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督式民主：新媒體時代民主實踐的新理念*

　　[內容提要]本文檢驗了現存民主形態正在經歷的歷史性變革，尤其是新媒體所帶來的社會環境變化對民主框架和機制的影響，從而為當代的代議民主提供一種全新的路徑。結合新媒體時代中現行民主的轉向，本文提出監督式民主的設想，認為該民主形態正將我們從過去以大會為基礎的、代議的民主引向一種有著全然不同框架和機制的民主形式，這也是當代民主實踐的重要特徵。

　　Abstract：This paper proposes a fundamental revision of the way we think about representation and democracy in our times. It pinpoints an epochal transformation that has been taking place in the contours and dynamics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especially in the new media era. Monitory democracy is a conjure that is proposed in the historic sea change of existing democracy. It is the one that is taking us away from the assembly-based and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of past times towards a form of democracy with entirely different contours and dynamics， which depict the new features of concrete practice.

　　一、什麼是監督式民主？

　　監督式民主是民主的一種新型歷史形態，指的是「後威斯敏斯特」政治所界定的迅速增長的各種議會外的權力審核機制的變體。{1}這些監督機構紮根在「國內」的政府和公民社會之中，同時也存在於由帝國、國家和商業組織控制的「跨界」機構中。也正因如此，整個自治政府的結構發生著變化，對影響公民生活的選舉、政黨和議會的集中控制都正在減弱。民主不再僅僅意味著選舉。在民族國家的內部和外部，獨立的權力監督機構都開始產生切實的影響。這表現在：政客、政黨和當局不能再穩坐江山、後顧無憂，這些監督機構令他們的生活變得麻煩：質疑其權威並促使他們改變其議程，有時甚至將其拖入醜聞之中。

　　歷史不可逆轉的延續性仍有待觀察。不論這種新型的民主是否能夠持續下去，就像歷史上它的兩種類型的前身（代議制民主與協商式民主），監督式民主並非孤注一擲。它的發生也並非必要，但它的確存在了，無論未來是生存還是消亡，這都不是本文所能回答的問題（關於監督式民主的反潮流和功能失調，在我即將出版的《民主之生死存亡》一書中將予以具體論述）。若從其體制框架和內在機制判斷，監督式民主無疑是形式最為複雜的民主。用拉丁文來說，它就像一種（介於精神和物質或介於相對物之間的）「中間物」（tertium quid），一種早期歷史實踐中基於大會形式的代議民主的未成型的後繼形式。在監督式民主時代，「國民」（people）、「公眾」（the public）、「公眾問責」（public accountability）、「人民」（the people）或「公民」（citizens）這些辭彙常常被交替使用，權力審查機構遍地開花。選舉、政黨和議會從未消失，它們仍然很重要，但在政治上卻大多喪失了曾經的關鍵地位。民主不再是通過選舉、議會和憲法手段簡單處理民選政府權力的方式，也不再僅限於領土國家的事宜。民主被描述為「體現大多數人最大意願的政府」（哈耶克）的日子一去不返了。無論是在地方、國家或超國家政府領域中，還是在非政府組織和網路的權力制約中，其中一些形態觸及日常生活的根基和外延，遍布世界各地。行使權力的人和組織現在常常受到各種各樣議會外機構的公共監督和討論。

　　在試圖理解新的權力制約途徑時，必須審慎行事。它們並非同出一轍，因此需要仔細檢驗。新的監督機構並非單純地是「美國」、「歐洲」、「經合組織（OECD）」，或「西方」的產物。它們最突出的特徵是：能在全球任何地方出現，並在全球範圍內迅速擴散開來。它們覆蓋不同的領域，甚至在民主的歷史上第一次標明了對創新藝術附加值（the added value of the art of invention）越來越多的關注，民主的自我更新能力本身就是最有價值的創新。

