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民國知識分子關心政治是種天性

民國教授不僅繼承了傳統文化士人的風骨，而且還具有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他們中大多數人都接受過西方的教育，對西方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體認，所以他們都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社會文化來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

本文系鳳凰網歷史頻道對話智效民先生文字實錄，採訪整理：唐智誠作者簡介：智效民，1964生，任職于山西省社會科學院，主要從事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研究，著有《心理的單間》、《胡適和他的朋友們》、《往事知多少》《八位大學校長》、《思想操練》等。胡適如不關心時政就不會掀起「問題與主義」之爭鳳凰歷史：在民國大學的課堂上，教授們會不會議論時政、臧否政治人物?智效民：這是毫無疑問。因為民國是一個教育獨立、思想自由的時代，教授所思所想，自然要在課堂上表達出來。當然，這也與當事人的個性、擔當有關。在我看來，所謂學者大致有兩種：一種人往往把絕大部分精力放在學問方面，對學問以外的事不大過問;另一種人既做學問，又特別關心時政。這些人就是現在所說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上承古代士人的傳統，下啟現代知識分子的風骨，在做學問的同時也要關心社會，議論政治。所謂「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說的就是這種人。這種人在研究歷史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經濟學的學者中比較多見。這也與他們研究的對象有關。如果不關心政治、議論時事、臧否人物，他們所做的學問還有什麼意義?我覺得，做學問的過程就是追求真理的過程，如果你能把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這種追求真理的事業，那是非常幸福的一種人生安排。因為是追求真理，所以做學問的人一定要有良心，有是非心。至於有些人在做學問的過程中不願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願意拿出一部分精力來議論時政、臧否人物，那也無可非議。但是，這絕不意味著把學問當作逃離現實的烏龜殼，把課堂當作迴避是非的避風港。鳳凰歷史：在關心公共事務的這些民國教授中，誰最具有代表性呢?智效民：我覺得最有代表性的應該是胡適吧。當然，在他的朋友圈裡，大部分人都是我說的那種關心政治的知識分子。這些人基本上集中在北大、清華、南開等著名的大學當教授。因為時間關係，再加上資料有限，我想不起直接回憶他們在課堂上議論時政的材料。但是胡適他們關心社會、議論政治的事例實在是太多了。比如他剛剛留學歸來到了北大，就和李大釗之間爆發了「問題與主義」之爭。假如他不關心時政，就不會有這樣的爭論。這個爭論在社會上影響很大，當時他倆又都是北大的教授，他的學生對這件事應該是耳熟能詳的。民國知識分子關心政治是一種天性智效民：胡適這個人很有意思，本來他回國的時候立下誓言：20年不談政治，20年不幹政治。為什麼要立下這樣的誓言呢?他認為中國社會落後、政治腐敗的根本原因是傳統文化導致的，所以他要把自己的精力用到整理國故，引進西方文明的事業上來。然而，究竟是文化落後導致政治腐敗，還是政治腐敗導致文化落後?用蔣夢麟的話來說，這其實是一個雞生蛋還是蛋生雞的問題。正因為如此，胡適總是不能實踐自己的誓言，在遇上腐敗政治的時候，他往往會忍不住要議論時政、臧否人物。胡適議論時政、臧否人物的主要方式是辦報紙辦雜誌。前面所說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就是在《每周評論》上展開的。一兩年後，他和幾位朋友共同發表《爭自由宣言》，創辦《努力》周報，提倡「好政府主義」。隨後，他又和徐志摩、梁實秋、葉公超等人在上海創辦《新月》月刊。一開始他們本來是想把它辦一份文藝性刊物，但是半路上又不由得就轉到議論政治上來。轉向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在奪取政權以後，一方面神化孫中山，大搞個人崇拜;一方面又排除異己，侵犯人權。所以胡適等人便利用《新月》這個平台，發起了「人權與約法」大討論。