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帆 | 我國經濟轉型中的創新之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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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經濟轉型中的創新之謎

高帆|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系常務副主任、博士後

【摘要】在新常態背景下，經濟創新對我國粗放型增長方式轉向集約型增長方式具有關鍵作用。然而，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呈現出這樣的創新之謎：即技術創新投入力度持續提高，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持續下行。從邏輯上說，技術創新投入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之間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要素市場化進程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具有更為關鍵的作用。2008年以來我國要素市場化進程出現波動，要素市場扭曲程度有所加劇，而政府-市場關係、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關係變動則對要素市場化演變產生了影響，這是新階段我國經濟出現創新之謎的主要原因。依據上述判斷，可以邏輯一致地提出我國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可持續性的相應政策含義。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經濟總量保持高速增長的同時，始終面臨著經濟結構失衡的嚴峻挑戰，這種失衡的一個重要體現是：「經濟增長過度依靠物質資源消耗來推動，相對而言技術和制度等維度的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並不顯著。尤其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促使我國經濟的結構性矛盾顯性化和劇烈化，現階段我國正處在經濟增長條件改變、增長速度下行、增長動力轉換的新常態。在新常態背景下，我國急迫需要將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經濟增長方式。從理論上說，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度量了剔除資本和勞動等因素之後，因技術-制度創新以及要素組合效率提高而推動的增長程度，因此集約型經濟增長集中體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及其對增長貢獻度的持續提高。近年來，我國整體以及各個地區均致力於持續增強技術創新投入力度，這可視為對經濟結構優化以及增長方式轉變的一個積極回應。已有文獻也往往從技術創新投入視角，來測度並分析中國的經濟轉型進程。這些研究是重要的，但難以清晰地回答如下問題：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是否必然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績效改善？如果這兩者之間存在著「剪刀差」且差距在持續拉大，那麼這種「創新之謎」的形成機制究竟是什麼？我國應如何從這種解釋機制中邏輯一致地提出更有效的經濟創新政策？本文將集中探究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中技術創新投入與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偏差，這在研究視角和實踐針對性層面可視為對已有研究的補充。

我國的創新之謎：投入與績效之間的失衡

新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任何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增長取決於兩類因素：要素供給程度以及要素組合效率。要素組合效率集中表現為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及其對增長的貢獻度，考慮到技術進步對要素組合效率改善具有促進作用，由此全要素生產率與技術進步程度存在關聯，而技術進步則與該經濟體圍繞技術創新的物質和人力投入強度緊密相關。依照上述邏輯，人們在實踐中很容易形成這樣的認識：技術創新投入強度是推動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前置條件，甚至是具有決定意義的驅動力量。已有的大量研究文獻直接用技術創新投入強度（通常表現為研發經費支出、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研發人員數量、專利申請數、專利授權數等指標）來標度經濟創新程度或全要素生產率。現階段，我國整體以及各地區也傾向於採用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等，直接表達全要素生產率和集約型經濟增長的進展情況，我國整體以及各省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中創新驅動的測度指標即可佐證。

正是基於技術創新投入強度對經濟創新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將研發經費投入增長和研發人員規模擴大放在重要位置。2008年以來，導源於外部經濟的格局逆轉和國內結構性矛盾的加劇，技術創新投入力度更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1995年以來，我國研發經費投入強度（即研發經費投入額/GDP）呈現出持續攀高趨勢，2008年以來這種攀高態勢更為突出，2008~2015年該指標從1.44%快速提高至2.07%。除研發經費投入強度之外，其餘技術創新投入指標也呈現出類似的變動趨勢。2008~2015年，我國研發經費支出額從4616.02億元增至14169.88億元，增長了206.97%，研發人員數量從196.54萬人增至375.88萬人，增長了91.26%，專利申請數從82.83萬件增至279.85萬件，增長了237.85%，專利授權數從41.20萬件增至171.82萬件，增長了317.06%。從時序角度看，2008年以來我國圍繞技術創新的投入力度是令人矚目的。更值得強調的是，新常態背景下我國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不是發生在某些地區或領域的個案，而是發生在所有省份以及幾乎全部行業的普遍態勢，這從2008年以來我國內地31個省份以及第二產業細分行業的研發經費投入強度變化，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依照人們的普遍認識，技術創新投入強度會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甚至直接等同於經濟創新以及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程度。然而，在我國經濟新常態背景下，全要素生產率卻呈現出與技術創新投入強度截然不同的變動軌跡。2008年之後，我國TFP增長率及其對增長的貢獻度與技術創新投入強度不僅存在「剪刀差」，而且這種落差伴隨著時間推移甚至呈現出逐步擴大態勢。利用DEA-Malmquist指數方法，並採用31個省份的GDP（剔除價格因素）、物質資本存量（運用永續盤存法計算）和就業人數等指標，容易得出1995~2015年我國整體的TFP增長率及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如圖1所示，1995~2007年，我國TFP保持在較高水平並呈現出小幅度波動，這一時期TFP增長率最低數是1.6%（1999年），最高數是3.3%（2003年和2007年），TFP增長率/GDP增長率最低數是20.99%（1999年），最高數是38.53%（2001年），此階段TFP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度為28.41%。與上述格局相區別，2008之後我國的TFP增長率及其對增長的貢獻度出現了較為明顯的下降，2008~2015年，TFP增長率從0.8%下降至-0.5%，而TFP增長率/GDP增長率也從8.29%下降至-7.23%，此階段TFP對增長的年均貢獻度為-0.82%。

