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重敘事與「復調」主題

作為一種敘事藝術，小說文本實際上是故事敘述者的一種話語形式。敘述者的不同，敘述視角的差異，直接影響著小說的表達效果。敘事者的確定表明故事由「誰來說」，形式結構的安排表明「怎麼說」，結構的功能意義賦予它「說什麼」。小說形式上的這些特點啟發我們在對文本進行闡釋的時候，應該更多地從故事層面跳出來，進入文本的內部結構，考察作者在敘述故事時的全部意圖。《祝福》寫於1924年新文化運動的低潮時期，小說包含了這一時期魯迅對現實人生以及知識分子使命與特質的複雜感受和深刻思考。但文本意蘊的複雜性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里被簡單化了，教學中，對這部小說的主題基本採用「四權說」和「三教說」兩種觀點。而進入文本的內部結構，我們則會發現新的答案。一、故事由誰來說從《祝福》中「我」對故鄉熟悉而又陌生的陳規舊俗、世態人情的厭棄，到「我」與故鄉在精神層面、價值觀念上的衝撞可以看出：「我」是一個逃離故鄉、「走異路」的漂泊在外的現代知識者。那麼，作者為什麼選擇「我」來敘述祥林嫂的悲劇而不是魯鎮的任何一個人呢？作為20世紀初有著現代精神的知識分子的「我」與悲劇人物之間存在著什麼樣的內在的精神關係呢？「我」到底是一個純粹的「敘述者」還是小說中的另一個主要角色（人物），或者說是兼而有之呢？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勢必要將小說敘述者的人稱問題和敘述時序問題聯繫起來考慮。二、故事怎麼說1．是一個故事，還是兩個故事？縱觀小說全文，在長達萬餘字的篇幅中，祥林嫂的故事佔了三分之二，而「我」的敘述竟然佔了三分之一。如果小說文本的用意僅僅在於再現祥林嫂的人生悲劇的話，敘述者「我」的篇幅實在太過冗長了。那麼，作者在祥林嫂的故事之外的「我」的敘述里還想表達什麼呢？「時間是小說藝術的主角」，這是因為故事總是在一個時間流程中才得以實現。在小說中，「敘述時間（文本時間）的順序永遠不可能與被敘述時間（故事時間）的順序完全平行，其中必然存在『前』與『後』的倒置。這種互相倒置的現象可以歸之於我們所提到的兩種時間性質的不同：話語時間是線性的，而故事時間則是多維的」（譚君強《敘事理論與審美文化》）。《祝福》的時間跨度大約是三天，小說開頭描寫了舊曆年底江南農村祭送灶神的風俗，「我是正在這一夜回到我的故鄉魯鎮的」。「第二天我起得很遲，午飯之後，出去看了幾個本家和朋友」，下午在河邊遇見了祥林嫂；第三天傍晚聽到了祥林嫂死去的噩耗。晚飯後，在雪夜的靜寂中，「我獨坐在發出黃光的菜油燈下，想，這百無聊賴的祥林嫂」，直到五更將近的時候，被四叔家祝福的爆竹聲驚醒。第四天的行程沒有寫，但從反覆提到的「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這句話中可以預測出「我」以後的行蹤。由此看來，小說的文本時間是按照順敘的方式展開的，主要是敘述「我」回故鄉的所見、所聞、所感。小說的故事時間則圍繞祥林嫂一生的遭遇來展開，但作者對故事進行了時間切割，對時間維度上的前後順序和間隔距離作了藝術調整。先寫祥林嫂去世的結果，然後倒敘祥林嫂的經歷，中間通過衛老婆子之口插敘了祥林嫂在賀家奧的一段經歷。因此，文本的整體結構是順敘，對主人公祥林嫂的生平敘述才表現為倒敘、插敘等多維形式。從敘述文本的深層結構分析，作為一個五四落潮時期失意彷徨的現代知識分子，「我」並非只是一個單純的敘述者。「我」的回鄉歷程儘管很短，但感受十分複雜，其中祥林嫂的故事對「我」的觸動最大。這樣，綜合祥林嫂的悲劇與「我」的複雜感受，並將其與作者一系列回鄉小說如《故鄉》《在酒樓上》《孤獨者》等聯繫起來思考時，我們是否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祝福》分別寫了「我」和祥林嫂的兩個不同而又緊密相連的故事——祥林嫂的人生悲劇與「我」的心路歷程。從結構上來看，祥林嫂的故事是「嵌」在「我」的心理感受的敘事層次中的，而「我」的心路歷程則伴隨著祥林嫂的人生悲劇展開、綿延、深化，「我」的故事在意蘊深度上超過了祥林嫂的故事。2．敘事視角的確定。小說採用的是第一人稱敘述者「內聚焦」視角。作為故事見證人的敘述者，首先出現在文本開頭。