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薇｜洛特曼符號學視域下結構與歷史的對話

摘要

在英美新批評、俄國形式主義、法國結構主義以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學批評之後，如何從結構走向歷史，使兩者結合起來是當代文論的前沿問題。作為人文學科新興研究範式，符號學如何有效地促進理論反思，克服理論批判的極端性，尋求更加深刻而穩健的學理建構，這是「後理論時代」文論創新的一項重要工作。

俄國符號學代表洛特曼從文本歷史化、歷史文本化角度駁斥形而上學實體本體論，重新建構社會生活與文學藝術的關係。一方面，洛特曼符號學主張從歷史出發理解藝術，克服結構主義文論剝離社會背景，人為割裂能指與所指，獨尊共時性研究的弊端;另一方面，洛特曼符號學適度保留語言再現觀，以藝術與現實的異質同晶關係，賦予文本記憶功能，將結構差異、充斥張力的文本組合成一套基於矛盾對立的歷史敘事，有效促成了結構與歷史的對話。

一、從索緒爾到法國結構主義:結構與歷史的對抗

從藝術現象固有的不變特質中抽取某種關係，提煉結構上的相似性;或從一種過程，某些聯繫的動態發展中抽取一種關係。前者歸結為結構主義，後者歸之為歷史主義。索緒爾代表的結構主義排斥歷史主義，偏重共時性與並聯關係，輕視歷時性與串聯關係。動機何在?

首先從積極性的一面來看。索緒爾指出語言是符號系統。符號由能指與所指構成，能指與所指的關係是任意的。卡勒將符號的任意性與語言的歷史本質加以聯繫，考察此任意性的革命性意義。他假設在能指與所指之間建立某種基本關係，這種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繫，賦予了符號一個堅實的核，這樣的核不受時間衝擊，抵制變化。這就是本質主義之核。卡勒指出:

這一不變的本質是與那些「附帶的」隨時間變化而變化的特徵相對立的。但實際上，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符號的任何一面都不需要這種特性，都不在時間之外。聲音或意義的任何一方面都可能變化;語言的歷史在聲音和意義上充滿了根本性的革命性的變化。

由此推出，索緒爾以無核的符號結構消解本質主義，具有積極意義。放棄進化論主張差異論的結構主義，通過人類學和人類種屬的等價觀念埋下了解構主義的種子。具有非現實化的能力使得結構主義成為解構主義的前驅階段。尋找他者，歷史深處的異類，成為解構主義繼續前進的動力。結構主義批判啟蒙思想和持續進步的意識廢黜了宏大敘事，轉道微型敘事。解構主義在結構主義開啟知識革命的道路上，號召所有社會組織形式的平等性，顛覆本質主義，最終弘揚其未竟之事業。

再看其消極性的一面。結構主義範式的建構與盛行，源於對歷史性的否定，對根源的尋求，對時間的反思。結構主義之所以忽視歷史因素，主要在於無法解決結構的發展問題，無法在共時結構中收容過去、現在和未來。

反觀馬克思主義將絕對精神放置於歷史現實，在運動中理解社會，重視歷史的目的性。歷史科學成為唯一的一門科學。結構主義則持反對意見。與歷史線性進步觀相對，結構主義認為歷史的發展並不代表進步，僅是時間推移隨之帶來的變化。所謂的秩序、目的、原則等，並不存在於抽象歷史之中，只存在於特定的語言結構與符號系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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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出於對馬克思主義的疏離質疑立場，排斥指涉物的介入，強調能指及系統的內指性。類似於胡塞爾存而不論的現象學懸置方法。依據根本界定，無需求諸外界，拒絕將外部內容引入純粹表示關係的系統。由此鑄成詹姆遜指出的結構主義獨有的錯誤——把自我或者主體當作實體。結構主義典型做法便是在文學研究中一味排斥內容，混淆內容與形式的界線，把形式轉變為內容。結構主義將語言作為文本內容，脫離作品具體所指，詹姆遜將之理解為哲學領域裡的形式主義。換言之，結構主義在處理恆量與變數、形式與內容、能指與所指等關係上，無疑賦予前者優越性，其手段便是清洗歷史主義。以犧牲歷史語境、歷時性、目的論、起源說、語境等，保持永恆的常量、一致性與共通性。

