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圖書館捐贈史述略?□

李性忠（浙江圖書館 浙江杭州 310007）

摘 要：文章簡要回顧了浙江圖書館百年來的捐贈史，認為圖書館作為公益性單位，社會個人的捐贈非常重要，圖書館也必須將捐贈者載入史冊，教育一代又一代的從業人員。 關鍵詞：圖書館 捐贈

前言 在中外圖書館史上，不乏捐贈者，他們捐資金、捐文獻、捐設備，不一而足，對促進圖書館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如美國鋼鐵大王A.卡內基向美、英、加拿大等國總共捐贈了至少2500所館舍，捐款超過4100萬美元。20世紀初，標誌中國近代公共圖書館誕生的古越藏書樓也是由紹興士紳徐樹蘭個人捐資創辦，服務大眾，後捐獻社會的。浙江圖書館是我國最早出現的省級公共圖書館之一，悠悠百餘年的歷史上，捐贈者眾多。今天，當我們站在大學路閱覽樓前，欣賞這幢在杭州市內已不可多見的羅馬式建築；當我們來到湖州南潯嘉業堂參觀，驚喜於它的園林、建築與藏書；當我們翻閱館藏善本，看到上面一枚枚依然光鮮的私家藏印，都會對它們的捐贈者肅然起敬。我們浙江圖書館一代又一代的工作者應永遠記住他們，記住他們作出的貢獻。 為鼓勵社會個人捐贈，浙江圖書館歷史上曾採取多種措施。如在本館的館報、館刊或編製的書目上刊載捐贈者大名及所捐贈的文獻物品名稱、數量，《浙江圖書館報》第一卷（1927年12月）刊有「捐書諸先生紀念錄」、「本館歷年捐入書籍總報告」。1930、1934、1936年又三次制訂公布「浙江省立圖書館獎勵捐贈圖書版片及文獻物品辦法」，對公私捐贈者分別依價值高低規定了發送感謝狀、鐫名銅牌、像片懸掛本館、特辟專室並以捐贈者名號命名等褒獎辦法。1931年，浙江大學教授章嶔（厥生）遺屬捐贈其藏書20613冊，《浙江圖書館月刊》1卷10期上即刊出章氏遺像，在當時的總館大學路也懸掛了章氏遺像。1999年2月修訂通過的「浙江圖書館文獻採訪條例」專設有第九章「接受捐贈」。 回顧浙江圖書館捐贈的歷史，我認為留存至今影響最大的有三：一是館舍，大學路閱覽樓、南潯嘉業堂藏書樓與周邊園林，都是捐贈來的。二是古籍與善本書。1915年刊印的《浙江公立圖書館保存類目錄》中收錄的善本不到300部。1937年4月，曾印行《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甲編，葉景葵看到後，認為較之南京的江南圖書館，簡直是小巫見大巫。據2002年出版的《浙江圖書館善本書目》統計，館藏善本已達7千餘部，在全國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捐贈是善本增加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三是雕刻的版片。雕版印書，是我國古代的一大發明，20世紀上半葉，這一技術仍為許多人所青睞。今天，放眼全國，沒有一個省級館有浙江圖書館這樣收藏13萬餘片雕版版片的奇觀，而這其中，有4萬餘片是由個人陸續捐贈的。 2. 浙江圖書館捐贈史上的三個時期 追尋歷史的足跡，可把浙江圖書館的捐贈史分為三個時期。 2.1、藏書樓時期 這一時期由於檔案文獻的缺乏，我們對捐贈者知之不多，但捐贈圖書者至少有10餘人，其中浙江藏書樓時期仁和許青卿捐贈乾隆刻本《二十四史》3242卷，約佔當時藏書總量的1/20（當時書樓藏書7萬卷）。 2.2 中華民國時期 這一時期捐贈者踴躍，我們將較有影響的按捐資、捐書、捐版片依捐贈時間列後： 2.2.1 捐資 1917年，湯壽潛臨終遺言，捐資20萬銀圓用於浙江省教育事業。1927年，浙江省政府採納湯氏後人之建議，議決以捐款為建造浙江圖書館之用。 2.2.2 捐圖書 1931年11月，浙江大學教授章嶔遺屬捐贈其藏書20613冊。 1934年，庄澤宣捐贈其先祖庄守齋蘭味軒遺書27箱。 