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研究：重讀《赤壁賦》

重讀《赤壁賦》

赤壁之下東坡之悟

胡群華

公元1082年，也就是蘇軾被貶黃州的第三年初秋，蘇子與客夜遊赤壁，寫下了名垂千古的美文前《赤壁賦》。千百年來，人們對這篇文章的解讀賞析不勝枚舉，有一些理解已經達成共識。比如說這篇賦中主客一體，借兩者問答的形式反映了蘇軾內心悲觀消極和超脫豁達互為矛盾的兩個方面；賦中以風、月、水貫穿全文，景、情、理交融一起，創造了一種既充滿詩情畫意、又包含著人生哲理的獨特的藝術境界；全文句式整齊，音律和諧，形式活潑，意境清新，是一篇優美的散文詩和哲理詩……

這篇作品也因其經典多年來被選入各種版本的高中語文教材。很多教師在教的過程中因為「共識」的潛意識影響，也幾乎形成了一個解讀教授的固定模式：簡單介紹完蘇東坡和「烏台詩案」後，讓學生朗讀全文，接著按照段落順序逐一講解。第一段寫作者夜遊赤壁所見之景，緊扣景美、情樂來寫；第二段和第三段寫客人(實則蘇子)之悲，悲從歌聲、簫聲、歷史人物、個人境遇中來；第四段蘇子從變與不變，取與不取兩個角度勸慰客人走出悲觀之境，第五段是「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最後總結一下全文寫作特點，這篇文章的講解到此也就基本結束了。縱觀全文，「客人悲什麼」和之後「客人為何喜」無疑成為該篇文章理解的重點和難點。很多老師都能把握這一點，可問題的關鍵是——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濃重悲情怎麼最終在蘇子的兩番言語幾番道理中就能豁然開朗起來呢？如果說客人就是蘇子本人，那麼蘇子經歷的人生風雨與自省超脫在這篇賦中又是如何體現的呢？很多老師在這兩點的講解上是非常不盡如人意的，停留在表面。本人作為一線新近高中語文教師，帶著這些問題，一遍又一遍重讀課文以及相關文獻，以期得到自己的理解和解答。

先還是回溯到課文。賦的開篇首先呈現一派澄明之境，既有月明風清這樣的良辰美景，又有「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這樣的賞心悅事，詩人暫得寧靜，有種「浩浩乎」、「飄飄乎」、「羽化登仙」的幻覺，這裡也不難看出作者內心深處道家思想的烙印。但為何偏偏「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因為「明月之詩、窈窕之章」正是《詩經？陳風？月出》中的「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佼人僚兮」即美人是好的，「勞心悄兮」即我心是苦的。這與第二段中「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所透露的情感是一致的。詩人在這裡盼望「美人」，這個「美人」可能是遠在京都的宋神宗，也有可能是作者青年時代渴望濟世的政治理想。但「美人」遠在天邊，作者卻在「烏台詩案」中被貶偏僻之地的黃州，報國無門、壯志未酬的苦悶深深刻在詩人心底，無法揮之而去，縱有良辰美景，到底意難平，文章至此，表面上是寫夜遊之樂，實則已露悲苦之意。

緊接著客人「倚歌而和之」，「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竟能「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不得不說，「聲如其人」，客人之悲此時已經至深至濃侵入骨髓。客人究竟有怎樣的悲愁呢？之後第三段他以「三問」引人深思，這樣的接連發問讓人想起那個滿腹委屈對著蒼天不斷詰問的屈原：一問「此非曹孟德之詩乎」，二問「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三問「而今安在哉」。這三問緊扣一個英雄人物而來——曹操。月明星稀游於赤壁之下，相同的景色讓客人聯想到曹操的詩和他這個人，當年在發動赤壁之戰時，「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酒臨江，橫槊賦詩」，曹操是何等的威風凜凜？但是「而今安在哉」？英雄身前氣吞山河的氣概和死後歸於空蕩的「荒蕪」形成鮮明的對比，反襯出人世無常世事無常的人類永恆悲劇。英雄尚且如此，吾等「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的凡夫俗子更何以堪？只能「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了。「吾」與「子」的生命和長江的無窮無盡比起來，像蜉蝣一般須臾短暫；「吾」與「子」和英雄不可一世的偉岸比起來，更是「滄海一粟」，渺小的我們如果還渴望能「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超脫自身的局限，同飛仙一般逍遙遨遊天地間，隨明月一起相伴而終，這樣的願望更是「不可驟得」，所以我們的悲傷只能在「遺響」中默默抒發了，儘管它「餘音裊裊，不絕如縷」，但又能幾何？這裡客人之悲就由歷史人物之悲過度到一己之悲，進而上升到世事無常、人生短暫、生命渺小、現實與理想相隔遙遠的普世之悲上來。因此，這樣的悲嘆無疑是沉重浩淼的。

