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悲悼菊花硯

　　一

　　1897年，梁啟超(任公)25歲，滿腹經綸，豪氣干雲，痛國家之衰敗，哀民智之暗昧，有匡世救國之志。這年秋天，湖南友人譚嗣同和黃遵憲、熊希齡等開辦時務學堂於長沙，聘請梁啟超為總教習，梁遂欣然前往。

　　這之前，王文韶、張之洞、盛宣懷等滿清大臣曾向朝廷連銜舉薦，謂梁乃國家可用之才，請朝廷擢拔重用。朝廷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梁啟超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又力邀其入幕府，梁亦固辭。那麼，他為何跑到湖南一個剛成立的學堂去教書呢?他在那裡又教了些什麼呢?

　　中日甲午戰後，清帝國危機日深，但國家的出路在哪裡?朝野上下仍很迷茫。雖有一些大臣有改革圖強的想法，但朝中守舊勢力相當頑固，國家仍然在舊有的軌道上蹣跚。民間百姓被舊的禮法和道德所束縛，懵懂混沌，對世界大勢一無所知。要想民族新生、國家富強唯有開啟民智，改弦更張，向世界上先進國家學習，變法維新。覺醒的士人最先認識到這一點，他們憂心如煎，奔走呼號，希望能警醒清朝統治者和他們治下的臣民。梁啟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就屬於這樣一群先知先覺的人物。如果說，當時的中國面臨著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大變局中，中國的知識人由皇權專制下「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的「士」蛻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梁啟超就是他們中最傑出的代表。在這個由蛹成蝶的艱難蛻變中，梁啟超具有標本性的意義。

　　湖南的時務學堂有學生四十人，受聘前，梁啟超曾與老師康有為擬訂教育方針，以徹底改革、洞開民智為目標，用急進之法，痛下猛葯，言人所不敢言，提倡民權、平等、大同之說，發揮保國、保種、保教之義。在這萬馬齊喑、死氣沉沉的專制帝國里，這樣的聲音，無異於悶雲不雨中的驚雷，既使人驚悚惶懼，又令人警醒振奮。梁啟超不奉朝廷，不入官場，以啟蒙民眾為己任，於這年冬月，來到了長沙。在時務學堂教學的日子裡，是梁啟超最激昂、最快樂的時光，真是「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在講堂上，宏論滔滔，在學生所作札記上，日批萬言。時務學堂和舊時的私塾、書院不同，應是中國最早的新式學堂之一。學生如何學，教師怎麼教，皆無定法可資借鑒。梁啟超後來回憶道:當時「學科視今日殊簡陋，除上堂講授外，最主要者為令諸生作札記，師長則批答而指導之，發還札記時，師生相與坐論」。這樣的教學方法和當今培養研究生的方法差不多。這四十個學生，多為有一定舊學功底的少年學子，老師批答講授之言，皆聞所未聞。初聞如霹靂驚夢，懵懂茫然，繼則如醍醐灌頂，歡忭起舞，師生間往來辯難，「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學生與老師都在風華正茂的年齡，學到的不止是學問，更激勵出以身許國的人生志向。

　　應該說，梁啟超等人在時務學堂所講在當時都屬於「大逆不道」之言，所以後來守舊頑固派以他們在學生札記上的批語為「叛逆」之據，向朝廷告發，由朝中頑固派大臣逐條劾奏，成為戊戌政變鎮壓維新派的最有力的口實。下面是梁啟超在學生札記上的幾條批語:

　　今日欲求變化必自天子降尊始，不先變去拜跪之禮，上下仍習虛文，所以動為外國訕笑也。

　　乾隆年間，英使馬戛爾尼來華，朝廷以天朝大國自居，強令英使晉見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禮，英使不從，廢然返國，開放口岸貿易的使命沒有達到。後來用大炮打開天朝國門。鴉片戰爭多年後，中國仍然保持著這種皇帝神聖至尊，臣子口稱奴才，伏地三跪九叩，不能仰視天顏的野蠻禮節。統治者不把臣子當人，更談不上把百姓當人，這樣專制野蠻之國，欲求平等、民權，何其難也!

　　屠城、屠邑皆後世民賊之所為，讀《揚州十日記》尤令人髮指眥裂。故知此殺戮世界非急以公法維之，人類或幾息矣。

　　「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乃清兵入關後對漢民族最血腥的屠殺暴行，梁揭此傷疤，無異於罵清王朝的祖宗，煽動民族革命，當屬大逆不道的罪行，無怪乎清朝臣子視康、梁為不赦之異端也!

