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專業主義和新意識形態——對當代文學史的另一種思考角度

在我們日常的語言使用中，"知識分子"正在成為一個歧義日漸增多的概念。當芭芭拉·埃倫賴希繼續堅持著要將知識分子和職業管理階級區別開來，並將其定義為"一個無階級的階級--脫離肉體的思想"的時候(1)，福柯在一次訪談中卻不無調侃地說："我從未遇到過知識分子，我只碰到過寫小說的人和治病的人，我只碰到過從事經濟研究和為電子音樂作曲的人，我只碰到過教書的人和繪畫的人，以及我不知道其在從事什麼工作的人。但我從未碰到過知識分子"(2)。1986年，我在寫作《知識分子和文學》一文時(3)，所依據的，正是知識分子這一"脫離肉體的思想"特徵，或者說把它定義為類似於古德納所說的"對整個社會負有責任的代表"(4)。但是，將近二十年後，在我重新回到這一命題的時候，中國的知識分子正在發生劇烈的變化，一個新的利益集團或者說一個新階層已然形成，似乎在無意中，回答著我當年的某些疑惑："知識分子在現實中......開始分享權力和財富。當知識可以同權力和財富進行等價或半等價的交換時，它還能保持自己"現狀反對者"或"社會良心"的形象嗎"(5)？而這一新階層的興起，也正在迅速地改變著中國現實，包括改變著中國當代文學的寫作。因此，在這樣的當下語境中，我更願意從知識分子的職業－階級屬性著手，來重新討論知識分子和中國當代文學的寫作，而在討論中，我將引入古德納等人有關"新階級"的論述--當然，我會盡量謹慎並且保守地使用"階層"這個概念。但是最後，我仍將回到芭芭拉"一個無階級的階級"立場，也就是說回到"對整個社會負有責任的代表"這一知識分子的傳統理念中，探尋在當代文學中，有無可能重建知識分子"批判的文化"。1.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知識分子話語如何獲得了它的"普遍意義"在對中國當代史的考察中，任何人都會直觀地感覺到，1949年以後的國家意識形態，充斥著對知識分子的懷疑、排斥乃至一種根本上的不信任感。這種不信任感顯然來自於國家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階級屬性的定位："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是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所以我們的文藝，第一是為工人的，這是領導革命的階級。第二是為農民的，他們是革命中最廣大最堅決的同盟軍。第三是為武裝起來的工人農民即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武裝隊伍的，這是革命戰爭的主力。第四是為城市小資產階級勞動群眾和知識分子，他們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們是能夠長期地和我們合作的。這四種人，就是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群眾。"(6)儘管毛澤東在1941年仍然慷慨地將知識分子納入"人民大眾"的範疇，但還是隱含了知識分子日後的危險命運。這是因為，在毛澤東的思想譜系中，階級出身將決定一切意識形態的歸宿，而更重要的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文獻中，"人民"經常被處理成一個歷史的概念。比如，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之中就談到："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都屬於人民的範圍；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都是人民的敵人。"(7)因此，隨著"人民"在不同的歷史語境中的概念變化，知識分子終將難以擺脫作為"大眾"的異己的他者形象。南帆在對上述的大眾和知識分子的歷史關係的考察中，正確地指出：1949年以後，大眾和知識分子實際上構成的，正是一種隱性的二元結構，而這種"隱性的二元結構將知識分子設定為尷尬的甚至是危險的角色"(8)。因此，作為革命的"他者"的知識分子，1949年以後，實際上也就很難擺脫其在思想上政治上乃至身體上被反覆清洗的命運。這樣，我們或許就不難理解，1976年以後，在對革命話語的清理過程中，知識分子為什麼首先做的，是將自己匆忙地定義為"受難者"甚或"殉難者"的角色。這決不僅僅只是為了贏取整個社會的同情，更重要的，是在對苦難的控訴中，擺脫自己的"他者"身份，而重新獲得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的主體地位。而當這種"受難者"甚或"殉難者"的角色正式進入文學書寫，就是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的當年的"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在"苦難"的反覆書寫乃至不斷的複製過程中，個人經歷被有效地轉換為一種"集體記憶"。而在更多的時候，這種"集體記憶"常常超越了知識分子的特定的階層範圍，在書寫乃至接受過程中，常常會獲得一種類似於"民族志"的敘述效果。正是在這種類似於"民族志"的書寫方式中，知識分子的個人苦難被轉喻為整個的民族苦難，並暗合了當時的時代需要，包括國家政治的需要。根據何言宏的研究，在1977－1980年間，"文化領導權系統對於"傷痕"、"反思"小說話語激勵的力度較為強勁"，1978、1979、1980年的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中，這類題材的小說所佔比例分別為72％、72％和63％，第一屆的茅盾文學獎中為66.67％，而在1977－1980年的全國優秀中篇小說獎中，更高達80％(9)。顯然，當代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良心"的代表，其最早的合法性依據正是來自於這種"苦難"的傾訴和轉喻，並使自身的苦難記憶在類似於"民族志"的文學書寫中獲得了它的普遍意義。當然，這種書寫同時也影響了知識分子的歷史態度，這就是：他們經常會有意無意地把複雜的當代歷史處理成一部純粹的知識分子的精神史，或者一部純粹的知識分子的受難史。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並不僅僅是一個浪漫的或者充滿激情的時代，相反，思想鬥爭乃至政治鬥爭仍然存在，有時候，這種鬥爭甚至顯得非常殘酷--顧驤的《晚年周揚》為我們多少披露了其中的一角(10)。在一些敏感的領域（比如，人道主義、異化、人性，等等），知識分子話語仍然受到國家意識形態的強力阻擊，甚至政治手段的壓迫。而那種傳統的隱性的二元結構，也會時不時地一再浮現，以迫使知識分子重新回到"他者"的地位。因此，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在它的早期，知識分子的地位仍然是尷尬的，甚或是危險的。這種狀況，不久，似乎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鄧小平在一次講話中，明確指出："總的來說，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分子，同時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了。"(11)這當然不能簡單地證明，知識分子就此獲得了它在新的歷史階段的主體地位，而以後的歷史進程也是一片和風細雨。但是不管怎麼說，起碼在理論上，作為一個階層，正如南帆所說："新的歷史階段開啟之後，大眾與知識分子之間隱性的二元結構終於喪失了理論依據。"(12)這也意味著，當時的知識分子在理論的層面上，終於可以堂而皇之地進入"人民"這個概念的內部，並實際承擔了社會的"代表－領導"的責任，在短短二十年內，促使並幫助當代中國完成了向個體社會的成功轉型。