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不敗—兩代思想先軀的傳承

漢語的更新改變了思維方式

　　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就是追尋現代中國的歷史，或者說追尋現代中國的一個過程。

　　中國從古代向近代轉型，是從1895年也就是甲午戰爭失敗引發維新運動開始的。在此之前，1840年以後的50多年時間，可以看做是一個序幕，中國人還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要在文化上、制度上有什麼改變。魯迅評《紅樓夢》時說過一句話：「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然呼吸而領會之者，獨寶玉而已！」《紅樓夢》那個時代，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大一統集權制已面臨崩解，曹雪芹領會到了大廈將傾，借賈寶玉夫子自道，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種覺悟，但結局是看破紅塵。我們今天特別推崇康、雍、乾，自豪於所謂「康乾盛世」。殊不知有盛必有衰，所有「盛世」都意味將走向「衰世」。統治者製造出來的「盛世」，不能說對老百姓沒有任何好處，在某些物質方面也確能提供一些保障，讓你吃得更多一點、更好一點，穿得更漂亮一點。但「盛世」的背後一定是危機。所以，還應該記住另一句經典——居安思危。

　　歷史一定是曲線的。即使是美國這樣建立了民主制度的國家，也有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社會的進程也是波浪式的，只不過曲線的波浪比較小，波浪震蕩一下，很快就會過去而已。美國可以300年內基本上保持穩定，是因為政治制度不動，憲法幾百年沒有大的變動，最多增加幾條修正案而已。即使在世界大戰期間，四年一輪的選舉也照樣舉行。英國與美國體制不同，它是君主立憲制，在打贏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領袖丘吉爾就得下台，因為建設的時期到來了，不再需要戰爭英雄，而需要新面孔。但是，一個沒有邁進現代制度軌道的國家，起伏就會非常大。意識到起伏的規律，意識到時代危機的，往往是少數人，甚至是極少數人。這些人就是這個民族的先知。

　　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近代的轉型才真正上路。這個時候的中國人，特別是讀書人，開始意識到中國按照原來的道路走下去已經走不通了，必須要做出改變，必須要有新的東西。於是，出現了戊戌變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

　　在這個段落當中，文化思想層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兩個，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章太炎。他們倆很不一樣，可以說構成了一種平衡，一種互補。

　　梁啟超主張改良，主張維新變法。維新變法失敗以後，流亡日本，接受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他辦《新民叢報》以及其他很多刊物，寫了大量的文章，其中，最著名的是《新民說》。他提出了「新民」這個詞，而且大量使用從日語轉譯過來的概念、術語，比如，國民、權利、公德、進步等一系列我們今天還在用的詞。語言是文化的核心，有什麼樣的語言就有什麼樣的思維方式。

　　「自由」這個詞是梁啟超直接從日語譯過來的。嚴復就不使用「自由」這個詞，他認為在中文裡這個詞容易產生歧義，國人會以為自由就是沒有任何約束，想怎麼干就怎麼干。嚴復再三斟酌，想出了一個詞，這是一個真正的好詞，叫「群己權界」。「群」是多數人，是群體；「己」是個體，是自己。自由就是做不傷害他人的事，做法律沒有禁止的事。嚴復認為，「群己權界」這個複雜的片語，能更準確地表達自由這個概念。先秦漢語里雖然已出現過「自由」這個詞，但與今天講的自由、民主、人權這些概念的含義不同。是梁啟超這些人從外來詞中引進中國，一經引入就賦予了它們新的涵義，就有了自己的生命，我們的漢語開始更新，我們的思維方式就有了改變。在此之前，我們只有專制沒有自由，只有王權沒有人權，只有臣民而沒有國民，只有帝王的權力，而沒有人民的權利。有了這些概念，一個民族的思維方式就悄悄開始了更新。

文化的兩脈傳承

　　如果我們說，梁啟超是一個引入了外來文化因素的人，那麼，章太炎就是發揚光大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他們構成了思想起飛的雙翼。

　　章太炎最崇拜的人是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所以，給自己起了個號叫「太炎」。作為一代國學大師，其國學功底之深，可謂後無來者，在中國讀「四書五經」的人當中，名望極高。他的主要觀點是種族主義，純粹的種族主義。戊戌時代他主張改良，戊戌之後轉向反滿革命。這麼一個資深的、國學深湛的人挺身而出，號召排滿。影響之大令孫中山極為感佩。孫中山自述，自從章太炎出來以後，江南讀書界對清政府的看法開始改變。其次，他信仰共和，主張建立法治。但是，他不是從西方現代政治，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去尋找思想資源。他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是商鞅，一個是韓非子，所以，他的「法治」是「法家的治」，實際上又回到古代去了。後來，他乾脆主張「五個無」：無政府、無人類、無聚落、無眾生、無世界……什麼都無，又到了佛學裡面去了。

　　章太炎在文化上對中國的影響很大，在倡導種族主義上面，是一個有大功的人。在日本時，魯迅、周作人兄弟都是他的學生。北京大學的前身叫京師大學堂，早期是桐城派的天下，等到蔡元培當校長前後，桐城派被章門弟子所取代，黃侃這些人基本上把持了北大整個文科的位置。

　　對政治制度的認識，章太炎與梁啟超，構成了兩條不同的路徑。前者是戊戌維新時代的中心人物之一，後者是辛亥革命時期主張革命的中心人物之一。在文化上，他們各有千秋，但是，他們的主張不一樣，他們思想的方向不一致。

