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倫理觀(上)

1、什麼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觀

所謂「倫理」主要講的是人與國家的關係、人與社會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文革」期間大加討伐的傳統文化的「三綱五常」——「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講的就是這些關係。由於倫理反映出人的價值取向,因此,倫理也包含著人們的價值觀。

中國傳統文化的倫理觀——以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作為整個統治者的指導思想,以誠信、禮儀、孝順、勤儉、仁愛作為社會的倫理道德,所建立的集權專制體系,一度使得中國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所締造的強大帝國,成為其他國家學習和效仿的榜樣。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稀,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離婁下》)孟子認為人與動物相的區別,就是人具有仁義禮智信這些基本的道德素養;君子與庶民的區分也在這一點。因此,人生的意義就在於對這些基本道德價值的認同和追求。

筆者以為,對「三綱五常」既不能不加區別地全面否定,也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面繼承,應對其進行揚棄。對於「三綱」,必須徹底批判和改造。應該將對君主的忠誠,改變為對國家的忠誠。突出愛國主義和人道主義。這樣,「三綱」便得到了升華,符合了時代要求。而「仁、義、禮、智、信」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核心價值理念和基本要求,應該加以發揚,帶動整個社會道德體系的發展和社會道德水平的提升。

2、「仁」的內涵。「仁」是儒家學說非常重要的內容。孔子說:「仁者愛人」「仁」就是指同情、關心和愛護的心態,是一顆溫暖、感恩、善良的心,即「仁愛之心」。《禮記·中庸》說:「仁者,人也。」意思是說,只有具有仁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仁是人的立身之本,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

「仁」字最早出自《尚書》。《尚書》中說:「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意思是說當年商湯用寬恕仁愛之德,明信於天下的百姓。「仁」最早的涵義是「親人」的意思,《說文解字》中說:「親,仁也」。主要是指家庭成員之間、氏族親人之間要「親愛」,這種「仁愛」之情,最初僅僅局限於家族親屬之間。家庭是一切社會組織的中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首先表現為家族內部成員之間的關係,對人的愛首先應該從家庭成員做起。這便是儒家所倡導的「孝悌」之道。隨著歷史演變,「仁」的涵義得到了進一步擴展,由「親人」發展到了「愛人」,發展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仁」左邊是單立人,右邊是二,就是指兩個人相處時的原則。要將這種仁愛之心推廣出去,讓社會充滿愛。孔子曾說過:「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這裡「仁」已成為人生道德的最高境界,為了維護「仁」,可以「殺身」,即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維護這一道德理念。由此可見,在「仁」的情感範圍,由家族擴展到社會的同時,「仁」的道德內涵和地位也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提升。「仁愛孝悌」已成為中華民族第一傳統美德。在具體的道德實踐中,仁又被賦予了豐富的道德內涵,如恭、寬、信、敏、惠。

墨家也提倡仁愛,但與儒家不同的是,墨家提倡的是一種不分遠近先後的「兼愛」。兼愛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儘管儒墨兩家的仁愛思想不盡相同,但在「仁者愛人」這一根本觀點上是一致的,他們對弘揚中華民族的美德都做出了重要貢獻。

3、「義」的內涵。「義」有幾種解釋,首先是適宜的意思,就是適當,就是自己處於什麼位置,應儘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所以,義又是一種行為原則,它看重對自我精神境界的提升。義是指人與人、人與國家的關係。公民個人如何處理和社會及國家的關係就是義。每個人都不是孤零零地生存在世上,而是和他人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這樣,人與國家之間應該保持什麼樣的關係,一個人應該如何對待他人,怎樣與他人和諧相處,就成為非常值得探討的課題。

義的內心表現是對慾望的控制;外部表現是對言行舉止的嚴格要求。在孟子看來,義是衡量人的各種外部表現的價值尺度,仁則是判斷人們有無愛心的道德標準;仁主內,義主外,仁、義結合才是心靈美與行為美的完美表現。

「義」的第二種解釋是正當、正直和道義的意思,即「正義之氣」。古人強調「義氣」,是指美好善良的境界和正直正義的氣節。這與後來演變為朋友之間相互幫助,甚至為朋友犧牲自己利益或生命的所謂「義氣」存在本質上的不同。古人說的義有處理人與國家關係的「大義」,如春秋時期宋國大夫石蠟「大義滅親」的壯舉。也有「小義」,是指朋友之間講義氣,是作為朋友要盡朋友之道的風氣。這種小義在春秋戰國時期的事例不勝枚舉。中國歷史上的忠義節氣,到後來演變為個別孤臣義士為改朝換代而獻身。在對待人與人關係的問題上,中國文化主張「修己以安人」,通過自我完善,和諧處世,促進人與人之間互相尊重、互相信任,最終實現社會穩定和發展。

孟子非常推崇「義」德,提出「捨生取義」。把「義」和「仁」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來認識的。孟子說過:「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捨生而取義也。」正是這種傳統美德的最高境界。孔子極為推崇「仁」德,提倡「殺身成仁」。許多人將「仁、義、禮、智、信」這中華傳統五大美德,簡化成「仁義道德」,可見在這五大要素里, 「仁」和「義」的地位,它們是五德的核心。中國傳統道德榮辱觀,是以是否做到「仁」、「義」作為主要標準的。根據清代《京師乾隆地圖》所載,當時北京城內專祀關帝和以祀關帝為中心的廟宇加起來,共有116座,為京城廟宇之冠,可見忠義對中國人文化性格的塑造。

義利關係問題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命題。

儒家學者在對「義」進行評價時,往往把義與利對立起來。反映出中華民族崇尚道義、不重私利的價值觀。在利義之辯中,反映出重義輕利的思想概念。儒家認為,「利」就是物質利益。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必須以「義」為前提。「利」合於義則取之,違於義則去之。「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先秦儒家還把義利作為區分君子與小人、榮與辱的重要標準:「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論語·里仁》)君子看重的是自己的行為是否合乎道義,小人看重的則是個人的利害得失。大儒董仲舒承認義與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但義是用來滋養心靈的,而利是用來保養肉體的;心靈比肉體更重要,所以義對人的滋養價值遠遠超過了利。這種思想發展到後來的宋明理學,便產生了天理人慾的大辯論。

當然,儒家的義利觀,過於強調義的重要性,抑制了人們對物質生活的追求,有礙社會經濟的發展。但剔出其中的消極因素,從中提取「先義後利」、「以義制利」的合理內涵,可以看出中華民族崇尚道義、不重私利的傳統美德。

東漢末年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之所以被歷代人所推崇,是因為這三位異姓兄弟重義輕利。當關羽被東吳殺害後,劉備即親領大軍,討伐吳國。多少人勸他以國家為重,他都不聽,結果一仗下來,全軍覆沒,自己也命喪白帝城。劉備為了異姓兄弟報仇,傾全國之力,犧牲了一切,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絕後的。如果劉備聽從了諸葛亮等人的建議,也許真可以將蜀國做大做強,可人的生命畢竟是有限的,江山總會換主人的。劉備兩千年來受到後人的尊敬,不是因為他佔地盤的多少,而是他的這種俠義精神。

在社會發展過程中,「義」甚至退化為流氓無賴們在酒桌上虛張聲勢的誓言,逐漸淡出了老百姓生活。特別是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批林批孔政治鬥爭中,仁義又成了虛偽的代名詞,成了不折不扣的貶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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