詹姆遜借用蓬日的一句詩:人類無法藉助樹本身的途徑來擺脫樹，表明結構主義以語言作為超驗的所指最終只會自掘墳墓。結構主義允諾的普遍心理結構也未出現，試圖以語言模式中對立、移位、轉換等辯證關係，說明一切模式的固有矛盾，最終導致失敗。按照詹姆遜的說法，結構主義極度膨脹的理論，以其無所不包性吞沒了自身的創見性。

否定歷史這一基本立場最初只是無法把變化納入系統，除非把它看成是毫無意義的和附帶的資料，而現在卻在系統最核心的地方重新提出，變得連句子本身也無法對付了。

如此而言，以結構主義的姿態反思費希特、康德遺留下來的認識論問題，主體非中心化必然結果便是顛覆歷史的連續性。而一味排擠歷史的做法，事實證明是行不通的。

法國結構主義研究從打破藝術同生活的一切聯繫開始，將內部特性、結構特性推至極端，放棄能指與所指的關聯。按照其旨意，文學性與內容、社會歷史脫離關係，只關涉形式結構。可見，法國結構主義否認社會因素的作用和意義，具有封閉特徵，導致了對藝術的社會歷史性的盲視。

扎列夫指出西方結構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差異，就是康德及新康德主義的消極避世「德國」美學與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的積極干預社會的美學的鬥爭。當然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歷史主義美學也非萬能之策。歷史主義美學往往意識形態色彩濃烈，如東歐馬克思主義美學。

藝術在此要麼代表先進的生產力發展，要麼代表落後的生產關係。立足於元話語，以線性推論的方式論述藝術的他律性。較之價值中立的科學化歷史主義美學，此類美學範式具有明確的價值取向和黨性原則。

傳統舊式社會歷史批評，按照笛卡爾、牛頓的思維方式，以機械因果律為根基，歷史是因，文學是果。通過文學揭示歷史。代表性理論是傳記式文學批評模式，通過作者生平探討作品的外部動因，尋找作品的解釋。另一套則遵循黑格爾哲學，以表現因果律為根基，任何事物都是整體的一部分，整體大於局部之和，文學便是時代精神的體現。不拘泥於作品與生活的一一對應關係，寓雜多於統一，代表理論是典型說。典型環境典型人物成為文本連接歷史的有效方式。

二、洛特曼符號學:結構與歷史的對話

如何在法國結構主義與俄國社會學批評範式中突圍出來，洛特曼面臨來自雙邊的挑戰。

一方面，洛特曼符號學建基於以生存論、本體論為根基的對話哲學，旨在以具體時空中人的行動，拆除具有中心指涉性的整體性和同一結構，將現實差異從總體性的同一邏輯中解放出來。在具有邏輯可能性的時空體中，克服同一性認同危機，為人的存在尋覓安身立命之所。

認識論的關鍵問題在於如何處理思維與存在的異質性，主體與客體的關係，歷史規律與個人意志之間的矛盾。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了德國古典哲學認識論，拓展了維柯《新科學》為代表的歷史哲學，以歷史唯物主義為認識論開闢了新的發展空間。主體與歷史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靈魂。馬克思主義認為審美是歷史的產物，是物質和精神生產長期發展的結果。洛特曼繼承其精神，打破抽象結構，引入歷史維度，生動描述了內外結構之間的互動，彰顯辯證與循環的關係。洛特曼主張的對話意味著自我理解和對他者的理解，揭示了意義不依賴於自由意志或系統支配的固定態勢，而是呈現為綿延不絕、流動不息的面貌。值得注意的是產生對話的場域，就是具體的社會歷史生活。

