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美國資本家的成長—沃倫·巴菲特傳（三）
在這種局勢下面，巴菲特恪守自己的秘密，有時達到了有些偏執的地步。
他的經紀人都明白，任何情況下都不要談起巴菲特選擇的股票，甚至連辦公室里的人也一樣。據他的一位奧馬哈的橋牌密友凱。克特爾說，巴菲特甚至認為附近的黑石飯店通過望遠鏡放大技術對他位於凱威特廣場的辦公室施行了竊聽。克特爾補充說，巴菲特僱傭了一家安全公司前去檢查，但他們什麼都沒有發現。
真正的問題倒不是在於人們偷他的股票，而是由於他不能找到足夠的符合自己標準的股票。同時也因為格雷厄姆的信徒已非常之多，在計算機的協助下，他們正紛紛從樹上猛拽著累累碩果。
到了1967年初的時候，巴菲特覺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的合伙人，最近有些新的共同基金已經超過了他的業績。另外，他還警告說，儘管他不分晝夜地拚命維持著，他靈感的源泉已經變得只有「點點滴滴」了。他的語氣充滿了不祥的預兆，如果他靈感的湧泉「完全乾涸了，你們會收到我誠實而迅速的通知，這樣我們可以採取別的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所做出的這些可怕的預言是與華爾街廳里出現的令人眩暈的狂亂成正比的。對於很多資金持有人來說，這是爭先恐後的年月。
電子類股票颳起一陣狂風，每一股新發行的股票都被當作第二個西爾若克斯公司。難道是華爾街突然崛起了一位電子界的專家嗎？如果有誰問出這樣的問題，那就是他錯看了這個時代。華爾街就是迷信電子學。即使像《美國音樂指南》之流的癩蛤蟆，都因自詡為宇宙之聲電子公司而搖身變成了君王。
在對高技術蜂擁而上之後，緊接著，在巨大的企業集團推動下，比如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李騰工業集團（Litton Lrdustries），萊特維公司（Ling—Temco—Vought）等，掀起了一場兼并的浪潮。公眾們在那個充滿自信的年代裡對官僚主義毫不信任，而將競爭的秘訣傳授了這些龐大的組織（比如技術）。
於是，市場上突然闖入了「信件股票」，這是一種未經登記的股份，常常是由不確定性很多的公司發行的。因此，作價也很奇特。每一次時尚都有它潮起潮落的時候，當一種時尚消退時，新的潮流又取代了它的位置。於是
在60年代期間，華爾街進入了一段更為令人心酸的投機時代。
投機時代的雛形源於「業績基金」，它是傳統共同基金的翻版。這種新型的基金並不力圖在長期範圍內超過市場贏利水平，而是著眼於每一個連續的季度、月、周乃至每個小時內。業績基金通常是由那些一心想儘快賺錢的虯髯之徒來經營的。他們頻繁地從一種股票換到另一種股票，擁向大紅大紫的熱門股，就像一個演員奔向一戶又一戶人家想要將掌聲維持下去。簡單地說，他們的目標就是要抓住貨幣的擺動行情。拉爾德。查伊，曼哈頓基金的經理，就是這批人中的主要典型。據稱，一點點有關查伊牽涉到某種股票的風吹草動，都足以引發一場小小的驚慌。這是因為這幫人根本不想堅持霍華德。巴菲特式的獨立性。他不過是一個年紀輕輕，手頭空空的沒錢的當代人物罷了。
他是什麼樣的一種年輕人呢？他來自一個興旺的中等收入的家庭，而且畢業於一所出色的商學院；他不到30歲，或比這更年輕一些；他穿著粗條紋襯衫，系著寬寬的飄動的領帶，渾身散發著一種自信，一種博學，幾乎接近於一種傲慢。他可以脫口而出一些最新的陳詞濫調，什麼「業績」、「概念」、「革新」還有「協同」之類的詞語，他談吐很急促，而做起事來卻相當勤奮。