和詩人被貶黃州，政治上的失意、仕途上的坎坷、命運的多舛、生活的困苦以及人生的困惑聯繫起來，客人在赤壁之下的叩問和悲嘆其實就是蘇子在來到黃州後對生命、對人生的追問和慨嘆。眾所周知，蘇軾21歲即中舉，因其文才讓同時代人欽佩不已。26歲初涉政壇，懷抱建功立業的強烈願望。43歲因烏台詩案鋃鐺入獄，之後被發配黃州，在那種莽荒之地耕作，寫詩，煉丹，打坐，寄情山水。40多年的人生風雲變幻，各種況味不足以為外人道也。然而只因他是蘇軾，他是「東坡居士」，他既能「入乎其內」地深刻感受到人類無法逃避的憂患意識並把它表現出來，更能以他「出乎其外」智性豁達的本性開導自己。在課文的第四段也就是課文的難點部分，蘇子以「水」與「月」作比，「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即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萬年來它卻還是那樣無窮無盡；月半盈滿，月初虛損，但千萬年來，它卻既無消損，又無增長，這就是「變」中有「不變」的道理。推而廣之，若從「變」的角度看，則人如「蜉蝣」一般生命短暫，而天地萬物又何嘗不是每時每刻均在變化；若以「不變」的角度看，則天地萬物生生世世無窮無盡，而「我」（這裡指人類大我）呢，亦同萬物一樣，也是「無盡」的。言外之意，每一個人如同天地間每一具體物體，都是極為短促的；然而就整個人類而言，又同整個宇宙一樣，將是永恆存在的。因此人「又何羨乎」長江的無窮無盡呢？這裡詩人明顯受到老莊相對思想的影響，但已經具有辯證法思想的因素。如果一個人能用這種相對思想去看人類自身的短暫與永恆，那麼他同樣能用這樣的思想去看待其他許多相對矛盾的事物，如得與失，榮與辱，進與退，不為與有為等等，這是一個人走向成熟豁達的標誌，這意味著一個人可以拋開功名利祿得失榮辱，去追求生命的真諦和人生的意義。不僅如此，如果一個人還能知道什麼該取，什麼不取，那這個人就能真正超脫，像仙人一般自在無礙了。「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未取」——有所不為而後有所為，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走近自然，享受無窮無盡的自然之美之樂，那麼我們就能耐得住人生的悲苦寂寞，超脫於塵世之上。如果一個人既懂得用相對的觀點去看待萬事萬物開導自己，使自己豁達起來，與此同時又能靜心享受自然帶給人們的無邊樂趣，那麼人世還有什麼糾結悲情不可以化解和超脫呢？

不難看出，正是蘇子以上的勸解讓客人化悲而喜，「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也說明了客人這次是真正悟透了如何看待人世無常、生命短暫渺小的一己和人類悲苦了。但是縱觀全篇，聯繫詩人生平，詩人難道僅僅只在赤壁之游中才看透這一切的嗎？「烏台詩案」之後，詩人大難不死，一顆忠君愛國之心，一種奮厲用世之志，皆在瞬間「灰飛煙滅」。縱有經綸之才，全無用武之地，「讀書三百卷無一用處」正是被貶之初詩人的真切感受。但正如知名學者周汝昌先生在談及東坡曾曰：「東坡一生經歷，人事種種，使之深悲；而其學識性質又使之達觀樂道。」在現實的困境面前，借用西方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結構模式（「本我」代表所有驅力能量來源中的我，「自我」是社會中現實理性的我，「超我」則是道德理想中完美的我），蘇子人格中的「本我」、「自我」、「超我」時刻在發生激烈的心靈碰撞。渴望建功立業堅韌從容的「本我」在失望困惑迷惘的「自我」衝撞下，渴望豁達平和，成就一個內外和諧的「超我」。「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彀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這些詩句正是蘇東坡在黃州四年內心掙扎的痕迹。他在黃州時期所寫的詩文有3百多篇，詞，當在六十以內，雖數量不多，但這正是他黃州時期創作的一個重要階段，因為這期間產生了許多代表作。如《卜運算元》（缺月桂疏桐）、《念奴嬌》（大江東去）、《滿江紅》（江漢西來）等等。他自己在《與陳季常書》中說：「日近親闕甚多，篇篇皆奇。」最能反映蘇軾已經從挫折中超脫出來的當數《定風波》：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把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情。

從高高雲端跌落到黃州的東坡心裡是有極度的痛苦的，他要制約、排遣。而他是文人士子，只能通過曠達的制約手段，加強充實自我的精神境界。果然，人在「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的情況下，忍逢斜陽相迎。「也無風雨也無晴」，人生的風風雨雨正如雨天朗日一樣，交錯出現實乃正常現象。想到這，聰明的蘇子能不豁達超然么？

這首《定風波》同樣寫於1082年，時間要早前《赤壁賦》幾個月。然而從這首詞中，我們已經看到了一個經過「本我」和「自我」碰撞後達到「超我」之境的東坡先生和豁達豪放的詩人形象。之後不久他在赤壁接連寫下兩賦一詞，篇篇都是經典佳作，這和作者在黃州期間酸甜苦辣的人生歷練和因此積蓄的心理能量不無關係。沒有一次次「主客」之間心靈的追問和自我開導，不會有隨緣自適越來越渾厚的赤子東坡，不會有文、詩、詞、畫中「歐蘇」「蘇黃」，「蘇辛」「宋四家」的並舉。而他身處逆境而力求解脫的精神，在前《赤壁賦》中無疑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這份心靈之思，成全了前《赤壁賦》精神、情感的高度和厚度。在赤壁的風、月、水的浸潤下，詩人的情感力量找到爆發的突破口，自我超脫意識也得到進一步加強。

回眸全文，我們不難發現，《赤壁賦》全篇結構清晰，情景理、個人際遇與詩人之悟渾然一體，有一種不可湊泊麗質天成的自然整體美。抱著這樣的解讀，再來看課文的教學設計，會發現如果按照常用的固定模式來解讀教授前《赤壁賦》，會是多麼生硬僵直支離破碎。我想科學的教學思路應該是讓學生先了解蘇東坡其人其事，如可以讓學生先讀讀余秋雨的《東坡突圍》抑或觀看央視有關東坡的《百家講壇》，尤其是蘇東坡在黃州的所作所為所思所想，獲得對蘇東坡的整體印象。再來走進文本，讓學生聯繫蘇東坡的人生遭遇，對照文本思考全賦詩人情感變化的自然脈搏，體會景情理結合的精妙絕倫。從整體著手，放手讓學生充分的理解、交流、討論，讓學生真正理解被貶黃州蘇東坡內心的深重悲情，以及他尋求超脫和曠達的理性思辨。之後再把他在黃州其他的代表詞作連綴起來系統的讓學生解讀賞析，這樣他們離蘇東坡的心靈會更近。課下圍繞「假如你像蘇子一樣也遭到了人生的風雨打擊，你會怎樣開導自己」這個相關的話題展開練筆，寫一篇讀《赤壁賦》有感的習作，這樣學生對千古名篇前《赤壁賦》的解讀就不會似懂非懂浮光掠影了，而蘇東坡作為中國古代最偉大的文學家之一的思想情操也一定會對學生產生深遠的影響。