「我」與祥林嫂的同鄉關係，及五年前見過的印象，都有助於加強故事的可信程度。接著，在展開對祥林嫂一生的追敘部分里，第一人稱敘述者，那個讀者熟悉的「我」突然隱身不見了，代之以第三人稱敘述者。「他」以超然於故事之外的「說故事人」的身份出現，客觀冷靜而井然有序地向我們陳述了祥林嫂二到魯鎮以及淪為乞丐的可悲經歷。最後回到第一人稱「我」的敘事視角，在「祝福」的氛圍中結束了故事。這樣的敘事策略不僅張揚了第一人稱內視角與第三人稱外視角的敘述長處，而且克服了二者的敘述之短。第三人稱外視角的敘述彌補了第一人稱內視角所帶來的時空方面的限制及因為主觀情緒太強而帶來的對讀者思考的干擾。而第一人稱內視角敘述則又彌補了第三人稱外視角敘述所帶來的讀者對故事的客觀可信度的懷疑。三、故事說什麼1．祥林嫂所代表的國人的生存現狀。小說主體部分，也即祥林嫂的悲劇故事採用了第三人稱外視角的敘述方式。敘述者把讀者帶到事件發生的現場，冷靜而從容地向我們講述了祥林嫂新寡之後的災難性遭遇，由此讓我們看到國人困窘的生存現狀：一方面是人間慘劇的主角，另一方面是懷著灰暗變態心理的觀賞者；一方面是脆弱的生命不堪承受無法預測的厄運和災難，向著世人籲求起碼的關切與同情，另一方面是世態炎涼與人情淡漠；一方面是生命個體的苦苦掙扎，另一方面是傳統文化鑄成的命運的「兩難性」悖論。在祥林嫂的生存遭遇中，在以魯鎮為隱喻的20世紀初的中國現實中，我們最真切地感受到了國民的愚昧、虛偽、冷漠及人生的殘缺、病態與絕望。作者在《祝福》中表現出了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意識和他內心深處難以釋然的困厄，也表現出了他對生命的終極關懷。2．「我」的生存困境。「我」受歐風美雨所帶來的現代文明的影響，從封建宗法制的農村出走，去尋找別樣的新的生活。然而，都市並非「我」真正的理想所在，封建文化、殖民地文化和充滿矛盾的現代文明互相纏繞困惑著「我」，「尋根」成為「我」的不可擺脫的情結。但是當「我」回到故鄉時，故鄉已全然沒有了往日夢境中的鮮美活潑。故鄉的破敗凋敝，故鄉風俗的封建迷信，故鄉人精神的麻木愚昧，故鄉世情的冷淡淺薄，都使「我」與他們格格不入，而他們也把「我」當成了一個「新黨」。這些都深刻地折射出「我」的生存的困惑感和精神的漂泊感。小說也審視了「我」的靈魂與人格的分裂。祥林嫂臨終前的追問，使「我」比祥林嫂更嚴重地感到陷於兩難的荒誕境地。「我」唯一的選擇只有逃避。於是「我」以一句「說不清」敷衍了事。然而道德譴責卻使我不能安心。「我」背負著沉重的精神十字架，對自我的道德良心進行了嚴厲的拷問：我同情她，卻未能給她一個關於生死的圓滿答覆，因而使她的魂靈在地獄也備受煎熬；我明白事理，應該救她，卻不敢說出真話；我痛恨愚昧落後野蠻的魯鎮文化，卻在精神深處與之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我仇恨所有伸向祥林嫂的黑手，無意中卻成了劊子手的同謀；我嚮往現代文明的新生活，卻又感到路途遙遠，不可企及……也正是這種深刻而痛苦的體驗，使我們看到了「我」正視自己、批判自己的勇氣，以及強烈的參與和重建現代文化的歷史責任感。基於以上分析，我們發現小說包含著兩個故事或兩層關係，即「我與祥林嫂」和「我與魯鎮」。「我」不僅僅是敘述者、見證人，同時也是小說中不可或缺的一個人物，是反思祥林嫂的悲劇與魯鎮文化的媒介。「我」的現代意識洞察出魯鎮文化全部的落後與愚昧，「我」見證了一個女性生命的毀滅，而這個生命被毀滅的最後一刻，也引發了「我」對自己作為新舊歷史過渡時期「中間物」的全部懷疑、彷徨、憂慮、頹唐、無奈等種種精神的深刻反省，在此我們聽到了多種矛盾心理相互碰撞的聲音，《祝福》因此呈現出「復調」小說的形態特點。「這種表達超越了簡單的事實和逼真性，它不是向讀者提供單一的現成答案，而是給出了多種可能的解釋。或者說，這種表達是向讀者提出一系列的疑問，從而在讀者心中產生強烈的喚醒效應和震撼效果，激發起他們自身的反省、困厄與思索。」（周憲《超越文學》）從小說的敘事結構入手，引導學生探索隱含在文本中的全部複雜意蘊，體驗作者的現代人格魅力和歷史責任感，這是否可以作為最終實現人文性和工具性統一目標的一條途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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