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美術大家系列講座（三）——金石漫談

時 間：2010年4月2日 地 點：北京畫院美術館第一展廳主講人：金運昌（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副主任）主持人：呂 曉（北京畫院學術研究部副研究員）

主持人：金石學對我們這一代年輕人來說是非常陌生的。其實金石學在近現代明末清初就開始對中國書畫創作產生了影響，尤其對近現代藝術家的影響非常深遠。李苦禪先生受恩師齊白石的影響一生都致力於古代金石碑帖的收藏和研究，而且在他的書畫創作中融入了金石的美。我們作為年輕人對金石學很陌生，但卻很想了解它，了解它的發展過程。今天我們有幸請到故宮博物院古書畫部副主任金運昌先生來漫談金石。下面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金先生。

金運昌：各位下午好，今天我將結合展覽和展覽所涉及的知識談一談。今天來的聽眾很多，我感到很欣慰。金石學一向是坐冷板凳的，從事這方面研究的人很少、面很窄，但是這門學問卻很深。過去稱碑帖為「黑老虎」，是說他能作偽，也能做手腳、能蒙人。我在故宮的同事朱家溍的父親朱翼盦先生在民國時期是重要的碑帖收藏家，銀行家出身，買一本碑帖都是幾百大洋，在當時能買一套大四合院。這次的展覽叫「苦禪金石緣」，何為「金石」？ 所謂「金」是指銅器文字，「石」則指石刻文字。金和石是我國古代兩種重要的文字。更早的還有甲骨文，但為什麼不叫「骨金石」呢，因為甲骨文發現地非常晚，晚清才發現，民國時期才開始大規模發掘。當我們在博物館參觀青銅器館的時候，我們發現青銅器除了裝飾性花紋還有文字，各個歷史時期、各個國家又有不同的風格。我們統稱這些文字為「金文」，又叫大篆。稱為大篆的原因是由於秦始皇統一文字後稱其為「小篆」。 銅器很結實，中國古代很多銅器除用作生活用器之外，還有一些是重要的禮器。若有人為朝廷立有軍功 ，或幾代為朝廷服務，國君就會對其有所賞賜，賞賜之物多是青銅器。允許他鑄造一件青銅器，比如鼎、尊等，在其上刻文以示他受賞賜的原因和榮耀。青銅器的銘文通常是此內容，銘文長短不一，長的幾百字，短的僅一兩字，或許是他的族徽。青銅器銘文的史料價值非常高，因為當時也在竹簡和絲織品上寫字，不過時逾千年，這些載體多已無法流傳。雖也曾發現絲織品上有先秦的手寫文字，但僅是個案，絕大部分是沒有保存下來的。因此青銅器銘文得到了極大的重視，在甲骨文發現之前是我們研究先秦史最重要的史料。曾經青銅器的市場價值就以銘文字數來衡量，一字一萬，若有上百字那就是國寶了，需要藏入歷史博物館的。台北故宮有毛公鼎，那是迄今發現銘文最多的青銅器。歷史博物館有司母戊大方鼎，雖然體量大銘文卻不多，所以在史料價值上不及毛公鼎。這就是金文的考史價值。本次展覽展出了「虢季子白盤」拓片，原物收藏在歷史博物館，前兩年曾在首都博物館展出。「盤」通常是指洗手盆，宴會前有侍者在上邊倒水，賓客接著盤洗手。這個盤有人稱御盤，有人稱用於洗浴，或是銘記功德的禮器。這篇銘文很有名，是一篇韻文。該人在戰爭中為國立了功，受到國君的接見和賞賜，所以他用銅器做成大盤讓子孫後世牢記這份榮耀。這篇銘文寫道「隹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乍寶盤。