以2008年為分界點，我國TFP增長率及其對增長的貢獻度從高位平穩轉變為持續下降，這可以得到其他研究文獻的支持。依據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提供的數據（The Economy Database-TED），2008年之後我國TFP增長率呈現出在波動中下行的態勢，2015年該數據甚至已降至-1.3%。這意味著：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在逐步加大，TFP增長率出現了迅速回落。即使在全球經濟危機影響告一段落之後，這一下降趨勢仍然沒有停止。趙文軍、於津平也發現：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整體以及大部分省份全要素生產率對增長的貢獻率呈現出下行趨勢。TFP增長率的變化軌跡顯示：迄今為止，我國經濟增長仍具有極為顯著的粗放型特徵，促使經濟增長主要依靠要素組合效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仍是經濟發展進程中的艱巨任務。如果將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和TFP增長率兩者進行對比，則可以發現：2008年以來我國急速增強的技術創新投入力度不僅沒有導致TFP增長率提高，反而伴隨著TFP增長率及其對增長貢獻度的相對下行。技術創新投入強度與TFP增長率之間「剪刀差」的擴大，是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體系的重要特徵事實，可簡稱為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創新之謎。考慮到創新以及TFP增長對增長方式轉變的決定性作用，對這種創新之謎進行理論闡釋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我國的市場化轉型特徵與全要素生產率變動

解釋我國經濟發展的創新之謎，首先需要廓清哪些因素是以何種方式在影響全要素生產率。從理論上說，全要素生產率標度了特定經濟體剔除勞動和資本等有形要素之後，因要素組合效率提高而推動的經濟增長程度。考慮到要素供給約束以及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律，則構建在要素密集投入基礎上的增長通常是難以持續的，而要素間的交互作用或者說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長期經濟增長的真正源泉。在跨國比較中，TFP的差異是造成國家間人均產出差距的根本原因。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最主要的微觀經濟主體，因此也就是最主要的經濟創新和要素組合效率改善推動主體，而企業推動經濟創新取決於對市場的判斷及其對要素相對價格的權衡。進一步，企業要素相對價格的確定取決於要素市場的發育和完善程度，而要素市場的發育和完善程度則取決於政府-市場之間關係的持續改善。熊彼特強調經濟發展的實質是實現創新，而創新就是「生產函數的變動」，或者說是將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於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制中。顯然，熊彼特的創新理論隱含著這樣的邏輯前提，即特定經濟體中存在著完善的要素市場以動態地標度不同要素的相對稀缺度，同時要素在不同部門、產業和企業之間的流動性是突出的，由此引發企業家依據要素價格變化展開產品、技術、市場、原材料供應以及企業組織等多個維度的新組合，「做對價格」是實現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前置條件。上述邏輯意味著：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不僅取決於技術進步以及由此衍生的技術創新投入力度，而且取決於整個經濟體的市場化程度，尤其是要素市場的發育和完善程度，以及政府為形成良性化要素市場秩序而實施的經濟制度質量。