《前赤壁賦》主題辨

朱季遠

主題是作者經過對生活的觀察、體驗、分析、研究以及對題材的處理和提煉而得出的思想結晶。從讀者角度看，正確無誤地把握作品的主題是正確理解作品、乃至正確認識作者的重要手段。蘇軾的《前赤壁賦》主題歷來眾說紛紜；近年來，尤以「表現作者身處逆境，卻能忘卻一時得失，隨遇而安的人生態度」（徐中玉、齊森華主編，《大學語文·前赤壁賦》，華東師大出版社2006年6月第一版）影響為最大。這種「隨遇而安"說，曲解了《前赤壁賦》所要表達的主題。

《前赤壁賦》彰顯主題的主要材料有三：「歌『明月』之詩，誦『窈窕』之章」；「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主客問答。

「歌『明月』之詩，誦『窈窕』之章」是互文現義手法，因此可判斷蘇軾當時吟誦的是整首《詩經·陳風·月出》篇。《月出》篇分三章，這三章中每一章可分兩層次，如第一章「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中「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為第一層,「勞心悄兮」為第二層。前一層反覆描繪美人的美好恣態，（佼人：美人）後一層反覆描繪思慕者的憂愁不安。那麼《月出》中的「美人」指誰呢？我們可從明末清初文藝理論家和批評家金聖嘆的批註中推斷。金聖嘆在《前赤壁賦》中「望美人兮天一方」後批註：「美人，君恩，此先生眷眷不忘朝廷之恩也。」古代詩文中以「美人」喻君王也不乏其例，如《楚辭·九章·思美人》王逸註：「此章言已思念其君，不能自達。」蘇軾赤壁泛舟，一出口吟誦的不是別的而是「明月」詩，足見蘇軾當時內心深處的情感和「明月」詩所表達的情感是相通的。結合蘇軾寫作《前赤壁賦》的背景看，「明月」詩中的「佼人」喻指宋神宗。因為在蘇軾看來，自己的不幸，是小人進讒的結果，而宋神宗於己是有知遇開釋之恩的。據蘇轍《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記載蘇軾在朝為官時曾當面指責宋神宗，而宋神宗不以為忤，反望蘇軾「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明月」詩中思慕者的「憂愁不安」指北宋當時的內憂外患。變法導致黨爭，黨爭導致相互傾軋，蘇軾本人就是黨爭受害者之一，這是憂；西夏不斷入侵，這是外患。就在蘇軾寫作《前赤壁》的上一年，即元豐四年（1081年），宋廷五路伐夏戰役遭慘敗，損兵折將近30萬，這對一直抱著扭轉宋室積弱局面願望的蘇軾來說，無疑是一個沉重打擊。邊患日殷，國事不堪，自身又遭廢棄，他心中這個苦悶，可就茫無邊際了。元豐五年（1082年），蘇軾來游赤壁，以排遣內心苦悶。他與客乘清風，浴明月，泛舟大江，飄飄欲仙，確也得到片刻逍遙，但他絕不會像躬逢盛世的李白那樣縱情山水，沉醉於自然；也決不會像喜獲殊榮的孟郊那樣春風得意，忘乎所以。對於憂國傷己的蘇軾來說，他的快樂只能是短暫而無法長久的；只能是適度而不能恣情的。所以「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的怡人景色就難免觸及到內心深處的隱痛，從而「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蘇軾因「烏台詩案」貶官黃州，因此他既怨恨誣陷他的人，又盼望他能被宋神宗重新啟用，所以他借「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來抒發自己的報國之思。這種報國之思應該說是蘇軾在貶官黃州期間的主要思想。蘇軾在《與李公擇書》中寫道：「我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遇事有可遵主擇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於造物。」在《與滕達道書》中寫道：「西事得其詳乎？雖廢棄，未忘為國家慮也。」在《答李琮書》中蘇軾不僅提出了平叛方略，而且在信尾對李琮說：「此非公職事，然孜孜尋訪如此，以見忠誠體國，知無不為之義也。軾豈可以罪廢不當言而止乎？」

志存忠義是需要有思想基礎的。蘇軾貶官黃州期間對自己忠義思想的表述，除了自己從小飽讀詩書，深受儒家忠義思想的熏陶外，還得益於宋神宗對他的賞識。我們略查《宋史·蘇軾傳》就可看出至少有三處可為明證。「御史李定……逮赴台獄，欲置之死，鍛煉久之未決。神宗獨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輒為當路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圭、蔡確曰：『國史至重，可命蘇軾成之』」；蘇軾重被啟用後一直官至翰林學士，一次宣仁太后問他何能官至翰林學士，蘇軾不解，宣仁太后曰：「此先帝（宋神宗）意也，先帝每誦卿文章，心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我們從上述三則材料中可看出：愛才、用才是宋神宗對蘇軾的一貫方針。這也是蘇軾在《前赤壁賦》中高歌」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來傾訴自己報國之思的原因。