進入30年代以後，胡適回到北平，又準備創辦《平論》。當時他已經寫好發刊詞了，但不知道因為什麼，這個刊物沒有辦成。但是不久，他們又創辦了《獨立評論》。這份雜誌雖然是幾個朋友自己花錢辦的，但因為他們敢於直面現實，抨擊時弊，所以很快就在全國產生巨大影響。所以真正的問題不是教授能否在課堂上議論時政，而是能否對得起自己的良心，是不是一個知識分子的問題。其實人是一種社會的動物，關心政治是人的天性。用胡適的話來說，他本來是打算不談政治不幹政治的，但就是忍不住要關心政治。當然，知識分子關心政治的程度也與他們所處的時代有關。在一個以言獲罪的時代，知識分子只能三緘其口以求自保，也是無可奈何的事。鳳凰歷史：所以民國時像胡適這樣的知識分子，在評論時政的影響力根本就不局限於課堂上，他們往往是通過辦報，直接引發整個社會的討論。智效民：需要補充一點，胡適從不談政治到大談政治，與丁文江有很大關係。丁曾經對胡適說：你那不談政治的主張是一種妄想。你們倡導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設，都禁不起腐敗政治的摧殘。當今社會，「最可怕的是有知識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是留英歸來的地質學家，他對干預政治、參與政事有極大的熱情。為此，他曾經應孫傳芳的邀請，擔任過「淞滬商埠總辦」。當時上海還沒有建市，淞滬商埠總辦相當於後來的上海市市長。他雖然只幹了八九個月，但我還是非常欽佩他這種精神的。如果中國沒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那就真是沒有什麼希望了。民國學者兼具傳統士人風骨和現代批判精神鳳凰歷史：民國大學裡很多教授都是留學英美歸來，他們不僅思想很西化，穿著打扮也挺西化，讓人明顯感覺和中國人不太一樣，那會遭到報紙的批評嗎?智效民：民國時代學者除了追求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之外，還希望努力創造一個多樣化、多元化的社會。多樣化、多元化與大一統的體制是完全對立的，它的存在有利於避免專制獨裁統治，有利於現代化的進程。報紙是現代文明社會的產物，所以負責任的報紙是不會單純拿服飾來說事的。據我所知，民國的大學教授基本上有兩種服飾，一種是西裝革履，一種是長袍馬褂。比如胡適穿西服時候多，穿長衫時候少;馮友蘭正好相反。這正好象徵著對現代文明的學習以及對傳統文化的繼承。當然，在這方面，除了個人的習慣和愛好之外，恐怕還與他們的專業有關。因為胡適在北大教的是英文，馮友蘭教的是中國哲學。如果教英文時穿一身長袍馬褂，那就會像辜鴻銘一樣，成為大家的笑談。當然，辜鴻銘的存在，也說明了民國大學的兼收並蓄、寬容大度。我注意到，民國時代的大學教授好像很少穿中山裝，這顯然與中山裝所具有的意識形態色彩有關。鳳凰歷史：民國的教授對西方社會的實際情況有著切身體會，對照當時中國的現實情況，他們如何看待中國在經濟、法治方面的落後之處?智效民：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我想首先強調的是，民國的教授不僅繼承了傳統文化里士人的風骨，而且還具有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接受過西方的教育，對西方社會的政治、文化、經濟、法律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和體認，所以他們都希望通過學習西方的政治文明和社會文化來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但是在學習西方的過程中，又出現了一種新的情況，那就是正當五四啟蒙運動轟轟烈烈開展的時候，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與此同時，新生的蘇維埃也派代表來到中國，這裡找到了他們的代理人。所以，究竟是走西方文明之路還是走俄國革命之路，就成了當時中國知識界面臨的一個全新的問題。前面所說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為了了解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中國知識界有許多人在上世紀20年代都到過蘇聯，有的是進行考察，有的乾脆投入其懷抱。但是因為蘇聯不可能讓外人看到它的真相，所以考察者只是了解些皮毛;而投懷送抱者則遇上了上船容易下船難的問題。前面提到，為了推動社會文明和政治進步，以胡適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在20年代初就簽署了「爭自由宣言」，並提出了「好政府主義」。