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與英國人的磨擦

滬北聽風室

1960年代之初，隨著R.科斯一篇經典論文《社會成本問題》的問世，標示著一個新的經濟學流派橫空出世。從此，制度、產權、合約、交易費用等重要概念不僅吸引著經濟學家們濃厚興趣，而且又朝著政治學與社會學等學科滲透。同樣，對歷史的研製究，也無法避開制度及交易費用的分析。本文談清代乾隆皇帝與英國人的磨擦，這種磨擦從本質上看，正是「天朝上國」腐朽的皇權制度，與同一時代英國虛君憲政制度的磨擦。當然，經濟學的制度與通常意義上的制度存在區別，而且一個時代的制度也不單純是經濟制度。

乾隆皇帝是被文人學者們贊為「康乾盛世」時期的一代明君，但這個「盛世」在今天已遭有識之士的質疑。2000餘年的皇權統治下，第一個「盛世」數西漢「文景盛世」，但到了最後的「康乾盛世」，所謂「盛世」的內涵已越來越悲哀。即便被無數文人稱頌的康熙帝本人，也感嘆「貪官污吏肆意脧削」，「民間之脂膏，盡歸私囊」。至於乾隆當政，更是好大喜功，刻意粉飾太平，實際是官員極盡奢華，貧富兩極分化。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正是英國「光榮革命」成功的一年，不久工業革命隨之到來。由此市場經濟及對外貿易獲長足發展。市場發展的結果，必然要求進一步開拓海外市場。康熙時代，東南沿海的百姓在與英商交易中受惠，1755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由廣東沿海到定海一帶從事商業活動。但到了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乾隆一紙詔書，英國商人在沿海的交易活動受到極大限制，只能在廣東一地收泊交易。

乾隆的這個最高指示，等於不讓英商生存。東印度公司的商船上有個英國人，能操一口流利的中國話，還有一個很中國化的名字，叫洪仁輝。洪仁輝表示，大清皇帝的諭旨不近情理，他偏偏繼續北上，目的是見一見紫禁城裡的皇帝，當面建議他把國門開放，讓英商自由貿易，這也可稱作洋人上訪吧！他沒想到，自己剛到天津，就遭當地官員的攔截。在大清官員的眼裡，你小小洪仁輝實在不知天高地厚。我天朝上國，皇帝是九五之尊，是你這蠻夷之邦的洋鬼子就能見到的嗎？洪仁輝無奈，只得原路返回廣州。次日，兩廣總督楊應琚召見，洪仁輝還以為轉機出現，興沖沖地跟著進入森嚴的總督府。誰料剛跨入大堂，腰裡佩劍即被強行奪去，然後又被強行要求在總督大人面前跪下叩頭。有意思的是，在洪仁輝的觀念里，還沒有見了大人物必須跪下叩頭的道理。

英國是世界上最早以「大憲章」限制君權的國家，此後自「光榮革命」起又形成虛君憲政體制，王室壟斷特權被徹底取消。輝格黨人洛克(John Looke)關於人人享有財產權、生命權和自由權的理論不僅深入人心，而且深刻影響了整個世界。已故學者陳樂民指出：「世界（由中世記）進入近代，是從英國開始的。」恩格斯也認為：「如果有人問，這個世界上貢獻最多的是哪個民族？誰也不會否認是英國」（《馬恩全集》第一卷第678頁）。英國的新教徒們更是崇尚自由與平等，作為英國公民的洪仁輝，怎麼可能屈膝跪在楊應琚的面前？洪仁輝同樣不懂，他面前這個自稱炎黃子孫的民族，早已跪了幾千年，至今雖算作「康乾盛世」，事實上仍處在中世記，所以還得繼續跪下去。洪仁輝拒絕下跪的結果，是被判處流放澳門三年，而且終生被剝奪來華的權利。當然，洪仁輝的主要罪行，是違抗大清皇帝的旨意，擅自跑到天津來。更令洪仁輝想不到的是，三年後的1760年，根據乾隆的諭旨，大清國更徹底地關上沿海貿易的大門，並責令所有英國人必須從廣州撤離，華人也不得與與英商有任何交易往來。