　　監督機制通過不同的途徑在不同的領域實現。一些監督機制主要在公民對政府或公民社會實體投入的層面上審核權力；一些則致力於監督和檢測所謂的「政策吞吐量」（policy throughputs）；還有一些側重於審核政府或非政府組織所制定的政策產出（policy outputs）。不少監督機制同時涉及上述三個層面。監督機制也存在不同的規格，並在不同的空間尺度上運作，從地方實體到全球網路都有所涉及。

　　鑒於這種變化，1945年以後迅速產生的新型機構乍看上去像是一個隨意堆砌的鵲巢。這些新型機構包括：公民陪審團、區域大會、參與式預算、諮詢委員會和小組座談會。還有智囊團、協商會議、宣講會（teach-ins）、公共紀念館、地方社區協商制度和開放式建築，它們都提供了信息、諮詢和宣傳服務，以及檔案和研究設施，並為建立專業的網路關係提供了機會。公民集會、民主審計、集思廣益的會議、利益團體的衝突、反腐敗和憲政撒法爾（Safaris，因被對其他地方具有檢驗作用的南非新憲法的起草者使用而著名）的全球議會聯盟也都包括在內。印度的榕樹民主（banyan democracy）{2}也應被納入其中：鐵路法庭、國民法院（Lok Adalats）、公益訴訟，以及公民抵制的真力（satyagraha）{3}方式。新型機構中還包括消費者檢驗機構和消費者委員會、在線論壇和聊天室、民主俱樂部、公共和平守護組織、以建立對商業實體和其他公民實體更多的公共問責為目的的峰會和國際監督組織。這些新型機構還延伸至審議選舉、會計部、獨立的宗教法庭、專家委員會（比如德國的「五智者」經濟顧問委員會）、公共「記分卡」——關於公共規劃工作、公開協商、博客、公民不良行為的電子記錄，以及致力於監督權力濫用的網站（如英國的BullyOnline）的黃色卡片和白色記錄單。新型機構還包括可自行選擇的民意調查（SLOPs）和非官方投票（比如簡訊投票）、國際刑事法庭、真相與和解委員會、全球社會論壇，且越來越多的非政府組織傾向於制定包括民選規定的成文法規。

　　監督機構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它們承諾更好地為公眾提供關於各種政府和非政府實體的信息，以及外部意見。由於其訴諸於公眾，為了防止誤解，不能將監督機構同自上而下的暗中監督機制混為一談，後者是在政府組織或公民社會的名義下謀取私利。就像其概念所描述的那樣，監督機制涉及公共準則的審查和執行、防止腐敗的道德規範，或者決策者的各種不當行為，這不僅僅局限在民選政府的問題上，而是涉及到整個權力背景。無論選舉結果如何，新型的監督式民主致力於加強公民表達和意見的多樣性，以及能更多地影響與他們生活相關的決定。

　　二、為什麼要監督式民主？

　　在民主初期，普及民主非常困難而危險。但可以確定的是：新的民主形式必有其原因和條件。監督式民主並非一項簡單孤立的事務，而是由許多因素誘發產生的。變化通常在管理圈內部發生分裂時產生，這時，有公民勇氣和公共精神的領導者的決心就會進一步發生作用。個人的野心、不正當行為、權力遊戲和對更加有效或廉價政府（急於在政策失敗或失意時將責任歸咎他者的政府）的訴求，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此外，還有保守意識、激進要求、政治地理的考慮，以及市場壓力的外在作用。獲得「社會資本」（在不同地域培育人們之間的關係和技能）的機會、權力的誘惑或撈外快都促使一些組織，尤其是非政府組織，尋求更加有力的監督機制。意外和好運也會起到一定的作用，托克維爾所述的因素旋即變得十分重要，他認為：公民及其代表中具有感染力的能夠消除某種不滿的信仰令其他不滿被表達出來並得到安撫。