蘇軾歌罷「望美人兮天一方」後，就對客人吹簫進行了一番描寫，從而引出主客問答的內容。

「如怨如慕，如泣如訴」的簫聲是對蘇軾的「望美人兮天一方」的音樂詮釋，也是對美人的訴怨和傾訴、對美人哭泣訴說的具體內容的音樂表現。

在山水背景無法消愁而又最終在不經意間引出自己的憂思哀緒之後，「客」的一席揪心言論就撲面而來。客人的言論中提到兩位英雄人物——曹操、周瑜。蘇軾在同時期作品《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也提到周瑜，可見其對周瑜少年得志，有所作為是多麼傾心與仰慕。這是我們讀《前赤壁賦》不應輕易放過的地方。因為對周、曹這些英雄人物的仰慕與下文寫自己悲從中來是互為因果的，往往越執著、越仰慕，才會越是念念不忘、耿耿於懷。同時我們從這種仰慕中還可以看到被貶黃州，身處人生逆境中的蘇軾胸中的那顆不甘沉淪，要奮發向上，建立人生宏偉大業的心。雖然「而今安在哉」一句引出了「哀吾生之須臾」，但我們這裡要注意的是「吾生」並不僅僅指蘇軾自己，而是指每一個具體的生命。吾生渺小而天地無窮，吾生須臾而宇宙永恆，這是誰都必須面對的事實，同樣也是誰都無法克服的矛盾。面對這樣的事實和矛盾，人只有把這種遺憾托之於千載悲風了。

然而蘇軾之為蘇軾，不光是他能「入乎其內」地深刻感受人類無法逃避的憂患意識，把它表現出來，更在於他具有「出乎其外」的過人的超然的一面。

客人傾訴完苦惱之後，蘇軾以主人回答的形式，緊扣水和月展開了富於哲理的議論。江水日夜不停地流去，但千萬年來它卻還是那樣無窮無盡；月半盈，月初虛，但千萬年來，它卻既無消損，又無增長。這就是「變」中有「不變」。反過來說，從「變」的角度看，人和萬物一樣，何嘗不是每時每刻都在變化；若從不變的角度看，則天地與我都是無窮無盡的。「物與我皆無盡也」中的「我」，既是「小我」，也是「大我」。「大我」指人類。作為個體而言，每一個人如同天地間的一個具體物體的生命一樣都是極為短暫的，但同時又是永恆的。因為在這特定的歷史時刻，你我都是活生生的人；由於我們的存在而感知，亨受到了天地萬物的存在與樂趣，這豈不是抓住了現實便抓住了永恆嗎？因而結論是「而又何羨乎」，這就明確地告訴客人「哀吾身之須臾」不僅不必要，而且完全是杞人之憂，自尋煩腦，既然物我一致，既「一瞬」又「無窮」，那麼「哀吾生之須臾」不僅不能成為「哀」的原因，相反，更應該成為珍惜生命的理由。要有所不為而後才能有所為，才能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才能「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為聲，目遇之成色」，才倍感「造物者之無盡藏也」。一句話，才會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熱愛和理解生活。由上述分析可見，蘇軾的世界觀並非完全超然地對待自然界的變化，而是努力從自然規律中尋找生命的意義。這個生命的意義用林語堂在《蘇東坡傳·序》中的話來說就是：「人生的每一剎那，只要連綿不斷，也就美好可喜了。他的肉體雖然會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輩子，則可以成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閃亮照明，可以滋潤營養，因而維持眾生萬物。」

蘇軾被貶到黃州以後，儘管還以儒家的忠義自勵，胸存浩然之氣，但其思想中滲入了佛道思想，外儒內佛。這種外儒內佛的體現就是以儒家積極入世之精神，融合佛家樂觀曠達之襟懷，入世而超世，執著人生，又善處人生，能以出世的態度做入世的偉業，無論窮達都在精神領域保持著人格的獨立和思想自由。這種外儒內佛的人生態度在《前赤壁賦》中的主客問答內容上得到充分的體現。

從《前赤壁賦》使用的主要材料反映的思想內容上看，《前赤壁賦》基本可分為兩大部分。前半部分由「誦『明月』之詩」到「望美人兮天一方」，這一部分主要是表現蘇軾在逆境中仍思忠君報國；後半部分是由簫聲而主客問答而「客嘻而笑」，這部分主要體現作者對生活的熱愛。逆境中仍熱愛生活，這需要有一種堅定的信念；對蘇軾來說，這種堅定信念的核心是作者貫穿一生的忠義思想。所以這兩部分的關係是前因後果關係，因而我們可把《前赤壁賦》的主題思想歸納為：抒發了作者身處逆境仍不忘忠君報國，以及由此而激發的熱愛生活的積極向上的曠達情懷。

重讀蘇軾的前後《赤壁賦》

北宋著名的文學家蘇軾，在新舊黨爭中，因為堅持自己的政治操守，以致一生境遇坎坷。他的思想境界亦隨境遇之變、閱歷之廣而不斷深化。他在元豐五年那個看不到政治希望的秋冬里所寫下的《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不僅反映了他思想境界的轉化，也反映了他創作風格的新變，成為代表中國古代散文創作的新境界和文賦一體新高度的重要作品。