然而，饒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某些文學敘事，開始非常隱蔽地提供了另一種"隱性的二元結構"，只是，在這種新的"隱性的二元結構"中，知識分子不再繼續扮演"他者"的角色。古華的《爬滿青藤的木屋》曾經是一篇膾炙人口的小說，今天重新閱讀這篇作品，我們會發現它在人物關係、身份命名乃至情節設置上，與勞倫斯的《查特萊夫人的情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但是，他們之間的差異乃至錯置卻是更為根本性的。如果說，勞倫斯在作品中對以資產階級文化為代表的現代文明極盡諷刺、挖苦、抨擊、批判之能事，並直接導致出他對自然的生命力的崇拜；那麼，古華恰恰相反，他所追求的，正是勞倫斯所要反思、批評甚至唾棄的。現代化成為一種普遍的文明追求，知識直接與真理掛鉤，專業主義開始嶄露頭角，並且暗喻為人的美好的未來。現代性在中國的當代文學中，重新激蕩起強烈的回聲。實際上，在整個的二十世紀，我們基本的思維方式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仍然是一種線性的時間進步觀念。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控制中，才劃定出前現代／現代、愚昧／文明等等的界限。也正是在這種劃定中，一種新的"隱性的二元結構"被重新提出，只是，在這一結構中，知識分子開始佔據了主體性的位置，而"愚昧"的大眾則成為現代文明的"他者"。如果說，下層人民與德行的完美結合，曾經是1949年以後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顯著特點，那麼，人民與德行的分離，則似乎意味著一個新的歷史階段的開始。文明與愚昧的衝突，被視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文學的普遍主題(13)，而隱藏在這一主題背後的，則是對現代化的熱情追求，這種追求構成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社會共同體想像。正是在這一共同體想像的掩護下，知識分子和大眾之間有可能出現的新的縫隙，被悄悄縫合。事實上，即使在《爬滿青藤的木屋》這樣的作品中，"愚昧"也並不僅僅指向大眾，而是和更廣闊的區域聯繫在一起，甚至暗喻著專制主義的群眾心理基礎，是阻礙新的共同體想像的因素之一。因此，在文明與愚昧的衝突中，知識分子與大眾所構成的新的"隱性的二元結構"並不會浮現在敘事表層，相反的是，強大的共同體想像使得這種知識分子話語獲得了更多的"普遍贊同"，也就是說，它由此而確定了自己在共同體內部的普遍意義。顯然，這種想像來自於對專制主義的批判、反思乃至激烈的對抗，從而構成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的普遍的思想背景，並生產出知識分子自身的"批判的話語文化"。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這一"批判的話語文化"主要由這樣一些語詞構成：人性、異化、人道主義、言論自由、個人權利的訴求和全面解放，等等。其中，尤其在文學領域，知識分子和國家意識形態的對抗，相當程度上集中在對審查制度的否定中，這一點，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地下出版物的興起可以看出。這當然和知識分子自身的階層利益有關，正如古德納所說："新階級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僅僅依賴於他們能不斷地接近媒體，尤其是大眾媒體，依賴於保障他們出版及言論自由權的制度。對這些權利的損害，即審查制度，是新階級努力提升自己的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的不利條件。由於新階級的優勢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自由交流，因此，反對審查制度是該階級長期團結起來的主要鬥爭之一。"(14)如果我們把"審查制度"這個概念從特定的語境中剝離出來，而將它轉換為一種隱喻的修辭方式的話，那麼，我們同樣可以看出：1949年以後，國家意識形態對人的規訓，包括對人的生活方式的規訓，正是這樣一種全面的嚴格的"審查制度"。應該指出的是，1976年以後的中國革命（明確的表述應該是"思想解放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並不完全來自於或者僅僅來自於人的經濟利益訴求的動力，在表層的敘述中，倒是人對個人權利的更為直接的利益訴求，就像在那一時期的文獻中，我們到處可見對"禁錮"、"束縛"這類語詞的激烈批判一樣。這樣，我們或許能夠明白，為什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尤其是它的早期，對專制主義的批判，更多地集中在愛情領域，比如，張弦的《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等等。顯然，經過這樣的修辭轉換，對國家"審查制度"的反抗，相應使知識分子話語獲得了更為普遍的贊同，也就是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自身的階層利益，在個性、自由、解放等等的話語敘事中，與其時社會各個階層的普遍利益正好一致。顯然，在對現代化的美好憧憬中，專制主義開始成為這一共同體想像的最大障礙之一，即使直接以技術知識分子為題材的作品，比如徐遲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仍然會贏得整個社會的熱烈贊同。因為，一旦技術知識分子的"技術興趣受到壓制，他們也會加入與官僚機構中的上司的鬥爭。......它是一個潛在的顛覆現狀的因素。即使站在他們自身有限的工具理性的立場上，技術知識分子也會發現這個世界太缺少理性。雖然他們的理性存在著缺陷，但它們認為自己優於官僚上司的理性，事實正是這樣"(15)。正是在這樣的敘述中，知識開始從權力的壓制中掙脫出來，並優於權力。不僅滿足了"顛覆現狀"（專制主義）的社會的普遍心態，更滿足了追求現代化的共同體想像，而知識正是實現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起碼，也是必要的條件之一。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一開始，就打上了知識分子的鮮明烙印，而在相應建立起來的新的社會共同體的想像中，知識分子話語也隨即獲得了它的普遍意義，並開始爭奪實際上的文化領導權。但是在這一"普遍贊同"中，我們多多少少仍然能夠辨析出知識分子自身的"職業－階級"屬性。2.公共幸福的承諾和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對現代化的社會共同體想像，生產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乃至浪漫主義，無論是王蒙的《春之聲》，還是鐵凝的《哦，香雪》，等等，都不約而同地引入了"火車"這一現代交通工具的意象。的確，當"火車"成為這樣一種文學意象時，便會產生出極為強烈的隱喻功能。我們會因為飛馳的列車而產生出一種類似於福柯所說的"暈旋的感覺"--對速度（技術）的迷戀和追崇，出走家園的衝動和對新的目的地的神往，這也正是"一種與傳統的斷裂，一種全新的感覺，一種面對正在飛逝的時刻的暈旋的感覺"，因此，福柯設問說："我不知道我們是否可以把現代性想像為一種態度而不是一個歷史的時期。所謂"態度"，我指的是與當代現實相聯繫的模式；一種由特定人民所做的自願的選擇；最後，一種思想和感覺的方式，也是一種行為和舉止的方式，在一個相同的時刻，這種方式標誌著一種歸宿的關係並把它表述為一種任務。"(16)在現代性的"表述"的過程當中，敘事者顯然不會注意"路基"或者"鐵軌"--那完全是另外一個"故事"。"