　　所有這些壓力都將現行的民主推向監督式民主。但是，在這個新時代，最重要的動因卻是——戰爭。在民主的歷史中，隨機和有組織的暴力、戰爭以及戰爭所帶來的苦難常常成為新的民主機制的助產士。在20世紀前半葉，這個人類歷史上擁有最多殺戮記載的年代，這一規則顯然適用。兩次世界大戰加上可怕的酷行動搖了舊的安全架構，對權力大規模的攻勢和推動，以及帶來革命的公眾憤怒的發泄，通常被冠之以「人民」的名義，這些都與代議民主相悖。進入20世紀，民主有了某種程度上的屈服。它看起來就像是群龍無首、死氣沉沉、殘缺不全且註定失敗的。1941年，當羅斯福總統呼籲「讓民主的火焰從蠻夷的屏障中閃現出來」時，{4}當無數的反對者得出獨裁統治和極權主義才更有前途這樣完全相反的意見的時，那時，世界上僅存有11種選舉民主形式了。{5}

　　戰爭帶來災難性的破壞，戰爭催生獨裁統治和極權主義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兩次大災難令很多人明白，舊的民主模式是多麼的天真，在這樣的慣例下，人們因為統治者為其生活和財產提供保護而臣服於他們的政府。那一毀滅性的動蕩時期證實了這一「保護—服從模式」難以運作，在許多國家，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的長期協議被打破，統治者的統治地位受到質疑。換句話說，問題不再是從柏拉圖和修昔底德的時代直至19世紀的民主批判，即「人民」的獨裁。20世紀上半葉所發生的事件證明獨裁的真正根源在於長於操縱「人民」的不良領導人。這樣，問題就不在於通常所謂的暴民了。統治本身才是問題的所在。

　　統治問題是個核心問題，但1945年以後的民主政治反思中卻極少有人研究。{6}監督式民主的智慧根源便可以追溯到這一時期。在文學、神學領域，他們做出了顯著的貢獻，不同於阿爾貝·加繆、胡克、托馬斯曼、雅克·馬里丹等以往的智者，最為突出的是，萊因霍德·尼布爾的《光明的兒童和黑暗的兒童》（1945）很快就成為經典。這些作者都表達了對在戰爭和極權主義的夾縫中生存下來的大會民主難逃厄運的擔憂，他們認為議會民主形式只是被暫判死緩，很快就將瀕臨滅亡。他們認為近期歷史經驗中最重要的教訓是大多數人統治的民主能夠被完全破壞，它的機制可能被民主的敵人冠之以「人民主權」的稱號而濫用，民主得以成立的多元自由和政治平等被破壞。深受其擾的作者們呼籲為代議制民主的弊病尋求良藥，並開始不再樂觀。他們的意見發生了分歧，但是所有人都支持建立新的民主形式，這種民主的精神和機制要能夠有力地對付那些不負責任的權力。美國神學家尼布爾（1892 ~ 1971）提出了一個在這一線中改造和重塑民主的最有力的例子，他後來獲得了包括馬丁·路德·金在內的「最受推崇的人」的榮譽稱號。「權力失控的危險常年危及民主社會的價值」，他寫道，「但是現代民主需要一種更加現實的哲學和神學基礎，不僅是為了預測和理解它所面臨的危險，而且要給它一個有說服力的理由」。他得出了著名的結論：「人類維護正義的能力使得民主成為可能，而人類對正義的傾向卻使民主尤為必要。」{7}