1935年，杭州孫君木捐贈其父孫峻壽松堂遺藏600餘種、2000餘冊，其中包括《武林文獻內外編》、《武林坊巷志》等珍貴手稿。 2.2.3 捐版片 1916年，杭縣譚獻《半廠叢書》版片10種、743塊，由其後人譚鎦捐贈。 1922年2月，杭州汪氏振綺堂後人汪玉年等捐贈先世刊版32種、5761塊。 1923年、1933年，永康退補齋胡宗懋先後二次捐贈家刻《金華叢書》、《續金華叢書》版片合計127種、13981塊。 1933年7月，丁丙後裔丁序之捐贈八千卷樓全部刻版18400塊。 1933年10月，慈溪馮慶瑞家刻《姜西溟全集》版片544塊寄存，後捐贈。 1933年10月，長興詒庄樓王修家刻書版519塊寄存，後捐贈。 1933年，孫峻親自將家藏版片《影宋精刻本乾道臨安志》、《後漢書補逸》、《玉川子詩注》等捐贈，同時捐贈的還有著名的《淳化閣帖》碑石。 1935年，平湖金蓉鏡輯刊的《槜李叢書》版片600餘塊由陸仲襄寄存，後捐贈。 1936年，吳興張石銘輯刊的《適園叢書》版片8187塊，由張芹伯捐贈。 2.3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 這一時期捐贈數倍於前，擇其要者如下。 1950年2月，余翼、余遂捐贈余紹宋寒柯堂藏書及碑帖字畫1萬餘冊（件）。省人民政府授予褒獎狀。 1950年11月，象山陳慶麟捐贈其父陳漢章遺藏，浙館選藏836冊及百餘幅金石拓片，其中包括陳漢章手稿《綴學堂叢稿》。 1951年3月，海寧管大雄捐贈家藏6000餘冊，浙館選藏2338冊。 1951年4月，諸暨余重耀捐贈家藏1377冊，碑帖486張，其中《遁廬叢稿》88冊為自著手稿。 1951年4月，富陽夏振武家屬捐贈藏書，浙館選藏106種、443冊，其中稱善者有朝鮮刻本、明刊本共21種189冊。 1951年5月，寧波李氏萱蔭樓捐贈藏書3萬餘冊。 1951年11月，劉承干捐贈南潯嘉業藏書樓與四周空地並藏書、書版及各項設備。 1952年4月，長興王氏詒庄樓後裔王新將王修寄存本館的書籍悉數捐贈。 1952年6月，海寧朱建新捐贈藏書1萬餘冊，其中明寫本《明穆宗實錄》70卷12冊世所罕見。 1952年12月，餘姚朱公束捐贈其四明樓藏書數萬冊，浙館選藏了101種914冊。 1957年9月，中國作家協會主席茅盾捐贈其散文手稿《雜談蘇聯》。 1957年，張宗祥館長捐贈古籍4048冊、拓片1箱，宋刻本101頁。1961年1月又捐贈手抄書240種、2000餘卷。1965年8月及1987年2月，張珏又捐贈其父張宗祥遺藏的碑帖、字畫及手稿39種、59冊。1987年5月，省文化廳舉行了張鈺捐贈授獎儀式。 1961年1月，陳錫鈞捐贈拓片1萬餘件。 1964年5月，富陽陳碧嶺捐贈郁達夫遺藏800餘冊。 1964年5月，江山李仁捐贈藏書約2300冊，其中古籍居多。 1980年，馬一浮遺書捐贈。 1980年，徐行恭藏書約5000冊捐贈。 1990年6月，陳訓慈捐贈《丁丑日記》手稿3冊和信札148件。 1990年6月，巴人（王任叔）兒子捐贈其父《六橫島》手稿2冊。 1994年5月和1995年10月，香港漢榮書局石景宜先後捐贈港台版圖書共11518冊。 1998年11月，作家王旭烽捐贈其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的作品《南方有嘉木》手稿。 1999年6月，作家汪浙成捐贈小說《苦夏》手稿。 1999年12月，浙江省作協主席葉文玲捐贈其小說手稿5部、散文手稿102篇。 上述所列止於二十世紀末（2000年前）。當然，由於個人掌握資料的不完備，難免掛一漏萬。 3. 浙江圖書館捐贈史上的三個高潮 縱觀浙江圖書館的捐贈史，有三個高潮迭起的時期，一是20世紀20-30年代；二是20世紀50年代；三是改革開放以來。這與當時的社會形勢、學界潮流及浙館的條件等因素是密切相關的，即所謂的天時、地利、人和。 