不顯子白，[上：由，下：丬]（狀）武於戎工，經維四方，博伐獫狁，於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顯赫的子白，在這場戰爭中勇武有為，進擊征伐玁狁，到達洛水之北，砍了500個敵人的腦袋還活捉了50人，所以他是全軍的先驅。「[走亘][走亘]子白，獻[爪戈]（[首或]）於王。王孔加（嘉）子白義。王各（格）周廟宣[廣射]（榭）。爰卿（饗）。王曰：白父，孔顯又（有）光。」他的輩分比國王高一輩，所以國王叫他國父，國王說國父你太光榮了。「王睗（賜）乘馬，是用左（佐）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鉞）用政（同「征」）蠻方。子子孫孫，萬年無疆。」王賜給他三件東西，一是好馬，一是良弓，一是鉞，並說子子孫孫萬年無疆。這篇韻文現在讀起來還是朗朗上口，記錄的這場戰爭在歷史上也是可以考證出來的，這就是金文的考史作用。為何銅器銘文後來就消失了呢？古人也問過同樣的問題，如清代大詩人、史學家龔自珍就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討論這個問題。他說青銅器上鑄造銘文非常結實，不怕火燒可以長期保存，為何人們卻不再使用了。他的結論是：青銅器的材質在先秦時期非常貴重，約等於現在的黃金，所以成為歷次戰爭中首先被掠奪的對象。我們有一個成語叫「問鼎中原」，何為「問鼎」。兩國外交惡劣，便派使臣到敵國，問敵國國軍，你們的鼎有多沉多大，好不好搬？意思就是說，我們要進攻你了。所以，鼎是重要的掠奪對象，如果被搶奪了鼎，就意味著徹底失敗了。通常掠奪別人的鼎後要將它熔化鑄成自己的記功鼎。大約戰國年間，人們重新選擇了刻字載體，那就是石頭。石頭不值錢，把需要保存的文章刻在石頭上，別人是不會拿走的。且如要毀壞也要用鑿子一點點鑿，一般人是不會這樣做的。鼎上的長篇鑄字多在春秋時期，戰國時代越來越少見，秦漢時期就消失了。秦漢時期只有簡單的物勒工名，記錄了製作工匠、部門的名字，或者重量，用於何處，而沒有大篇幅的文章了。這就是金石的轉換，我認為龔自珍的說法很有說服力，功能轉化載體改變。所以說研究這門學問就要研究金和石。通常刻字於石的樣式為碑，廟裡很常見，現在也有一些紀念碑，如抗日戰爭紀念碑、人民英雄紀念碑，但形制與過去有所不同。在石頭上刻字的最初形制是選一塊原始的大石頭，如大鵝卵石或花崗岩，稍微將其打磨平整，若表面很光滑，便可直接刻字。這次展覽中有一件《中山國刻石》的拓本，極為稀少。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山國在今河北平山縣一帶。抗戰時期一位農民在山坡上放羊時，發現一塊很光潔的石頭，上面隱隱約約有一些字，不可辨認。農民將石頭拉回家，當成一把石凳，又配上磚頭和磨盤搭成的小桌。六、七十年代文物隊考察時，一日來到這位農民家吃派飯，無意間發現凳子上刻有字，仔細一看是大篆，於是趕忙向上級彙報。後來這件文物被河北省博物館收藏，成為國家一級文物。文物進入博物館後就很難拓印了，需要經過手續的審批，所以苦禪先生的這件拓片是十分珍貴的。《中山國刻石》記述的事件眾說不一，大致意思是說一位名叫公乘得的人在這裡守丘。丘，就是墳墓，即中山國國君之陵。李燕先生對此有新解，認為不是「丘」而為「羔」，即公乘得在這裡放養。對於刻石的全部內容我們尚無法辨認，但文字形式乃中山國的古文字，因此非常珍貴。刻石在秦國發展較為完備，如這件石鼓文，藏於故宮的珍寶館。這件刻石很像鼓，其實是大塊的鵝卵石，周圍刻四言詩，內容是歌頌秦國國君的一次狩獵行動。石鼓共有十塊，每塊刻一首詩，但現在損壞的很嚴重，有一塊已經不見字跡，還有一塊磨損的只剩兩個字了。