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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女性、第三性

我們當然不能在身體上自由地變換性別。但只要在觀念與意識中破除既定性別二元對立的古老枷鎖,堅強與溫柔、心靈與思想就能夠流動在身體與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弗吉尼亞·伍爾夫曾經寫過美人《奧蘭多》的故事——他穿越了四個世紀,在時間與性別之間自由遊走。這個如同神話般的傳記,正在越發自由的世界中漸漸變為現實。除了男性、女性這兩種天賦性別之外,自由選擇性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第三性。「女子可寬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奧蘭多本是16世紀一位英俊純真的美少年,衣著精緻,沉溺詩歌,是伊麗莎白女王的寵臣。在查理一世統治時期,他成為政績卓越的土耳其大使,在君士坦丁堡經歷了一場叛亂與沉睡後變身女人,穿上男女均合適的土耳其服裝,混跡在性別意識淡薄的吉普賽人之中。而在重返英國的商船上,奧蘭多換上一套精緻女裝,以男性的視角感受到了女人的世界,卻依然說不清自己究竟是男是女,好像變成了一位「無性人」。然而「她」很快就意識到,雖然船長與船員皆對她殷勤恭維,但實際上,這只是因為他們看上了她那張漂亮的臉蛋,而絕非「尊重她的意見,敬佩她的理解」。奧蘭多開始通過一個女性的認知,設身處地地觀察與體會父權社會下的女性境遇。回到18世紀安妮女王統治下的倫敦,奧蘭多重回貴族身份,將自己打扮得繁複精緻,與廣大文豪談笑風生。與此同時,她並不僅僅將自己禁錮於女性這一狹隘的「性別描述」之中。她隨心所欲地選擇男裝與女裝,並以兩種性別分別探索和經歷愛情。男性奧蘭多耽於幻想、敏感多思,是一位更願意沉溺於文學之中、帶有詩人氣質的貴族。而女性奧蘭多,則在大膽急切的同時,擁有細膩的感情與豐厚的同理心。她喜愛冒險,不拘小節,堅強勇敢,卻並沒有男性所擁有的控制欲。不論男女,他/她美麗的面容都沒有絲毫改變。又因為她同時擁有兩性的美好特質,對她傾慕之人遍布每一個時代。在19世紀維多利亞女王時代,對兩種性別均有觀察、經歷和思考的奧蘭多選擇結婚生子。她與丈夫謝爾屬於一見鍾情,在迅速訂婚之後,奧蘭多稱呼自己未來的丈夫為一個女人,謝爾稱呼自己未來的妻子是一個男人——這對天造地設的夫妻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女子可寬容、坦率如男子,男子亦可古怪、敏感如女子。」找到了靈魂歸屬的奧蘭多開始成熟而流暢地寫作。她「既不需要抗拒自己的時代,也不需要屈從它。她是時代的產物,又保持了自己的獨立性」。她以女性思想與頭腦,完成了身為男性時的精神願望——完成手稿。之後,她又以女性之軀和男性的毅力,為家庭生下了頭生子。在一場沉睡之後,來到了一個更新更快更陌生的世界。她聽到一聲呼喚,「奧蘭多」——並不是在叫她,而是某個與她同名的人。而她意識到,這個名字容納了上千個自我:「可能是那個砍斷套在黑鬼骷髏頭上繩索的少年;也可能是又把骷髏頭拴好吊起的少年、坐在山坡上的少年、看到詩人的少年、向女王呈上玫瑰水碗的少年;或者她在召喚那個愛上薩莎的青年、廷臣、大使、軍人、旅行者;或許是那女子、吉普賽人、嫻雅的貴婦、隱修士、熱愛生活的少女、文人的女恩主、那個稱馬爾或謝爾默丁或邦斯洛普或三個稱呼聯在一起的女人。」已經經歷了400多年的她/他可以不受性別限制、從這百般變換中召喚出任何一個來,因為這其中的每一個自我,都是獨立而不同的。「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在《奧蘭多》誕生的時代,男性與女性被固定在二元對立的性別行為模式之中,人們需要按照業已形成的性別模式來規範自己的行為——男性不宜輕易落淚,女性不可太過強悍。