　　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王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於其間，其餘皆民賊也。

　　此論何其精當痛快!專制王朝哪裡會行孔子王道之說，除了幾個霸主外，餘下的都是壓迫欺侮百姓的民賊，當今朝廷自然也不例外。

　　要之，王霸之分，只在德力，必如華盛頓乃可為王矣。

　　提出華盛頓，引入西方民主思想，對當時閉關鎖國的大清王朝，真乃石破天驚之語!與梁同在時務學堂的韓樹園(文舉)亦有批語云:「地球善政首推美國。」「天下無敵，美國有焉，歐洲不及焉……將來大一統者必由美國以成之也。」在一百多年前的清王朝時代，提出這樣超前的觀念，令我們不能不佩服。

　　這樣的教學方法和教學理念，在幾千年延續下來的封閉、腐朽的文化環境中自然是一個異數。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述及當時的教學情形:「啟超每日在講堂四小時，夜則批答諸生札記，每條或至千言，往往徹夜不寐。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其論學術，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如此離經叛道，抨擊時政，豈能不惹來禍端!湖南這個地方，雖得風氣之先，維新改革的激進分子多出此省，但也是維護舊學問舊道統的頑固派最為猖獗之地。當時，賴有先進革新思想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之提倡和維護，時務學堂得以開辦並維持下來。當時，社會上並不知入了學堂的學生在那裡學些什麼，因為學生住宿在學堂，師生日夕相處，家長還以為學生在那裡學些八股策試一類東西。及至放了年假，把札記及老師的批語遍示親友，結果聳動省內外，惹得全湘大嘩，新舊兩派大哄大鬧，陣線分明，勢同水火矣!先是湖南守舊派學人王先謙、葉德輝以時務學堂的課本為叛逆之據，向湖廣總督張之洞舉報，巡撫陳寶箴聞訊後，派人午夜通知梁啟超，速將課本改換，否則不等第二年戊戌政變，以梁啟超為首的這一干書生早就遭了大禍。表面看來，這是思想學術之爭，但它的激烈程度，已上升到政治層面，你死我活，不共戴天。葉德輝著《翼教叢編》數十萬言，將康有為所著書和梁啟超所批學生札記及湘中革新派報紙上的言論逐條批駁，以名教罪人和當朝叛逆申討之，其言曰:「偽六經，滅聖經也;托改制，亂成憲也;倡平等，墮綱常也;申民權，無君上也;孔子紀年，欲人不知有本朝也……」王先謙更是聲稱，與革新派鬥爭「雷霆斧鉞，所不敢避」，完全是一副拚死的架勢。思想學術上的紛爭一旦變成政治的聲討，就透出了凜凜殺氣和血腥味，守舊派指斥梁啟超等人「是何肺腑，必欲傾覆我邦家也」。後來，在變法的日子裡，就有湖南舉人曾廉上書皇帝，摘錄梁啟超在《時務報》及時務學堂的關於民權自由的言論，指為大逆不道，請殺康、梁。光緒皇帝為了保護康、梁二人，先命譚嗣同對曾廉奏疏逐條駁斥，才敢給西太后看。

　　湖南革新派和守舊派的殊死搏鬥，關乎著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其意義非同一般。1895年，梁啟超就認識到湖南在國家變革中的重要性，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十八省中，湖南人氣最可用，惟其守舊之堅，亦過他省，若能幡然變之，則天下立變矣。」三年後，梁啟超毅然入湘，如蛟龍弄潮，和一幫志同道合的熱血士子，掀起宏波巨浪，使古老而沉酣的中國，戰慄猛省，進入了光明和黑暗的交戰，其功厥偉，何可限量!後來發生戊戌政變，梁啟超流亡東瀛，他在時務學堂所教的四十名學生中，竟有十一人衝破重重阻力，歷經千難萬險，跑到日本去找他。先進的思想一旦進入青年的大腦，會產生何等的精神力量!這四十名學生，後來都成了中國革命和進步的中堅，至民國初，大半死於國事，存者僅五六人而已。其中最優秀的學生蔡鍔(松坡)，後來在梁啟超的支持下，潛回雲南，組織護國軍，倒袁起義，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的傳奇人物。這已是後話。