列車"將把我們帶向"別處"，目的地充滿誘惑，同時也是我們命定的必然的"歸宿"，而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更是一項神聖的"任務"。不僅僅是如此，"列車"還是一個流動的空間，每個人都會相應產生出對這一空間的迫切的佔有感。可是，誰能搭上這列現代化的火車呢？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尤其是它的早期，這個問題很可能還未成為一個普遍的問題。無論是"官方敘述"，還是"權威說法"，給出的，都是一種有關"明天"的普遍性的幸福承諾，也就是說，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搭上這輛現代化的列車，並在這一空間中，找到屬於自己的一個小小的位置--顯然，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的那種焦慮，就像一首歌中所唱的那樣："這一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早期，尚未蔓延到整個社會。可是，這仍然不能證明，在這種普遍性的幸福承諾中，就不存有任何的縫隙或者裂痕。或許，我們能夠從王蒙的《春之聲》中，解讀出某些蛛絲馬跡。《春之聲》是一個政治性極強的文本，亦因為如此，二十年後，我們完全可以將其視之為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早期的"民族寓言"，而在不同的解讀當中，可能會生長出相當複雜的意義(17)。《春之聲》曾經被視之為王蒙"意識流"寫作的一個經典性文本，的確，在這篇小說中，敘述者的意識流動漫無規則，甚至雜亂無章，不同的時間、空間、事件、人物均在"此時此地"的敘述中競相出現。這種對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規則的粗暴破壞，在當時，曾經令人嘆為觀止。的確，王蒙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寫作，起碼在形式上，啟動了小說意識的革命。可是，在這種貌似漫無規則的意識流動中，我們仍然可以感覺到敘述者的思路其實非常明晰：北平、法蘭克福、慕尼黑、西北高原的小山村、自由市場、包產到組......"意識流"在此所要承擔的敘事功能只是，將這些似乎毫不相關的事物組織進一個明確的觀念之中--一種對現代化的熱情想像。嚴格地說，這是一種相當經典的"宏大敘事"，只是，它經由"內心敘事"的形式表露出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小說的內心敘事其實相當普遍，而且，經常以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出現。在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說這是知識分子日漸明確的自我意識在文學書寫中的敘述表現。顯然，寫作者發現，只有經由這種內心敘事，觀念才能繞開現實生活中種種複雜性的纏繞，從而獲得敘述的完整性和統一性。而第三人稱的敘述視角，則保證了這種理念的客觀性、真實性乃至普遍性，起碼，他們自己這樣認為。在這樣一種現代性的理念觀照中，國家、地域、階級等等之間的差異被悄悄抹平，人物的背景顯得相當模糊，所謂的"個體性"（普遍的個體性）在這樣的敘述中才真正的凸現。也正是在這樣的敘述中，"悶罐子"列車開始成為"公共空間"的隱喻，所有的人，無論階級，不分種族，統統搭上了這輛開往"春天"的"現代化"列車。而與此不相協調的，顯然是那個"大骨架的女列車員"--傳統權力制度的象徵。可是，那個"學外語"的婦女呢？難道她與這列"悶罐子車"就顯得那麼協調？因為這個"婦女"的出現，敘述者的意識流動戛然而止，"現代性"從觀念中走出，而轉化為活生生的人物形象，並且成為"春天"的象徵(18)。正是在這裡，一種政治無意識開始悄然介入，"知識"被推向前台，人物的身份背景被重新規範乃至肯定，"普遍性"在最後的敘述中實際上趨於解體，而被"普遍性"曾經抹平的"差異性"也重新回到日常生活之中。我們顯然不能迴避這樣一個問題：在新的歷史進程中，是否還同時伴隨著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以及對新的社會資源的佔有？如果是這樣，那麼，"現代性"就絕對不是一種純粹精神的想像，而是隱含了包括財富佔有等等複雜意味的內涵。只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早期，它被浪漫主義壓抑得極為隱蔽。正是這個"學外語"的婦女的出現，告訴我們，真正能夠到達目的地的，或者乾脆挑明了說，是--知識。"文化資本"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文學中的一次無意識流露，恰好表明了知識分子在對現代化的憧憬中所隱含的權力－財富的佔有慾望，起碼，也是其中無意識的一面。的確如此，所有的政治革命或者文化革命最後都必將轉化為經濟革命，反之亦然，也就是說，所有的革命，其最後的指向，都必然包含對社會財富和社會資源的重新分配與重新佔有。而隨著國家"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默許乃至公開鼓勵，"專業主義"這一知識分子的公共意識形態也開始非常隱晦而曲折地進入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書寫。我們稍加留意，就會發現，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所謂"農村改革題材"的小說中，"能人"形象開始慢慢出現，比如賈平凹《臘月·正月》中的王才、王潤滋《魯班的子孫》中的小木匠黃秀川，等等。"能人"的出現，實際上意味著的是對"能力"的肯定，而在其背後，顯然正隱含著這樣一種理論假定，意即：社會財富的重新分配，應以個人能力為依據，而非其他。儘管王潤滋在"能力"和"德行"之間徘徊，《魯班的子孫》也相應引發了激烈的爭論，但意見最後還是統一在"農村的經濟變革對農村生活--物質的和精神的--是一場多麼深刻廣泛的歷史性變動"，"在現實的經濟規律面前，這些傳統的高尚的激情又是多麼的脆弱"，"現實決不因為......"良心"而改變自己的軌道，現實畢竟比......"良心"更有實力"。(19)並因此而獲得了其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在對個人能力的肯定、推崇並以此作為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惟一合法性依據時，其中隱含的可能正是一種專業主義的知識分子的公共意識形態，正如古德納所說："專業主義是新階級的公共意識形態之一，也是新階級對舊階級彬彬有禮的顛覆。專業主義是新階級"集體意識"歷史發展中的一個術語。儘管專業主義不是一種對舊階級的公開批判，它卻是新階級一種心照不宣的聲明：它在技術上和道德上都優於舊階級，暗示後者缺乏技術本領，並被貪污受賄的商業動機所驅使。專業主義不動聲色地把新階級奉為公正、權威典範，以其專業技能和對社會的奉獻、關心而進行操作。專業主義以新階級的合法性為其核心主張，暗中消解了舊階級的權威"--賈平凹的《臘月·正月》似乎正好回應了古德納的這一闡述。正是在這一集體無意識的控制中，知識分子"發現"了農民中的"能人"，並將其引入自己的故事，而在敘述中間同時實現或滿足著自身的期許、想像甚或要求。毫無疑問，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這一想像，具有極為強烈的革命意義，它實際要求的，正是一個"以分配公正為特別原則的社會體系"，因此，它"可能會反對其他的社會系統以及他們不同的特權制度。......就舊階級關心的特權來說，新階級準備實行平等主義"，但是，我們需要注意的，還有專業主義的另外一面，"然而，新階級在它所擁有的文化資本的基礎上尋求特殊的行會優勢--政治權力和收入--時卻是反平等主義的"(20)。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事實是：同樣是改革題材，這種"能人"形象卻很少在"工人"中間出現。