投機在弗雷德。卡爾身上得到了集中體現，他引導著公眾，並成為了企業基金的領頭人。在1967年時，他所獲利潤達到了116％，遠遠超過了巴菲特任何一年的業績。卡爾投資於一些很小的，所謂的突然成長的公司以及成堆的未登記信件股票。他被新聞媒介尊奉為「冷酷而果斷」的典型。作為新崛起的一代人的典範人物，卡爾在他貝弗利希爾斯的浴室里裝了一部電話，並且開著一輛「積架」去上班。他的辦公室是用歐普藝術裝飾起來的。他的策略非常簡單：「我們不會愛上任何東西，每天早晨起來，每樣東西都是要出售的——證券組合里的每一張股票乃至於我的衣服和我的領帶。」
在名義上，買空賣空的實行者正越來越富裕。假若一般的股票都上漲了，為什麼不簡單地做一個買進？這個問題時時困擾著巴菲特。他在日記中記下了他做出的反應，既從自己利益的角度也從他的合伙人的角度。「現在的『投資時尚』」，他寫道，
並不完全令我的智慧所滿足 （或許這是我的偏見），而大多數無疑是不合我的胃口的。
我不會以這種途徑投入我的資金的，因此我也確信不會用你們的錢來做這件事。
據他的兒子波特說，巴菲特把自己和格倫。米勒的故事相比較，這是一首好萊塢的敘事詩，它描述了一個樂隊領隊想要找到他「自己」聲音的故事。
對於巴菲特來說，所謂正確的聲音並不僅是掙錢，而是一種單純的推理。在股票上擁有一份權利和下棋時精彩的一步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不論是格倫。米勒也好，或是博比。菲特爾也好，巴菲特只是不想走出自己的天地。
如果對於投資決策來說，某種我不了解的技術是至關重要的話，我們就不要進入這場交易之中。我對半導體和集成電路的了解程度，並不比我對某些動物的交配習慣的了解更多。
看起來似乎投機的成功越是眩目，巴菲特越是急切地想把它剎住。事實上，他在牆上很明了地貼滿了有關1929年危機的剪報以時時提醒自己。他沒有歐普藝術的裝飾，沒有任何在貝弗利希爾斯風糜的東西——只有大堆孤零的穆迪書籍整整齊齊地排列在暖氣片上，還有幾幅照片，他的辦公室很像是一個事業上比較成功的牙醫的辦公室。接待區掛著富蘭克林的箴言「傻瓜和他的金錢會被很快地揮霍」以及一幅1830年拍攝的華爾街的照片。這兒沒有任何像弗雷德。卡爾所做的那樣的活動，巴菲特甚至連股票行情牌都沒有一個。 （行情牌每分鐘報出一次股價，幾乎每個職業投資家都有一個或與之等同的計算機設備，並且成天地核對。）
巴菲特的投資組合似乎可以追溯到他開始干新聞簡報的時候。在 1966及1967年，合伙人企業花了約1500萬的價錢買下了一對零售店，霍赫希爾德及科恩公司，它是巴爾的摩的一家百貨商店；另一個是聯合棉花店，這是一家服裝連鎖店。在每一種情況下，巴菲特買的都不是流動的股份金額，而是整個企業。在基金管理者當中，這是聞所未聞的事。巴菲特常帶著長期持股的念頭來買股票，但他被霍赫希爾德店和聯合棉花店給鎖住了。他不可能拿起話筒，然後就像賣弗雷德。卡爾的領帶一樣將它賣掉。另外，認為城內零售業已經落伍的說法簡直是一種嚴重的價值低估。兩家工廠都很便宜，而且巴菲特認為作為一個經營者，他能獲得很多利潤。
他對零售業有一定的了解，但這僅是從金融財務的單一角度中看到的。
當他就聯合棉花店提出詢問時，他那種對商界的全面了解讓商店裡63歲的擁有者本傑明。羅斯納大吃一驚。但當羅斯納提出帶他看看商店時，巴菲特謝絕了，解釋說他對所看的東西是不會明白的。他只想讓羅斯納通過電話給他讀一下過去5年的資產負債表。第二天，巴菲特便回電報了一個價位。當羅斯納接受後，巴菲特便帶著查理。芒格來到紐約簽了這項生意。