作為不久前經歷了工業革命的國家，作為那時世界上最成功的市場經濟國家，英國當然無法接受大清鎖國閉關、禁止貿易的政策。於是，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國政府借乾隆皇帝83歲壽誕的機會，再次由馬戛爾尼勛爵率團，以祝壽的名義，實為商談貿易，遠涉重洋來到中國。隨團成員700餘人，不僅有官員，還有天文學、物理學等領域的專家。船上所帶大批貨品包括望遠鏡等天文觀察儀、地球儀、各種武器等。

當英國使船到達天津，當地的地方官員首先在馬戛爾尼的使船上插上大旗，旗上的中國字特別引人注目：「英國特使進貢」。這確是很有意思，代表世界最高文明的制度（虛君憲政制度）的國家，在大清皇帝與大臣們的眼裡，竟是尚未開化的蠻夷之邦。所以他們必須向大清俯首稱臣，所以他們不遠萬里，來向天朝上國進貢。當馬戛爾尼知道旗幟上面中文的意思後，心裡很反感，卻無力改變。

中國曆來自稱「禮儀之邦」，馬戛爾尼到來的第一個小磨擦正是禮儀之爭。按中國慣例或大清制度，馬戛爾尼覲見乾隆帝，當然應行「三跪九叩」的大禮，以示蠻夷朝貢者的臣服與恭敬。但馬戛爾尼從不認為自己是卑賤的朝貢者，也拒絕奴才腔的「三跪九叩」，堅持按英國禮儀行事。所幸的是，最終乾隆覺得象英國這樣的蠻夷小國，既不懂禮儀也不開化，看在他們不遠萬里來朝貢的份上，為顯示大清天子寬宏大量，不與蠻夷來使計較，同意在禮儀方面作讓步。而馬戛爾尼也為達到實現兩國正常貿易的目的，也願作出適當讓步——向乾隆「恭拜跪地」。馬戛爾尼的這一跪，不僅使「龍心大悅」，也讓中國的文人獲得大做文章的機會，他們竭力宣揚英國人對乾隆爺的這一跪，並認為這彰顯大清天子聖德天威，真正是萬民擁戴的聖主明君。

為顯示天朝上國的文化優越感及其在全世界的中心地位，也為了表示對朝貢者的歡迎，乾隆還親自編了一齣戲，劇名為《四海昇平》，在皇宮的三層戲台上演出。三層戲台對應著福、祿、壽三星。劇中主角文昌有一段念白：「故有英吉利國，仰慕皇仁，專心朝貢。……此皆聖天子，仁德格天，所以萬靈效順，非有神靈護送而行，安能如此迅速。……小聖感沐恩榮，亟當趨覲。眾星神，同往神州去者。」整體的劇情，就是借神仙、菩薩之口向天子祝壽，表達外藩對天朝上國的仰慕與臣服。劇終時，台上出現「福慶大寶瓶」，上書「四海昇平」四個大字。文昌再白：「妙嚇，聖天子至德柔懷，百靈效順，果然四海昇平也！」眾神對白：「果然是萬萬年四海昇平也！」接著便在全場高唱讚歌聲中結束。

