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左憤」誤國：——《中國不高興》的狹隘民族主義批判

警惕「左憤」誤國：——《中國不高興》的狹隘民族主義批判李詠勝前些年，有一句話兒很雷人，叫做：「林子大了，什麼樣的鳥兒都有！」其語意多是國人在這個畸形變態的生存境遇下，對眼前出現的奇聞怪事的感嘆。不想話語未了，新的荒唐怪誕之事又接踵而至。不信，請看幾天前粉墨登場的這出荒誕戲吧——由五個自稱是「民族主義跳蚤」，要咬得滿世界不舒服的人，以文革時期「集體創造」的方式，合夥打造出的一本「干謁時政」的書：《中國不高興：大時代、大目標及我們的內憂外患》，此時正在各種媒體的的吆喝下到處熱炒……於是無奈之下，我只好獨自嘆道：——中國這個林子大了，真是什麼樣的蟲兒都有！」這部志在咬得世界不舒服的「亂彈國是」之書，究竟有什麼雷人的「險招」呢？這裡，還是不妨先看看該書的自我定位為好：1996年《中國可以說不》一書橫空出世，冷靜地梳理了中西方關係，在當時引發了世界範圍內的討論和爭議。從《中國可以說不》到《中國不高興》走過了12年的歷程，中國也從「只想領導自」「將變有能力領導世界」的國家。它顯然比12年前的《中國可以說不》少了一些情緒性色彩，是一本呼籲「正視內政憤懣」，呼喚高尚集團「要做英雄國」的「復興宣言」。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不高興》的確稱得上是《中國可以說不》的升級版。由此，便可見出它今日「重歸故里」的「天機」：依然還是唱著昨天那曲狹隘民族主義的歌謠，企圖去爭奪領導世界權的龍頭老大。同時，再用作者自己的話來解說這兩本書產生的時代背景，大致是這樣：——12年前，中國知識精英界瀰漫著一種消極的「沉船心理」，就是中國這條船要「沉」了，大家要趕緊跑，當精英們開始對中國失去信心的時候，民間有一種反思：中國那麼差，我們在世界格局中真的就這樣了嗎？這個時候，《中國可以說不》出現了，把民間的這個聲音說出來了。而12年後的今天，當中國處在經濟實力日趨增強，國力日趨強大的「大國鴻運」之時，而中美艦船在南海對峙、周邊國家聲稱對南海部分島嶼擁有主權、日本稱釣魚島適用日美安保條約、圓明園獸首被拍賣、西方國家又借西藏問題說三道四等等事件卻不斷發生，一再撩撥中國人愛國情緒之際，《中國不高興》正是在這樣一種國際國內因素作用下應運而生的。據此，再近距離看看《中國不高興》究竟是為何不高興的？　而細看其作品，原因大致如下：拉薩「3?14」事件背後鬼影憧憧，西方世界對中國的戰略圍堵越來越具體化和明目張胆。　薩科齊之類對中國的屢屢侵犯，是卑鄙下流的機會主義作祟。一些「知識精英」或所謂「優秀的中國人」正在戕害我們國家的精神品質。　……　於是，才有了他們那些令人發聵的「內政憤懣」之聲：為什麼中國人「現在挺爽」是巨大假象，西方陣營的「拖垮」戰略乃中華彌 久大患？為什麼同西方「有條件決裂」是必須籌劃的未來選項之一？為什麼新儒家的「感化論」、「拯救世界說」是白日夢囈？……於是，才有了他們開出的那些冒似驚人的「治國救世」主張：中國應該成為抱負遠大的英雄國家。持劍經商，崛起大國的制勝之道。解放軍要跟著中國核心利益走。應勇於在國際社會上除暴安良，在強國道路上掃清頹風。……於是，才有了他們那些對現實世界一概憤懣 ，決心「一反到底」的壯志豪情：反《南方周末》、反余世存、反袁偉時、反崔衛平、反朱學勤、反馬立誠、反錢鍾書、反王小波、反白岩松、反龍永圖、反林毅夫、反樊綱、反王朔、反韓寒……隨後再一路翻下去：反民主、反自由、反和平、反西方、反美國、反奧巴馬、反法國、反薩科齊、……總之一句話，看完《中國不高興》之後，可以說只要是沒有神經質的人都會產生一個共同的感覺：——「Either you or I am mad?」(拿破崙語：不是你瘋了，就是我瘋了。)