聯合棉花商店可以說是破舊不堪。它的商店位於日趨破落的內城附近，羅斯納，它的建築師也正打算退休。巴菲特覺得再一次需要一個桑喬。潘薩式的人物。巴菲特嚴肅地問羅斯納是否可以繼續留任6個月來協助他採取行動。私下裡，巴菲特對芒格說：「有一點我們不用擔心，那就是這傢伙是絕對不會罷手的。」
羅斯納是奧地利—匈牙利移民的後裔，他於1931年在芝加哥開辦了一家服裝店，他是一個靠自己努力出人頭地的典型人物，在一個年銷售額 4400萬的企業佔有價值3200美元的份額。和其他自強不息的人一樣，他是工作的奴隸，又是僱員的獨裁者。他那緊緊抓住每一分錢的工作觀念使巴菲特回想起自己的祖父，從前那個巴菲特父子雜貨店的君王。羅斯納 （巴菲特喜歡講述這件事）有一次曾數過一卷衛生紙上的張數，以免受騙上當——他絕對是巴菲特式的那種人。他極力吹捧羅斯納，儘管他找羅斯納要每月財務報表，他從來都不介入羅斯納的商店和事務之中。正如巴菲特曾預言的一樣，羅斯納很快發現自己實際上並不急著要退休，而且開始從這個日趨敗落的企業里①榨出新利潤來 .巴爾的摩的零售商霍赫希爾德就無法如此輕易地挽救，不僅是因為主要的商店早已破舊不堪（有一邊商店只能經過樓梯間才能走過去），它需要不
① 羅斯納在職位上呆了20 年。在卸任時，他對巴菲特說：「我告訴你它為什麼會經營下來，那是因為你忘
了你買過這家企業，而我忘了我賣了它。「
時地追加資本來維持市場份額，而且巴爾的摩市中心也相當衰破。不管價錢是否便宜，巴菲特很快就意識到自己十分愚蠢。
另一個長期的「協議」，即紡織品製造廠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同樣也存在很多問題。成衣行業很不景氣。正如索爾。帕索曾經警告過的一樣。在1967年仲夏，巴菲特鄭重通知他的合伙人說，沒有任何跡象表明，伯克希爾的狀況能被改善。
與此同時，華爾街正洋溢著空前的喜悅。它不僅利潤可觀而且是——自60年代來首次——很有意思的是成交量高居不下。試想一下當50年代巴菲特剛起家時，紐約股票交易所的成交量是每天200萬股，到1967年，它達到了1000萬股。歡樂的精靈被霍夫曼捕獲在手心裡。他在那年夏天來參觀交易所，然後從走廊上扔下一把把美元，底層的職員們紛紛四處疾奔搶奪戰利品。
在西海岸，克萊利。貝爾的客戶們都站在行情機面前歡呼叫喊著「升、升、升」，道。瓊斯指數又回到了900點左右。
好像就在這時，國會又召集了意見聽取會，還能是別的什麼呢？在8月份，麻省理工學院（MIT）的經濟學家保羅。薩繆爾遜像十年前的本。格雷厄姆一樣出現在議會銀行委員會面前。這一次的主題是關於共同基金的泛濫成長的問題。薩繆爾遜提供證據說，有5萬個共同基金銷售人員——每7個投資者1個——正一遍遍地搜刮國家。大多數人顯然沒有任何能力，但還是依靠工業界泛濫的高工資。共同基金對投資者收取8.5％的先期銷售附加費用是一件很正常的事。這還不足以支付全年的管理費用，僅夠用來支付市場營銷費用，以及讓銷售人員能有皮鞋穿 （相比之下，巴菲特只抽取了利潤的一個股份，但沒有預付的和非管理費用）。據薩繆爾遜說：
我付出的每一美元中只有91.5美分為我賺取贏利和資本增值，而有9.5％的數量以銷售費用的形式流失掉了。
共同基金的繁榮所帶來的副產品是官員階層投資者的崛起。破天荒第一次，職業投資家們——共同基金，養老金等等——比散戶在市場上發揮更大的影響力。巴菲特的看法是：職業投資者在投機性上與業餘人士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他看到，職業家們保持冷靜的頭腦而業餘選手成為衝動的犧牲品的事實恰好顛倒了過來。一位精明的觀察者注意到：