一、變化的結構和不同的創作心態

文賦作為宋朝出現的一種新文體，事實上是多種文體的「嫁接物」。它大體以散文語言為主，在體式上部分借鑒漢大賦的主客問答的結構和押韻格式，以及六朝抒情小賦的駢偶句式。與賦體相比，它更為散化；與散文相比，它又改變了慣常以議論、說理、敘事為體式的特點，而借用了詩歌的「意境」來傳情達意。在其中，整散結合的語言，設為主客的結構，情感濃摯的意境，是文賦三種最主要的文體特點。這三大文體特點由前輩歐陽修在《秋聲賦》中定型，蘇軾的《前赤壁賦》與《後赤壁賦》追隨其後又出以變化，使「從心所欲」與「不逾矩」完美結合。這在前賦中表現尤為明顯。因此，向來談論蘇軾文賦者多重視前賦而忽略後賦，或以前賦涵蓋後賦，從未把它們當作在思想上相呼應、在境界上相對照、在結構上有區別的「連體雙嬰」，因而難以識別二賦結構的同中之異對了解蘇軾的創作心態有何妙用。事實上，前賦起伏有致的情意變化與主客之間暢恣的問答，後賦情意的隱曲性與主客之間問答的淺表性，已經暗示了作者寫作兩賦時不同的思想狀況和創作心態。在解說這一點之前，具體比較一下兩賦的主客關係是很有必要的，因為是他們的關係產生兩賦有差別的結構，而鬆緊異趣的創作心態就因結構的差別而顯示。

兩賦的主客關係如下：

第一，前賦的主客之間，感情的旨趣更和諧。此賦首言「蘇子與客泛舟，游於赤壁之下……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主客同船共游、同飲共樂、同調歌吹，極朋友相和相知之情。末有「客喜而笑，洗盞更酌……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的描寫，這裡更是渲染出經過一番思想交流之後，朋友之間更深一層的情意和諧。而後賦雖也設為主客，主客之間也以宴飲遊樂始：「二客從余過黃泥之坂……行歌相答……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但二客卻不能像前客一樣與蘇子始終同趣，當蘇子游赤壁斷岸時，「二客不能從」，顯示了主客之間情致之異，和作者的孤寒之情。至於末尾部分的「須臾客去，余亦就睡」的意興蕭索正和前賦末尾形成鮮明對照。

第二，前賦的主客之間，思想的交流更深入，主客情感上的和諧並未成為思想交流的障礙，反而成了其交流的基礎。主客先後坦言對個人存在的不同感受和思考，在了解溝通之後主人才翻進一層，以帶有禪意的哲思開導客人思想的淤塞。當然，如果我們還記得蘇軾作於同一時期的《念奴嬌》（大江東去）一詞，就會明白，客方的人生如夢、個人渺小思想其實也是蘇子心中盤桓不去的陰影。所以，主客問答的內容又分別代表了蘇軾思想中對立互抑的兩個側面。主之答客，不僅替客破悶，而且自通關節。而在後賦中，主客的感情交流既停止在一個淺表的層次，思想之間更形不成碰撞或互慰。一個明顯的跡象是主客除了在開頭尋找酒菜以消良夜時興趣相近略有問答外，在文章的其它部分特別是在蘇子借景抒情的重要段落，主客之間並沒有形成問答交流，以至於作者不得不借一隻突兀的孤鶴意象來寄其情懷。文章的末尾部分雖採用主客問答體，然此客非彼客，他是與「二客」風馬牛不相及的夢中道士，也就是曾在前賦中與蘇子甚相得的道士之魂。而且他與主人之間的問答也是引而不發，他只以一句「赤壁之遊樂乎」挑動蘇子的心弦，使之發出裊裊的餘音。這不僅在文賦的結構上實屬變體，即使僅從形象而言，也已不純，它反映了後賦主客關係的鬆散性。這是兩賦主客關係的主要區別。

這種主客關係的緊密與鬆散之別，與情思起伏幅度的大小共同決定了兩賦或以動蕩見奇、或以平進示幽的不同結構。而結構的差異則表明了作者在寫作兩賦時，鬆弛與緊張兩種不同的創作心態。前賦結構在張弛有度、首尾圓合中表現出的完美性，是蘇軾才情沒有受到精神壓抑的自由鬆弛心態的體現。惟有在這樣的心態中，創作才會出現不可重複的高潮，技巧才會融化到不見痕迹的境界，使思想與感情表達如那隻滑翔在不辨水天、無盡空明之境的小舟，全然感覺不到局限羈絆，全然不見安排與勉強。前賦的感情與思想表達之所以令人感受到行雲流水般的舒暢自然，從而被視為文賦一體不可再現的傑作，關鍵就在於它是善思的蘇軾在鬆弛自由的創作心態中完成的精神遨遊。「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是自由飛動的境象，客之悲哀、主之寬解是自由宣發的內情，或歌或憂、或悲或笑，是自由無忌的生活態度。它們都是從鬆弛的蘇軾心中自由奔赴到他的筆下的。

然而自由的心態不易獲得，它受到外境內情的各種制約。缺乏境界相同而相得的朋友，缺乏令感覺滋潤的美景，缺乏內在情懷的暢通無阻──或者說因為前緣、因為思考所必經，內在的情緒節奏剛好處在一個低點，都不能使創作完成於鬆弛自由的心態之中。與自由鬆弛相對應的是緊張，全然的緊張根本不能使人創作出完整的作品，而部分的緊張則無礙。後賦就完成在部分的緊張這一創作心態之下。所以它的整體情思是含蓄的、內傾的，在結局處也沒有打開，沒有表現出前賦那樣如波濤般起伏的情思節奏。對文賦這種文體來說它不免屬於異數。這種緊張的心態不僅在內情上顯現，也在它的外境上顯現。「斷岸千尺」所喻示的自然的擠壓感，「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形成的瘦硬與緊張感，孤鶴橫江、掠舟而過形成的意象突兀感，別借一道士以完成主客問答所造成的斷裂感，將道士夢影與孤鶴對接所造成的著意感，以及明知是與道士夢中問答、醒後卻要「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的勉強感，都說明了作者作此賦時心態不夠自然而處於某種緊張狀態。當然，比較緊張的心態雖造成了其情思表達的不夠跌宕自如，且露出著意安排的痕迹，但它在審美經驗上卻別造一境，使散文具有了抒情詩意味深長的效果。

