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僅是為了解決矛盾 還要把關口前移 預防為主

個孩子徐文斌撞到，導致臉部左眼下方1厘米處撕裂性創傷。 在與徐文斌的父母溝通無果後，2009年9月初，曹紅娟一紙訴狀將徐的父母告上寶山區人民法院。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寶山區法院委託寶山區聯合人民調解委員會(簡稱「聯調委」)進行調解。 調解員楊秀芬開始在和曹紅娟接觸時，曹紅娟的情緒一度十分激動，話未出口淚先流，表示不願意調解，希望法院能夠儘快判決。 楊秀芬開導曹紅娟，「如果法院硬性判決的話，賠償費用也不一定比調解數額高，同時法院判決要以司法鑒定意見書為準，如果能降低賠償要求，與被告達成協議，可以省下一筆鑒定費。」 楊秀芬接著指出厲害關係，「法院如果判了，你們就結成冤家，在一個小區住，低頭不見抬頭見的，還是和解的好」。 這番話也正是曹紅娟所擔心的。經過幾番來回調解，終於使原被告雙方在人民調解室達成協議，被告一次性給付原告5000元人民幣，並由寶山區法院出具民事調解書。 2010年9月8日，高斯民的爺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法院調解完不久，被告就把賠償金給付了，並且兩家關係也沒有鬧僵。 剛從法院退休不久的法官、寶山區法院調解工作室王姓調解員據此說，有的當事人實際上是礙於面子才去法院起訴的，調解在某種程度上照顧到了雙方面子，使矛盾不至於繼續惡化。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確立「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後，在學術界曾一度引發爭論。有學者發表文章稱「調解將弱化法治」，甚至更有學者批評說「調解優先，公平退後」。 對糾紛解決機制頗有研究的上海交通大學法學院教授王福華表示，如果法院處理糾紛過多使用「調解」方式，那麼法院「判決」這種司法公共產品就會減少，從而導致法官審判經驗減少，甚至會出現一些法官為了規避問題，就會犧牲公平正義。 在採訪中，一些法院人士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最高法院的工作原則由原來的「當調則調、當判則判」轉為「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可以理解為是對「唯法治論」的糾偏，大調解是化解法治後遺症的。 權宜之計？ 8月28日《人民調解法》通過大會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民法室副主任扈紀華對「大調解」也進行了定義：是指人民調解、司法調解和行政調解，它們都是通過第三方介入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糾紛，通過疏導、說理來解決糾紛，達成協議，矛盾得到解決的一個方式。 扈紀華表示，在有些地方，「大調解」已經開始摸索、試行、實踐。在一個時期的實踐基礎上，總結經驗，再考慮相關的立法問題。 9月6日，司法部基層工作指導司司長王珏向《中國新聞周刊》表示，按照中央的要求，大調解是中央政法委布置的一項黨的工作，是為了維護穩定的需要。 「多元化的訴求，需要多元化的解決方式。」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研究中心主任范愉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大調解」要改變的是過去在社會治理方面過分依賴「法律至上」，希望當事人自身參與，採用靈活的方式，改變法律的僵化。 「現在的制度特點就是各自為政，比如司法部門、行政部門、民間解決糾紛都是獨立的。相互之間在一定時候是有競爭的，為了擴張自己的權力去爭奪，配合不夠。」范愉認為，「大調解」使各部門形成合力，比如由政法委牽頭，使相對獨立的系統得以整合。它最大的好處就在於形成一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不是單純地把糾紛放到法院去，靠司法解決問題。 有些人擔心，過多強化調解是否會導致法院社會化的傾向。王福華介紹說，這種擔心在其他國家同樣存在，以法治著稱的美國為例，近幾年90%以上的民事案件沒有進入庭審程序，而是通過訴外和解和訴內調解處理，美國學者對審判衰弱化也表示很擔心。 「現在有些地方推行的『大調解』模式值得商榷。」王福華進一步說，「這種模式不值得推崇的地方在於它沿襲了全能體制國家的傳統，被國家權力牢牢控制，用盡所有的物質、經濟、組織的資源。」 王福華通過翻譯有關全球糾紛解決機制的國外法學著作發現，國外更加註重強調調解組織的非營利性、中立性和自主性。 因此他認為，調解可作為轉型時期的權宜之計加以利用。「西方發育相對成熟的市民社會，市民調解和社會化調解是市場運作、引入社會力量加以調節，非營利部門參與。而我們國家距離市民社會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吳志明頗不認可「權宜之計」的說法，「作為社會管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國家需要有一個長期的大調解體系。」 「多元化價值觀念迫使現有社會治理模式相應調整。最近中央提出社會管理，要在理念、方法、體制上進行探索創新，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上述中央綜治辦協調室負責人說，「很多社會矛盾糾紛相互交織，有時依靠一個部門解決不了。這些年對大調解的探索還是符合國情的。凡事都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大調解機制在運行機制、責任機制、問責機制上還有待完善。」 鞏固共產黨政權，不能靠空話 ——專訪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吳志明 中國新聞周刊：調解與司法怎樣對接？ 吳志明：上海17個基層法院，之前已經建立了「人民調解庭」(或叫「訴調對接中心」，就是接待化解矛盾的地方)。一開始是長寧區做，以後要求每個區縣建立1500～2000平方米的中心。我們原來有個想法，因為法官不夠用，審理案件的時間短，容易粗糙，能不能把法官任職延長5年。國外65歲當法官很正常，60歲最黃金的時候讓人回家，回家又閑不住，跑到律師事務所幫倒鉤(上海方言謂之「放倒鉤」，就是設圈套)，現在索性把他們留下來，給相應的待遇。 他們帶來的好處是：第一，廉政問題解決了，影響司法公正的因素降低了；第二，現在他是人民調解員，由於過去是法官，他告訴你這個官司打贏的機會有多少，當事人掂量後，就會作出判斷。所以在訴調對接中心，調解的民商事案件已經達到35%，有1/3的案件不進入訴訟程序，減輕了法院的壓力；第三，我們想在基層調解，法院的訴調對接中心和行政調解、專業調解進一步加強，比如醫患糾紛、交通事故、勞動糾紛、物業產權糾紛調解逐步突破。 中國新聞周刊：但有人說，現在倡導「法治」，大調解是「反法治」的。 吳志明：我認為不矛盾。可能在西部，我們的法官不夠用，民商事案件數量很高，法院希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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