3.1 眾所周知，西方近代圖書館的誕生以1850年英國國會通過英國第一部圖書館法為標誌，我國近代圖書館之產生則是維新變法所推動的，時在清朝末年。進入民國，在1925年前後，以庚子賠款施用於圖書館事業為契機，全國掀起了「新圖書館運動」，這個運動，旨在效法歐美公共圖書館制度以改革和發展中國的圖書館事業，取得了顯著成績。簡單舉幾個數字對比一下：1929年，全國有圖書館1131所，1930年增加到1428所，1935年達到2520所。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我館出現了第一次捐贈高潮。1917年湯壽潛去世時只說將20萬銀圓捐給浙江省的教育事業，未明言捐給省圖書館。十年之後，當他的兒子、女婿籌足款項，正是新圖書館運動蓬勃開展之時，他們提出來捐贈給省圖書館，很有可能是受到了新圖書館運動的鼓舞，認為省館新館建設正當其時。大學路館舍落成，成為總館所在地，館舍條件大大改善。此時又來了一位新館長——陳訓慈，他是位歷史學家，又是位執著於圖書館事業的實踐家，所以當時的浙江圖書館形成了一個良性的循環：新館舍寬敞，新館長能幹，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不但陣地服務工作如常年開放等走在全國前列，而且辦展覽、開講座、設流通文庫等皆成就斐然，在社會上影響巨大，因此，吸引了大批捐贈者。 3.2 20世紀50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初，社會變化翻天覆地，全國湧現了捐贈私人收藏的熱潮。最著名的如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的江蘇常熟鐵琴銅劍樓藏書傳人瞿濟蒼、瞿旭初遵其父瞿啟甲（良士）遺志，先後將家藏宋元明善本72種、近2000冊捐贈北京圖書館。本省的馬敘倫（捐贈給了浙江大學圖書館）、余翼、劉承乾等的捐贈，在全國也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當時主管全國圖書文物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長兼文物局長鄭振鐸說：「化私為公，得為人民所有，實為從來未有之舉。」這句話，是對當時捐獻熱潮最好的概括。當然，如果實事求是地分析，我們會發現這其中也有些藏書家的無奈。一般而言，家道殷實才有財力和可能從事藏書，50年代初，新舊社會交替，所謂革故鼎新，政治運動又無情地一個接著一個，藏書家們的日子實在不好過。這樣說絲毫沒有貶低捐贈者的意思，只是在說明歷史的複雜性。 3.3 改革開放迎來了圖書館事業的又一個春天，館舍硬體的改善及社會對圖書館事業的普遍重視使捐贈又一次出現高潮，如香港漢榮書局老闆石景宜向內地各圖書館捐書，一時成為全國圖書館界的佳話。作家棄筆改用電腦寫作，使手稿漸成稀世文獻，引起圖書館的更加重視。廣大讀者、作者的捐贈，更是無法一一統計，每人次的量可能不大，一、二種，三、四冊，但涓涓細流，可以匯成湖泊大洋。 4. 永遠銘記捐贈者 文人學士、富紳巨賈、藏書名家、平民百姓…，浙江圖書館浩浩蕩蕩的捐贈者大軍由社會各界人士組成，他們有一個共識：圖書館是文明的標誌，是教育、科學、文化的重要陣地，是保存文獻並使文獻永遠留傳後世的最佳場所。他們更有一個共同的願景：化私藏為公有，辦好圖書館，服務全社會。 下面，舉幾位浙江圖書館歷史上的捐贈者事例，以管中窺豹。 4.1 湯壽潛捐贈 湯壽潛（1856—1917），原名震，後改壽潛，字蟄仙，山陰天樂鄉人（現屬蕭山）。清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後任安徽青陽知縣。光緒三十一年（1905）發動旅滬浙江同鄉抵制蘇杭甬鐵路修築權鬥爭。7月，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鐵路公司，任總理。