二、水與月──鬆弛自由的精神象喻

蘇軾在《前赤壁賦》中，面對赤壁的山水風月、主客的扁舟漁唱等可入詩境的各種物象，著重描寫了水、月兩種優美的意象。水是七月長江之水，月乃八月中秋之月。其時之水「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白露橫江，水光接天」；其時之月「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鬥牛之間」。水狀茫茫無際而雍容舒展，月色濃華可人而與水相照。水若無際，月若無際。不辨何處是水，何處是月，只覺得置身於一片無掛無礙的「空明」之中。萬千毛孔，俱為舒展；百端俗慮，一齊拋撇。於是才引發了「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的極度自由之感。這是散文自《莊子》以後久違了的精神逍遙遊的再現。「馮虛」即游於「空明」也，它將水月的色性融為一體，比謝庄的《月賦》、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更能得水月相交之神髓。因為謝庄借月寫相思之情，月在天外；張若虛見水月興人生之感，月在心外。而蘇軾則將水月之美用心去感覺去揉合了──這才能找到「空明」一詞來形容水月相融之境，和它給予人心的無比熨貼和自由感。而「浩浩乎」、「飄飄乎」直陳襟懷恣暢之感，已是順乎水月之美的導引，自然產生的了。「馮虛御風」、「羽化而登仙」皆是借用道家典籍所記真人、成仙之事表明內心極度自由、不慮世情之境。它們意味著，如此不見水月、只覺空明之境不僅是作者擺脫俗情的誘因，也是其精神臻於空明後外在的象喻。由此空明見彼空明。空明的境界是一種萬慮都歇的無欲無機之境，而水月則是一種能濾洗人的煩憂、使人進入自由思考的有意味的物象。平日興趣落於人倫的孔子之見流水而感慨時間與存在，性格瀟洒無羈的李白之因明月而人靜起鄉情，最能表明水月的這種精神導向性。佛教禪宗認為它是一種思想的象喻。「一月能映千江水，千江水月一月攝。」釋子借一月與千江之月的關係喻言自性（佛性）與他性（一切性）、有和無、變和常的辨證關係，在世界的差別之中更注重無差別的覺悟。因此，水月之象也是佛徒參禪證道的入門處。宋代禪思想深入人心，理學濟以禪思，詩學濟以禪喻，士大夫們大都將禪思作為思想的增容劑，蘇軾也不例外。在此空明靜觀之夜，蘇子見水月而起幽情，在靜觀中超越得失人我的思想局限，由道入禪，合道與禪，仰觀宇宙、俯察自身，反思自身與宇宙的本性，進入哲學本體思考之境。他和釋子一樣，也借水月為喻，在彷彿永不消逝──「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的水月中，感覺到永恆同樣潛伏在自己的體內：「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這樣，即使明知一切都在微小的時段中發生變化，「天地曾不能以一瞬」，也因為自己具有與天地宇宙一致的「變中寓有不變」的本性而欣喜，為自身融入自然、獲得自然性而滿足。思想在自由之境穿行而獲得的這種禪思如佛光自照，令他在一瞬間釋濾了長期以來囤積的壓抑和苦悶，精神與肉體一起放鬆在這空明的禪境中。沐浴著無盡的清風明月，主與客一起擺脫了，自由了，安然酣眠在水月奇境之中，彷彿連夢也不來騷擾一下。

三、山與鶴──孤懷苦悶的情感對應

在《後赤壁賦》中，水依然在，月依然在。月色十分清朗，正可謂「月白風清」，因為這冬夜的月輪竟可照影：「人影在地，仰見明月。」令人在「顧而樂之，行歌相答」之後，仍覺得不能暢意，而發出「如此良夜何」的嘆息；水勢猶可放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然而此際月色已在作者心外──「山高月小」。那「斷岸千尺」的險峻之山聳立在蘇子面前，成為他感覺的中心，而月亮則高高地孤懸在空中，成了疏離的自然物。水呢？水也失去了七月江水豐滿無涯的風采，在「江流有聲」中改變了前賦「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的境界。它的的確確是「往」了，以至都露出了水下的巨石來──「水落石出」。如此之水再也不能引發作者的禪思妙想了。而石頭，那堅硬、峭立、永遠也不能與人相融的石頭瘦稜稜地突現在江邊、岸上，與高聳的山體一起壓迫著作者的視覺，它們的包圍引發了他精神上的緊張。難怪蘇軾當此荒寒之境，要發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的感慨，意識到了他所曾忽略的變化的偉力。

水月誘發了蘇軾的情緒，使他先因月色清美而生再游赤壁的興緻，又因逝水無情而對自然的變化不居產生惆悵之情。但若是人情和諧，惆悵應可以淡化，情緒將再臻高潮。無奈其時的客人已非前時，他們雖在消此良夜的興趣上與蘇子淺合，但對自然的情味卻不如蘇子濃厚。他們與他之間，既沒有同登山崖的興緻，又無思想的真正碰撞。這樣，由自然之變所興的愁情就愈積愈重了，釀成了無可傾發的孤獨苦悶。而消退之水高遠之月，也就不再是對應他當下情懷的中心意象。壁立萬仞的高山（與岸邊累累的巨石）和突兀飛來的孤鶴，就成了新情懷的對應之象。他那「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即登山而上直至「攀棲鵲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駐頂回望的動作，既反映了其暫離人間的潛意識，又表明了他躍出苦悶包圍的心態。而他那種令「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雲湧」的恣情長嘯，更是以我御物即召喚主體能量以化解苦悶的象徵。然而高岸氣寒，無伴寂寞，嘯聲也不足以舒解心中物不相融、人不相知的憂恐與悲哀。當其下山之時，已是遊興都消，苦悶未解，處於跟前番游赤壁相對照的心情當中。

