵召士兵，自桓武天皇起改為從郡司子弟和有位階者中徵召，於是出現了職業士兵，也就是武士。而武家指的是擁有武士的地方貴族，他們的興起指的是他們逐漸進入朝廷掌控政治權力。因為此前都是中央貴族失勢後移居地方，現在則是下層貴族逐階爬升進入中央朝廷。「武家在前一個時代已從各地興起，並蓄積了力量，到這時代，強有力的武士大都集中到中央，擔任軍事、警察等職務，出入於朝廷、貴族之間，並逐漸在朝廷中佔有一定地位，取得了政治上的發言權，多次參加政變。」（《日本史》第156頁）這一時期最活躍的武家是源氏和平氏，他們都是皇族後裔。

源氏指的是青和天皇之孫經基後裔的清和源氏。經基之子滿仲在朝廷充當武官，在攝津經營許多田莊。「在安和之變和花山天皇遜位等事件中極力效忠藤原氏，鞏固了源氏的地位。」（《日本史》第157頁）其子賴光、賴信等人繼承父業，討好攝關藤原氏。賴信任甲斐太守，平定平忠常之亂，因功升到四位，任美濃太守。其子賴義任陸奧太守、鎮守府將軍。陸奧豪族安倍賴時父子叛亂，賴義率子義家、義綱等苦戰十二年（1051-1062）平定，義家因功出任陸奧太守。其後出羽豪族清源氏內訌引起奧羽大亂，被義家平定（1083-1087）。雖然兩次平亂大大提高了源氏在東國的威望，但朝廷和貴族對義家仍十分反感。「義家在各國經營的莊園也奉敕停在下來，人民捐給義家的田契也遭到查禁。就是說，武家雖有實力，政治上還要受制於公家，義家也沒想要擺脫出來。……義家諸子中，有的早亡，有的獲罪受到處分，沒有繼承父親武名的人，只有孫子為義為養子勉強繼承家業，源氏的發展至此陷於停滯狀態。這時平氏又在中央恢復其勢力，取代了源氏。」（《日本史》第157頁）

桓武平氏自平將門之亂後，將門的叔父良文、良茂等的子孫紛紛從關東移居東海。良文孫輩的忠常於上總、下總之間耀武揚威，最後發動叛亂，襲擊了安房國府。源賴信擔任討伐使前去平亂，忠常投降，在押解去京都途中病死。於是平氏勢力日漸衰落，上面所說的源氏就趁勢取而代之了。等到源氏衰敗，平氏在院政時代勾結院相，一改過去蔑視朝廷的作風。平氏的正盛是貞盛的後裔，他在伊賀和伊勢擁有領地，還在朝廷中擔任檢非違使、隱岐太守等職。他把自己的私領山田村、鞆田村獻給白河法皇的女兒，謀得警衛太上皇宮院的北面武士職位。通過捐獻幫助上皇建造寺廟，獲得連任太守的機會。其子忠盛也不遜其父，歷任西部各國太守。到忠盛嫡子清盛時，十二歲就敘五位，擔任左兵衛佐。此時的平氏已不是單純的武家，能與上層貴族為伍了。其後，清盛擔任內大臣、太正大臣，家族子弟也都在朝廷做官，一族中有公卿16人，貴族有30餘人。清盛之女嫁給高倉天皇，所生皇子言仁親王3歲即位成為安德天皇（1180-1183年在位）。由此可見，清盛在效仿藤原氏控制朝政的套路。在地方上，平家控制了三十餘知行國。所謂知行國是平安中期以後實行的一種政治制度，即朝廷將某一地區的國家權力授予皇族、公卿或寺社，稱為知行國，其首腦稱為知行國主，他享有該地區的賦稅收益、官員任免等權力。實際上就是重新確立了大化革新之前的封建制度。但是，清盛在掌控朝政期間，手段過於激烈，譬如因不滿後白河法皇而將其幽禁，將關白等42名朝官免職流放，斷然遷都福原，火燒三井寺、東大寺和興福寺等。結果在其掌權二十餘年後被推翻，從而導致日本進入了一個新的政治時代，即幕府時代。

縱觀大和朝廷八百年的政治歷程，我們發現，雖然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中國和朝鮮的影響，但其政治文化卻是自我發展的結果。

首先大和國家的建立就是一個部族聯合體。在大和內部，不同氏族靠著宗教紐帶聯繫在一起，所謂天皇（後來的稱呼）可能只是宗教領袖，並沒有佔據絕對統治地位；後來在擴張過程中，主要是以其他部族的臣服建立起政治權威，所以臣服的部族依然保持其原有的氏族權力。因此，這樣建立起來大和國家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政治妥協的產物，而不是武力兼并的結果。

其次，大和國家建立後，大和氏族內部爭鬥不已，直到公元六世紀末，蘇我氏弒殺天皇掌控朝廷後，開始了加強朝廷權力的立法，聖德太子頒布的律令和其後的大化革新就是這種嘗試。但是天皇的政治權威從未建立起來，一直是權臣蘇我氏和後來的藤原氏掌控朝政，以公地公民為代表的政治改革因其缺乏政治基礎最後不了了之。

再次，自奈良時代開始，在墾荒政策的鼓勵下土地私有化重新開始，公田也開始私有化，地方豪族的實力開始增長。其後，皇族和中央貴族以及寺社都不斷得到朝廷賜予的莊園，權貴又得到免租特權，致使小地主紛紛依附權貴逃避國家租稅。

最後，平安時代中期以後實行的知行國制度更加強了皇族後裔在地方上的政治權力，使得封建制度得到進一步發展。雖然平安後期，上皇排擠攝關取得掌控朝廷的權力，但這只是中央貴族的衰落，並不代表皇權的加強，因為知行國制度已經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權力。

由此可見，儘管日本從中國和朝鮮學到了以佛像為代表的思想文化，但是大和朝廷的政治體制卻基本沒有受到多少影響。日本的封建制度與中國的商周時期也不盡相同，與西歐尤其是英國的封建制度也有所差異，它是日本政治生態自然發展的結果。日本封建制度的最大特點就是，皇權和中央貴族的沒落與地方貴族勢力的強大。雖然這看起來與中國的西周有些相似，但是日本天皇卻享有宗教上不可替代的權威，儘管偶爾出現弒殺和幽禁天皇的事例，但從未出現取代天皇的情況。與西歐的差別是，天皇的經濟和政治實力都太弱，朝政基本上是由權臣來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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