英國人對大清國自以為是的宣傳毫無興趣，他們將隨船帶來的天文望遠鏡、熱氣球、地球儀、水晶燈等在皇宮展示，原以為會讓中國人驚訝。誰知這些代表當時科技水平的物件，在大清統治者們的眼裡，只能算「小玩意」、「西洋淫技」。乾隆和他的代理人，要麼根本不感興趣，要麼全不以為然。馬戛爾尼不懂，大清的統治者們，他們需要的是「帝王道法，關切治理」的儒家典藉，他們關注的是「事關前代得失，甚有裨於治道」。概言之，對大清統治者們而言，只有對鞏固政權有益的學問，才是博大精深的真學問。這期間還有兩件事令乾隆爺不愉快。一是英國人「貢品」如此豐富，超出原先想像，實在是喧賓奪主，以致我天朝上國臉上無光彩；二是英國人帶來的小小地球儀，更是往我大清國臉上抹黑——在朝隆的觀念里，我天朝上國處於世界中央，才能威鎮四海；天朝文化光輝燦爛、博大精深，更應是世界文化的中心，四周戎狄尚未開化。而這小小地球儀上，居然將我大清之江山，冷落地擠壓在大洋之一側。是可忍，孰不可忍！

更有甚者，當馬戛爾尼將英王喬治三世寫給乾隆的信，由傳教士翻譯出來的時候，乾隆與大臣們才知道，英國使團來中國原來根本不是向天朝「朝貢」和表示臣服，而是要與大清國「交使通商」、「互通有無」。而且那口氣，分明是想與我天朝大國平起平坐。乾隆爺的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禁不住龍顏大怒。在給英王的回信中，乾隆當即嚴正指責：我大清物產豐富、應有盡有，還需要和你這蠻夷小邦互通有無嗎？然後責令馬戛爾尼，帶著回信立即滾回去。至此，乾隆與英國人的磨擦幾乎達到難以容忍的程度。

被贊為「聖天子」的乾隆，實是井底之蛙。乾隆完全不懂這個道理：取消海禁，開放沿海市場，將是兩國雙嬴；堅持海禁，關閉市場，必將雙輸。而且輸的程度，雙方有很大差異。對英國來講，是失去一部分市場；對大清國而言，失去的是重要機遇——最後一次搭乘世界文明列車的機遇。退一萬步講，即便乾隆明知上述道理，也不會為讓沿海百姓在市場交易活動中得到實惠，而放棄閉關鎖國、堅壁清野的對外策略。一個中國皇帝，必然將鞏固自己的政權、維護政權穩固放在首位。在他們看來，祖宗沐血打下的江山，只能不斷維護鞏固，變成鐵打的江山，才能世世代代永遠傳給自己的子孫後代。任何海禁的取消與開放，都會對政權穩固帶來威脅。正是這種思維的路徑依賴，將中國長期牢牢鎖定在中世記的黑暗裡。

從洪仁輝到馬戛爾尼，他們與乾隆的磨擦，不僅是禮儀的磨擦，也是制度的磨擦與文化的磨擦。「光榮革命」後，走向虛君憲政制度的英國人，帶著他們先進的科技成果來到中國，看到的是中國皇帝如坐井觀天的青蛙；看到的是世俗皇權無時無刻不威懾著下層民眾；看到的是所有女人裹著小腳，所有男人腦後拖著長辮；看到的是富人們身穿長袍馬褂和官員頂戴花翎，但卻無一不是表現出對科學與民主的冷寞或不屑一顧；看到的是窮人衣衫藍縷、食品不潔、三餐不全；看到的是讀書人搖頭晃腦、滿口之乎也者，到頭來只知三綱五常、君道臣節再加修齊治平，卻不知伽利略、牛頓與洛克。馬戛爾尼在寫給內閣的報告里指出：中國人「處在最卑鄙的暴政統治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中」。而大清國的法律「雖十分細緻，卻不斷干涉個人行為」。「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裡前進的時候，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馬戛爾尼認為：這個所謂天朝上國，「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推，就能把他打倒在地。」

馬戛爾尼給內閣的報告，估計已成為英國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的依據之一。半個世記後，英國人駕駛著堅船加利炮，重新來到太平洋的西海岸，終於將這個天朝上國的大門轟開。這對於乾隆與英國人因不同制度引起的磨擦，也算是一種無可避免的回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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