此舉迫使清政府同意全浙鐵路由商民自築。辛亥革命，杭州光復，被推為浙江軍政府都督。1912年1月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被任命為交通總長，未赴任，後改任赴南洋勸募公債總理。湯壽潛喜藏書，所收珍本古籍、名人手稿甚多。1917年湯逝世前，曾有遺言：捐資20萬銀圓於浙江省教育事業，以遂吾恢宏文化之願。1927年，湯子孝佶與湯婿馬浮（一浮）籌足所需經費，建議省政府以其資建造浙江圖書館新館舍，省府遂撥大學路原浙江武備學堂操場為館址，於1931年3月落成新館。湯的捐款十年之後本息達22萬5百51元，這就是大學路閱覽樓的建築費用。劉大白在「浙江圖書館落成記」中說：「湯氏父子，知私有其資，將無幾何時而卒歸於盡，不若公其資於眾，以為恢宏文化之用，為可垂諸永久也；其用心公，其流澤遠矣！」 4.2 孫峻捐贈 在浙江圖書館的善本庫中，有一宋槧精本——《名臣碑傳琬琰集》，這是民國間孫峻的捐贈品之一。孫峻（1869—1936），字極於，號康侯，杭州人。清末貢生，官中書。曾助丁丙編《武林坊巷志》、《武林掌故叢書》、《善本書室藏書》，又與孫樹禮同撰《文瀾閣志》。清光緒十七年（1891）至清宣統三年（1911）管理文瀾閣四庫全書，任書閣董事（相當於今之館長）。文瀾閣四庫全書移交浙江圖書館時，他是主持辦理者。其先祖創設的壽松堂是杭州藏書名樓。創辦者孫宗濂，雍正乾隆間人，藏書數萬卷，因家有喬松，遂名書樓為壽松堂。其子孫仰曾也是著名的藏書家，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孫仰曾應詔進書231種，四庫全書著錄了134種、2481卷，存目近百種。其進獻的宋槧本《乾道臨安志》，世所罕見，乾隆皇帝非常讚賞，在上面題詩後發還，成為一時的佳話。孫峻的藏書處仍以先人之壽松堂名之。由於出身藏書世家，孫峻幼時即好目錄之學。同治十二年（1873）其父得殿本《四庫全書總目》刻本，孫峻私下讀之，見四部書下常載有壽松堂呈獻之書，遂於燈下錄出，不數月積成厚冊。幼時又常聽父言及祖上壽松堂盛況，惟於清咸豐十年至十一年間（1860—1861）太平軍攻克杭州時大多付之劫灰。孫峻長大以後，也許是藏書家的遺傳因子在起作用，特喜藏書，尤致力於搜訪昔日壽松堂倖存之書。1918年，孫家舊藏宋版《名臣碑傳琬琰集》現身滬上，索價2500元。此書原是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孫家呈獻之物，後四庫館發還孫家，於咸豐間散出，書上壽松堂的印記宛然。孫峻百計購回，並請人繪了一幅《歲暮歸書圖》以記其事，俞樾在畫上題詩中稱嘆孫家：「九十萬卷舊收藏，富敵石渠與天祿」。孫峻生前就說過：他所收藏的若留在家中，恐怕不能永護，希望捐贈浙江圖書館，「以與省人士共守」。1933年，孫峻親自將家藏版片《影宋精刻本乾道臨安志》等捐贈浙江圖書館。《影宋精刻本乾道臨安志》是孫氏壽松堂據所藏宋本於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刻的，非常珍貴。1936年元旦孫峻逝世，同年4月其子遵其遺志將八大櫝藏書全部捐贈。 4.3 陳漢章遺藏的捐贈 陳漢章（1864—1938），字倬雲，號伯弢，寧波象山人。 1886年，與章太炎等在杭州詁經精舍求讀於俞樾門下，後問業定海黃以周，於漢學考據、宋學義理，兩所不棄；對當時從西方傳入的學科，如算術、格致、兵農、外交等，也都認真加以研習。1909年京師大學堂慕其名，聘他任教。他到校後見章程有「畢業生欽賜翰林」一條，遂改作學生，入史學門。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清王朝覆滅，京師大學堂改為國立北京大學，也驚醒了他的翰林夢。1913年他畢業後即被聘任北京大學國文、哲學、史學系教授。