　　對政治罪行的思考無疑有助於激發監督式民主的最顯著特徵：民主和人權的結合，以及為維護人權而產生的世界範圍內組織、網路和運動的攀升。這一結合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但其當代啟示可以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兩大政治宣言中得以窺見：《聯合國憲章》（1945）和《世界人權宣言》（1948）。後者可以被認為是以4500萬人的犧牲、嚴重的破壞和精神災難，以及與如巴基斯坦和印度、柏林封鎖和巴勒斯坦未解決的問題等政治困難緊密相關的越來越多的戰後緊張局勢為代價的。起草於1947 ~ 1948年間的《世界人權宣言》在當時許多人看來似乎僅僅是個幌子，並不觸及問題核心。其序言中談到「人格尊嚴」和「人類大家庭中所有成員平等且不可剝奪的權利」。它實際上是呼籲公民社會和各國政府都將人權作為一個重要事項來對待，其實踐促成了對民主的重新界定，形成了監督式民主。今天，網路化的組織，如人權觀察、阿加汗發展網（Aga Khan Development Network）、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等，成千上萬的其他一些非政府人權組織經常處理廣泛的人權事務，包括酷刑、童兵、虐待婦女、宗教、學術和文學的自由等。他們的工作是通過深入的研究和技巧性的宣傳對人權提供支撐。他們將自己看作是對政府和公民良知的鞭策，他們解決困擾代議制民主的一個基本問題：誰決定誰是「人民」？很多人權組織和網路的回答是：每個人都有權獲得他們應有的權利。

　　三、新媒體時代的民主轉向

　　（一）新媒體環境中的信息特質：大量傳播

　　人權與民主的結合和很多監督機構都在1945年以後興起，這表明戰爭不會總是政治家的遊戲、神父的喜悅、律師的笑話和受雇殺手的買賣，有時它也為公民和機構建設者提供了管理自身事務的機會。但如果全面戰爭是監督式民主最主要的催化劑，那麼毋庸置疑，傳播媒介是使其後續增長的重要驅動力之一。

　　如果不把新媒介機制下的權力和衝突納入考慮範圍之內，監督式民主的可信性便難以明朗。如此來看：以集會為基礎的民主屬於口語主導的時代，一些寫在草紙和石頭上的法律對其加以支撐，信息以徒步或騎驢騎馬的方式傳播。代議制民主源自印刷文化時代，以書籍、小冊子、報紙、電報和郵件作為傳播的途徑，這在大眾傳播媒介興起的早期，尤其是廣播、電影和電視的時代，就陷入了危機。相反，監督式民主同多媒體滲透型社會的關係緊密，社會的權力結構不斷被信息大量傳播下的新媒介系統中的監督機構所「銷蝕」。

　　代議制民主時代，印刷文化和有限的視聽媒介與政府和政黨之間的關係更為緊密。與代議制民主時代所不同的是，監督式民主見證了持續的公眾監督和權力糾紛，似乎沒有什麼政府或社會生活內的組織或領導人能夠免於政治難題。很多因素共同導致了此類變化，包括新聞所引以為豪的基於事實的「客觀性」下降，以及視聽率、銷售等因素驅動下的商業新聞如廣告般的吸引眼球這一風格的興起。電子存儲、嚴格的頻道間距、新的頻率分配、衛星直播、數字調諧和先進的壓縮技術等技術因素也非常重要。技術因素中最重要的是有線和衛星結合的計算機通信，在20世紀60年代末，該技術在幾乎所有日益商業化的媒介領域中激發了產品和生產過程的創新。這一新生的媒介系統沒有任何歷史先驅。以其核心組成之一的互聯網為特徵，它是一個媒介設施相互重疊和相互連接的全新的世界系統，整合了文本、聲音、圖像，並使得遍布在世界各地的成千上萬的多個用戶終端能夠在任何時間，無論是實時地還是延時地，在模塊化的全球網路中實現信息的獲取和交流。

　　權力審查事務中的所有機構都嚴重依賴這些媒介新發明，如果新的大量傳播系統突然自爆了，監督式民主便時不久矣。監督式民主和計算機化的媒介網路像是一對雙生兒。這麼說並非落入假設陷阱，其中計算機相關的傳播網路預示著一個新型的烏托邦世界，一個電子前沿的「虛擬社區」的狂歡，一場令所有公民在任何時間和地點，平等地使用和獲取所有媒介的「網路革命」。信息大量傳播的新時代實際上也存在一些不穩定的、自我矛盾的、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窮人和富人的傳播權力鴻溝被進一步拉大，似乎沒有必要讓窮人成為傳者或媒介產品的消費者。世界上的大多數窮人，沒錢打電話，只有少數人能夠使用互聯網。媒介富有者和媒介貧窮者之間的分歧折磨著整個監督式民主，這違背了監督式民主所闡述的所有公民都有權平等地交流意見的基本原則，並不時地將經過民選的和未經民選的代表拖入困境。