人們也許猜想具有一般私人投資者所沒有的判斷力和學識的專業投資人員之間的競爭，會糾正某些無知個人異想天開的念頭。然則，真正的情況是這些專業投資者和投機家的精力與技能都轉移到了別的方向。因為他們大多數人實際上更關心的不是對一項投資的可獲收益在其整個生命期中做出一個出色的長期預測，而是想趕在公眾前通過一種傳統的估價基礎來預測變動。他們所關心的並不是一項投資對於買下它來「保留」它的投資者有多少真正的價值，而是關心在眾多心理因素影響下，3個月或一年內市場會如何估價它。
實際上在1936年，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就曾經描述過這些情況。儘管凱恩斯理所當然可以被認為是一位宏觀經濟學家，但是巴菲特在閱讀他的著作中體會著他對市場也有相當深刻的洞察力。事實上，凱恩斯的職業歷程在某些方面上預示著巴菲特的職業歷程。早些時候，他在做貨幣、玉米、棉花和
橡膠投機時，損失了大筆的財力，後來，他反省了自己的錯誤，成為一位做長期的，有選擇性投資的倡導者。他冷靜地跟蹤市場，每天早上花一小時來觀測市場，為自己和國王學院的賬戶編撰了一份明星檔案。他作為主席，在國家共同人生保險團體年會上的發言，因其對市場價格產生巨大的影響，而在30年代的倫敦廣受稱頌。
巴菲特認為，凱恩斯在「投機」時代能如此中肯地看待問題，在於他深深懂得公眾們會如何影響股市的價格。股市本身就是一個集群，是由在任何給定的時刻跟隨價格的人們組成的。這一堆不定形的人群，每天乃至每小時都在重新估計價值。然而一個給定的企業形象——比如沃爾特。迪斯尼——變化起來就要緩慢得多。公眾對所有MP的熱情不太可能從周二到周三就有很大的變化，有時甚至一二個月都沒什麼改變。因而迪斯尼股票上的大多數波動，來自於這個企業被公眾感受程度的改變，而不是來自於企業本身的改變。
這些職業投資者僅需依靠超出常人的機智便能搶先一步，即始終比人們觀點上飛快地轉變領先一步。凱恩斯說道：
我們已經到達了第三個階段，此時我們鬚髮揮聰明才智來預測人們普遍的觀點所希望的，大家的普遍觀點究竟是什麼。
從巴菲特身上也可以看出他對公眾觀點所持有的同樣的懷疑。巴菲特把公眾看為某種智慧集合的潛在源泉。這群人中任何一個人單獨贊同的觀點不是來自於每個部分的一種集合，而是行為和感受的一種創造。
巴菲特用一個石油勘探者的故事來說明這個意思。這個石油勘探者來到天堂門口，聽到一個令他萬分沮喪的消息：為石油工人保留的「庭院」已經滿了。在得到聖彼得的恩准可以說幾句話後，他大聲叫到：「地獄裡發現了石油。」——於是天堂里每個石油工人都紛紛出發尋找冥府財寶去了。聖彼得對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並告訴他說現在天堂里有足夠的地方了。巴菲特說道：
這個勘探者猶豫了一下，「不，」他說，「我想我該跟餘下的這些人一起去，也許在謠傳的背後會有些真實的成分。」
巴菲特是從本。格雷厄姆那裡聽來這個故事的，但直到很久以後，他才以書面的形式表達了出來，在投機時代里，這個故事顯得十分貼切。業績基金在這些「故事」股票上大做文章。也就是說，這種股票是包含著一種簡單的概念（比如「地獄裡發現了石油」），它很快就會被消化領會。「國家學生交易」就是這樣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它以6美元的價位向公眾發售，而在一年之內就價值82美元。
國家學生交易是科爾特斯。威斯利。蘭德爾頭腦的產物，它是一個由30幾個以服務於高校學生為宗旨的企業聚合在一起形成的。比如說：書、筆記本、青年航空費用等。就這樣，他將公眾對公司集團的狂熱心理與一個新奇的「故事」——青年人，結合在了一起。此外，蘭德爾這個該死的銷售商，對證券分析家們甘言奉承，帶著他們到自己在弗吉尼亞的城堡里旅遊，還在他的噴氣式飛機上給他們通電話。每年，蘭德爾都預測一個三倍的贏利率。