「好政府主義」的主要訴求是建立一個憲政的、公開的、有計劃的政府。從這裡，可以看出民國知識分子們對中國政治、經濟、法治的基本看法。到了30年代初，世界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這主要表現在德、意法西斯的崛起和蘇聯的存在，所以中國知識界還有一次關於「民主和獨裁」的大討論。討論的主要分歧是：中國的現代化究竟是依靠強人政治來實現呢，還是要通過民主來實現?當時的知識界在這個問題上有很大分歧。很多人，包括丁文江、錢端升和蔣廷黻等人在內，都主張中國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獨裁者，以便引領我們奔向現代化之路。剛才已經說過，丁文江是地質學家，但他非常關心政治;錢端升是政治學家，專門研究各國憲政;蔣廷黻是歷史學家，後來棄學從政，擔任過行政院的政務處長。連這樣的人都認為中國要搞現代化就必須先找一個獨裁者，等到實現了現代化，才搞什麼憲政。胡適的意見完全相反。他明確指出：千萬不要把憲政看得那麼複雜，它其實就是幼兒園的政治。在正常情況下，普通老百姓不關心政治是很自然的事，只要他在投票選舉的時候能夠投出一票就可以了。有人擔心競選者說的天花亂墜會讓老百姓上當受騙，但這沒有什麼了不起，即便上當受騙也只有四年，到下次換屆時不投他的票不就行了?所以民主政治是幼兒園的政治。胡適的這些見解與他在美國經歷過兩次大選有關。當時胡適的政治老師布置的作業，就是到競選現場尋找真切的感受，所以他對民主政治的理解是活生生的;相比之下錢端升沒有這樣的經歷，所以他對政治的理解是從書本上來的。1948年他們在去留問題上之所以分道揚鑣，從這裡也可以找到一點答案。胡適認為思想獨立比自由更重要鳳凰歷史：有人認為課堂上只能傳授知識，教授們議論時政，是不務正業，會誤人子弟，您怎麼看?智效民：這就涉及到學習的目的和教育本質了。不懂教育的人總覺得教授在課堂上只要傳授知識就可以了，幹嘛要議論時政呢?有些人甚至認為教授在課堂上議論時政會誤人子弟。其實這種顧慮完全沒有必要。要知道青少年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他們對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現象會有自己的判斷。我們不可能總是把他們放在玻璃罩里保護起來，即便能夠做到也對他們的成長不利。什麼是知識?我們學習知識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做一個「兩腳書櫥」呢，還是把知識當作思考的材料?教育的目的究竟是要培養具有獨立人格的公民呢?還是要把學生塑造成人云亦云的、會說話的機器?這都是當今社會必須面對的大問題。事實上，想要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就必須讓他們開闊眼界、明辨是非、了解真相--包括歷史的真相和現實的真相。在這方面，教授在課堂上議論時政，師生之間無保留的思想交流，是一種很好的方式。眾所周知，教育的目的無非是要讓我們的學生具有健全的思想、獨立的人格。假如僅僅把傳授書本知識當成唯一目的，那就會剝奪學生思考的權利。借用愛因斯坦的話來說，如果我們的學生只有知識沒有思想，他就是一隻會說話的狗，而不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我覺得在大學裡面，應該營造一種百家爭鳴的景象。把不同的觀點、不同的思想擺在學生的面前，讓他們去比較、判斷、思考、鑒別、欣賞……這才能提高學生的思想水平和整個民族的文化素養。否則，我們的國家就永遠是一群奴才的組合，也永遠不會有什麼創造力。一個沒有創造力的人群，就只會拷貝、克隆人家的東西。如果真是這樣，那這個民族還有什麼存在的必要?有人天天說中華民族如何偉大，有幾千年的文化傳承。但是我真不明白，這個偉大和傳承到哪裡去了?它的活力何在?說到中國傳統文化，讓我想起了古代的書院。其實中國古代的書院本來是有自由講學傳統的，但是現在的學校把這個傳統也丟掉了。因為學校要統一考試、統一錄取、統一教材、統一進度、統一分配……現在這個問題雖然有所鬆動，但是大一統的格局並沒有徹底改變。大一統的體制和格式化的結果，必然造成千篇一律的文化和千人一面的社會。試想，如果13億人只有一個思想，那不就等於是把大家的腦袋都閹割掉，只剩下一個或幾個腦袋了嗎?13億人的聰明才智之和1個人、幾個人相比，孰大孰小孰優孰劣，這還用問嗎?正因為如此，1946年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他提出「獨立比自由更重要」的觀點。