山石高峻怪異，既是對立、壓迫著他的自然力量，又象徵了他積鬱難消的苦悶之情。杜甫就曾以終南山象徵其憂愁之重──「憂端齊終南，澒洞不可掇。」蘇子的赤壁高岸也有相似的比喻效果。鶴呢？鶴則是這一苦悶孤獨情感化育出的意象。歇於松柏、不作稻糧謀的鶴在蘇軾的心中，就像在其他隱逸者的意中一樣，本是高蹈於世外者的象徵。蘇軾曾作《放鶴亭記》，以放鶴招鶴、與鶴共處來宣發內心棄世的幽情，鶴的意象尤其為他所鍾愛。此際在蘇子最感孤獨時，忽然有一東來孤鶴振翅橫江而掠過小舟西去。這隻在暗夜獨飛獨鳴的鶴是孤獨的，棄世而自舉的，它可以慰藉同樣感受狀態中的蘇子之心。因此與客不交一言的蘇子對它注意極深。而且它不僅是蘇子此際情懷的象徵，也是七月之夜的道士形象所化。蘇軾以「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的覺悟問前來入夢的道士，表明作者在這隻孤鶴身上寄予了自己的懷念故友之情。而道士的思想，原是蘇子思想中的一方面，蘇子一孤鶴一道士的聯結，暗示著蘇軾在精神上已歸向高踏於世外的逸士隱者。「開戶視之，不見其處。」結尾處寫自己夢醒後開門尋找，夜色茫茫，不見孤鶴，也並無道士。一筆雙綰，餘味深長。將苦悶與希望揉合在詩化境界中。山（石）形與鶴象，使蘇軾因自然的變化和人事的不諧所生的精神不適感，和在孤獨中嚮往自由的念頭找到對應了。

《前赤壁賦》和《後赤壁賦》，創作時間相隔不過三個月，寫作時的語氣還連接著，但作者創造的境界卻處於對照中，思想情感也處於兩般境地或者不如說處於矛盾之中。何以會如此呢？關鍵在於「佛性」不敵「一切性」，前賦中永恆不變的「道」不足以回答現實中時時變化、處處差別的存在所包含的複雜「問題」。蘇軾在觀念上的「打通」是抽象的，並不能使他面對千變萬化的現象漠然無情。觀念永不能代替實感，抽象總是遺漏豐富的細節，而細節往往與情感相連。這是每一個富有生活經驗的偉大作家都不能迴避的矛盾。蘇軾之觀水逝而惆悵，知道永恆為虛言；對俗客而生悲，懷想世外之高人。其理之通塞，其情之悲喜，其境之或明或暗，或空明或幽峭，正表明了其思想中那神秘的感情誘發者，也觀坐在哲思與人生的裂縫中。

從《前赤壁賦》看蘇軾的「變」與「不變」

劉穎異

宋元豐五年，歲在壬戌，即公元紀年1082年，農曆7月16的晚上，蘇軾和楊道士幾人駕著一葉輕舟，帶著幾壇自釀的水酒，趁著月色闌珊之際，行至黃州赤壁之下。遠處是他布衣躬耕的村舍，更遙遠的地方是官場喧囂的京城。

半生流轉的蘇東坡在這樣的境遇之中所作的《前赤壁賦》，其文正是「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賦中之作鮮有能出其右者。

而為文之道常如為人，拋卻對技藝辭藻的探究，1082年秋天蘇東坡心境之飄搖，在這篇千古名賦中如影隨形——寓宦海沉浮凄涼之情於月出東山遺世獨立之景，寄人生起落慘淡之嘆於物換星移千古風雲之變。其中最為言之確鑿也常為人揣摩研讀的一句是答問段落中的蘇子所言：「……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

瞻前而顧後，1082年前後的蘇軾正是在一個「變」與「不變」的困局中徘徊。或千古風雲之變，或喜樂憂愁之變，或人生境遇之變；他在諸多自己無能為力的變化中，取江上之清風，得山間之明月，躬耕田野自號東坡，「一蓑煙雨任平生」，「也無風雨也無晴」。在變與不變之間充滿了他關於出世或入世的矛盾，也折射出儒家思想與佛道思想在他內心猛烈的交鋒，最後餘下的或者只是一壺清酒，笑對人生。

一、人生境遇之變——從「兼濟天下」到「獨善其身」北宋1057年，22歲的蘇軾得中進士，開始在京城任職。此時在眾多寒窗苦讀以求「達」而後「兼濟天下」的儒生之中，他已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看似將來的仕途功名理想抱負的實現便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一般順理成章，「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沿著儒家經典的道路前行是蘇軾最初的人生設想。

在被貶黃州之前二十載的官場生涯之中，蘇軾部分地實現了他「兼濟天下」的傳統理想，為官則體恤百姓，逢災則賑濟一方，雖有萬般無奈，但求造福蒼生。

北宋元豐二年（1079）七月，身為湖州太守的蘇軾因寫詩寓物托諷新法（烏台詩案），被御史台彈劾被捕入獄，經過多方營救，神宗傳旨從輕發落，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編外）黃州團練副使（八品官），黃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令御史台差人轉押前去。當年進士頭名的蘇軾如今以一個八品官的低微職位謫居黃州。

在寫給王鞏的信中蘇軾說道：「所云出入，蓋往村寺沐浴及尋溪傍谷釣魚採藥自娛耳。」蘇軾為官二十多年，少有積蓄錢財：「俸入所得，隨手輒盡」（《與章子厚書》），如今靠一份實物配給聊以糊口，只有自己動手才可衣食無憂。元豐四年（1081）二月始，他帶領全家老小躬耕東坡，早出晚歸，一家人勤勤懇懇地過起了農家日子。