石鼓發現於陝西，在唐朝時就非常珍貴，很多文人包括大詩人韓愈都為它做過長詩，即中國文學史上很有名的《石鼓歌》。到了宋朝時石鼓作為國寶遷到鳳翔孔廟裡保存，宋徽宗對此極為喜愛，於是又將其遷至汴京放置於後宮之中。他擔心時常有人拓印會損壞石鼓，於是將文字里填上黃金，禁止任何人拓印。「靖康之變」後石鼓被金人盜走，路途中貪婪的金兵摳去填補的黃金，從而也損壞了石鼓。其中有一個石鼓存放於道觀，結果被道士改為搗米的米臼，所以只剩下半個。石鼓文是中國刻石中文字最優美、歷史相對長久的一組典型的先秦刻石。因為不是碑，所以學名就稱為刻石。再晚一點的就是《琅琊台刻石》，是秦始皇巡遊中國時為自己歌功頌德的刻石，以小篆書寫。當時可能由於文章過長，是刻於一組石頭之上的，但現在只保存下一塊，目前藏於歷史博物館。還有一塊刻石是秦始皇到泰山以後留下的，這塊刻石曾放於泰山斗母宮，後因為斗母宮失火，刻石被焚毀，只剩下幾塊碎片，拼合起來共有八個半字。現在這塊《泰山刻石》殘石保存於泰山腳下的岱廟。刻石之後就出現了碑，至於碑是何時出現的，眾說紛紜。碑的前身叫作窆石，「窆」是埋葬的意思。古時多為土葬，因為要厚葬深埋所以需要挖一個很大很深的坑。但是棺材如何放置下去就成為一個問題，後來人們用在墓坑的四角立四根石頭柱子，每根柱子打一個眼兒安一個轆轤，再用四根繩子栓住棺材的四個角，大家喊著號：「一、二、三……」，慢慢拉動棺材到墓坑中間，然後平穩地放下去之後埋上土。埋葬完畢後帶孔石柱子就廢棄了，這就是窆石。紹興的大禹陵就有一塊類似碑的石柱，其實是窆石，傳說是大禹下葬時用的，那時就已有原始的窆石存在。漢朝人在上面刻了文字，內容為此處埋葬的是何人，山東博物館有一塊著名的窆石，屬於國家一級文物，上面刻有簡單的兩行文字，說明了墓主人的姓名、籍貫、卒於何年。我想這就是碑的起源，人們開始廢物利用，在遺棄的窆石上鐫刻文字作為墓的標誌，後來慢慢形成一個定製。中國人重禮，是一個以孝制天下的國家。再後來窆石逐漸被碑代替，中國最早的漢碑即為窆石形狀，碑上有一個石孔，稱為碑穿。中國人講究美和裝飾，於是樸實的漢碑很快被淘汰了，出現了有裝飾紋樣的石碑。這些紋樣位於碑首，多為頭朝下，無角或短角的螭龍。因此有這種裝飾的碑首又成為螭首。此次展覽的招貼就為《高唐州重建廟學記碑》，是明朝的碑，碑身已不存在，這個碑首就是螭首。石碑一開始是直接埋於土中的，後來因為容易翻到，所以又製作了碑座，碑座上鑿一個方孔，碑底製成隼子插進去。有螭首、有碑座裝飾、表面光滑平整的碑就更漂亮，體量也越來越大。漢碑高達兩米，很有氣派。一般漢碑的正面刻碑文，稱為碑陽，背面和側面刻捐資立碑人的名單，稱為碑陰和碑側，完整的拓本應有碑陽、碑陰、碑側共四張。碑的上面突出一塊刻碑的總題目，若為漢碑則在上面刻有盤龍，原始的碑上則有碑穿，碑穿上刻碑的題目，這個地方也稱碑額，一般用篆書或隸書來刻。東漢時期，碑 的形制已經成熟，所以通常完成的拓印需要碑陽、碑陰、碑側和碑額共五張。人們拓印時有時會忘記碑側和碑額，如《廣武將軍碑》這個碑往往拓不全，而苦禪先生這件拓片就收的很全。