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那是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北大召開的第一個開學典禮上，同學在歡迎標語上懇請胡校長能夠給他們思想自由和學術自由。當時胡適穿著長袍馬褂，風度翩翩地對大家說：自由是對外面束縛而言的，它可以抵制外來的壓力和限制，這本來就是北大的精神所在。但獨立是你們自己的事，不能獨立，就只能做奴隸。他還說：「學校當然可以給你們以自由，但是學校不能給你們獨立。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我希望學校里沒有黨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種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樣，大家有信仰的自由，但切不可毀了學校……」胡適用「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古訓解釋說：因為人不是神，所以人的認識是有局限性的。基於這樣一種認識，我們千萬不要把一種思想當作金科玉律去信仰，否則就容易被人利用。由此可見，凡是口含天憲，聲稱自己掌握了真理，或者是真理化身的人，都是教育的天敵。換句話說，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養獨立的人格和判斷是非的能力。假如課堂上只能有一種音色，學校里只能有一種弦律，那麼所謂教育就只剩下洗腦的功能了。民國時新聞自由 是清末以來知識界好傳統智效民：我覺得民國讓人感受最深的就是兩點：第一是教育獨立，就是在課堂上、學校里有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教授的研究成果就是講課的材料，這是沒有人可以干涉的;第二就是新聞自由。這是從清末以來知識界保留下來的一個好傳統，比如當年的《申報》、《大公報》、《東方雜誌》以及商務印書館之類，都是在新聞自由的大環境下成長壯大的。新聞自由不僅讓報紙可以講真話，不講假話，還可以讓報紙具有監督政府的功能。這樣一來，新聞人就具有獨立的人格了，他們就不必把自己精力放在拍馬屁、當卧底、揣摩聖意等無聊、無恥的地方。民國年間的報紙要想辦得好，就必須具有張季鸞所說的「四不主義」，即不黨、不私、不盲、不賣。「不黨」，是說它不為某一個政黨服務;「不私」，是說它的目標不是為己，而是為了公平和正義;「不盲」，是說要有清醒的頭腦;「不賣」是反對賣身投靠。民國時期，新聞界也是一個大師輩出的領域，當時的新聞獨立、新聞自由起了決定性作用。鳳凰歷史：民國大學中百家爭鳴，那麼教育部有沒有試圖統一教授們的政治觀點?教授們又有何反應?智效民：民國的大學是一個教授和學生的自治體。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對政府的干涉特別敏感，他們認為學校的事務是不容許政府直接插手的。比如政府要派大學校長，首先要得到教授會或校友會同意，否則教授們就會加以抵制。當時校友會是一個很重要的組織，校友們要對母校負責，他們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如果新任命的校長沒有校友會的認同，也很難順利上任。鳳凰歷史：校友會是由哪些人組成?智效民：校友會當然是由畢業的學生組成。他們畢業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回饋母校的培養之恩，這也是民國教育的成功之處。有人可以回母校當教授、當校長，比如梅貽琦回到清華、胡適回到中國公學就是最好的例子。那時候的學校也不大，小的幾十人，大的數百人，上千人。據說中央大學在重慶時達到三千多，可能與抗戰爆發後許多大學關閉有關。校友會與母校關係密切，如果政府有不利於學校的舉動，校友這一關就不好過。陳立夫當教育部長的時候，他是搞黨務出身，就想往大學裡派一些親國民黨的校長，結果引起校友的反彈未能實現。那時候的教育獨立並不是一句空話，蔣介石想讓誰當校長就誰當?沒那回事。師生和校友們不同意就行不通，弄不好釀成學潮，那就麻煩多了。鳳凰歷史：民國時候這種學術獨立的地位是靠什麼維持的呢?智效民：我想主要是當年中國知識分子士氣還在吧。中國文化中有士不可辱的傳統，士農工商這四個階層，士是第一位的，所以他們有一種先天的優越性。但這種優越性絕不是高人一等的虛驕和狂妄，而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擔當和責任。另外，民國在制度設計上也為學術獨立提供了可能，在這方面蔡元培先生功不可沒。