通過以上的客觀描述，《中國不高興》一書的大致輪廓和取向已經昭然紙上：它，儼然不是什麼專家、學者理性研究中國問題的著作，而是一堆代表著極左派意識發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的文化污穢物。首先，為了弄清他們（即，在書中自以為是中國的立言者和代言人）看待中國當前問題的立場和角度問題，不妨先看看這幾個作者的真實身份。據各媒體報道，他們中的「創造隊伍」中，宋曉軍是央視和鳳凰衛視著名軍事評論員；王小東、社會學家黃紀蘇是被稱為中國民族主義的領軍人物；宋強是《中國可以說不》的主要作者；劉仰是現行媒體中人。這就是說，他們之中沒有一個是真正研究中國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的專家、學者，而僅只是幾個對中國內政問題別有用心的左派「憤青」而已。而他們之所以想寫這樣一本「干謁時政「的書，是由於在一個叫張小波的出版商人鼓動下(此人是《中國可以說不》一書的獲利者)，然後彙集在一起「神侃三天而成」的。這其中的原發動機和功利性，也就不言自明了：是「錢」使他們自己感到了「不高興」，而又只有拿中國的國家大事來開涮說事，才能達到既名聲大振，又招財進寶名的目的，同時又獲得對當權者小罵大幫忙的溢美之功。因而由於這種功利目的的趨勢，所以在他們筆下，中國國內到處都是一片「鶯歌燕舞」，「形勢大好」的大國景象。以致2008這個災難頻仍之年，也被他們那充滿魔幻色彩的畫筆，描繪成了一幅幅「抗震救災取得輝煌成果」,「奧運盛舉展示民族輝煌」，「神7遨遊太空凸顯國家強力」的盛世圖騰畫卷。至於那些令國人刻骨銘心的「童工窯」，「豆腐渣工程」，「瓷安事件」，「三鹿毒奶事件」，「官場腐敗」等等，則被他們視作是少數「知識精英」和「優秀的中國人」在故意挑刺，試圖「戕害我們國家的精神品質」。由此之故，他們覺得中國經過30年來的韜光養晦，已經是多年的媳婦熬成婆了，認為自己有拿臉色給世界看的底氣和本錢了。所以，他們要把自己鬱積在胸的憤懣發泄出來：——今日的中國已經比我們的祖上「闊多啦」，咱也要姓趙，不能再當洋鬼子的奴才了。這，即是他們看待中國問題的眼光和角度。顯然，他們不是由於看到了中國真實的國情而「不高興」，而是因為當今皇帝沒有穿他們的新裝而「不高興」。其次，是該書在它的文本意義中，到處宣洩出一種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的政治傾向。具體表現在他們所謂的「治國方略」中，就是「為了使中國成為抱負遠大的英雄國家」，將要「持劍經商」，「 解放軍要跟著中國核心利益走」，「 不惜與世界局部決裂」，「勇於在國際社會上除暴安良」，甚至可以打出梁山水泊那面「替天行道」的杏黃旗，公開與現代文明社會匹敵對壘。眾所周知，今日的世界發展大勢，已經開啟了由野蠻走向文明，由對抗走向對話的新時代。呼喚建立民主、自由與法制的社會，已經成了當今世界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以致連中國所處的許多周邊弱小國家，也在這一世界大潮的感召下，開始了不同程度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試圖與日趨多元化的當代文明社會接軌。而該書所提出的「持劍經商」，「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等謬論，已經不是主張「文明經商」，「政治民主」，「世界各民族和平共處」之類的文明法則，而是分明在鼓動人們回到「叢林法則」和秦皇漢武的封建專制社會中去，或者是回到暴力革命和階級鬥爭的老路上去。然後，重新走到閉關鎖國，與世界進步文明為敵的前改革時代中去，讓中國人再次成為專制暴君任意宰殺的奴隸。