　　二

　　一個傑出人物的出現，必然有他得以產生的大環境和適宜成長的小環境。啟蒙思想家梁啟超也不例外。從大環境來看，十九世紀末，一方面中國內憂外困，列強環伺，面臨瓜分和亡種之禍，首先覺醒的有識之士如寒蟬臨秋露對危機有切膚之痛，認識到中國必須改革舊制，方能自保而圖強;另一方面，東西方列強的入侵也帶來了全新的思想觀念，並向國人展示了他們不同於古老專制帝國的先進政治制度，這些都強烈地刺激著知識者的神經。返觀中國，在上者顢頇守舊，不想放棄專制的權力，在下者麻木愚昧，自甘為奴隸和奴才，渾渾噩噩，對世界大勢一無所知。改革圖強，必須喚起國人覺醒，梁啟超認為「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乃一切之根本，因此，他們才奔走呼號，辦學辦報，以啟蒙為己任。在這個大環境下，湖南又形成了一個小環境。這個小環境，首先有賴於湖南巡撫陳寶箴對維新改革思想的支持和同情;其次，在他的提倡和保護下，有一批志同道合者齊聚湘中，無論為官為民，居長居幼，皆平等共事，以新學相砥礪，以議政相激蕩，以國事相期許，以推進國家更新改製為目標。在等級制森嚴、尊卑次序分明的專制帝國里，形成這樣一個知識者的小團體是多麼難能可貴啊!在這個小團體中，梁啟超年紀最小，卻因他的才華和卓見贏得普遍的尊重，成為其間的翹楚和核心人物。

　　梁啟超也認為湖南時務學堂期間是其平生「鏤刻於神識中最深」的一段經歷。他在《戊戌政變記》中有一段記述說:「先是湖南巡撫陳寶箴，湖南按察使黃遵憲，湖南學政江標、徐仁鑄，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梁啟超及湖南紳士熊希齡、譚嗣同、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等，同在湖南大行改革，全省移風……」這裡列出了湖南改革集團的主要人物。下面僅就諸人與梁啟超的關係縷述一二。

　　陳寶箴，江西義寧(今修水)縣人，1831年生，1897年在湖南巡撫任上時，已經六十六歲，長梁啟超42歲，應該算祖父輩的人。他的新政舉措領全國風氣之先，如開辦時務學堂、刊布《湘學報》以啟民智，設礦物、輪船、電報及製造公司等實務，設保衛局維護地方治安等，成為地方督撫中唯一傾向維新變法的實權派。梁啟超在湘期間，協助陳、黃諸公倡行新政，出力甚多。德國佔領膠州灣後，外患益深，梁曾有《上陳中丞書》勸湖南自立自保，以為將來大難到來做準備，又有《論湖南應辦之事》，力陳變科舉、設學堂、倡新學，以應時變。這些建議都深得陳的重視，對梁的才華深表嘉賞。在梁啟超父親蓮澗先生五十大壽時，陳親為撰聯:「行年至一萬八千日;有子為四百兆中雄。」這樣的贊語可謂極矣。陳寶箴之子陳三立(當代史學大家陳寅恪之父)，1853年生，長梁二十歲，應屬梁的父輩，時任吏部主事，在父親任所襄助新政，和梁也情厚誼深。百日維新夭折後，陳寶箴以「濫保匪人」罪被革職，永不敘用，其子陳三立，以「招引姦邪」罪，一併革職。陳氏父子退居南昌西山，陳寶箴兩年後即鬱鬱而終。陳之死因，後世有很多猜測，後有史料和分析證明，他是被西太后密旨賜死的。