　　舉出他們兩個人來，是為了與下一個階段的兩個重要人物作對比，並試圖分析這兩對人物之間的傳承關係。

　　辛亥革命並沒有完成近代轉型。在這個歷史段落中，胡適與魯迅作為文化上的代表性的人物，替代了梁啟超與章太炎。梁啟超與章太炎，胡適與魯迅，構成了傳承關係。這兩對人物，前者都比較深刻，後者都比較淺顯；梁與胡相對比較溫和，章與魯相對比較激烈；從梁到胡，脈絡是自由主義，從章到魯，是指向國民性的；梁與胡接受和使用了更多西方資源，章與魯更多的是來自本土資源，則把中國本土的文化發揚到極致。正是他們的異同，構成了中國近代轉型兩個段落當中的不同側面，缺一不可，他們互為存在，一個成為另一個的見證。

　　不同的是，從梁啟超到胡適，最後指向的都是制度，他們所倡導、嚮往、主張的，都是要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與世界文明國家接軌的制度。而從章太炎到魯迅，本質上都對政治不屑，最後都指向了無政府主義。

　　章太炎與魯迅在哲學、文化上的虛無主義的傾向，也許是兩者內在最相通之處。這一點沒有引起學術界足夠的注意。我們讀魯迅的《野草》，那種骨子裡的虛妄、絕望和虛無，是從尼采那裡來的，也是從章太炎那裡來的，是很相似的東西。魯迅懂一點外國，但是主要來自德國，尼采、叔本華都比較極端。所以，他缺乏的是平衡、是寬容。

　　作為本民族的思想家，梁啟超和胡適，章太炎和魯迅，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們都是民族的靈魂，都能夠代表近代中國所達到的思想高度。從梁啟超到胡適這一脈更具有建設性；從章太炎到魯迅這一脈更具批判性。一個民族在思想文化上不能沒有批判性，其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但是，一個民族僅有批判性是不夠的，沒有建設的批判是沒有用的，何況缺乏批判的建設是不存在的。只有這兩者合在一起，兩個輪子一起滾動，歷史才能前行。

思想家是民族的推動力

　　如果從學術上說，出現在近代中國轉型期的人物是王國維、陳寅恪這些人，他們在學術的原創性與深度來說，都在梁啟超、胡適之上。但是，對一個時代、一個民族影響最深、最大的往往是思想家而不是學問家。思想家是一個民族的推動力。任何一個民族、任何制度創造的背後，首先是思想創造。沒有思想，制度不可能憑空創造出來。英國的現代制度起源於哪裡？它首先來自包括洛克在內的一批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論》，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這些人和這些思想的出現，使英國產生了代議制，出現了市場經濟。當然，洛克的思想不是憑空而來，是在那塊土地上世代累積，由他整理成熟的。

　　我不是強調思想決定論，但是，思想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個民族的走向。一個民族的進步與發展，與這個民族歷史上出現的最重要的思想家能達到怎樣的高度，一定相輔相成。比如法國，不是因為有了戴高樂這樣的人，有了歷屆的總統、將軍，而是因為有了18世紀的伏爾泰、孟德斯鳩、盧梭這些思想者，法國的制度才是今天的這個樣子，法國的文明才是今天的這個面貌。對法國歷史影響最深遠的，並不是法國大革命，而是啟蒙運動。思想家是大腦，政治家、將軍是手腳，是行動者，手腳由大腦來決定。

　　中國也一樣，在近代歷史變遷當中，最根本的變遷就是思想的變遷。我為什麼將1895年以前的中國僅僅看做是近代的序幕，認為真正的近代還沒有出現，就是因為還沒有產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1895年之後，梁啟超、章太炎，包括梁啟超的師傅康有為這些人物登上歷史舞台，歷史才真正發生變化。「五四」最大的成就就是胡適、陳獨秀、魯迅這些人登上舞台，這些人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的走向。

　　當然，思想家的力量不是雷霆霹靂、疾風暴雨，思想家是和風細雨的，是「潤物細無聲」，是陽光、是空氣、是土壤。思想家總是會比時代超前一點，如果一個民族不能廣泛地接受他們的思想與觀點，思想家註定成為孤獨的失敗者。

　　然而，這種失敗只是就某一個時段而言。權力總是一時一地的，在人類文明的長河裡，思想的力量是永恆的。一個民族的思想精英，不會因為時空的改變而失去價值，往往時間越久，其價值越彰顯。

　　正因為如此，我們今天還在談論孔子與老子，談論梁啟超與章太炎、胡適與魯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思想家不存在成與敗，只存在是與非。「是和非」正是宇宙的定律。宇宙定律中最根本的法則，在西方人看來，叫自然法，也可以叫人性法。簡單地說，就是只問是「是」還是「非」。這是思想家要解決的問題。無論是胡適還是魯迅，他們在上個世紀前半葉，最終都沒有能擋住日本入侵，沒能擋住國內戰爭，沒能擋住暴力改變中國的走向。歷史沒有按照他們的意願走，這完全不足以證明他們作為思想家的價值失效了。遺憾的只是，中華民族要承受更多苦難，更大浩劫。

　　退一步講，他們這兩代人的努力，至少做到了兩點：一是成功地改變了中國人的語言表述方式；二是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人看待外部世界的價值評判標準，開始跟外部世界有了更多的融合。這是他們了不起的成功。總體上講，從晚清以來，以他們的出現為標誌，中國開始從儒家文化獨尊的一元文化向多元的思想發生演變，到「五四」之後，更是百花齊放。雖然最終又逐漸回歸到中國化馬克思主義一家獨尊的一元化狀態。從一元到多元，又回到一元，最近這三十年，又重新從一元化向多元化方向演變。中國在這條路上剛剛走了一小步而已。我們要在思維方式上跟人類主流文明、普世價值對接，變得更加多元，以更多樣的眼光、更寬廣的氣度去看待這個世界，還需要很長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