而這些充滿暴力傾向的語言和話語氛圍，在全書中可謂是隨處可見，讓人不免讀而後怕，彷彿歷史的悲劇就要重演似的。對此，有個網民是這麼回帖的：「這樣的話，豈不是改革開放30年，一夢回到了解放前？」當然總的來看，《中國不高興》之所以能夠在當前國內大力關閉異類網站，嚴厲整肅異類出版物的高壓政策下，公開出版並受到媒體熱捧，甚至到處走紅，並不是沒有原因和背景的。而這個潛在的原因和背景，就是它宣揚的與《中國可以說不》如出一轍的狹隘民族主義情緒。本來，對於民族主義這個自古充滿歧義的問題，學界至今仍未作出一個相對公允的解釋。而僅有一點認識是共同的：民族主義就是指那種將自我民族作為政治、經濟、文化的主體而置於至上至尊價值觀考慮的思想或運動。據美國學者路易斯?斯奈德的研究統計，近代以來世界上至少存在著200 種以上的不同含義的民族主義。因此，對於各種民族在不同時期產生的民族主義思想或運動，必須具體分析和看待才行。比如20世紀初，亞非各民族在爭取民族獨立解放的鬥爭中所產生的民族主義，我國在面臨世界列強瓜分之時所產生的民族主義等等，都屬於具有正當和積極意義的民族主義思想和運動。但對某一民族在毫無生存和發展威脅的情況下，掀起強化本民族利益優於和高於其他民族的所謂民族主義思想或運動，就是一個企圖折騰其他民族的危險信號了。而在這方面，希特勒法西斯極權主義興起的慘痛教訓，後人怎能不記起？記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希特勒先是利用戈培爾控制的納粹黨宣傳部門，大肆製造猶太民族是劣等民族的理論，激起國民的反猶情緒，再逐一對猶太人實行殘酷的種族滅絕政策。隨後再製造日耳曼民族利益高於和大於其他民族利益的理論，以激起國民的極端民族主義情緒，接著便悍然發動了那場幾乎把人類拖入絕境的非正義戰爭。倘若以此來看《中國不高興》一書的話，儘管我們不能斷言說它所宣揚的民族主義，就是希特勒法西斯主張的那種極端民族主義，但對於它其中包藏著的反世界歷史潮流，反當代進步文明而行的毒素和危害卻千萬不能掉以輕心。而以此不同的是，胡適早年在看待這個問題時，則是比我們今天許多自命聰明的人清醒明白多了，他說：「民族主義有三個方面，最淺的是排外；其次是擁護本國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艱難的是努力建設一個民族的國家。因為最後一步是艱難的，所以一切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最容易先走上前面的兩步。」這就足以見出《中國不高興》一書中所宣揚的民族主義，其實不過是最淺層次的東西，它至多只能誤導那些不明事理的普通民眾而已。只不過需要引起人們深思和警覺的是：政府在面臨國內經濟危機日趨嚴峻，天災人禍連綿不斷，貪官污吏層出不窮，民眾維權事件此起彼伏的「高危狀態」下，能夠准允「鳥有之鄉」一類極左派言論四處瀰漫，又能夠放任《中國不高興》這種宣揚狹隘民族主義的「左憤」作品充斥市場，其中潛藏著的「政治智慧」不知何在?——因為中國半個多世紀來的歷史經驗告訴我們：統治者在國內矛盾發生尖銳對立之時，往往會採取蓄意製造國外民族矛盾，藉以激發國民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來達到恣意瘋狂打擊進步力量的險惡目的。而這，則是一向以理性態度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胡適先生，生前所沒有能夠看到的好戲呢！2009.3.26 於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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