因為他在民國初年是教育總長，後來又擔任北大校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始終是知識界的領軍人物。當然，在他周圍還有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他們在維持學術獨立等方面起到了決定性作用。蔣介石有民主的一面也有獨裁的一面鳳凰歷史：國民黨過去也有過「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政治宣傳，當時教授們對此如何議論呢?智效民：在回答你的問題之前，不妨看看這個口號的出處以及國共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1938年3月底到4月初，國民政府從南京撤退到武漢，召開了國民黨全國臨時代表大會，蔣介石和汪精衛被選為總裁和副總裁。大會通過了《抗戰建國大綱》，大意是我們既要抗戰，也要為抗戰結束以後的建國做準備。這其實是有遠見的。我查了一下，為了團結抗戰，這次大會還提出了「一個信仰，一個領袖，一個政府」的口號。這與你說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有明顯不同。兩個版本中只有「一個領袖」是相同的，另外兩個究竟是「信仰」還是「主義」?是「政府」還是「政黨」?這是不一樣的。共產黨對這件事的看法，在《群眾周刊》有所反映。該刊當時發表了洛甫即張聞天寫的一篇文章，標題是《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成功》。《群眾周刊》和《新華日報》一樣，是共產黨在國統區辦的一個雜誌。它的主編是潘漢年之弟潘梓年，實際上是一個統戰刊物。我記得文革期間批判王明的時候，就說王明曾提出來「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這也成了王明的一大罪狀。張聞天的那篇文章明確表示，抗戰勝利以後是要在國民政府的領導下和平建國。不料到時候就變了卦。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召開時，西南聯大剛剛成立。我沒有查到教授們對此有何議論。當時的教授們最關心的是要有一個相對安全的學術環境，能夠為國家和民族保留學術的種子。說到「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就不能不涉及到蔣介石了。蔣介石既有民主的一面，也有獨裁者的一面。不過他雖然獨裁，卻還是為整個社會留下了較大的空間。對於任何社會，空間小活力就小，空間大活力就大，這是時代發展的規律。否則的話，我們就不能理解民國時期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大師級人物。至於「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這個口號，我覺得要從兩方面來看：一方面它有造成專制獨裁的可能，另一方面也是團結抗戰的需要。因為在戰爭時期，國家需要實行戰時體制，這種體制的主要特點，就是要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人，讓他領導大家度過戰爭的非常時期。在這個問題上，美國等民主國家已有先例。但是這樣就有可能造成個人崇拜或獨裁統治。所以，只有在戰爭時期才可以犧牲個人自由去服從國家民族的需要;到了戰爭結束以後，就必須還政於民。蔣介石在抗戰勝利後召開了制憲國大和行憲國大，顯然是在履行這樣的程序。所以要不要給蔣介石扣上一頂獨裁的帽子，需要特別謹慎。蔣介石為了更好地攘外就必須安內鳳凰歷史：國民政府還有許多重大政策方針，比如抗戰時期「攘外必先安內」，教授們他們是如何議論，如何評價的?智效民：「攘外必先安內」是九一八事變以後提出的。中國的近現代史也可以用「遠交近攻」的古訓來概括。就世界範圍而言，遠方的英美等國對中國的訴求是要打開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讓國際間的通商和自由貿易成為常態，這顯然是中國進入文明社會的必由之路。相比之下，與我們相鄰的日俄兩國卻對中國一直有領土要求，他們一直想把東北、蒙古乃至華北和全中國都變成其殖民地。不過日俄兩國的手法又有不同，日本要通過武力征服中國，而蘇俄則是要通過它的代理人讓中國變成其附庸。為什麼會這樣呢?這與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十月革命成功以後，蘇聯面臨國際社會的制裁，為了輸出革命並轉嫁國際社會對它的壓力，蘇聯派人到中國尋找代理人並且進行各種各樣的滲透。