碑的形制形成後，其作用也開始擴展，不再僅限於紀念死者。如有官員任滿高升，百姓為紀念他的功德，會捐錢給他立一塊功德碑。有的碑則用來記事，如修葺建築，記錄工程發起人、修建原因、刻碑資金來源等。有的碑記錄了朝廷的重大決策以及重要的官方文件。如孔廟裡很多碑既不是為孔夫子立碑，也不是官員的功德碑，而是記錄了朝廷祭祀孔廟的一些活動。如《乙瑛碑》就記錄朝廷祭祀孔廟的活動，內容大致為：曲阜地方官乙瑛寫奏摺說祭祀孔廟活動雖好但人手不夠，無人主持，希望朝廷增加一個「百石卒使」來主持這項工作。「百石卒使」即為工資白石糧食的處長。皇上批准了奏章，於是乙瑛選擇了一名孔家後裔，此人品德高尚且有學問，得到了皇上的批准。這樣的政府公文刻於碑上，說明漢朝政府對祭祀孔廟的重視，且此後孔廟工作主持人的編製就固定下來。乙瑛與苦禪先生都是高唐人，所以苦禪先生特別喜歡《乙瑛碑》。碑的作用多種多樣，甚至一些民間契約也刻於碑上，如《父老碑》，記載了村長父老因做官不能種地，於是由大家集資買一塊土地，此地的收入歸歷屆村長，他人不得侵佔，所以特此立碑以供子孫遵照執行。漢代碑刻的功能極為豐富，文獻價值也很高，它的興起促使了一門學問的產生——金石學。金石學是歷史學的分支，其任務在於專門搜集研究刻於銅器、石頭上的史料。到了宋代時候，官宦多為文人，所以金石學很興旺。歐陽修、趙明誠都是大金石學家，他們做的《金石錄》乃名作，此外還有李清照的《金石錄後續》。元、明、清歷朝一直有很多人在研究金石學，尤其是清代，康乾盛世時金石學研究風氣非常興盛。過去對此的認識是由於滿清異族統治大興文字獄，導致文人不敢談論政治而去做學問。其實滿清政府在前期和中期是非常開明的，對待知識分子也很寬鬆。很多明末遺民搞游擊戰上山抗擊清政府，都沒有遭到清兵圍剿。皇帝研究學問、寫詩作畫，並以這種手段討好漢族知識分子，讓他們覺得滿漢一家。所以當時金石學研究繁盛，以至於引起了藝術上的一些反映。石刻除了碑還有墓誌，是碑的衍生體。石碑發展到東漢已經非常美觀，但在當時生產力的條件下已構成一筆不小的開支，且人們喜歡立碑攀比。曹操崇尚節儉，他當權時頒布了一條禁令，除朝廷特許大員、功臣外均禁止立碑。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於是人們把碑改小埋於地下。所以漢末特別是三國時期，出土文物中有很多小碑，與大碑形式完全一樣。北魏時期，小碑在形制上有所改變，變為一個四方形石板，上面刻有碑文。碑文的形制和之前一樣，前面刻生平事迹介紹，後面刻四言韻文，對該人進行歌頌和哀悼，這稱作前序後銘。墓誌也是這樣的次序，刻在方方正正的大石板上，置於棺材之上。有的為防止文字被腐蝕破壞還在上面加一個蓋，構成平頂四坡形。北魏時期墓誌興盛，由於埋在地下所以未受氧化和風化侵蝕，保存完整，具有極高的史料研究價值。此外，還有一種石刻稱為石經。一種是儒家經典，東漢時期由於尚未出現出版社、印刷廠，人們讀的孔孟經典都是手抄本，經常會出現錯誤。於是學者蔡邕提倡在太學（當時的最高學府）門前立碑刻上儒家經典，以供人們對照，這就是熹平石經。此後，凡文化鼎盛時期，朝廷都要刻石經，距今最近一次是乾隆年間國子監的《乾隆十三經》。不過當時印刷業已經相當發達，鐫刻石經不再作為校對之用，而是對文化傳統姿態的堅持。另一種石經是將佛家經典刻在石頭上，有的可以公開，有的則不可。佛家有一種說法，稱每隔若干年佛教就要經歷一場法劫，這是釋迦牟尼預言的。北魏、隋唐時期的皇帝信道信佛各不相同，信道教的皇帝就要滅佛，出土於青州的很多殘損佛像就是那時被毀的。這種情況下，一些佛家子弟擔心佛教經典無法繼續傳承，於是就把佛經刻在石板上。如隋代的靜琬法師發願刻經，把《大涅槃方經》刻在一塊塊石板上藏於上方山的岩洞里。如今著名的雲居寺當時就是一座荒山，刻經工作都是偷偷進行的，這樣做是為了預備法劫過後佛經消亡，待有人發現這個洞穴，佛教便可再度復興。石刻佛經還有泰山的《金剛經》，山東還有幾座山上也有這種大幅刻經。這多是一名叫安道一的和尚發起組織的，其實也是受到滅佛的刺激，立誓要傳承佛教。