　　黃遵憲，字公度，廣東梅州人。1848年生，1876年中舉。自1877年隨清朝駐日大使何如璋出使日本，後任大清國駐美國舊金山領事，駐英使館二等參贊，駐新加坡總領事等職，是當時頗負時望的外交官。1894年奉召回國，先任江寧洋務局總辦，1895年轉任湖南長寶鹽法道，後署理湖南按察使。在此期間，協助陳寶箴辦理新政，是維新派的骨幹和中堅。黃有許多詩文著作傳世，如《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人境廬詩草》等，因有東西洋遊歷見識，對維新變法鼓吹最力，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改革思想家之一，同時被譽為「詩界革命巨子」。黃長梁啟超25歲，來往書函中卻尊梁為「公」，自卑為「弟」，此絕非虛文客套，實乃對梁之才華見識感佩敬服之至也。1902年，梁在日本辦《新民叢報》，黃來信盛讚曰:「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羅浮山洞中一猴，一出而逞妖作怪，東遊而後，又變為《西遊記》之孫行者，七十二變，愈出愈奇。吾等豬八戒，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黃也是見識遍寰宇，文名滿天下的長者，將梁比之孫悟空，自貶為豬八戒，對梁這等「後生小子」，推重如此，豈非心悅而誠服!1905年，黃在逝世前，與梁書中謂梁「公學識之高，事理之明，並世無敵」。時梁流亡東瀛，周圍聚集一些當年時務學堂中跑出去追隨梁的弟子，眾人照了一張照片，寄給卧病在梅州家中的黃遵憲，黃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半年岑寂，豁然釋矣」，並囑梁對眾人朗誦他的兩句詩:「國方年少吾將老，青眼高歌望汝曹」。這位親自籌辦時務學堂，為國培育新政人才的老人痼疾纏身，行將就木之時仍對少年後進寄望殷殷，對國家的新生充滿憧憬。黃在輾轉病榻的晚年，梁啟超幾乎是他唯一的精神寄託。二人彼此傾慕，又政見相同，來往書函，滿布風雲滄海之氣，剖肝露膽之誼，讀來令人感慨良深。黃在彌留之際的最後一首詩就是寫給梁的，詩云:「君頭倚我壁，滿壁紅模胡。起起拭眼看，噫吁瓜分圖。」對梁的懸望之深和對國事的憂慮多麼深切動人!黃死後，梁啟超有語云:「平生風誼兼師友，不敢同君哭寢門。」應是肺腑知己之言。

　　陳寶箴父子和黃遵憲對梁啟超而言，應算有官職的長輩。在湖南改革集團中，還有一人，即江標(字建霞)，1860年生，長梁13歲，按年齒來算，也是長輩。他當時是湖南學政，相當於省教育廳長，那時這樣級別的官也要由朝廷任命的。江是江蘇元和(吳縣)人，光緒十五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當時即蜚聲詞翰，詩文、書法、篆刻無所不精，時務學堂應是在他親自操持下辦起來的。他雖年長，但與梁啟超之關係，應屬嚶鳴友聲，才華相引，並無尊卑長幼之藩籬。此何以證之?就是下面菊花硯的佳話。

　　在敘述這段佳話前，還要引出一個主人公。此人姓唐，名才常，字紱丞，一為佛塵，1867年生，長梁六歲，和譚嗣同(字壯飛，又字復生)同為湖南瀏陽人，因此梁指稱二人有譚瀏陽和唐瀏陽之別。早在1895年，梁即與譚嗣同定交，梁在給老師康有為的信中稱:「譚復生才識明達，魄力絕倫，所見未有其比。」可見推重之深。梁曾問過譚，依君之才華抱負，可有知音密友?譚答曰:二十年間刎頸之交，紱丞一人而已。原來譚、唐二人不但是同鄉，且同為瀏陽學者歐陽中鵠之弟子。此話梁牢記心中，久欲結識。正巧來長沙任教，譚為介紹，三人遂同為摯友。能為梁、譚二人引為同道知交，唐才常自非庸常之輩。他是貢生出身，在嶽麓書院和兩湖書院都讀過書，曾主辦過《湘報》和《湘學報》，鼓吹變法維新，當時在時務學堂任助教。還有一個來自湖南鳳凰縣的熊希齡(字秉三)，和梁年相仿，只長梁三歲，其後熊與梁在政治活動中交往很深，此略而不言。至此，湖南時務學堂萃集的一時才俊除梁、譚、唐、熊外，尚有同去任教習的韓樹園、葉湘南、歐矩甲等人，陳寶箴以巡撫之尊總攬新政，按察使黃遵憲以地方官身份時相過從，而學政江標與諸君惺惺相惜，同氣相求，和他們已經打成一片了。我見過一張時務學堂教習們合影的照片，八個人皆長衫飄逸，俊朗超群，飽蘊書捲風雲之氣，堪稱中國知識界啟蒙之前驅。