從邏輯上說，相對於技術創新投入力度，要素市場化程度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發揮著更為關鍵和直接的作用，它可以通過多種機制對TFP提高產生影響。這些機制體現為：第一，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會導致要素市場的「價格」信號更為準確，並導致要素在不同領域之間的流動更為充分，這兩者均可形成顯著的要素再配置效應，為企業依據要素價格變化展開多元化創新提供前置條件。尤其是在土地、勞動和資本等要素價格走高以及要素流動性增強的背景下，企業將有很強的動機依靠創新活動的持續展開提高市場競爭力。反過來說，在要素價格扭曲或者不同領域要素割裂嚴重的情形下，經濟創新、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以及要素再配置必定是困難的。第二，技術創新是一個內涵創新投入增強-創新成果轉化-創新績效獲取的完整鏈條，就此而言，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有助於創新成果轉化並導致技術創新的真正實施。原因是：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可促使企業對創新形成穩定預期，並在企業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企業和社會機構之間形成創新分工體系，真正推動基礎研究、成果轉化和市場拓展等不同環節的協同融合，這對技術創新投入向企業競爭力和整體增長質量的轉化是極其重要的。第三，除要素再配置機制和創新轉化機制之外，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還可促使不同群體形成勞動報酬的「分離均衡」，且這種均衡主要建立在勞動者自身能力而不是家庭出身或社會階層等非能力因素之上。這種格局會對家庭和居民的經濟行為產生正面影響，尤其是激勵不同群體自發地展開教育培訓等人力資本投資，而人力資本存量增長對TFP提高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第四，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意味著土地、勞動和資本等要素所有者更能依據「邊際產出」獲得報酬，同時，不同社會群體更有機會依靠就業和投資等多種渠道獲得收入。此外，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還意味著政府在初次分配基礎上形成了有效的再分配機制，尤其是通過轉移支付和保障體系完善等形成了對中低收入群體的社會保護，上述格局會通過市場規模擴展形成對企業多元創新的正面激勵。第五，要素市場化程度提高表明特定經濟體在政府-市場之間形成了良性互補關係，政府不會直接干預市場從而扭曲要素市場價格，同時政府也會通過有效的公共產品供給形成對市場機制的支撐。這種公共產品供給職能既體現在基礎研究和基礎設施投資等技術領域，也體現在產權保護和交易秩序完善等制度領域，這兩類公共產品供給均有助於要素配置效率和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概括起來，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是涉及多種因素的綜合產物，尤其是要素市場化進程對TFP變動發揮著關鍵作用，技術創新投入力度與TFP增長之間不存在嚴格的對應關係。或者說，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要導致TFP改善，其前置條件是特定國家的要素市場化程度保持穩定乃至持續改善。

上述邏輯分析，對理解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創新之謎具有啟示意義。作為一個正處在從計劃經濟體制轉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型中國家，我國的市場化改革仍處在持續推進階段，尤其是要素市場化相對於產品市場化程度仍存在滯後特徵，要素市場扭曲是現階段我國經濟發展中的重要特徵事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制度變革基本是沿著向企業放權、向市場放權、向地方政府放權的主線在展開，但導源於短期的經濟波動以及不同層級政府間的激勵相容約束，在某些時段政府-市場之間的關係也會發生波動甚至轉變。這種情形自然會通過多種機制對我國的經濟創新和TFP增長產生影響，且這種影響甚至超越了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對TFP的提升效應。上述判斷能夠得到已有研究文獻的支持，例如，陳瑾瑜通過數理邏輯推演發現TFP和技術進步存在著計量上的差別，引起這種差別的關鍵是經濟制度因素導致資本增長速度和勞動增長速度出現偏離。在經驗研究中，孫早、劉李華、孫亞政強調，自2000年以來，我國各地區市場化程度與全部工業產業TFP之間呈現正相關關係，且這種關係比各地區R&D投入與地區TFP之間的正相關關係更為顯著。與這些分析思路相類似，已有實證研究發現：資本和勞動市場扭曲對我國整體或者特定領域（如工業產業）的TFP提升產生了明顯的抑制作用。