1926年陳漢章返里，服務桑梓，杜門著述，後曾應聘擔任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兼史學系主任。陳漢章一生自奉儉約，嗇於衣食，酷嗜藏書，只要是研究需要的文獻，一概購備。每到一個地方，搜求遺籍，重金購置，是他的習慣。回鄉時，他每每僱人至黃溪渡挑籮擔書。陳漢章是清末民初的史學、經學、訓詁學大師，章太炎在給他的信中稱讚「浙中朋輩，博學精思，無出閣下右者」。他生前將自己的著作110餘種編為《綴學堂叢稿》，已刊行的僅10餘種，大多未出版。逝世後，遺藏約7萬卷。1950年11月1日，浙江圖書館接到陳漢章的哲嗣陳慶麟的來信，捐贈所有陳漢章的藏書和著述手稿，要求浙館派員前往象山東陳村家中接收。1951年3月，當浙館人員到達陳宅時，見到的是一片狼藉的情景：當地正在進行土改，陳家在當地大概相當富，陳宅成為鄉政府所在地，人進人出，川流不息，藏書、手稿散落一地，慘遭踐踏。所幸的是，經過商談，工作隊同意浙館挑選藏書和手稿，運往杭州。象山東陳村僻處一隅，交通極不方便，經費又受到限制，浙館只選藏836冊及百餘幅金石拓片，其中包括陳漢章手稿《綴學堂叢稿》132冊，其他手稿56冊，親筆批校本308冊，大量的都留在當地，其中不乏佳本，如同文版廿四史、閩版聚珍本叢書、近代各家所刻叢書。浙江圖書館派去的人將其分裝60餘箱，再三囑咐，希望當地文化部門重視這些藏書，予以保管。可惜的是，幾十年風雨，滄海桑田，留在當地的陳氏藏書已無處可覓了。改革開放以來，陳漢章的學術成就日益受到重視，當地為了紀念他，重修了他的墓，編輯了紀念文集，今年，是陳漢章逝世70周年紀念，當地在籌備紀念活動，終於，沉睡在浙館多年的陳漢章的著作有望得到出版。如果沒有當時其兒子的捐贈，如果當時浙館沒有重視這一捐贈，不派人前往挑選接收，今天我們恐怕再也見不到陳氏的學術成果。 4.4 管大雄捐贈 管大雄，生平不詳，海寧人。1951年3月，浙江圖書館派員赴海寧路仲鎮管宅接收捐贈，管大雄捐贈的藏書共計6000餘冊，浙館僅精選了2338冊入藏。當時，張宗祥先生正長浙江圖書館，他也是海寧人，估計他與管大雄是熟悉的。在接受捐贈後，張館長揮毫題寫了「保障文獻」四個大字的匾額贈送管大雄以示感謝。管大雄藏書以管庭芬手稿和鄉邦文獻為特色。管庭芬（1797—1880），海寧路仲人，字培蘭、子佩，號芷湘。博覽群書，擅詩文，善畫山水，尤擅蘭竹，精於鑒賞校勘，熱心鄉邦文獻的收集整理，是清代一位著名藏書家、書痴，其《典衣買書歌》有「貧居陋巷無所求，願與名籍同生死」之句。曾協助錢泰吉纂《海昌備志》，為蔣生沐編《別下齋書畫錄》。據《海昌藝文志》所載，其著述有19種。在管大雄捐贈的圖書中，有一部《管庭芬日譜》，也就是管庭芬的日記，是非常難得的手稿。管庭芬自嘉慶二十年（1815）18歲時開始寫日記，至同治四年（1865）69歲時止，凡51年，未嘗間斷。日譜嘉慶二十四年前的並為1冊，其後每年1冊，共有47冊。管庭芬卒於光緒六年（1880），享年84歲，如果他晚年仍保持寫日記的習慣，則當有十餘冊他的日譜散佚了。 4.5 萱蔭樓藏書的捐贈 李慶成，字連璇，寧波人，上海圖書館退休職員。1927年，其母方夫人以4萬銀圓購得蔡鴻鑒遺留之墨海樓藏書，遂辟其軒之東樓為藏書之所，以李慶成為樓主，額曰萱蔭樓，意在以蔭其子慶成及其後世，樓名中透露出深深的母愛。1932年夏，延聘人員對藏書加以整理，將3000餘部古籍按經史子集分門別類，存放於236隻櫥內。編有《萱蔭樓李氏藏書目錄》12卷。原來，蔡氏曾孫曾向李氏錢莊透支白銀10萬兩，但經商失敗，遂將所有家藏典籍沖抵4萬兩。而蔡氏墨海樓的藏書又多得自清鎮海姚燮大梅山館的藏書，很有特色。1951年4月，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到寧波視察文物保管工作情況，得知李氏萱蔭樓藏有明刊原本《天工開物》，異常興奮。