　　梁為總教習，雖年紀最輕，才華見識頗孚眾望。唐才常出身詩書世家，家境殷實，對梁敬慕有加。一日，贈梁一方菊花硯，梁甚喜之。時譚嗣同在側，親為作銘曰:「空華了無真實相，用造 偈起眾信，任公之硯佛塵贈，兩公石交我作證。」晚清的許多文人，從傳統舊學中找不到思想突圍和民族自強的思想資源，有很多人熱心佛學(如章太炎曾主張用佛學救中國)，譚嗣同亦熱心佛學，曾自號「華相眾生」。銘的前兩句，譚用佛家語，指出世相「了無真實」，必須用新的思想(用造偈)重新建立信仰，表明了以啟蒙為己任的心志。「 偈」是佛教的一種文體，在此泛指來自西方的一切先進思想學術和制度。有硯有銘，誰來鐫刻，使硯銘一體，珠聯璧合?此時，湖南學政江標將奉旨卸任回京，來時務學堂向眾人作別。原來，西太后此時歸政光緒，光緒有變法之志，正羅致新政人才，江標調任回京，或有重用。此當國家有望之時，維新士子，人人振奮，皆欲一展抱負，為國效力。江標意氣縱橫，艤舟待發，見梁所示唐硯譚銘，曰:「此銘鐫刻，豈可委石工，能此唯我耳，我當留一日了此因緣。」為了這菊花硯刻銘，朝廷命官江標寧可晚一日發舟，與梁啟超等眾士子之情，於此可見。梁述此事，其情其景，歷歷如新，故人神態，恍如目前，文字亦佳妙傳神，其述江標曰———

　　遽歸舟，脫冠服，向夕，褐裘抱一貓至，且奏刀且侃侃談當世事，又泛濫藝文，間以詼諧。夜分，余等送之舟中，翦燭觀所為日記，忽忽將曙，建霞轉相送於江岸，濛濛黃月，與太白殘焰相偎煦，則吾儕別時矣。

　　這哪裡是一個官員，分明是一個親切隨意，道法自然的才子!想湘江岸邊，荻花秋月，才相埒，情相通，天欲曙，人將別，此情此景，安得不長留魂夢!

　　至此，菊花硯遂成完璧。

　　三

　　江標返京後，湖南學政由徐仁鑄(研父)接任。徐是朝中改革派大臣侍讀學士徐致靖(子靜)之子，時務學堂堅持了啟蒙維新的路子，繼續宣揚自由民權的思想。剛入戊戌年，梁啟超患了一場大病，幾乎死去。不久，即攜菊花硯返滬治病。回上海，他坐的是招商局立村號輪船，雖病體未愈，仍意氣昂揚，據同舟人狄楚青記載，一日飯後對同人曰:「吾國人不能捨身救國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我輩從此相約，非破家不能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國為第一義，同此意者皆為同志。吾輩不論成敗是非，儘力做將去，萬一失敗，同志殺盡，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灰敗，仍須儘力進行。然此時方為吾輩最艱苦之時，今日不能不先為籌劃及之，人人當預備有此一日，萬一到此時，不仍以為苦方是。」以身家許國，志氣宏壯，然維新之勢未張，改革之道未行，前路崎嶇險惡，梁氏已懷隱憂也。

　　梁回滬後，戊戌三月，奉老師康有為之命，即由康有為弟弟康廣仁(幼博)護送陪伴入京。入京後，即參與了康有為發起的保國會和請廢科舉的公車上書活動，這年農曆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頒發定國是詔，變法維新運動正式啟動。在這場表面轟轟烈烈的變法運動中，梁啟超亦喜亦憂，喜者為光緒皇帝變法之意甚堅，國事有望一新;憂者為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勢力強大，變法充滿變數，隱伏兇險和殺機，所以梁在與友人書下有不日將出京南下之語。由於徐致靖的保薦，梁啟超於這年的五月十五日被光緒皇帝召見。按舊例，皇帝是從來不見四品以下官員的，梁氏雖有舉人功名，但尚無實授官職，以一介布衣，蒙皇上召見，也是破例之舉。這次召見，授梁六品銜，欽命梁辦理譯書局事務。這是皇上要從思想上廣開海禁，引進西方思想、文化、學術的大舉措。皇上厲行變法，推進很快，繼五月五日和五月十二日下旨廢除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後，七月十九日，動雷霆之怒，罷阻撓變革的禮部六堂官之職，七月二十日，就拔擢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京卿為軍機章京，賞四品銜，參預新政。這時，張揚激進的變法之輪已經滾到了懸崖邊上。