而每次，他都達到了他的目標——儘管沒有公司會計師的某種協助，他也能
達到這個目標。華爾街很信任他，而且把股價推到了140美元，有人不禁想起了加爾布雷斯的評論，「也許值得去為瞬間的富有而長期地忍受貧窮。」
至於銀行家信託公司，摩根信託公司以及哈佛捐贈基金也都買了蘭德爾的股票。
人們感到奇怪的是這些富人的典範會如此易於受騙。答案就在於他們都害怕被落在後面，他們所面對的選擇是：要麼買進流行的股票，畢竟它正在開值；要麼是冒險暫時落後於人。而那些落在後面的人，甚至在一個季度或兩季度里都無法追加新資本，對於處於投資時代的資金管理者而言，這裡沒有第二次機會。
1967年麥喬治。邦迪的一篇評論具有分水嶺的意義。邦迪是福特基金的總裁，同時也是保守主義的極好代表人物。邦迪嚴格地給他手下的捐贈基金經理們布置了任務——這些任務不是擔心過於大膽，而是擔心勇氣不夠：
我們初步的印象是，長期的謹小慎微對我們學院所引起的損失比因魯莽或承受過度風險引起的耗費要多得多。
這句話令華爾街震驚。如果福特基金都鼓勵人們敢於承擔更多的風險，那麼還有哪種信託業務要如此膽怯畏縮？此外，身為前任國家安全顧問和越南戰爭締造者之一的邦迪以行為來支持自己的言論。他大肆揮霍基金的收入，寄希望於他能通過在市場上的精彩運作來彌補資金的短缺。他對《幸福》雜誌是這樣說的，「我也許會錯，便我決不遲疑。」
到了1967年10月，在邦迪的通諭被世人皆知之後數月，巴菲特像是一個教皇的反對者一樣發表了自己的一份聲明，他不像邦迪那樣自信，實際上巴菲特別的什麼都沒有，有的只是疑心。合伙人企業有6500萬財產，但他該把它們投向何方呢？好的交易都成為了過去，遊戲也發生了變化。
華爾街更為迅速地下著越來越多的賭注。巴菲特告訴他的合伙人，的確這種充分發揮自己潛在能力的遊戲會非常有賺頭。同時，這些時髦的股票確實還會繼續上漲。但是，巴菲特「確信」，自己不能把這些股票做好，他也並不想去嘗試一下，他可能去做的不是要證明價格如何荒唐，而只能是對別人的一種說服。
當遊戲不再以你的方式進行時，只有人才會說新的方法是統統錯誤的，必然會導致麻煩的等等。過去，我曾對別人的這種行徑無比蔑視，我也曾目睹那些按過去經歷——而不是按現在情況來評估條件的人們得到了什麼樣的懲罰。我和現在的條件基本上是步調不一致的。但在一點上，我是清醒的：我沒有放棄從前那種我理解其邏輯性的方法，儘管這有可能意味著放棄輕而易舉可以得到的利潤來接受一種我沒有完全理解，沒有成功地應用於實踐，以及有可能會導致資本產生重大且有永久性損失的方法。
有些僱員謊稱「狼來了」而被合伙人解僱，這些合伙人都從事空頭交易，因為令人震驚的現實擺在面前：巴菲特將他擊敗道。瓊斯指數的目標降低了10個百分點。從現在起，他將朝一個中等程度的目標奮進：每年贏利9％或是超過道。瓊斯5個百分點——任何一個目標都比以前降低了。那些有更好機會的合伙人都「理性」地決定離開他。「而且您一定相信我對這樣的決定表示深深的遺憾。」
同時，這裡還有暗示。巴菲特私人就有1000多萬的財產，他想採取一種比自己「年輕瘦弱時」所承受壓力更小的方法。令人吃驚的是他在31歲這個成熟的年齡開始思考很多問題，他想去追求一種非經濟的活動或是不以金錢作為唯一考慮因素的商業活動。
在這種沉思中值得注意的是，從鏡子里看來，巴菲特依然保持著那理性的、幾乎是機械性的客觀性。他不同尋常的自知力使他明白只要他既定目標保持不變，他就會感到壓力而不斷刻苦奮鬥。因此，就如同改變一下加在實驗鼠上的設備一樣，他降低了自己的目標。
基本的自我分析告訴我，我不可能不傾盡全力去實現自己對那些將資本委託給我的人們公開許諾的目標。