而奧蘭多卻打破了二者的對立與疆域,將看似互相不可侵犯的兩個王國,變成了一個流動的主體。他可以在著男裝時與人決鬥,也可以在著女裝時為愛情落淚、為丈夫生育。最終,奧蘭多不再去細究女性究竟是被神用與男性同樣的材質創造出,還是只是男性的一根肋骨——因為男性和女性,共同流動在同一個身體中。兩個王國在遷移、觀察、流動、改變中停止了誤解、壓迫、偏見、戰爭,在時光的長河之中合為一體,既擁有男性的思想,又擁有了女性的心靈。奧蘭多最終理解了自己,完成了伍爾夫在《一間自己的房間》之中提出的理論:「在我們之中每個人都有兩個力量支配一切,一個男性的力量,一個女性的力量。最正常、最適意的境況就是這兩個力量在一起和諧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時候——也許一個純男性的腦子和一個純女性的腦子都一樣地不能創作。」在男性陣營里,榮格與伍爾夫持有相同觀點。在《榮格評傳》中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論述:「榮格認為人類有兩個最基本的原始模型,即阿尼瑪(anima)和阿尼姆斯(animus)。『阿尼瑪』拉丁文原意是『魂』,是男性的女性特徵;『阿尼姆斯』拉丁文原意是『魄』,是女性的男性特徵。這種雌雄同體的現象在任何人身上都存在著,因此性別之間的敵對主要是個人內部男性和女性成分之間的無意識鬥爭的一種投射,而兩性之間的和諧依賴於個人內部的和諧。」但是,正如《十九世紀的女性》一書所說:「在這個社會中,無論男性還是女性,都已經被明確地歸入不同的類別。因此,她/他們都無法確信心靈是否能與頭腦和諧相處,或者,心靈只能被動地遵從各種律條,而這些律條排斥心靈擁有的自然的力量的騷動,或者,僅僅遵從自己感到強烈厭惡的事物,由此使甜蜜美好的品格扭曲而為乖戾,再或者就是懷疑,白白浪費掉生活中那些美好的時刻。」現實告訴我們的事實是,世界不可能完美如奧蘭多。以男性霸權為主宰的意識最終導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如同《歐洲同性戀史》所寫:「戰爭確證了男性原則作為社會組織者的失敗:暴力、傲慢、體力顯示出局限。它們將人類引向災難。男人被侮辱、擊敗、貶低,戰後社會立刻構築於相反的、女性的價值之上:和平、快樂、和諧。」儘管這並不意味著女性的勝利,並且讓男性受到了女性「新自由」狀態的打擊,但新一撥青少年,確實在那個時候「拋棄了象徵戰爭的父權模式,選擇兩性融合。青年男性按照英國燦爛青春的形象加重自己的女性氣質,將唯美主義、美貌和時尚作為新的價值觀。女性通過短髮和實用的服裝來展示她們的解放,否定傳統的女性象徵,表現她們對於男性注視的超脫」。越來越多的奧蘭多開始蘇醒於這個能夠讓男性更溫和、女性更獨立的時代。當然,這種兩性融合併沒有成為主流。接下來的事實是,持有雄性崇拜(歧視女性、男性聯盟、男性崇拜)的納粹思想再一次輾壓世界。兩次世界大戰證明,雖然男性一向被界定為「理性」的天然擁有者,但在歷史中,他們的「理性」卻並沒有阻止男性攻擊本能的宣洩——這就導向這樣一個問題:男性是否天然就是理性的持有者,女性又是否如男性所說,只能站在理性的對立面?也同樣是在二戰後的西方世界,年輕人開始崇拜起諸如大衛·鮑伊這樣的「雌雄同體」「另類偶像」。接下來,是女權主義的興起與自我解構、同性戀與變性人群體的自我覺醒、對於個人選擇和所謂「奇裝異服」的理解與尊重……越來越多的奧蘭多蘇醒於這個能夠讓男性更溫和、女性更獨立的時代——我們當然不能像奧蘭多那樣自由地變換性別。但在我們的觀念和意識中,只要破除既定性別二元對立的古老枷鎖,堅強與溫柔、心靈與思想就能夠成為一場流動的盛宴,覆蓋身體與世界的每一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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