明代宋應星著的《天工開物》較全面系統地記述了中國古代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技術及經驗，並附有大量的插圖。初刊於崇禎十年（1637）。300多年後世上已找不到完整的本子，文獻學家、科學家們上天下地，都在尋覓，鄭振鐸無意中在寧波得知這一消息，當然很興奮。他馬上到李宅去探訪，但重門深鎖，李氏一家時居上海。於是鄭振鐸又到上海找李慶成，商妥捐贈之事。5月，鄭給浙江省文教廳和浙江圖書館的領導寫了三封信，作了全面的指示和安排。鄭在信中說：「寧波李慶城先生藏書極為豐富，史料尤多，經我在滬和他本人面談，已允全部捐贈給人民政府。此事極為重要。」5月14日，浙江圖書館副館長徐韜赴滬當面聽取鄭的指示。26日，在鄭的親自安排下，李慶城與其母方夫人由華東文化部郭若愚陪同，自滬來杭，邀約浙江圖書館派員赴甬，點收提運。31日藏書啟運，當時裝了236箱，三大輛卡車。 4.6 嘉業堂捐贈 嘉業堂主劉承干（1882—1963），字貞一，號翰怡，湖州南潯人。清光緒三十一年（1905）中秀才，1911年攜家定居滬上。劉承乾的祖父劉鏞出身貧寒，後經營蠶絲髮家，涉足鹽業、金融、房地產，成為南潯鎮的四象之首。劉鏞的大兒子劉安瀾年紀輕輕就撒手人寰，無子，劉鏞就讓二兒子劉錦藻的大兒子劉承干過繼大房，當劉鏞去世時，劉承干便以長子孫的身份繼承了大筆財產，一夜之間成為豪富。劉鏞出身草根，對門第太低耿耿於懷，因此相當重視子孫的教育，期望他們有朝一日金榜題名，光宗耀祖。這使劉承干從小就受到中華傳統文化的熏陶，埋下了深深的愛書、藏書的情結。他從1910年開始聚書，1924年在故鄉南潯建成嘉業藏書樓，全盛時，藏書近60萬卷，18萬冊。他不但藏書，還大量刻書，在近代出版史上，他是位有影響的出版家。抗戰時，南潯淪陷，他的藏書精華陸續散出。1951年11月19日，劉承干致函浙江圖書館，將藏書樓與藏書、書版連同花園及各項設備捐贈。 劉承干全家早已定居上海，他為什麼將嘉業堂捐贈給浙江圖書館？分析起來，有這樣幾點原因：1、愛鄉的情懷。大凡藏書家都有愛鄉的情結，劉承干在長期的藏書刻書生涯中，對故鄉的文獻特別重視，地方文獻成為他藏書刻書的一大特色。1924年嘉業藏書樓在南潯落成的時候，他已在上海生活了十餘年，但是他忘不了故鄉，仍然把藏書源源運回南潯書樓。2、對浙江圖書館有深厚的情感。舉二件事例說明：1922年張宗祥先生赴滬募捐籌款第三次補抄文瀾閣四庫全書，劉承干連同其父劉錦藻慨然認捐1000元，為發起人之一，兼評議幹事。1936年浙江圖書館舉辦浙江省文獻展覽會，劉承干送展嘉業藏書樓所藏稿本、批校本、抄本等48種，傾力支持，是送展較多的浙江私人藏書家。3、與當時的館長張宗祥先生有深厚的友誼。除上述補抄文瀾閣四庫事外，他們之間的交往還很多，比如說，1927年張在上海生活過一段時間，每天從事抄校古籍，其中的《罪惟錄》，就是向劉承干借的；再比如說1929年，應劉承干之請，張幫劉錦藻完成了《皇清續文獻通考》中的地理志。後來的歷史證明，劉承干捐贈給浙江圖書館確實眼光獨到，如果不是由浙江圖書館管理，在後來的風風雨雨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嘉業藏書樓將受到嚴重破壞，今天是否還存在都很難說。劉家在南潯有大量土地，屬大地主，當地土改時有沒收嘉業藏書樓分給貧下中農的呼聲，如果把書樓當地主的財產瓜分了，書樓就不復存在了。 4.7 朱建新捐贈 朱建新，海寧人，字劍心，工書法，精於金石學。曾任商務印書館函授部編輯，在汪偽政府里任過職，1950年前後在上海中專學校教書，以後的經歷不詳。有《金石學》、《孫過庭書譜箋證》出版行世，影響頗廣。朱建新寓居上海，其留在海寧故鄉的藏書有1萬餘冊。鄭振鐸對朱家藏書非常重視，他在關於李慶城捐贈藏書的信中，一再對浙江省文教廳長劉丹、副廳長俞仲武、浙江圖書館副館長徐韜交待：「朱建新家藏書，已由其本人允交人民政府保管。」