　　然而，儘管存在矛盾和不盡人意之處，大量傳播的信息系統中也有一些新的且重要的事情發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私生活」和「隱私」的範疇，以及對「私」權力的處理和運作已被提上日程。上幾代人可能會為這一民主形式所涉及的範圍之廣和強度之大而感到震驚。隨著照相機快門一按或某一內置開關一閃，私人範疇能在瞬間變作公共範疇。所有的一切，從卧室到會議室，從官場到戰場，都可能被媒體抓來使用。由於那些未經民選的自認作為公眾代表的記者們所講述的故事，這個年代，私人的文本信息會被公開於眾，婚姻的不忠會被揭發出來，政府官員會被迫辭職。這個年代，索尼的手提式攝像機是記者們的必備工具，他們將候選人生活的各個細節發布到視頻網站和博客上去。這個年代，視頻畫面揭露出戰爭區的士兵侮辱婦女、恐嚇兒童、折磨無知村民的情況。在信息大量傳播的年代，政客、非民選代表和名人的私生活，他們的戀情、聚會、健康、用藥習慣、紛爭和離異，都成為千百萬人感興趣的話題。由於談話節目、博客和一些其他的媒介行為，普通人可以無休止地公開發表他們個人的恐懼、喜悅和希冀。媒體公司授權觀眾通過掌聲、電話或互聯網為自己所喜愛的明星投票，這種模擬投票甚至使一些人很幸運地成為媒體明星。

　　在那些關心「突發事件」和意外多於事實真相的熱血記者的幫助下，信息大量傳播直刺政府和公民社會的權力關係。人們很容易抱怨新的新聞方式：認為這種方式喜歡獵奇，關注不良事件，並受到那些說故事不應受到事實阻礙的新聞工作室的慫恿；認為這種方式喜歡不安分，吸收各種信息源，填補新聞漏洞，在監督式民主的年代，新聞永遠都不會睡去，並由於太過注意個性而忽略時效性的文本，常常令人眩暈；認為新式的新聞十分程式化，很快就會讓人生厭，它喜歡同權力和政府簡報合作。但是，這些指責只說出了故事的一半。那些不顧一切的熱血新聞有助於幫助舊的烏托邦在權力之外得以生存，有助於「信息自由」，有助於「政務公開」和決策的更大「透明性」。未經限制的權力仍然在公民的思想中產生很大影響，這不足為怪。由於新式新聞和新型的監督機構，在監督式民主時代，公眾反對腐敗和罪行司空見慣。似乎醜聞會沒完沒了，甚至有時醜聞會像地震一樣在整個政府腳下隆隆作響。

　　在監督式民主時代，一些醜聞成了傳奇，就像由不經意被發現秘密設在華盛頓水門酒店中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總部所引起的公眾嘩然，隨後該事件滾雪球一樣擴大，發展成為著名的水門事件，以權力彈劾和尼克松總統1974年8月的辭職告終。在大西洋彼岸，主要的醜聞事件包括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西班牙政治喧囂，那次喧囂由政府審計員的報告所引發，報告稱社會黨高級官員經營Filesa和時代出口公司，他們收取了約10億比塞塔的諮詢費用，但從未上報（這被稱為Filesa事件）；義大利警察和被稱為「bribesville」的政治腐敗的判定系統進行了全國範圍的調查，「凈手運動」導致了許多政黨的消失，一些政客和產業領導者在被曝光後自殺；法國外交部長辭職，法國總統在電視上承認1985年7月的謀殺綠色和平組織積極分子並炸毀他們的「彩虹勇士號」船的事件是法國特工組織所為。那次事件中，該船帶領一個遊艇船隊反對法國在太平洋的穆魯羅瓦環礁進行核試驗。我們同樣不能忘記21世紀初以伊拉克存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彌天大謊為借口，對其進行軍事入侵所帶來的巨大災難。