石刻的另一個形制就是摩崖，即刻字于山崖之上，這其實是保存文獻的最佳方式，因為刻在山崖上的字無法搬移。摩崖石刻在漢代就已出現，今保存較早的是《開通褒斜道摩崖》，展覽中也有這件石刻的拓本。漢代都城長安與漢中之間有一條交通要道叫做蜀道。曾有詩云「蜀道難，難於上青天」， 而蜀道中又有一段最險的地方，稱為褒斜道。這一段都是「閣道」，「閣道」就是在垂直的懸崖峭壁上打上一排孔，插上木樁，木樁上搭一排木板，下面裝上支架。《開通褒斜道摩崖》就是紀念這段閣道的修成，相當於如今的紀念碑，書體是漢代的隸書。這件石刻在書法界非常有名，它不像字而更像一幅畫，字在篆隸之間，筆道細膩且布白均勻，就像印象派的作品一樣奇妙。還有就是《紀泰山銘》，是唐玄宗去泰山祭祀時刻於岱頂的大型摩崖，因為尺幅太大所以這裡展出的只是一部分。另外《滎陽鄭文公之碑》也是摩崖，這些都是很偉大的工程。石刻的種類主要是以上幾種，碑、墓誌、石經、摩崖，早期還有刻石，當然也有石闕、石井欄等。再有就是造像記，漢代以後古人開始開窟造佛，由於造像就是立功德，所以佛像旁常刻有文字說明，內容多是為何建造此尊石像，由誰出資建造，以及對佛的虔誠，還有保佑國泰民安、保佑全家老少健康平安等各種願望。有時農民的驢病了，也會刻一尊佛像，刻字內容是保佑我的驢早日康復。農民這樣做是因為驢在當時的價格是很高的。造像記中較有名的是洛陽龍門石窟的《龍門四品》。接下來談談石刻的意義。金石學開始只是史學的分支，人們收集金石資料主要是為了考史，有價值的是文字內容。搜集的辦法就是製作拓片，拓片是中國的特殊工藝，之前孔廟裡有拓碑表演，不知現在是否還有。拓碑要先把紙弄濕，悶潮後蓋於碑上，上面蓋上毛氈，用木槌子敲，現在也用硬板刷敲。經過敲打，有字的地方紙就會塌下去，沒有字的地方紙就貼在碑面。這時用氈子做成的卷沾上墨平塗，或者用棉花撲子在上面撲，於是就形成了黑底白字的拓片。拓碑是中國的傳統工藝，唐朝就有，還有史書明確記載唐人已把拓片掛於室內當作畫品欣賞。過去金石學家收藏拓片主要是為了考史，不過到了清代乾隆嘉慶時期，人們的藝術意識開始覺醒，發現這些碑不但文辭好、史料價值珍貴，而且還是重要的藝術載體，重要的書法載體。從春秋戰國時代的金文大篆到秦漢的小篆隸書，再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新生的楷書，還有北魏拓跋氏統治時期的魏碑，以及北齊和隋代復興的隸書。人們利用金石做文字載體的這段時間正是中國書法最活躍、字體變化最迅速的時期。所以金石拓本所承載的不僅是史料，還有文字的藝術。只是過去的人不太重視這些，唐代開始才有名人寫碑，之前都是無名或不留名的書吏。清代的金石學家在研究的過程中發現了碑刻獨特的書法韻味，於是逐漸開始有人臨摹。清代初期以及中期，先後出現了一批寫篆書和隸書的書法家，後來又開始有人寫魏碑，此人就是鄧石如。鄧石如是大書法家和篆刻家，為了藝術追求而放棄科舉，一生致力於書法篆刻研究。他還把魏碑體的楷書引入藝術領域。他來到北京後很多人請他到家中寫字，若是能得到他刻的圖章則是榮耀之事。後來大學者、兩江總督阮元寫了一篇《南北書派論》。南派是以王羲之為代表的傳統書法，王羲之被唐太宗封為書聖，從此奠定了書壇上的正統地位，那時科舉考試規定必須學王羲之的字。於是秦朝的篆書、漢朝的隸書、北魏的魏碑都不見了，都在唐太宗時期被截斷了，歐陽詢、虞世南、顏真卿、柳公權的書法開始統治書壇。到了清朝，書體更為僵化，朝廷公文的館閣體規定要寫正楷，寫得人頭腦禁錮、手腕僵化，雖也有書法名家誕生，各具時代特色，但總體處於盛極而衰的趨勢。「唐人尚法」，法度森嚴；「宋人尚意」，人名性格鮮明；「明人尚態」，忸怩作態，追求與常人不同。