「朱劍心家的藏書，也須派人去整理，編目。他本人已見到，僅索取若干酬報，即可捐贈。」浙江省文教廳根據鄭的意見，即與海寧縣人民政府取得聯繫，知悉朱家藏書已有散失，為此縣裡採取措施，將尚存的近1萬冊書運到縣文化館集中保管，但因無專業人員，無法整理。省文教廳得知後，責成浙江圖書館對朱家藏書提出處理意見。在這個過程中，1952年5月20日，浙江圖書館收到了朱建新的捐贈函：「謹啟者：寒家先世藏書及本人自置圖書約壹萬冊左右自去年6月10日由海寧群眾文化館全部裝去，迄今期年，未聞如何處理。茲願將該項圖書全部捐贈，即請派員移運到杭，以免散失，無任感荷。」不久，我館就派人前往海寧，整理、挑選、接收，完成了朱建新藏書的捐贈，朱建新藏書中有不少善本，尤其難得的是其中的明寫本《明穆宗實錄》70卷12冊，世所罕見。 4.8 王修藏書捐贈 王修（1898—1936），字季歡，一字修之，又字雲藍，號楊盦，長興人。卒業於浙江私立法政學校，旋留學日本，回國後任北平政府財政部僉事。1925年南歸寓滬，組織以研究金石為宗旨的巽社，創辦《鼎臠》美術周刊，次年創設王家印刷廠，主持者為地下黨員錢一飛。1927年4月8日，該廠因印刷「打倒新軍閥蔣介石」傳單，為人告密，錢一飛被捕犧牲，王修隻身易服潛往日本避難。後回國居杭州錢王祠路八十號（今南山路西），藏書之處名詒庄樓。編著有《楊庵集》、《詒庄樓書目》等十餘種。 王修出身書香門第，在長興故居有仁壽堂，藏書甚豐，1932年王修回去小住，一次深夜持燭覓書，不慎失火，仁壽堂藏書付之一炬。詒庄樓之得名，是因在1922年王修任職北京財政部的時候，琉璃廠書商給他送來了明刻《古蒙莊子》，索價很高。王修披覽之下，發現此書竟是其七世祖官蒙城時所刻，驚喜莫名，因此決定書樓名詒庄，「追懷祖德」。王修居北平期間，常與夫人往琉璃廠搜書，每遇明以前刊本、名家抄校本、日本、高麗刻本而中國罕見的，都不惜重值羅致。所以他藏書的特點是：宋元明三代槧本、高麗、日本刻本。王修的藏書生前有二次大的損失，一次是仁壽堂的失火，一次是在上海時王家印刷廠的事件。也許有鑒於此，王修1933年12月將詒庄樓明版藏經4332卷、家刻書版519塊寄存浙館，1934年4月，他與浙館訂立協議，又寄存善本736種、4089冊。浙江圖書館也曾辟「長興王氏詒庄樓寄存善本室」專門收藏。1936年王修去世。1937年，為避戰火，王修寄存的古籍與浙館的善本一起，輾轉搬遷建德、永康、麗水等地，至抗戰勝利才回歸杭州，得以完整保存下來。1950年11月，王修的兩個兒子王傅、王任以紀念先人為由，提去了寄存圖書中的珍本99種774冊，並與浙館重訂協議，載明續寄5年。1952年4月24日，浙館收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高級步校訓練部政治處來函，云：「茲有本校教員王新呈來長興王氏詒庄樓寄存你館之書籍版本目錄一冊，請由國家接收，因特通知你館將所有詒庄樓寄存之書籍版本等全部點收，列為公有，前王傅王任所訂合同即行作廢並希將處理情形函復為荷。」 根據《王氏詒庄樓捐贈圖書目錄》統計，捐贈的圖書共有667種3716冊，其中宋元舊槧5種12冊，明刊298種2272冊，稿抄本149種463冊，日本刊本50種262冊，日本抄本4種17冊，朝鮮刊本47種223冊，朝鮮活字本19種74冊，朝鮮抄本3種10冊，另有殷契一匣大小19塊，元刊《北史》立軸2頁。 4.9 郁達夫遺藏的捐贈 郁達夫（1896—1945），原名文，字達夫，浙江富陽人。民國初留學日本，並與郭沫若等創建創造社。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憲兵秘密殺害於蘇門答臘。他是著名的文學家，又是藏書家。1933年移家杭州，在大學路場官弄構築風雨茅廬，以居家和寫作，同時也是藏書之所。據郁達夫自述，他的藏書中，中國古籍當有9千卷左右，一類是自宋元明以來，及至清末之類書，如《太平廣記》等；一類是明末清初的禁書；還有一類是清以來的詩詞集。