在這類小說的敘事過程中，"工人"更多地處於一種被動的位置，他們的命運也常常有待被裁決--鄧剛的《陣痛》為工人的"下崗"提供了最早的"犧牲"理由：他們是也必然是"新社會"分娩前的"陣痛"，在所謂的"客觀規律"的解釋中，工人的命運被強行賦予一種神聖的政治性意義。顯然，在專業化的科層制管理中，知識分子，尤其是技術知識分子,潛意識裡，實際上很難容忍"工人的控制"。二十年後，人們更有理由質詢：知識分子真的有意於"建立一種不論文化資本，人人都平等的社會秩序"(21)嗎？在某種意義上，從集體勞動中解放出來的農民，可能更接近知識分子的個體性質，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什麼不是工人，而是農民，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成為知識分子集體無意識的一個自我期許的"隱喻"，並進入文學性文本。只是，它隱瞞了知識分子在這一歷史過程中"對收入的要求"。這種"隱瞞"顯然並不能持續太久，很快，他們就發現，在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中，並沒有自己在內，反而，在權力資本和財富資本的雙重阻礙下，知識分子很快就被社會"邊緣化"了。如果說，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早期，知識分子一度呈現了向上流動的可能性，那麼，到了後來，就明顯的"優勢受阻"，知識和收入難成比例，社會地位也岌岌可危(22)。因此，哪"一部分人"應該"先富起來"，開始成為知識分子輿論的中心。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期，對商業化的批判當中，多多少少含有知識分子的階層利益在內。這時候，知識分子已經不再願意繼續扮演"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收入要求"。"造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這句話曾經流行一時，相當經典地概括了那一時期"腦體倒掛"的社會現象，也經典地表達了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階層的意識開始逐漸形成。3．"知本家"概念的出現和新階層的形成知識分子的這種憤懣、抱怨、不滿、抗議，似乎並沒有持續過久。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擴大，乃至最後在國家法律層面上的被確定，尤其是中國的經濟結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的歷史性轉移，使得知識分子重新獲得了向上流動的優勢。顯然，"知識經濟"的初露端倪，使得"就業謀職已出現了體力型--技能型--智能型的發展趨勢，將知識轉化成生產力正在成為當今社會的主流，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生產率"將取代傳統的"勞動生產力率"。當今世界，高新技術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經濟結構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帶動了職業結構的變化，職業結構的變化帶動了就業結構的變化"(23)，這一變化最顯著的結果之一，就是使得知識分子迅速成為一個新的利益集團。由於"剩餘勞動價值"與"資本"的實際上的剝離，"資本"不再成為一個令人厭惡的概念，相反，"知識資本"或者"文化資本"開始正式進入人們的討論範疇，在這一討論中，"資源／資本"被進行了嚴格的區分："知識在沒有轉化前只能是資源，只有轉化成資本，直接創造出生產力才有經濟價值。"(24)但是反過來也可以說，只有先佔有了知識資源，才有可能使其轉化成知識資本。因此，社會學家非常正確地將組織資源、經濟資源和文化資源的佔有狀況擬定為當代中國十大階層的劃分標準(25)。也就是說，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下，實際上出現了三種新的資本形式：權力資本、財富資本和文化資本。而對這三種資本的實際佔有，也正構成了不同形式的利益集團。正如一位網路作者所言："資本逐漸成為這個時代生活的中心，財富的創造與分配都嚴格的按照"多資多得、少資少得、無資不得"的標準進行，政治權力為其提供了現實的安全保證，知識分子們的諸多辯護也為資本的活動提供了合法性論證。知識、資本與權力......使一個新出現的權勢階層成為社會體系的中心，外圍則是簡單勞動者與大批的無權勢者。"(26)而在2000年到2003年的福布斯中國100富豪榜的名單中，IT業等新興產業的精英都牢牢地佔居其中(27)。IT業等新興產業不僅僅是知識經濟的朝陽產業，它的財富的快速積聚，實際上意味著一種新的遊戲規則的崛起：企業之間的競爭拼的不僅僅是資金，對人才市場的反應、知識資源等等都開始成為新的競爭焦點。因此，它同時又開始成為知識分子自我期許或者自我期待的一個隱喻，所謂"知本家"的概念正是產生在這一行業之中。這個概念最早也許來自於一本叫《知本家風暴》的讀物，但是媒體迅速對這個概念作出了反應：所謂"知本家"是""以知識為本的人"，這裡的"知識"既指資本，也指根本、基本，"知本家"既包括企業家，也包括思想家。"知本家"不僅僅指IT業，但IT業是"知本家"最集中、表現最明顯的領域"(28)。這個概念顯然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知本家"將成為知識經濟的核心；二是在這一轉型過程中，知識分子將被推向舞台中心。這一概念多少表現了知識分子的一廂情願，但是他們仍然頑強地把自己的想像賦予這個辭彙，而且逐漸地將它意識形態化。在一篇介紹有關"知本家"生活的文章中，我們可以讀到這樣的描述："號稱CEO官邸的萬泉新新家園，至少有幾十位高新技術企業界總經理級人物，......沉澱與積累出一個獨特的知本家階層，擁有高學歷，有闖蕩天下創下的成功業績，憑藉知識創造獲得了財富，過著獨特的高尚生活。如果可以套用的話，......崛起的這個階層，應該屬於保羅·福塞爾著名的《格調》中的上層階級，一個富有而看得見的階級"。這個階級的生活是高尚、富有而又有品位的："這是構築......知本家高尚生活的典型家居園景：距離上足以保持私秘性，多個不同功能的房間，地下一層與獨自使用的車庫相連，房子外面有單獨的院子，那裡有供孩子遊戲的空間。踩著彎曲小徑上看似漫不經心擺放的碎石，可以找到擺在盡頭的燒烤架。房間里，有設備精良的家庭影院設備，硬木地板，大理石廊道，黃銅門把手，永遠開放的鮮花。他們的家人尤其是孩子生病時，會到接待外國人的小型醫院，那裡的挂號費是四百元以上，接受無微不至的全程國際標準照顧。"這才是我對生活質量的真正要求"，一位CEO承認。他們還過著非常正規與保守的家庭生活。"工作與社會交往中經歷了這麼多，我現在越來越平靜地看待生活，最本質的情感才是我最需要的"。當今社會上極大的道德寬容度，對他們來說根本沒什麼意義。接受的高等教育與生存工作環境，保證了他們始終能在較高的道德底線之上行事。他們大多數人從不吸煙，不喝酒，不去宣洩氣息的酒吧。"(29)重要的也許並不在於"知本家"過著什麼樣的生活--這對我們的敘述毫無意義--而在於對他們的生活的"描寫"，正是經由這些敘述，我們感覺到的是，一種新意識形態漸漸浮出水面。或者說，是一種重新解釋知識分子何為的話語模式，正是這種解釋模式把知識分子引向了它的新階級定義。詳細解釋"知本家"的概念內涵，並不是我在這裡想要做的主要工作，比如說，它是否已經進入了權力資本和財富資本的範疇，或者說文化資本、權力資本和財富資本在這種新的格局中是否表現出更加複雜的相互對抗又相互糾纏的關係（在一些網路媒體的報道中，我們經常會遭遇這樣的標題，比如，"資本家打敗知本家"，或者，""知本家"與"資本家"科博會競風流"，等等）(30)，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也許留給社會學家更為合適。我在此關心的，更多的是它作為一個符號，以及由這個符號生產出來的種種意義。