但是，巴菲特並沒有使自己「傾盡全力」的程度減弱下來。他的家裡沒有任何人體會到一種「壓力減小的方法」，他們也不相信他真的能夠做到這點。正如小蘇茜回憶道，要想穿透他集中精力的迷霧是完全不可能的一件事。
在他的那封信之後不久——那天蘇茜拿到了駕駛執照，她開車出去兜風，結果不小心撞到了另一輛車上，她父親的林肯車被撞出一個小坑。自然地，蘇茜很擔心如果這個消息捅到父親那兒去的話，那可太不妙了。她回憶道：
我一路哭著上了樓，爸爸正在讀報紙。我說，「爸，我弄壞了你的車。」他連頭都沒抬一下，我又接著哭了。大約5秒鐘之後他說：「行了，有人傷著了嗎？」我說：「沒有」。
我在那裡等著，他什麼都沒說，也沒抬頭看一眼。
這就是所謂新的減小壓力的巴菲特。幾分鐘後，他意識到應該說幾句做父親該說的話，於是把頭探進蘇茜的房間說：「蘇，記著，那個傢伙是個蠢人。」這就是他所說的所有的話。那天晚飯後，蘇茜想用車，而他一言不發地給她了。
巴菲特的投資紀錄顯然不會遺漏任何一個細節，在他的那封信之後不久，他彙報了1967年合伙人企業向前推進了30％——比道。瓊斯多出了17個百分點，其中大部分來自美國捷運公司，它已狂漲到180美元/股，而在它頂峰時它佔到總組合的40％的份額。在這項1300萬的投資中，巴菲特賺取了2000萬的利潤 （他從來不把發財的來源告訴他的合伙人）。他還從沃爾特。迪斯尼上賺了50％的利潤。
可能因為他的結果是如此離奇，他的合伙人都忽略了這一事實：這段時間對他來說確實是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許多人寫信來問是否企業曾經真的步調紊亂過——這曾是巴菲特向他們保證過的，而這事也絕對發生過了。）
這是因為，他想放棄「巨額的，輕而易舉的利潤」的展望是有的，但做起來並不是那麼容易。實際上，他只把一個前提作為他事業的支點——那就是他的直覺是正確的，而「市場先生」是錯誤的。目睹「買空賣空」的成功於他而言無疑是一種折磨。
1968年初，巴菲特轉向了本，至少這是他感到可以理解的一個人。他提議道：為什麼不在大師的名下聚集起一群從前本。格雷厄姆的學生？巴菲特邀請了一大群舊日的好友，其中包括比爾。瑞恩，馬歇爾。溫伯格以及湯姆。曼納普 （還有一些不是格雷厄姆的學生，比如查理。芒格）等等，在聖迭戈附
近歡聚一堂。他懇切地要求人們不要帶「任何晚於1934年版本的《有價證券分析》來」。從他信中使用的保護性口吻中清晰地表現出來，巴菲特很擔心，深恐有人想要搶了他心目中英雄的鏡頭。
今天，我和本談了談，他很樂意和這群「有選擇」的人士在1月26日周五（此時我們進行相互交流）聚一聚。我知道你們有些人有作演講的嗜好（我感覺到許多手指正指向我），我急切地想說明他是蜜蜂，而我們是花朵。當我看著這個地址時，我感到有種把會議降級變成一種土耳其地毯拍賣會的危險。我們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即我們能從本那兒學到些什麼，而不是抓住機會向他說明他忽視了我們多少傑出的思想。
也許他擔心的是個性直言不諱的查理。芒格。他覺得芒格教的許多東西都很愚蠢，而且老是想要重新來考慮這些東西。在芒格看來，為一個較好的企業付出合理的價格要比對一個令人討厭的企業削減利率更好。太多太多便宜的企業充滿了各種問題，結果這筆「交易」變得一點都不合算了。
巴菲特當然知道這些。他的另一段更能說明這個問題，他在不久前承認，儘管自己主要還是一個格雷厄姆式的交易獵手，但是「這些年來凡是真正激起我情感的念頭都更重地偏向於質量一邊。」當然，他把美國捷運公司和迪斯尼公司深深記在了腦海之中。儘管如此，他還是把格雷厄姆式的股票當作他的麵包和黃油：「這是更加安全的金錢。」他的老師對他依舊很有影響力。