此外，尚有英、德、法、日等國的外文原版書2萬餘冊。1937年12月24日，日軍侵杭，杭州淪陷後，風雨茅廬藏書被毀，郁達夫曾於1939年11月在《星島日報》上發表「圖書的慘劫」一文，痛心疾首地說：這些珍貴的藏書，「即使有了錢，一時也收集不到了」。1964年陳碧嶺捐贈的，大概是藏於他故鄉富陽家中幸免於難的藏書。 4.10 馬浮藏書的搶救和捐贈 馬浮（1883—1967），字一浮，號湛翁，中年號太淵，晚年號蠲叟、蠲翁、蠲戲老人。浙江上虞長塘人，生於四川。曾任浙江大學教授，創辦過四川樂山復性書院。8歲能詩，15歲應縣試，與魯迅、周作人同榜，而馬居榜首。20歲起，先後遊學美國、德國和日本，並最早把原版《資本論》帶回中國。馬一浮說自己病中得馬克思《資本論》，當時的感覺是「勝獲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30歲在杭州杜門讀書著書，為就近借閱文瀾四庫全書，嘗寓杭州廣化寺，有一首詩說他「書讀孤山窮四庫，生也有涯知無涯」。1949年後，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浙江省文史館長等。有《馬一浮全集》行世。馬是學貫中西的大學者，精通英、德、日文，兼習法、西班牙、拉丁文，在文、史、哲、書法、詩詞乃至中醫藥上都卓有成就。他逝世之後，梁漱溟在唁電中稱他為「千年國粹，一代宗師」。他是一位學者型的藏書家，據云藏書曾達10萬卷之多。生前曾將大批藏書捐贈廣東中山圖書館和浙江省文史館，還有一批藏書毀於抗戰期間，1937年12月，杭州淪於日軍之手，馬先是攜數十箱書避難桐廬，後應浙江大學之聘，隨浙大西遷，途中散失甚多。 1966年6月，文革風雲驟起，破四舊聲中多少書籍灰飛煙滅。就在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浙江圖書館古籍部的幾位同志正在吃中飯，電話鈴聲響起，有人告訴了一個信息：杭州某中學的紅衛兵正在蔣庄馬一浮家破四舊，珍貴的書籍和手稿被無情地付之一炬！你們能否到現場勸說、搶救？放下電話，幾位同志立即踏三輪車趕往蔣庄，只見馬家門口的空地上熊熊大火在燃燒，助燃物正是從馬家搬出來的一箱箱書畫、古籍。經勸說，紅衛兵同意浙館的人先挑選，然後再燒。於是，從火堆旁搶救出了馬一浮的一批手稿、抄本、藏書，馬一浮友人贈送的書畫，共計有4000餘冊（件），都是非常珍貴的資料。改革開放後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馬一浮全集》，浙館的這批手稿、抄件、友朋書信、書畫作品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早年通讀文瀾閣四庫全書，身後藏書手稿捐贈我館，這也是一種緣分吧。 圖書館是公益性事業，主要依靠政府撥款，但中外歷史證明，光靠政府撥款是遠遠不夠，社會的捐贈非常重要，因此，每個圖書館都應將捐贈者載入本館的史冊，使他們的無私貢獻行為成為後人學習的榜樣。參考文獻1.《浙江圖書館志》編纂委員會.浙江圖書館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102.顧志興.浙江藏書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103.傅璇琮，謝灼華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寧波出版社，2001.24.李性忠.鄭振鐸先生的三封佚信.中國圖書館學報，1994（5）5.李性忠.浙江藏書家捐贈浙圖藏書紀略.圖書館研究與工作，1994（4）〔作者信息〕李性忠，男，研究館員,浙江圖書館學術委員會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