與此同時，東北地區仍然在日蘇兩國的控制之下，只是因為張作霖應對得當，才能勉強維持固有局面。1928年張作霖在皇姑屯被炸身亡後，楊宇霆以前朝元老身份竭力輔佐少帥張學良，但是張學良卻以莫須有的罪名將他殺害。這種自毀長城的作法，與九一八事變的爆發有內在的聯繫。與此同時，南方各省都有武裝暴動發生。這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剛剛成立不久，就面臨外有強鄰欺辱、內有肘腋之患的局面，因此蔣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內」的戰略決策，可謂誠不得已。後來我看過徐永昌的日記，他記載了當時蔣介石因為急需抗戰所需要的武器彈藥，曾多次到山西太原與閻錫山共商抗日大計。徐永昌曾經擔任過山西省省長，太原有許多兵工廠。過去說「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介石投降主義的反動政策，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胡適認為中年人不敢出面卻煽動學生 很不正常鳳凰歷史：華北事變的時候，學生為抗日發動了請願、罷課等多種形式的鬥爭，教授們如何評價學生與國府的作為呢?智效民：五四運動時完全是出於一種學生的愛國熱情，是他們自發地組織的。但是「一二·九」運動則是有組織的，其中清華大學的教授張申府就是這次運動的主要領導人，而他是地下黨黨員。我注意到，胡適對學生運動的看法特別精彩，他說社會的腐敗本來是因為中年人沒有把事情辦好，但是中年人不敢出面反對，就去煽呼學生出來鬧事，這是一種很不正常的現象。所謂教育獨立，不僅有不受政府的操縱的含義，而且還有不受政黨和教會的控制的意思。比如燕京大學，它本來是教會出錢辦的，但是宗教信仰對它的影響並不大。為什麼教育不能受政黨的控制呢?因為政黨只代表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利益，但教育卻是為整個社會培養人才的。所以民國時期的學校決不允許有政黨的存在。蔣介石上台後，曾經想要推行黨化教育，但遭到大家反對和抵制。在大學裡「君子不黨」是一種常態，如果哪個教授入了黨，那是被人瞧不起的。我對蔣介石發動內戰的說法持懷疑態度鳳凰歷史：抗戰結束後，蔣介石發動內戰，國統區物價飛漲、政治腐敗，學生髮動了請願、罷課等多種形式的鬥爭，教授們如何評價學生與國府的作為呢?智效民：我不同意「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提法。到底是誰在發動內戰?這很難說，需要進一步研究。教科書上說蔣介石發動內戰，那只是一面之詞。根據常理，蔣介石沒有發動內戰的必要和理由。你說他想消滅八路軍吧，八路軍從理論上是歸他領導的，只要大家能夠坐下來共商和平建國大計，他沒有必要重啟內戰。何況經過八年抗戰，好不容易才熬到勝利，作為國家領導人，他為什麼要把中國再次推入內戰的火坑呢?我曾經研究過抗戰後期的國共和談。那是1944年的時候，眼看著抗戰勝利的曙光已經臨近了，蔣介石派王世傑和林伯渠舉行了秘密談判。談判的主要內容就是軍隊問題。因為在有合法政府的前提下，政黨是不能有軍隊的。如果擁有軍隊，那就不是政黨，而是軍閥或土匪了。談判時，林伯渠開始提出要保留四個師的方案，但後來又出爾反爾，在軍隊問題上不斷加碼，提出要保留十二個師、十六個師甚至更多的方案。其實，在抗日戰爭爆發後，紅軍納入國民革命軍序列時只有三個師的編製，經過八年抗戰它的正規軍已經發展到100多萬。戰爭結束以後，你還要保留這麼多軍隊，究竟想幹什麼?當然所謂談判不過是個幌子，最後還是沒有達成協議。抗戰勝利以後，還有個接收問題。日本作為戰敗國，本來應該把佔領區的權力交還給中國政府，這是毫無疑義的。另外，第十八集團軍是國民政府的一支軍隊，要聽最高統帥部的指揮，讓你去哪兒接收就去哪兒，不能擅自行動。但事實上就在日本剛剛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華北各根據地的武裝力量就迅速前往東北搶奪勝利果實去了。這時候，蔣介石的主力還在南方甚至緬甸作戰呢。毛澤東說蔣介石下山摘桃子了，事實上究竟是誰下山摘桃子，恐怕是不言而喻的。總而言之，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應該是沒有發動內戰理由。相反，他需要的是在政治協商的基礎上實現和平建國大計。然而在野的、擁軍自重的一方對這些問題似乎沒有誠意。所以我對蔣介石發動內戰這種說法持懷疑態度。(本文發表時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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