我們不能簡單地用"知本家"這個辭彙來概括知識分子的實際生活狀況，對中國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來說，"知本家"還是一個海市蜃樓，閃著耀眼的光芒，又可望而不可及，精英永遠只是少數。但是由這個辭彙所生產出來的意義指向，比如：富有、高尚、品位、資本、階層等等，難道不正符合了知識分子在當下語境中的自我期許？而在這種自我期許中，知識和資本之間尖銳的對抗事實上已被消解。一些簡單的數據，仍能說明知識分子即使在整體上無法進入"知本家"階層，在當下社會中，也已經實際上成為中等收入的群體，或者，按照芭芭拉的說法，一個職業管理階級。一份來自國家統計局城市社會經濟調查總隊對9956戶城市高收入家庭進行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2000年上半年城市高收入群體人均月收入為5467元左右。其中，伴隨著知識和技術的市場化而形成的"知本家"脫穎而出，迅速致富，人均月收入逾萬元，成為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的佼佼者。據分析，從學歷角度看，城市高收入群體中收入最高的是碩士及以上學歷的人，2000年上半年人均月收入為11034元；小學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為7947元，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三位的是初中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為5592元。小學、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均收入較高的原因在於，這些人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靠資金而非勞動取得高效益；排在第四位的是大學文化程度的人，人均月收入為5512元"(31)。而這狀況仍有上升趨勢，2003年對上海復旦大學2003年就業的2400名畢業生的調查顯示：碩士畢業生的月薪酬為3871元，比2002年高出459元；本科畢業生的月薪酬為2703元，比2002年高出333元；博士畢業生的月薪酬為3347元，比2002年高出543元(32)。如果把農村人口計算在內，即使在2003年，中國仍有"一半以上人口年平均收入在2000元以下"(33)。而另一份更權威的統計數據顯示，社會學家1999年對深圳、合肥、漢川三地的社會各階層的個人月收入的調查表明，在國家及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個體工商戶、商業服務員工、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無業失業半失業者等10個階層中，專業技術人員的收入排在第四位，顯然，社會學家突出文化資源的重要性，並不是空穴來風(34)。隨著國家對高學歷的重視，知識分子亦開始獲得政府各個部門所提供的大量工作職位，如果再加上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原有行業，知識分子事實上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群體。尤其是近年來國家對公務員（包括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等"事業單位"）屢次加薪，更使這一群體成為當下中國事實上的"中產階級"。專業主義只有在知識分子成為一個事實上的新階層之後，才可能轉化為這個階層的公共意識形態。當知識得以成為資本，並開始生產利潤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一種對知識的態度的根本性轉折："知識就是力量"同時更隱含著"知識就是財富"的意識形態含義。正是在"利潤"的控制和驅使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我們看到的，除了是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階層逐漸向社會中心靠攏，並參與到如薩義德所說的"形象、官方敘述、權威說法"的媒體生產，構成了對社會生活的實際上的控制力量；同時我們看到的，還是一個知識分子被重新體制化的過程。這種體制化實際上是在"產業化"的口號掩護下悄悄進行的，"公司"的形式開始向教育和文化的各個門類肆無忌憚的侵略和蔓延。而在這一重新體制化的過程中，學院知識分子實際從事的，更多的只是一種"知識－利潤"的生產--這一點南帆在他的《素描：學院知識分子》一文中有過精彩的敘述。這種無節制的知識生產，使得人們在任何一種學院"理論"面前，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它的背後是否有資本和利潤的支持。近年來，我們一直存有某種樂觀的甚至天真的想法，以為"市場"是一個非體制化的自由空間。但是我們實際看到的卻是，"市場"通過"公司"這一形式建構了一個更加嚴格的"體制"，整個社會事實上已被公司化。而這一體制化的特徵就是，所有的知識生產，都圍繞著"利潤"這個核心概念。僅僅以媒體這一行業而言，他們在贏得市場的同時，也在生產意識形態--一種新的控制並組織我們生活方式的意識形態。而這種生產，正在資本－利潤的組織下有條不紊並源源不絕地進行著。即使"自由撰稿人"，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體制內寫作，"為市場寫作"和"為政治寫作"並無本質上的差別，只是一種位置的"顛倒"而已。顯然，"資本－利潤"的介入，使得技術主義傾向明顯壓倒了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所謂的"專業崗位"不再成為知識分子介入社會積極向公眾事物發言的場域，而是變成了一個生產"利潤"的小作坊。在這個小小的作坊中，知識分子"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她／他那一行的專業人員"(35)。正是在這種"知識－利潤"的生產過程中，知識分子獲得了相應的薪資回報，儘管在這一生產過程中，文化資本和權力資本、財富資本之間仍然會存在矛盾、衝突乃至尖銳的對抗，但是由於它對現存秩序的依賴程度的提高和實際上獲取的較多利益，都在不同程度上助長了這個階層的保守主義傾向。一份來自社會學家的調查報告顯示，各階層在對生活水平變化的感受上，專業技術人員的滿意態度佔到81.8％，而在各階層對收入差距現象的認同程度上，專業技術人員認為完全合理或有點合理的，則佔到67％(36)。對現狀的認可，並不完全是經濟上的，同時還是文化的，或者意識形態的。不需要任何的數據支持，僅憑我們的直觀觀察，我們就能準確地指出，知識分子正在成為這個社會的主要的消費群體之一。消費構成了某種生活方式，而不同的生活方式正是不同階層的文化／身份標示。這樣，消費就具有了某種意識形態含義。也就是說，為了永久地留在某個階層，就必須同時維持相應的生活方式，從而獲取階級的身份認同。因此，"賺錢－消費"就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行為，同時還是一種意識形態行為，是在"實踐"某種意識形態。這樣，知識分子對現存秩序的認可，就具有了意識形態含義，因為正是這一秩序為它提供了消費的可能性，也同時為它解決了身份認同的危機。專業主義成為知識分子的公共意識形態之後，實際上要求社會的，是一種"按知識分配"的分配原則。如果說，這一原則在對抗特權社會的鬥爭中，常常以"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形式出現，具有強烈的平等主義傾向，那麼，隨著語境的轉換，它又可能是反平等主義的--這就是"成功人士"的意識形態背景。因此，在一份問卷調查中，把比爾·蓋茨作為心目中最成功人士的認可度在60％以上，而作為職業勞動者楷模的徐虎等人的被認可度卻不足10％(37)。