1082年的蘇軾與「天下」似乎並無太多瓜葛了，唯一可見的是一個長江邊小鎮的八品頂戴和他在城東耕種的一塊賴以糊口的薄地。每日在城東耕田的蘇軾從此自號「東坡」，所謂「江山不幸詩家幸」，沒有此時無官自清的蘇東坡，便不會有千古流傳的赤壁賦。

《前赤壁賦》開篇即以一番景物的變幻為起始，從清風緩緩而來，水波不興的江面開始，突然以一葉小舟而獨立於萬頃之茫然間，雖有馮虛御風之快，但終結於「遺世獨立」之感。比之大約十年之前蘇軾任密州太守時所作《江城子》，已經全不見了「千騎卷平岡」的豪邁。

眼前所觀，心之所見，即口中所言。理想與現實的鴻溝，在1082年蘇軾的生活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是「兼濟天下」，還是「遺世獨立」、「獨善其身」？

二、出世入世之爭——「固一世之雄」或「渺滄海之一粟」中國古代文人儒士，常常為進取和退隱的矛盾所困擾。多來自於一個共同的原因：半生所讀之詩書往往無用於官場逢迎的現實。等到在現實政治中碰壁了，便會傾向於出世退隱，構築起自己的精神天地遮風擋雨。

當理想無法實現或遭遇挫折時，或殉道，即用生命去捍衛自己的理想，如屈原自沉汨羅江；或抱怨，即在詩中抒發窮困愁苦，懷才不遇的怨氣。陶淵明的詩多有貧病愁苦之嘆，以及對仕途鬱郁不得志的抱怨；以李白的豪放也不免頹廢，「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杜甫關心國計民生，但抱負不能施展，多有失意的悲愁之吟，「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陳子昂「念天地之幽幽，獨愴然而涕下」。

1082年，蘇東坡懷著明顯的退隱之心。蘇軾此時的在野多半是被迫的，不過，自由又正是他天性之所好。

早年東坡對入世的執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知遇之恩的影響。熙寧四年（1072年）東破攜眷離京後，度過了他一生當中最愜意的一段時光。其間，他做詩甚多，以天真快活的心情，幾乎赤子般的狂放不羈，將心中所感盡情歌唱出來。正是：「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

東坡兄弟二人曾在潁州河的船上共度一夜，吟詩論政，徹夜未眠。二人論政的結論，後來東坡寫在一首詩里，其中有句為：「眼看時事力難任，貪戀君恩退未能。」上句很有儒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味；而下句則道出了做出這種選擇的原因，是因為感懷君恩，更是為了報償君恩。

「烏台詩案」之後，東坡開始了他半生的流轉，他的出塵之心逐漸顯露。謫居黃州的時期，是東坡人生的「成熟期」——無論是藝術上的，還是思想上的。在《臨江仙·夜歸臨皋》中，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東坡在出塵和入世之間的困頓。並且，經歷了太多官場的黑暗，目送一個盛世遠去的時候，他似乎更傾向於出塵。元豐六年（1083年）四月的某個夜晚，東坡醉酒而歸，無人應門，面對大江和扁舟，不禁思緒飄零，於是擊節而歌：

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彷彿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觳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一句「何時忘卻營營」，是半生仕途的無奈和疲累；一句「江海寄餘生」，是靈魂深處的召喚和希冀。年輕時是「貪戀君恩退未能」，時下卻是「欲歸江湖歸不得」。萬丈紅塵，吾誰與歸？思之不得的時候，東坡開始轉向佛教的研習，希望藉此來平復內心難以言說的苦悶。於是，才有了那一首千古絕唱：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三、外儒內道之風——「望美人一方」與「挾飛仙遨遊」

縱觀整個封建思想史的發展，諸子的式微和孔學的獨大是一個無可迴避的面貌。而儒家思想在宋朝的發展可以說達到一個保守主義的頂峰。韓愈以後的宋代理學家突出強調儒家經典的倫理部分，於是有了《四書》，同時宋明理學已經不再拘於漢學的考據，而強調對儒家典籍的重新解讀，甚至是過度解讀，因而有了《朱子語類》。可以說，北宋是中國士人思想嬗變的一個重要時期，儒學開始由「學」變「教」。儒家思想不再僅僅是催人奮進的入世之說，也是教人安於現狀，恪守禮教的立命之說。因此，宋代的士人階層，整體上是壓制佛老的。讀書人的精神世界驟然收緊，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窒息。

而蘇軾可以看成是一個時代的異數。他年青時候所住的地方就是眉州，離佛教勝地峨眉山不遠，離眉山大佛更近。他小的時候不可能不受佛教的影響。綜觀東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詩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壓迫以求解脫的心情。而到後期，則能以透脫的教理來認識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颯然出離之想。他利用佛教對人生進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養出一種超然洒脫，與世無爭的襟懷，求得心理上的平靜安寧。這種觀念與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為用，既矛盾又統一，使他處於危難之間不懼不餒，不悲不憂，而機遇來臨之時又能堅持其以仁政治國的崇高理想，奮鬥不已。蘇轍在《追和陶淵明詩引》中，說東坡謫居瓊州時，「日啖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喜和陶詩，筆力縱橫，揮灑自如，「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沒有消極頹廢，而是樂觀向上。可見其得力於佛學修養之深。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核餚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轍為蘇軾所作墓志銘，道出了蘇軾一生的精髓，可謂乃兄知音也：公之於文，得之於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既而讀《莊子》，喟然嘆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子可與我上下耳！既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

在林語堂先生的《蘇東坡傳》中，有這樣兩句話恰到好處地詮釋了東坡的品性：

因為他愛詩歌，他對人生熱愛之強使他不能苦修做和尚；又由於他愛哲學，他的智慧之高，使他不會沉溺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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