　　（二）新媒體環境中的政治特徵：病毒式擴散

　　這樣那樣的 「門」醜聞不斷提醒我們監督式民主所面臨的問題：權力持有者從未在操控人們的問題上少下功夫，因此，骯髒的政治交易給權力蒙上陰影並將其丟到公眾面前，這始終是最基本的重要問題。沒有人會開玩笑地認為有著這麼多權力審查機構的監督式民主是個遊樂場——一個所有公民及其民選的和非民選的代表機會平等的天堂。然而，監督式民主和信息大量傳播的結合不會產生持久通量，即一種由各不相同且相互作用的人和機構的複雜結合、長期推拉、凍脹和緊張、時而合作又時而對抗的關係所帶來的無休止的躁動。民選的和非民選的代表常常在界定和決定誰在何時、如何、得到什麼的問題上發生爭執，但是被代表者利用各種權力限制機構，監督他們的代表，有時會取得意外的成功。因此，監督式民主機制就不能僅僅用從代議制民主時代繼承來的簡單隱喻來描述。如果用議會的「人民主權」、「地方」和「中央」政府之間的對抗，「壓力團體」、政黨和政府間的扭打來描繪這一民主形式就太過簡單了。從政治幾何學的角度來看，監督式民主系統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個由規模各異和或多或少具有獨立性的監督實體所組成的複雜網路，該網路的形成要歸功於信息大量傳播、誰在何時通過何種方式得到什麼這一問題所帶來的諸多問題，以及對權力執行者的公眾責任。監督式民主中存在大量的衝突。政治並沒有消亡。任何事情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整體趨勢中有一些全新的東西。從民主源自敘利亞—美索不達米亞古老的集會形式來看，民主總是使權力習慣、權力偏見和權力等級發生分化。它讓人們擁有能夠平等地塑造和重塑他們生活的感覺，並且也經常給世界帶來一些騷動。在監督式民主時代，不同規模的監督機構所帶來的持續不斷的權力審查使得監督式民主成為最有活力、最具生機的民主形式。它甚至擁有像「民主審計網」和「透明國際」這些專門針對權力審查機制和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民利益的問題提供公共評估的機構。還有一些機構專門在廣泛的層面上質疑政府工作，從他們的人權紀錄、能源生產計劃，到城市居民飲用水質量等。私營公司的服務和產品、投資計劃、如何對待僱員，以及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等，同樣受到拷問。各種各樣的監督者、指導者和呼籲者始終各盡其職，對權力持有者施加更多的公眾問責。因此，權力者不斷感到無能為力。

　　當運作良好時，監督機制會有許多積極的影響：為市場帶來更多的公平公開、提醒政府的不當決定、公共審查的充實和普及、通過有效的參與制度賦予公民和民選代表更大的權力。當然，權力監督也可能會沒有效果，或產生負面效果。運動可能會目標不明確或定位錯誤，玩弄權力者可能會狡猾地找到漏洞得以脫罪，或者對反對意見視而不見。曾幾何時，很多公民，無論是作為消費者、工人、父母、社區居民、年輕人還是年長者，都覺得很多組織的監督策略太過小心翼翼，或令人費解，或與他們的生活關係不大。