如果這些冰冷的數據尚不能說明問題，那麼，有一篇文章卻把我們帶進日常生活之中。在這篇題為《作文》的散文中，作者寫她念小學三年級的兒子要交一篇作文，老師布置的題目是《我的外公外婆》，"我說這作文好寫啊，你就寫外婆吧。外婆每天早上起來為我們買早點，白天在家搞衛生，傍晚還要到學校去接你，晚上又燒一桌豐盛的菜，你說她為我們家做的貢獻大不大？......外婆做這麼多的事，說明她不僅勤勞，而且能幹。這種精神是最值得小朋友學習的"，可是，第二天當兒子在課堂上朗讀自己的作文時，"就有同學開始搖頭"，為什麼呢？原來同學們說"不應該寫外婆而應該寫外公的，因為外公是高級工程師。外婆雖說每天做許多事情，但這些事情基本上都屬於勞動密集型範疇，是請個保姆就能夠替代的。現在請個保姆花幾百元就夠了，這樣換算一下就知道這些家務事的價值並不高。而外公則不同了，他是智力型人物。別看外公不幹家務事，但他會寫論文。外公一篇論文的稿費，請兩個保姆都有多。並且外公還是個專家，外出講課時老是被人請在主席台上就坐，很受人尊敬的。因此，這作文寫外公比寫外婆有意義的多"(38)。古德納如下的論述也許是重要的："新的意識形態認為生產力主要依賴於科學和技術，認為社會的問題可以在技術的基礎上，用通過教育獲得的技能加以解決。由於這種意識形態使公共領域非政治化，並且部分地因為它這樣做了，它就不能僅僅被理解為使現狀合法化，這是由於自主技術過程的意識形態使新階級以外的其他社會階級失去了合法性"(39)。當其他階級，尤其是弱勢階層的存在失去了它的合法性依據的時候，作為一種美學徵兆，"冷漠"便會相應地出現在文學敘述之中，而這，就是我們討論知識分子問題的根本原因之一。4.冷漠如何成為了一種美學徵兆今天，在與國家"審查制度"的對抗當中，強調知識分子言說的權利，仍然有其相當積極的意義。可是，僅僅停留在這一點，卻是遠遠不夠的。特別是當知識分子的言說轉換為或者局限在"一己之私利"的時候，那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知識分子和社會其他階級爭取得來的言說權利就會相應地變得曖昧起來，甚至毫無意義。當然不能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已經淪為知識分子"一己之私利"的言說，這樣，未免過於武斷，而且也與事實不合。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也的確放在那裡，所謂的"純文學"日漸保守，日益成為"個人"的抒情與表現，而這種抒情的代價，則是忽略了其他階層，尤其是弱勢階層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合法性。實際上，在今天，"階級"概念的重新復活，使得知識分子的立場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我們能夠看到的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人文知識分子，尤其是社會學者，將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社會弱勢階層身上，"三農"問題、城市貧困人群問題、民工問題，等等諸如此類的問題的提出，同時激活了整個的思想界。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同情"問題--那樣，就太低估了這一"提出"的意義，正是這樣的問題提出，才可能使我們重新直面現實，重新復活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重新認識到平等、公正、民主的重要性，才可能對"市場"有一個更客觀更全面的認識......可是，當"底層"開始進入文學批評視野的時候，我們看到的卻是：不安、不滿、抵制、對抗、調侃甚或嘲弄。的確，在"底層"--包括同類問題上難免有人作秀，可是這並不能成為批評甚或抵制這一問題的全部理由。而事實上，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批評卻是，將其歸之為"新左派／老左派"的政治範疇，從而達到把這一問題驅逐出文學批評視野的目的。然而，他們可能不知道的是，即使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也看到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在社會正義問題日益尖銳化的今天，......因各種既得利益而延宕權力體制改革，既滋長大面積的結構性腐敗，又漠視弱勢階層疾苦，壓制不同訴求"的社會現實，只是價值取向各不相同而已(40)。因此，在這種批評中，我們實際看到的，只能是一種也許可以名之為"冷漠"的美學徵兆。在所謂的"私人化寫作"中，可以較早地發現這種"冷漠"的美學徵兆--"人民的故事"不再進入書寫者的視野，整個世界"內化"或者說"縮小"為個人的情感生活，文學和意識形態之間的尖銳對立實際上被無形消解，隨之建立的，則是一種和生活的過於"甜蜜的關係"。在某種意義上，檳谷行人的《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或許能有助於我們對這一"冷漠"的美學徵兆的分析。在《風景之發現》中，柄谷行人尖銳地指出，日本明治二十年代所建立起來的"國文學"中，"風景是和孤獨的內心狀態緊密聯結在一起的。這個人物對無所謂的他人"無我無他"的一體感，但也可以說他對眼前的他者表示的是冷淡。換言之，只有在對周圍的東西沒有關心的"內在的人"（inner man）那裡，風景才能得以發現。風景乃是被無視"外部"的人發現的"(41)我們同樣也可以說，在"私人化寫作"的文學文本中，我們隨處可見的"風景"--酒吧、別墅、白領公寓甚或香車美人，也正是在中國的弱勢階層的貧困生活成了敘述的"禁言之物"之後，才得以在文學文本中作為一種"風景"而被"發現"。換言之，"大眾"在新的"隱性的二元結構"中，開始成為異己的他者，並受到寫作者的"冷淡"，才導致了所謂"私人化寫作"的產生甚而流行。一個尖銳的質詢是，同樣是"女性"，為什麼"下崗女工"很少甚至從來沒有進入過"經典"的"女性文學"的書寫範疇，為什麼呢？所謂"身體寫作"也將面臨同樣尖銳的質詢：同樣是"身體"，為什麼被大火燒死的深圳原致麗玩具廠的女工們的"身體"卻得不到文學的書寫，難道這些女工的身體就不是"身體"(42)？我們看到的只能是，在對"性別"或者"身體"的抽象的闡述中，"階級差別"實際上被深深地遮蔽，被遮蔽的，還有更加真實或者更加殘酷的生活的一面，現實中的差異性被意識形態有意無意地悄悄"縫合"。在一種妥協的立場上，或者後退一步，我們的確無權苛求具體的寫作者，無權要求所有的人都必須直面生活。問題只在於，這些個別的寫作，經過某種文學批評的觀念化處理，轉而形成了對文學的普遍化要求，它要求文學的正是對"外部世界"的不再涉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向內轉"的文學口號，在當時，不僅幫助文學確立了形式的地位，而且有效地深入到人的隱秘的內心世界，甚至人的無意識層面，即使在今天，仍然有其相當的合理性。但是，它留下的隱患是：可能同時割裂了人和外部世界的有機聯繫，"內／外"的人為設置提供了一種新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在這種思維方式中，人的主體性從各種社會聯繫中被抽象出來甚而被肆意誇大，並為文學逃離社會提供了最好的理論遁詞。在"向內轉"的理論闡述中，所製造出來的，很可能就是相當於檳谷行人意義上的"內面的人"，但是檳谷行人從來不承認有所謂先驗的、抽象的、純粹的、普遍的"內面的人"，相反，所謂"內面的人"（主體性、自我意識，等等），"其本身正是作為制度而出現的"，就像檳谷行人反覆強調的那樣，明治時期，只有當北海道成為日本"強制性同化而開拓出來的新的殖民場所"的時候，才可能作為"風景"而被日本現代文學"發現"。同樣，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向內轉"口號的提出，也可以說正是當時的現代性精英文化在文學中的折射，而且與整個國家向個體社會的制度轉型緊密相連。