　　首先被難的是為菊花硯作銘的譚嗣同。八月六日，梁氏正在譚嗣同寓所，對坐榻上，策劃變法時局，驚聞抄捕康有為之報，接著就聽到慈禧太后重新垂簾聽政的諭旨。二人知事不可為，譚從容勸梁氏入日本使館避難，自己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當日，捕者未至，譚第二天入日使館與梁氏作別，以自己所作詩文手稿和家書一篋托於梁，對梁慨然道:「不有行者，無以托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康有為)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譚嗣同以春秋時晉國為救趙氏孤兒首先赴死的公孫杵臼和日本幕府末期為維新變法而投海自盡的月照自比，將變法未盡之責托於梁氏，已抱定必死的決心。譚、梁二人相抱而別，此八月初七日事也。後兩日，有日本志士數人勸譚嗣同東去日本，譚不從，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初十日，譚被逮捕，八月十三日被斬於北京菜市口，留下了「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的悲壯詩句。

　　接著，為菊花硯刻銘的江標也在變法失敗後英年早逝。江標入京後，受命四品京堂、總署章京上行走(和譚嗣同官職相同，也是被光緒皇帝倚重的變法骨幹)。尚未就職，新政失敗，隨即被革職永不敘用，並交地方官嚴加管束。次年憂病交加，卒於家鄉，年僅四十歲。

　　在這次血腥的政變中，菊花硯原主人唐才常暫時倖免，他被友人譚嗣同招引入京，本欲在變法新政中一展抱負，船到漢口，政變已作，唐遂返回湘中，前往上海。其後，周遊香港、新加坡、日本各處，1899年2月返回湖南，3月到上海，主持《亞東時報》。這時的唐才常已成為反清革命最重要的活動家。唐在日本期間，和舊友梁啟超以及孫中山多有交往。當時，時務學堂的學生蔡鍔等十一人也跑到了日本，和梁在一起，唐才常數相來往，在一起摩拳擦掌，共圖革命。1900年7月，唐在上海張園召開「中國國會」，唐自任總幹事。提倡自主和民權，不認清政府，但又提出擁護光緒復辟的口號。參與此會的章太炎認為既排滿，又勤王，自相矛盾，遂於會上割辮與之絕。唐才常的矛盾其來有自，因為他從前的友人譚、梁等人都是擁立光緒皇帝的維新派，此時的唐實是借勤王以圖革命。流落海外的梁啟超並沒有放棄維新的主張，毋寧說，他是更加激烈了。他一方面辦報宣傳新思想，攻擊後黨頑固派，一方面和康有為等籌組政治團體，以圖大舉。還在華僑中籌款，欲重金購求聶政、荊軻一類志士行刺滿清大臣，李鴻章及其幕僚劉學詢，張之洞以及慈禧太后都在他們的行刺名單上。他和唐才常書信往還，共同商議起事密謀。1900年，唐組織的反清「自立軍」，因海外匯款未到，匆促起事，謀泄被捕，於七月二十八日夜被殺於武昌大朝街滋陽湖畔，刑前有詩云:「七尺微軀酬故友，一腔熱血濺荒丘。」為了民族新生，故友或殉難或亡命，唐才常視腐朽的清政府為寇讎，以血明志，從容就死。在這次起義中，不止死唐才常一人，好多從前時務學堂的學生也一同被難。

　　至此，與菊花硯相關的贈硯者、題銘者、刻銘者皆死於國事，梁啟超亡命天涯，菊花硯遺落塵海，再無從得見。唐才常被難後，梁啟超悲痛異常，清政府正懸賞十萬兩白銀要他的頭顱，這年七月，梁從檀香山返國，有《東歸感懷》一首，抒發蒼涼憤郁之情———

　　極目中原暮色深，蹉跎負盡百年心。

　　那將涕淚三千斛，換得頭顱十萬金。

　　鵑拜故林魂寂寞，鶴歸華表氣蕭森。

　　恩仇稠疊盈懷抱，撫髀空吟梁父吟。

　　多年之後，梁啟超悲悼菊花硯，有語云:「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述舊稿悉散失，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唯一菊花硯……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硯復飛沉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併時也，念之凄咽。」百年中國，知識分子於國事之心意糾結，生死相許之悲情能不令人凄咽哉!

　　2011年2月19日於威海貝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