　　儘管存在這些弱點，監督式民主政治機制的整體感覺同代議制民主時代大相徑庭。監督式民主時代的政治有著確切的「病毒」特徵。監督式民主機制所引起的權力紛爭，沿著非常規的路徑，常常產生意想不到的結果。一些使用手機、留言板、消息組、維基百科和博客的群體，有時會克服各種困難，令公共官員、黨派和議會，甚至政府，陷入尷尬的境地。權力監督機構，像「人權觀察」或「大赦國際」時常也會做類似的事情，它們也通常從支持者網路中獲得幫助。讓我們想一想當前引人關注的公共紛爭：關於一些消息的框架、評論和重要性的討論被大大小小的權力監督組織重新設置。在監督式民主的世界裡，那種「病毒—網路」的格結構是非常典型且無一例外的。它對舊的代議制民主的國家決策機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些機構發現它們自己越來越陷入權力監督機構的「粘性」網路中，而這些監督機構即便在遠程條件下也能夠命中目標，令它們自食其果。

　　在監督式民主時代，專橫權力不再能夠舒服地藏於隱私的面具之後。任何地方的權力關係都受制於在媒體幫助下的各種規模的公共組織，以前冠以「隱私」之名的事情再無藏身之地。當然，這種權力的變化常常是雜亂無章的，並時常裹著炒作的外衣。但是，摘除權力的面具卻與監督式民主的權力監督精神產生共鳴。一些人會抱怨它所帶來的影響，如「信息泛濫」，但是從監督式民主的信息大量傳播的角度來看，這卻具有積極意義。儘管有炒作之嫌，新的媒介系統畢竟刺激並拓寬了人們的視野。它引導他們多元主義的意識，並讓他們在何時、如何和為何傳播上接受更大的責任。孩子們擦洗過背部和耳根，穿著睡袍和家人坐在一起，收聽或收看收音機或電視里的節目，那種以廣播作為大眾娛樂主要形式的代議制民主時代結束了。同樣，成千上萬的人們擠在集權主義的權力陰影之下，巧妙地發現策划過的廣播節目或煽情的電影表演的時光也一去不返。

　　相反，信息滲透的民主鼓勵人們質疑權力的可靠性。所有王權下的人和機構並不希望看到這一轉變。在監督式民主的世界裡，人們要學會留意權力和他們的代表，他們必須做出判斷和選擇自己的行動方針。公民開始為自己著想，從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整體意識變得更加敏銳，他們認識到佔主導地位的權力關係不是「自然的」，而是偶然的。信息大量傳播和監督機構共同促進了大眾權力觀念的「完形開關」。客觀存在 「現實」的形而上學觀念受到削弱，權力之上的固有的「事實真相」推定也被削弱。人們親眼所見與所聽到的像「皇帝的新衣」般的虛假界限被打破。「真實」包括「真實的」權力，通常被理解和解釋為「製造的真實」，以及將某種解釋強加給他人的權力。

　　誠然，沒有什麼會神奇地自己變成這樣。在監督式民主時代，傳播是偽飾、協商、妥協和權力衝突的持久主題，一言概之，是個政治問題。因此，信息大量傳播不會自動保證監督式民主精神或機制的勝利。信息滲透型社會能夠並且已經給民主帶來了不良影響。比如，在某些領域，媒介滲透分散了公民對一些事件的注意力。人們被期待成對公共事務保持關注、而不僅是看到自家和鄰居事務的好公民，但有人發現，面對媒體大量的信息，很難集中注意力。太過豐富的信息帶來了困惑。比如，選民曾經對黃金時段電視上播放的選舉廣告感到厭煩，以至於回復以冷淡。他們絲毫不受感染，從沙發上站起來，離開起居室，換頻道，或靜音，並深深地嘆氣。這離更讓人擔憂的事只有幾步之遙，那就是不去思考的漠然文化的濫觴。監督式民主一定依靠信息的大量傳播，但其更離經叛道的影響之一，是鼓勵個人像鴕鳥一樣堅持把頭埋在故作無知的沙堆里以逃避這個複雜的世界，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態度浮於時尚潮流的漩渦之中，具體表現為：想法發生改變、言行舉止輕率、擁護甚至為對手喝彩、不接納真實、落入一些人謹慎地稱之為「廢話」（bullshit）的懷中。