洛特曼從康德式人本主義立場出發，借鑒馬克思唯物主義辯證法，揭示生活決定意識。將人的存在置換於活生生的社會生活之中，以偶然的、多變的社會現實為生存根基。德里達曾指出「如果『歷史』一詞本身不包含從根本上消除差異這種想法，那麼我們就可以說只有差異才能從一開始就具有徹底的『歷史性』。」洛特曼符號學深諳其理，以歷史哲學為底蘊，以新人文主義為視野，主張以有限的活生生現象展現無限的具體生動的人與世界。在文學層面，與之相對應的便是現實主義創作原則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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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別於結構主義割裂能指與所指關係的做法，洛特曼宣稱藝術中的符號是肖像式或描繪性的。肖像式符號建構在表達與內容之間因果關係的聯繫上。再現性符號能指與所指、結構與內容趨於一致。如馬頭形象的路標，無需藉助代碼便可掌握意義。

洛特曼在《電影語言與電影符號學》中區分符號語義表意與陳述涵義之間的差別。語義表意由符號與個別把握的對象之間的孤立關係決定，但陳述涵義則涉及系統與外系統的相互連接關係。如「劊子手是善人」在一般表意系統中，此類陳述是錯誤的，但若此文本乃劊子手所創作，不難理解此類表述又是合理的。洛特曼的用意，如其自述「目前對我最重要的是『表意』概念與『涵義』概念的明顯分離。這將使詞語能夠表示任何所需的意思」。洛特曼進一步指出「表意」、「涵義」的差異不是在詞語的規定性及其內容和表述之間任意聯繫的層面上產生。表意按照象形特徵加以理解，涵義則大不相同。理解涵義衍生更具普遍意義的問題——「歷史是在什麼地方、如何或以什麼方式被塑造的?何為一般的歷史真實?」洛特曼指明即便歷史學家，也只能憑藉支離破碎的材料，依據現行法則，重構一個世界。重構顯然與原來不符。他指出「當語言和現實並不確實相符時，雙義性似乎更接近於未知的現實。」他強調藝術是特殊的交流手段，連接傳輸與接受兩種機制。「信息傳遞不是靠空間，而是靠時間，並且發揮個體自動組合的作用。」他強調對文本的理解有賴於外文本，包括來自社會歷史、民族、人類學和心理學等因素，如特定語境下語言習慣、人物背景等。

洛特曼以韻文語調為例，認為韻文語調「是歷史的產物，也就是說，在與歷史的變化、與社會條件的變化、與哲學結構的變化的連接中，它參與不同的對立，具有不同的意義。」「這種對立僅只在與一些結構的聯繫中才是有效的，那些結構是由歷史因素和民族因素所規定的。」

加斯帕羅夫總結洛特曼文本分析的四個特點為結構性、動態性、歷史性與科學性。其中對歷史性的註解為:「歷史性，即對比所觀察的詩歌中每一種現象及其產生的歷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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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而言之，洛特曼符號學以社會、歷史、文化為理論根基，駁斥形而上學實體本體論，認同對事物的理解必然無法脫離具體時空。換言之，必須在具體時空中，從歷史出發理解藝術。由此克服了結構主義文論剝離社會背景，獨尊共時性研究的弊端，將歷史維度重新引入文學視野。

另一方面，科學化的符號學堅持價值中立，以追求知識為旨趣，既吸收歷史主義理解事物的歷史性原則，又萃取科學主義獲取知識的實證性態度方法。歷史是必須通過觀察、歸納、實證確立的經驗事實。洛特曼保留了歷史觀和語言再現觀，認為歷史可以在語言敘述中再現，具有再現性的歷史文本以獨特的方式再現歷史。

洛特曼以藝術與現實的異質同晶關係，搭建了一條文學回歸社會生活之路。藝術的內在形式與社會生活具有相似的結構，此種關係在俄國形式主義流派中稱之為「同晶」現象，也就是藝術心理學涉及的「格式塔」。將文學視為「同晶體」的思想發端於什克洛夫斯基。什克洛夫斯基在研究情節構成諸手法與風格的相互聯繫時，指出藝術文本結構中存在「同晶」現象，即如同破碎鏡片，仍保留原有晶體結構。洛特曼繼承此說，揭示藝術文本中一切皆有意義，為突破內容與形式的二元論提供了新視角。同時以藝術與外部世界異質同構的關係，開拓了理解歷史的新途徑。阿爾都塞也證實了除了機械因果律、表現因果律之外，還有便是從形式、結構探討歷史不在場的結構因果律。原因內含於結果之中，形式與歷史異質同構。