到了清代。人們發現金石學領域還有這麼多財富，於是便興起了尊碑之風，以豐富書法的表現形式。阮元既是藝術家、學者，又是大官僚，他的《南北書派論》和《北碑南帖論》成為當時最有名的論文，提高了魏碑、漢碑的位置。他說以館閣帖為代表的王羲之的行草以及唐碑固然好，但是應該有分工，如果寫小字、寫很漂亮的尺牘當然可以用王羲之的字體，但如果寫大碑、摩崖還是漢魏的東西比較好，我們不應該厚此薄彼，應讓二者平等發展。後來晚清的康有為在「維新變法」失敗後，開始借書法研究來推動自己的革新思想。他當時提出一個大膽的口號——尊魏卑唐，即尊重魏碑鄙視唐碑，並為此寫了《廣藝舟雙楫》一書。康有為的閱歷和收藏非常廣博，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一系列推動魏碑走上書法舞台的主張。後來科舉制廢除，人們不再受此制約，隨意書寫。於是金石派逐漸佔了上風，過去一些寫王帖的老先生也開始學金石，出現了所謂的碑帖合流。清代大詩人沈曾植學習金石後創作出一種合流的書體，當時極為流行。吳昌碩也是專門寫大篆和石鼓文。苦禪先生常說沒有吳昌碩就沒有齊白石，沒有齊白石更沒有李苦禪，飲水思源，所以要學好金石。他一輩子只有三個愛好：京劇、武術、金石拓本。這些拓本當時雖不太貴，但人們收入也很低。苦禪先生當時還是靠拉洋車養活自己，賺了錢再去向齊白石學畫。李苦禪在藝專教書時有一個笑話，他沒錢買紙又很愛畫，學生們聽見他來了都要趕緊把紙收起來，不然就會全部被他畫光。即使這樣，苦禪先生還是省出錢來用於收藏碑帖。碑帖如何辨別優劣，主要根據考據，由於風化等原因，碑刻上的字只會越來越模糊和殘損。研究人員將這些變化綜合整理，可以寫成一本書。《校碑隨筆》就是這方面的書籍，由民國學者方若所著。《校碑隨筆》將不同時期的拓本進行類比，最終提供了鑒定的依據。每塊碑都有考據，後來這本書又經過當代學者王壯弘先生的增補，出版了《增補校碑隨筆》。大家可以根據這本書發現拓本的時代。例如展出的《開通褒斜道刻石》拓本，有「巨鹿」兩字，即為「巨鹿未損本」，是最好的拓本，應該拓於嘉慶至道光年間。光緒、民國後期這兩個字就損得很嚴重了。還有就是《曹真碑》拓本，曹真是曹操手下的大將，與諸葛亮打過許多仗。他死後曹操為他立碑，碑中提到了他領軍的多個戰役，還稱諸葛亮是蜀賊妖道。此碑出土時是很完整的，初拓本也很完整。但百姓都認為曹操是奸臣，看到碑上稱劉備是蜀賊，諸葛亮是妖道，於是心生憤怒，便把「蜀賊」的部分鏟去，後來「諸葛亮」的部分也被鏟掉。這個碑目前存於故宮，凡是有忌諱文字的地方都被鑿掉了，有大片鑿痕。苦禪先生的這件拓本雖然缺失了「蜀賊」二字，但「諸葛亮」三字還保存完好，雖不是初拓也是相當早的拓本，價值比較高。因此通過這種比對方法便可鑒定碑拓的早晚，越早的拓本就越清晰，藝術價值和史料價值也就約高。如果把藝術家、書法家比作植物，那我們的鏡頭總是關注他們開的花、結的果，而很少關注他們的根和土壤。其實任何藝術家都是在一定的土壤環境下，靠自己的根系吸收藝術營養來成長，苦禪先生也不例外。他的作品，字體渾厚，鷹的嘴和羽毛略有拙氣，但笨拙中又盡顯渾厚之美。他的藝術營養正是源自對金石的研究。李燕先生和王明明先生策劃的這場展覽很有意義，能夠欣賞碑拓的人可能不多，但內行人看了展出的作品會明白苦禪先生，包括齊白石、吳昌碩這一代老藝術家，他們筆下的形象和功力從何而來。這對於我們借鑒古代碑帖、金石文化傳統有很大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