　　愚蠢的幻想、玩世不恭和不滿情緒是對公民，以及他們民選的和非民選代表的最大誘惑。監督式民主是否能夠生存下去，未來將會給我們答案。

　　（譯 / 吳小坤）

　　*本文繫上海市高校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上海大學影視與傳媒產業研究基地主辦的「新媒體產業國際研討會」（2008年10月）會議論文。

　　注釋：

　　{1}形容詞「monitory」來自中古時代的「monitoria」（詞根monere表示警告），中世紀時以monitorie 的詞形被引入英語，並於15世紀中葉發展為一個現代英語辭彙，表示對迫在眉睫的危險予以警示，或告誡某人不要實施某種冒犯行為。該詞（monitories）首先在教會內部使用，指由負有監督職能的主教或教皇或教會法庭發出的一個或多個通知。「monitor」、「monition」和「monitory」詞群很快就被世俗普遍採用。監督者是向他者行為發出告誡的實體。「monitor」這個詞用在學校里還可以指幫助教師維持班級秩序的班長。它還可以是一個早期預警裝置，就像非洲、澳大利亞和新幾內亞的一種蜥蜴，它們受人們歡迎是因為它們能夠在有鱷魚出現的地方發出預警信號。後來，「monitor」一詞同傳播裝置緊密聯繫在一起，指像麥克風或電視機屏幕那樣的接收裝置，用來檢驗電子信息傳輸的內容或質量；在計算機科學語言中，「monitor」可以用來指視頻顯示或一種檢驗或控制其他程序的程序。近年來，「to monitor」成為一個廣泛使用的動詞，用來描述對某物的內容或質量進行系統檢驗的過程，比如市政檢驗地方飲用水的污染情況，或科學家檢驗瀕臨滅絕的物種，這些與監督式民主的出現並無關係。但這似乎激發了由美國學者邁克·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提出的「監督式民主」理論（interview， New York City， 4 December 2006）。見舒德森的「民主概念的變遷」，載《MIT傳播論壇》（1998年5月8日），完整版本見《良好公民：美國公共生活的歷史》（New York，1998），其中借鑒了我對監督式民主的用法。

　　{2}英國民主體制在印度的沿襲，該體制下，政府分為上院和下院，每5年舉行選舉——譯者注。

　　{3}Satyagraha 是梵文，意思為「真力」，這是甘地當時為其策略所起的名字，所強調的是「精神的力量」——譯者注。

　　{4}1941年3月15日，羅斯福總統在華盛頓對白宮新聞記者協會的講話。

　　{5}僅存的議會民主國家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智利、哥斯大黎加、紐西蘭、瑞士、瑞典、英國、美國和烏拉圭。芬蘭儘管在戰時特殊情況下採用選舉團的形式進行總統選舉，也應被包含在內。

　　{6}二戰後的幾年內對民主未來的思考在全球語境中開拓了一些新的思維路徑。具體見：Thomas Mann， Goethe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1949）； Jacques Maritain，「Christianity and Democracy」， a typewritten manuscript prepared as an address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New York， 29th December 1949）； Harold Laski et.al.， The Future of Democracy （London 1946）； Albert Camus， Neither Victims nor Executioners （Chicago 1972 ［first published in the autumn 1946 issues of Combat］）； 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ders （London 1945）； Pope Pius XII， Democracy and Peace （London 1945）； Sidney Hook， 「What Exactly Do We Mean By 『Democracy』？」， The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1947， p10； and AD. Lindsay， Democracy in the World Today （London 1945）.

　　{7}Reinhold Niebuhr， The Children of Light and the Children of Darkness. A Vindication of Democracy and a Critique of its Traditional Defenders （London 1945）， p. vi.

　　John Keane：英國威斯敏斯特大學政治系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