沿著上述理論推演觀察我國的經濟創新實踐，可以發現：2008年以來我國在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的同時，要素市場化程度的提高態勢出現了波動，不同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市場扭曲程度相對加劇，這對TFP的抑制作用甚至超過了技術創新投入力度的促進作用，從而引致TFP呈現出相對於此前階段的下行態勢。就勞動要素而言，已有文獻採用農業和非農產業的比較勞動生產率落差指標發現：2008年以來，我國的勞動力市場扭曲程度出現了某種程度的減弱。然而，作為城鄉二元結構特徵顯著的發展中大國，我國的勞動力市場化進程必須考慮人口結構與勞動力結構變動的關聯關係，即測度勞動力市場扭曲下勞動力流動對人口身份變動的引致效應。就此而言，2008~2014年，我國城鎮就業人數佔總就業的比重從42.48%增至50.88%，同期非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的比重則從33.28%增至36.63%，城鄉就業結構和人口結構之間的落差從9.21個百分點擴大至14.25個百分點。這相對於此前的落差程度是一個極為顯著的攀升，這種攀升表明勞動力流動和人口身份轉化之間的「緊張」在加劇，在人口結構變動意義上勞動力市場的扭曲程度事實上是加劇的。就資本要素而言，已有文獻依據資本在不同產業的流動性發現，2005年以來我國的資本配置效率在逐漸改善。然而，我國的資本配置不僅發生在工業和服務業之間，而且發生在不同所有制的企業之間，突出體現為在市場化體制轉型進程中，產權更為清晰的非國有企業能否獲得充分的資本支持。就此而言，2008~2014年，我國非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佔全部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從56.72%提高至67.80%，而同期非國有企業貸款占金融機構貸款的比重則從42%提高至49%，這意味著非國有企業的發展態勢與信貸資金獲取之間的失衡程度在提高。就土地要素而言，現階段我國城鎮土地按照使用途徑可劃分為商業用地、居住用地和工業用地等不同類型，在土地市場化程度提高的條件下，不同土地價格會因土地資源再配置而呈現出相對收斂趨勢。然而，我國國土資源部發布的土地價格卻顯示：將不同類型的用地價格轉化為相同年限，則2008年3月至2016年12月105個城市的商業用地價格/工業用地價格，從8.64倍持續攀高至11.09倍，居住用地價格/工業用地價格則從4.21倍持續攀高至5.41倍，這表明城市不同土地類型之間的市場割裂程度變得更為顯著了。

除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要素各自的表現之外，2008年以來我國要素市場化程度波動，還體現在不同要素之間的市場扭曲程度漸趨加劇。這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資本-勞動的組合關係，在資本和勞動市場扭曲程度相對加劇的情形下，2008年以來我國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配置關係隨即呈現出對最優格局的偏離。特別是域外衝擊導致我國採用貨幣增發、投資刺激的方式實現短期增長目標，其結果是資本勞動比率呈現出極為快速的攀升態勢。2008~2015年，我國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就業人數從16940元/人急速攀至38987元/人，相對於此前態勢，這一時段資本勞動比率的提高幅度更為快速。從邏輯上說，物質資本投入速度快於勞動力投入速度，會導致企業和產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這有利於提高勞動生產率並維持較快的增長速度。然而，依靠政府貨幣增發或投資增加提高資本勞動比率會降低要素配置效率，同時也會面臨資本勞動比率有上限以及資本報酬遞減規律的制約。可見，2008年以來我國資本勞動比率的快速攀升，體現了資本和勞動兩種要素組合關係的改變，並對TFP的持續提高產生了阻滯作用。二是勞動-土地的組合關係，現階段我國正處在推動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和人口結構轉變的關鍵時期，尤其是城市化率的持續提高要求城市土地要素被集約化利用。換言之，完備的要素市場應該確保城市單位土地上的就業人數和人口數量在逐步提高，這樣才能因規模效應和集聚效應而體現城市化的增長推動效應。與此格局相區別的是，2008~2015年，我國城市就業密度（每平方公里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上的城市就業人數）從0.820萬人降至0.783萬人，城市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城市建設用地面積上的城市常住人口數）則從1.594萬人降至1.495萬人。城市就業和人口密度的下降趨勢說明：2008年以來我國在城鄉勞動力和人口結構變動的前提下，城市土地要素的粗放利用特徵不僅沒有減弱，反而變得更加突出。