這種制度轉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而逐漸地變為制度確立，就像我曾分析過的那樣，尤其是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知識分子作為一個新階層漸成雛形，這種"內面的人"或者主體性、自我意識等等，又或多或少地具有了某種階級屬性。在這個意義上，所謂文學的"內在化"，並不可能使文學進入一個純粹的藝術世界，相反，它本身已經成為"制度"的一個部分。所以，"因政治的挫折而逃回到內面＝文學"(43)，這一行動模式所隱含的，只能是一種自我欺瞞。事實上是，"非政治化"的結果，是默許甚或縱容了某種不義政治的橫行，而"非意識形態化"的結果，也只能使這些文學本身成為一種新意識形態的生產場所。也許，這就是歷史的辯證法。在各種各樣的理論遁詞面前--審美、純粹、精神、自我意識、主體性，等等，我實際上更欣賞王朔的坦率和坦誠。王朔毫不掩飾自己對"成功"的嚮往，他說："我寫小說就是要拿它當敲門磚，要通過它過體面的生活，目的與名利是不可分的......我個人追求體面的社會地位、追求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44)，可是王朔當時尚不清楚的是，他無法預知知識分子的未來，"我覺得咱中國的知識分子可能是現在最找不著自己位置的一群人。商品大潮興起後危機感最強的就是他們，比任何社會階層都失落。他們的經濟地位已然喪失了......所以他們要保住尊嚴，惟一固守著的就是文化上的優勢地位"(45)。然而，當文化資源轉化為文化資本的時候，王朔將看到的，恰恰是一個新階層的崛起。如果說，王朔當年尚有成為中產階級"代言人"的企圖，那麼，在今天，相當一部分人已經作為中產階級而在寫作。也就是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超越性，在今天，某種程度上已經轉換為自身的階層性。在今天，我們都已經看到，作為一種美學徵兆，"冷漠"所帶來的文學結果。可是問題還在於，這種"冷漠"同時造成的是知識分子傳統的斷裂，這種傳統就是班達所認為的："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46)這一傳統正是知識分子的命脈所在，甚至浸透到了家庭之中，就像芭芭拉·埃倫賴西回憶她的經歷時所說："我來自一個帶有勞動階級知識分子烙印的家庭：家庭成員並沒有受過多少正規教育，但閱讀廣泛而且熱衷於激烈討論"，正是這種批判精神的傳統延續，使得她從來不認為"勞動分工以及隨之出現的專業知識技術的分配是公正的或者是"自然而然的""(47)。隨之而來的問題卻是，我們認定的這種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真的因為"新階級"的出現已經消亡，還是另有所指？5.重建批判的文化實際上，我更願意把這個主要由專業技術人員構成的"新階層"稱之為"智識階級"--這個語詞曾經被魯迅經常使用--以區別於我們通常所說的"知識分子"。即使在西方，在"新階級"和"知識分子"之間，也一直存在著尖銳的衝突。芭芭拉·埃倫賴西就說："首先，我想澄清一下，我們不能把"知識分子"與新階級即職業管理階級（或者我可略為婉轉地稱其為職業中產階級）混為一談。在左派討論職業管理階級或新階級時，一個最大的問題便在於沒有區分"知識分子"與人數比其更龐大的階級。古德納的《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一書也有這個缺點，否則這將是一本十分深刻的書。職業管理階級中存在著一部分人，根據該詞的任何一種意義，他們都稱不上是知識分子，同時，與之相反，也有一部分真正的知識分子分布於社會各階層中"，因此，在檢討了"所有六十和七十年代的左派或自由派對新階級的評價都"過於樂觀""的原因之後，芭芭拉·埃倫賴西更願意把知識分子定義為"一個"無階級的階級"--脫離肉體的思想"(48)。顯然，在這裡，芭芭拉·埃倫賴西回到了傳統的班達意義上的知識分子概念："真正的知識分子在受到形而上的熱情以及正義、真理的超然無私的原則感召時，叱責腐敗、保衛弱者、反抗不完美的或壓迫的權威，這才是他們的本色"。或者像薩義德所主張的那樣："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個人，不能只化約為面孔模糊的專業人士，只從事她／他那一行的能幹成員，我認為，對我來說主要的事實是，知識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以及"為(for)"公眾來代表、具現、表明信息、觀點、態度、哲學或意見的個人。......其存在的理由就是代表所有那些被遺忘或者棄之不顧的人們和議題。知識分子這麼做時根據的是普遍的原則：在涉及自由和正義時，全人類都有權期望從世間權威或國家中獲得正當的行為標準；必須勇敢地指證、對抗任何有意無意地違法這些標準的行為"。以此防止"知識分子的風姿或形象可能消失於一大堆細枝末節中，而淪為只是社會潮流中的另一個專業人士或人物"(49)。對於文學來說，專業知識是必須的，但僅僅停留在這一點，極易混淆"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的區別。而在另外一種意義上，文學，尤其是當代文學，根本無法等同於其他一些知識領域--比如，電子、醫學、生物、製造，等等--它本身就是一個眾聲喧嘩的"公共領域"。在這樣一個領域中，就像薩義德所言："純屬個人的知識分子是不存在的，因為一旦形諸文字並且發表，就已經進入了公共世界。僅僅是公共的知識分子--個人只是作為某個理念運動或立場的傀儡、發言人或象徵--也是不存在的。總是存在著個人的變化和一己的感性，而這些使得知識分子所說或所寫的具有意義。"(50)這就是公共與個人之間的辯證法。可是，我們仍然不能輕易地否定"新階級"這個概念，坦率而言，我們大都廁身於這個階層。因此，所謂的"抗拒意識"，同時也指向我們自身，指向我們的階層屬性。在這個意義上，強調知識分子超越自己的階級或集團利益，重新代表人類的良心，就有了非同尋常的意義。這就是一種批判的知識分子文化，在某種意義上，這一文化源遠流長，並且構成了知識分子的人文傳統，從而得以對抗新階級的專業主義傾向。正如威廉·詹姆斯在一次校友會上的演講："我們這些高等學府的畢業生是惟一等同於較古老國家中長期存在的貴族階層的人。我們和他們一樣有著延續不斷的傳統；我們的座右銘也是位高則任重；還有，不同於他們的是，我們只代表種種理想的利益，因為我們沒有階級本身固有的自私性，而且我們不濫用導致墮落腐敗的權力，我們應有自己的階級意識。"(51)1907年，威廉·詹姆斯還不可能預見到新階級的出現，但是他有關"傳統"的說法是相當正確的，正是通過教育、寫作、出版、言說等等途徑的傳播，才形成了知識分子"延續不斷的傳統"。作家艾偉最近在《承擔與勇氣》一文中，尖銳地指出："九十年代以來，大家都有一個普遍的說法，寫作這行當和其他行業沒有兩樣，作家也就是一個碼字匠，沒什麼了不起，......或者說寫作完全是個人的事，是作家的生命需要。等等。......這種說法，作家的專業性得到了強調，但忽略了作家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一面，即對這個社會承擔的一面。當然，作家是不是一定要成為一個知識分子，是值得討論的。但如果面對這個時代，這一代作家整體性缺席，整體性失語，那一定是有問題的。"(52)儘管我並不完全同意艾偉對"小事"的拒斥（"小事崇拜"），因為在某種意義上，文學恰恰可能是由"小事"構成的，但是我同意他的"承擔"一說--也許，"承擔"一詞的具體指向很可能各不相同。正是在"承擔"這一語詞的激勵下，文學才有可能重新向"人民的故事"開放。而在這一故事中，我們不應該再將人和種種複雜的社會聯繫機械地割裂，不應該再拒絕對政治、經濟、制度、意識形態等等問題的討論--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純文學"留下的正是這樣的隱患。正如米爾斯所說："如果思想家不涉及政治鬥爭中的真理價值，就不能負責地處理活生生的整體經驗"，也就像薩義德解釋的那樣，"到處都是政治，我們無法遁入純粹的藝術和思想的領域，也因而無法遁入超然無私的客觀性或超驗的理論的領域"(53)。