洛特曼符號學基於新歷史主義視野，處理文學與歷史的關係。他認為舊歷史主義將文學與歷史的關係，視為單向度的一方決定另一方的關係，沒有認清兩者之間的互動結構，沒有看到文學對歷史的能動建構作用。洛特曼將結構差異、充斥張力的文本組合成一套基於矛盾對立的歷史敘事。如同格林布萊特主張將文學與歷史聯繫起來，吉登斯「文本間離性」取代「文本自律性」概念，洛特曼從文本歷史化、歷史文本化角度，重新建構社會生活與語言、藝術與社會的關係。具體策略便是將文學設為話語實踐過程，文本與歷史的鴻溝被抹平。文學與歷史的同構關係，更為曲折隱晦。應該說，洛特曼符號學強調文學的模式作用，用意在於保護文學的獨立性，文學不直接反映現實生活，歷史以無意識的方式表現在文本之中。由此洛特曼得以成功規避舊式社會學批評弊端，其理論既具有廣闊的歷史視野，又保持文學的自律性。歷史客觀存在，但不在場，通過無意識對文本進行滲透。如同伊格爾頓的理解，不在場的與在場的同樣重要。模糊不清的、邊緣化的要素同樣提供意義。或者說，即使歷史不在場，在文本中缺席，但對歷史不在場的分析，同樣可以燭照歷史，亦表明了另一層面對歷史的回歸。如洛特曼所言:

歷史語言和種族語言的空間模式成為建構「世界影像」的組織基礎———內在於特定類型文化的完整理念模式。由單篇文本或一組文本所創造的個別空間模式以這些建構為背景，變得非常有意義。

洛特曼除了藉助外文本，調和結構與歷史之外，還通過闡述文本的記憶功能，改造線性時間觀。文本的記憶功能，主要指產生於特定時刻的文本，洛特曼認為這樣的文本總是既攜帶過去又蘊含未來。

在《論藝術文本中「結尾」和「開端」的模式意義》中，他一反線性時間觀指出文本具有超時間性，即「朝著過去和未來兩個方面發展的時間」。他指出文本的記憶功能，可以有效地儲存信息。他認為文本不僅僅是按照特定規範進行的陳述，也不僅僅是符合句法規範的符號系列，並特別聲明，「我並不是指那種往往以『Begin』一詞開始，又以『End』一詞結束的程序。這是一種很陳腐的東西」。

他具體舉例:戲劇效果意味著某種因素的不同意義，並非靜態地存在，而是「忽隱忽現」的。每一種解釋都形成一個獨立的共時部分，但它仍舊保留著對先前意義的記憶，並且能夠識別未來意義的可能性。

洛特曼在後期著作《思維世界》中對歷史是否能成為一門科學，以及在文化系統中執行何種功能進行了深入探討。洛特曼認為歷史科學具有獨特性，歷史文本具有記憶機制，可以保存過去語境。由其對文本記憶的闡釋，可以看到文本的超時間屬性，文本搭建了一個互文空間。關於文化的歷史記憶，既是對舊文本的思考，也是新文本的創新源泉。

總體而言，洛特曼符號學打破了封閉的文本觀，走向異質性、矛盾性、多義性與非連續性。有機主義形式觀不再是整齊劃一、封閉統一、完整和諧，而是破碎的、開放的、多元的形式觀。經洛特曼符號學改造後的意義論範疇，不再是對舊式形而上學固定能指所指觀的重複，而是強調能指和所指之間複雜的內在關聯。符號學視域下的文本結構不僅具有送達功能，還肩負意義的生成、保存、再生功能。言意一體，人言不分，由此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從結構走向歷史，完成舊式歷史主義與結構主義的雙向自我更新，對「後理論時代」的話語重建具有啟示意義。

（本期編輯：楊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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