我國要素市場化進程的經濟制度再考察

相對於技術創新投入力度，要素市場化程度對全要素生產率變動具有更為顯著的影響，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創新之謎——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下行，主要導源於要素市場化程度波動。此時段我國勞動、資本、土地等要素內部以及要素之間的市場扭曲程度有所加劇，這是引致TFP增長率及其對增長貢獻度下降的根本原因。問題在於：2008年以來，我國為何會出現要素市場化程度的波動？這種波動背後的經濟制度成因究竟是什麼？我國是一個正處在經濟體制轉型中的發展中大國，這個判斷的引申含義是：發展中國家意味著經濟增長在我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經濟體制轉型意味著政府-市場關係是理解市場化進程特徵的主要線索，人口和地理大國則意味著政府間的制度安排尤其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間的制度安排，是實現戰略目標的重要變數。概括起來，外部經濟衝擊和內部結構調整很可能會對我國的經濟增長產生影響，在增長目標給定的前提下，我國傾向於通過政府-市場之間、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調整來回應這種影響。事實上，經濟體制轉型也往往導致地方政府具有開展這種關係調整的必要條件，在此過程中，包括要素市場化在內的市場化進程極有可能產生短期波動。按照上述邏輯觀察我國要素市場化進程背後的制度安排，可以發現：2008年以來，導源於國際金融危機以及內部結構性矛盾的交互作用，我國經濟增長速度呈現出快速回落態勢，這種格局倒逼市場化轉型以及經濟制度出現兩個明顯變化：

一是在政府-市場維度，與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要素市場化改革意味著政府對經濟資源的配置作用在持續下降，企業等微觀經濟主體更多地依靠市場價格信號開展經濟決策，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是我國政府-市場組合關係變化的基本方向。然而，2008年之後我國為了回應經濟增長的快速回落，實施了以大規模政府投資和貨幣刺激為主要內容的經濟刺激方案，這些刺激方案在短期內拉抬了增長速度，但負面結果卻是增強了政府行政力量對市場的干預強度。迄今為止，我國經濟體中的高貨幣化格局以及部分領域的嚴重產能過剩，均與這種干預格局緊密相關。按照王小魯、樊綱、余靜文的測算：2008~2014年，我國政府-市場關係層面的市場化指數從6.83分下降至5.62分，且該指數的三個分項指標——市場分配經濟資源的比重、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干預、縮小政府規模——也均呈現出指數下降趨勢。這意味著此階段我國政府-市場的組合關係發生了不利於市場配置資源的變化，並由此而降低了要素市場化程度。與市場配置資源程度減弱相關聯的是，政府的資源動員能力得到了增強，整個社會的財富分配結構也發生了變化。2008~2015年，我國政府財政收入/GDP從19.19%增至22.10%，同期政府財政收入的年均增長率為14.71%，而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0.78%和12.74%，財政收入的上述變化驗證了政府資源動員能力的相對提高。總體而言，2008年之後政府-市場關係維度出現了政府干預程度的增強以及市場配置資源功能的相對弱化，其結果是要素市場的扭曲程度趨於增強，不同要素內部以及相互之間的再配置效應出現了制度約束，進而在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的情況下，掣肘了全要素生產率的持續提高。

二是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維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我國不同層級政府之間存在著目標追求和約束條件的差異，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如何激勵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如何對中央政府的經濟政策作出反應，始終是貫穿我國經濟社會演進過程的重大問題。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在經濟實踐中逐步形成了獨特的政府間行為方式和制度安排，Xu Chenggang將這種制度定義為地方分權式威權體制，其核心特徵是政治和人事控制權在中央層面的高度集中，以及經濟與行政權在地方層面的高度放權。無論是國家戰略還是地方事務，地方分權式威權體制的決策過程和政策執行都深受政治集中和經濟分權相結合的影響，因此它可視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進程中的基礎性制度。從這種基礎性制度出發，不同地方政府往往圍繞中央政府設定的核心目標（例如經濟增長）展開競賽，與此同時，地方政府普遍面臨財政收支缺口並具有較為突出的要素配置權。上述格局在2008年之後得以延續甚至相對增強，2008年以來，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的GDP之和始終高於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全國GDP，且伴隨著時間推移這種差額在持續擴大；2008~2015年，該差額數據從13798.5億元增至38034.6億元，差額佔全國GDP的比重也從4.36%增至5.62%，這從側面折射出地方政府圍繞增長目標的競爭事實是加劇的。在地方分權式威權體制下，不同地方政府圍繞經濟競爭的方式也高度類似，即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實現短期內的經濟快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以來我國絕大多數省份的固定資本形成總額/GDP出現了極為快速的攀升，結果是全國該指標從2008年的40.01%增至2014年的44.73%和2015年的43.37%。此外，2008~2015年地方本級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的缺口，也從20598.7億元增至67236.1億元，除獲取中央稅收返還和補助收入之外，地方政府往往傾向於通過介入要素市場（尤其是土地要素）來彌補財政收支缺口並推動本地經濟增長。事實上，2008~2015年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從9737.0億元提高至42930.8億元，其佔地方本級財政收入的比重也從34.0%提高至56.6%。上述格局表明：2008年之後我國的地方分權式威權體制被延續甚至被強化了，地方政府有激勵也有條件介入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中，結果是宏觀意義的政府-市場關係波動因政府間的制度安排而得以放大。