因為我們已經生活在政治之中，政治或意識形態已經並將繼續組織我們的全部生活。2003年11月7日注釋：(1)芭芭拉·埃倫賴希：《再談職業管理階級》，《知識分子--美學、政治與學術》，第174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2)福柯：《戴面具的哲學家》，《世界哲學》2002年第5期。(3)(5)蔡翔：《知識分子和文學》，《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精神漫遊》，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7年。(4)艾爾文·古德納：《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第3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6)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85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7)毛澤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364頁。(8)南帆：《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分子與大眾》，《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9)何言宏：《中國書寫--當代知識分子寫作與現代性問題》，第48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10)顧驤：《晚年周揚》，上海，文匯出版社，2003年。25)〖ＺＷ）(11)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8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南帆：《四重奏：文學、革命、知識分子與大眾》。(13)季紅真：《文明與愚昧的衝突》第148頁，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6年。(14)(15)艾爾文·古德納：《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第65頁、67頁。(16)福柯：《什麼是啟蒙》，汪暉、陳燕谷主編：《文化與公共性》，第430頁，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17)全面解讀這篇作品顯然並不是本文的任務，我在這裡亦只是擇其一點而言。(18)在我主持的討論班上，不少同學都注意到了這一點，並且有精彩的分析，本文吸納了其中部分意見。(19)雷達：《〈魯班的子孫〉的沉思》，《當代文壇》1984年第4期，轉引自《1949－1999文學爭鳴檔案》，第367頁，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2年。(20)艾爾文·古德納：《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第23、24頁。(21)艾爾文·古德納：《知識分子的未來和新階級的興起》第53頁。(22)比如，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教師的平均工資水平在國民經濟十二類行業中，一直在倒數第一位至第三位之間徘徊，而到了2002年，全國高校、中學、小學教師月平均工資分別由1995年的538元、452元、415元提高到1754元、1064元、908元。&nbsp;王黎、沈路濤《讓教師成為最受羨慕的職業：教師法頒布10周年》，新華網，2003－09－11，http://www.k12.com.cn/newspool/24502.html。(23)(24) 孟慶偉：《知識性就業的戰略和對策》，《文匯報》2003－10－29。(25)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8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26)淚眼看人：《勞動與資本：從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轉折》，www:zuopai.com。(27)參見《富豪榜來了一群科技新貴》，《新聞晨報》2003－10－31。(28)米阿侖：《米阿侖眼中的"知本家"》，www.people.com.cn/183/8135/8137/20020515/729262。(29)《富有而看得見的階層; 知本家告訴你別樣人生》，《北京晨報》2001－11－22，www.china.com.cn.chinese/2001/Nov/78802.htm</A>。(30)《資本家打敗知本家》，www.linlins.com/NewMoon/3/2001-01-21-23-24-21,html，《中新觀察："知本家"與"資本家"科博會競風流》，www.chinanews.com/n/2003-09-13/26/346079.html(31)《城市高收入群體中"知本家"成老大》，《中國信息報》2001－01－10，www.stats.gov.cn/tjfx/ztfx/jjgsr/200205300063.htm(32)《復旦今年畢業生就業調查顯示 平均薪酬增加逾一成》，《文匯報》2003－10－30。(33)《中國貧富差距超過國際警戒線 擬對高消費徵稅》，新華網雲南頻道 2003－03－20，www.yn.xinhuanet.com/ynnews/zt/2003/pfcj/wen/x02.htm</A>。(34)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27頁。(35)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第16頁，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36)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第40、42頁。(37)《學生欣賞怎樣的成功人士》，《文匯報》2003－4－29。《一九九八年自由主義學理的言說》，《南方周末》1998－2－25。(41)檳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第15頁，北京，三聯書店，2003年。(42)參見《上海文學》2000年第5期，社會學家譚深對深圳原致麗玩具廠女工所遺下的百餘封書信的調查分析。(43)柄谷行人：《日本現代文學的起源》，第34頁。(44)王朔：《王朔訪談錄》，《聯合報》1993－5－30。(45)王朔：《王朔自白》，《文藝爭鳴》1993年第1期。(46)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第13頁。(47)芭芭拉·埃倫賴西：《再談職業管理階級》，《知識分子：美學、政治與學術》，第175頁。(48)芭芭拉·埃倫賴西：《再談職業管理階級》，《知識分子：美學、政治和學術》，第175頁、202頁。(49)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第17頁、第16頁。(50)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第17頁。(51)引自安德魯·羅斯《信仰捍衛者與新階級》，《知識分子：美學、政治與學術》第101頁。(52)艾偉：《承擔與勇氣》，《文學報》2003－10－30。(53)薩義德：《知識分子論》，第24頁。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