概括起來，上世紀70年代末期我國開啟了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轉型，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成為我國市場化改革的基本取向。問題在於：導源於經濟增長在政府戰略取向中的關鍵作用，以及不同層級政府的特定經濟制度安排，我國的市場化進程並不是沿著一個平穩軌道在勻速推進，不同時期市場化的推進速度甚至演變方向可能會出現波動。2008年以來，為了規避增長速度快速下滑的風險，我國經濟體系中政府-市場的組合關係相對於此前的變化，政府干預經濟的程度趨於增強，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間的分權式威權體制則放大了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介入程度。作為上述兩個維度的一個結果，我國勞動、資本和土地等不同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市場扭曲程度被強化了，在要素市場化程度改善受阻的情形下，單純的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未必會帶來TFP的持續提高。上述邏輯正是2008年以來我國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增強、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下行這種創新之謎的主要成因。

經濟創新如何真正驅動

現階段我國亟待將過度依靠物質資源消耗的粗放型經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組合效率提高的集約型經濟增長，這種轉變取決於經濟創新的推進程度，取決於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及其對增長貢獻度的改善。如前所述，2008年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進程中存在著創新之謎：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在增強，但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卻在下行，上述失衡格局是新常態背景下我國經濟領域的重要特徵事實。而導致上述失衡的根本原因是，2008年以來我國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要素的市場化進程出現了波動，不同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市場扭曲程度在相對加劇。進一步，要素市場化進程放緩導源於我國為回應經濟增長下滑，在政府-市場之間強化了政府對經濟活動和資源配置的干預，而我國特有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制度安排則放大了這種干預程度。由於要素市場化對要素再配置、要素組合效率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作用，要素市場扭曲自然會改變技術創新投入力度與TFP增長之間的對應關係。

經濟創新對我國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性毋容置疑，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才能真正驅動經濟創新並實現要素組合效率的提高，促使全要素生產率成為我國經濟增長新的動力源泉？本文針對我國經濟創新之謎的探究，可以引申出如下政策含義：

首先，技術創新是提高TFP的重要途徑，但不是唯一途徑，增強技術創新投入力度和TFP改善之間不存在必然的對應關係。據此，我國整體和各級地方政府不能僅僅利用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等測度經濟創新，而應將TFP增長放在反映創新程度的關鍵位置，引入TFP以彌補研發經費投入強度等指標的缺陷，以此形成更為科學和系統的經濟創新評價指標體系。其次，我國經濟創新之謎主要導源於2008年之後要素市場化程度的波動，勞動、資本和土地等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市場化進程，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動TFP的核心變數。相對於提高技術創新投入程度，我國更應依靠產權制度完善、基礎設施建設、行政壁壘降低等提高要素的流動性，使價格能夠更為精確地反映要素相對稀缺性，真正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最後，TFP提高依賴要素市場化的持續推進，而不是單純的技術創新投入，在體制轉型背景下，我國的要素市場化改革需要對增長目標進行適時下調，按照持續激活微觀主體的思路減弱政府的干預程度，同時強化政府在產權保護、市場秩序、民生類公共產品供給中的經濟職能。為此，我國應進一步改進和完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經濟制度安排，特別是針對地方政府的績效考核和激勵方式，更多引入反映增長質量和可持續性的指標，增強轄區內企業和居民對地方政府目標以及行為選擇的影響力度。同時，深化國家財政管理體制改革以改善地方政府的財政收支狀況，通過適度的財權下沉或事權上移形成不同層級政府財權-事權的相對匹配，以此矯正地方政府對市場機制，尤其是要素市場化進程的過度介入。上述政策選擇有助於我國形成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堅實制度基礎，進而在新常態背景下促使我國經濟實現從粗放型增長向集約型增長的順利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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