在去加洲的路途中，這幫人中有許多在拉斯維加斯聚會，巴菲特激起了夥伴的激情。但是格雷厄姆的信徒們認為玩吃角子老虎機不利於即將組成的新聯合的準備工作。如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時的前任同事沃爾特。施格斯所說：「我們去了錫澤斯宮——那兒稅很低，食物也很便宜。」
和格厄雷姆的會面安排在聖迭戈優雅的科羅拉多飯店裡，格雷厄姆帶著一種蘇格拉底的架式走了進來。「你們是一群精明的年輕人。」他開始說道，「我給你們做個測試，這兒有十道辨別正誤的題目。我提醒你們，它們相當難。」沒有人答對半數以上的題目，除了芒格的法律合伙人羅伊。托爾斯以外——他懷疑其中有詐，於是每題都寫上正確。格雷厄姆的目的是想說明一個貌似容易的遊戲也可以讓人絞盡腦汁——這正是對投機時代巧妙的提醒。
湯姆的合伙人，埃德。愛德森說：「我們喜歡和本呆在一起。」但是這次會面高潮突降。格雷厄姆生病了，於是提前離開，而且也喪失了扮演「蜜蜂」這一角色的樂趣。於是這個集會實際上成了巴菲特集團核心的聚會。
他的朋友們都很聰明，很有野心，但是心胸狹小。亨利。布蘭特是個天生憂心忡忡的人，但同時也是一個工作狂。他總是在行囊里裝上閱讀材料，然後在比奇。波因特俱樂部四處散步。傲慢自大的戴維「桑迪」戈茨曼經營著曼哈頓的首家投資諮詢公司。他唯一感興趣的是他自己和其他人的財務狀況。（舉個典型的例子，在哈佛商學院吃晚飯時，戈茨曼便轉向一個他剛剛認識的婦女問：「你有錢嗎？」）
馬歇爾。溫伯格是一個外向型的胖胖的單身漢。他是一個美學家——只對他的金字塔和魯賓斯坦感興趣。還有兩個折衷派人士埃德。安德森 （將貨幣經理轉換為行為心理學的化學家），以及查理。芒格，但是他們都有一共同之處，那就是對華爾街的喜愛。他們都對投資有強烈的好奇心，卻很少面對面地和格雷厄姆一起談西班牙文學或是古希臘文。
在聖迭戈，這些信徒花了兩天時間來交流他們對市場的同樣嚴峻的看
法。「我們都對缺少機會而深表遺憾。」安德森說。巴菲特慫恿傑克。亞歷山大，他在哥倫比亞的同學談談他的主意，但他卻對自己的觀點守口如瓶。
讓人懷疑的是，在離開聖迭戈時，他對股市的看法是否真的有了任何改善。
事實上，巴菲特逐漸開始覺得管理證券組合有如一場激烈的競爭。某人叼著一個雪茄煙頭吞雲吐霧一番後就將它扔掉，轉瞬而逝的質量並不令人滿意。但是從自己長期投資的與伯克希爾和聯合棉花公司類似的控股公司中，以及從和他們經理如霍雷肖。阿爾傑，本。羅斯納的共事中，的確要承認，這樣的公司很難都達到美國捷運公司那種令人興奮的利潤額。但是：
當我和自己喜歡的人打交道時，我在生意中找到了一種激動人心的感覺，（又有哪種生意不是這樣的呢？）用投入的資金實現可觀的回報（比如10～12％）。通過在一種格局和另一種格局之間來回奔波來掙得多點的百分比收益，似乎是一種很愚蠢的作法。
提這樣一個合理的問題：如果不能產生「多點的百分點」的話，合伙人們又怎麼會對它如此著迷呢？嚴格地從投資回報的角度來看，弗雷德。卡爾的舉動似乎更有意義。「我們不會愛上任何東西。」然而巴菲特，雖然是沉醉於他的投資當中，似乎有一些不同於數學的東西——一種對持續性的渴求——隱藏在它的背後。他喜愛奧馬哈，喜歡本。格雷厄姆，還有他的朋友們。
他的一生充滿了對持續性的渴望。他最大的恐懼就是由死亡引起的極端不連續性。書信也有一種不持續性。和他曾經百思不得其解的其他哲學的困惑一樣，他無法確定自己該在什麼位置來劃分這條線——即什麼時候該持有所喜愛的企業，而在什麼時候實現利潤。在華爾街上再沒有其他人曾經考慮過這樣的問題。
1968年，國家陷於一場政治的動蕩中，而股票的交易卻達到了瘋狂的地步。「大屏幕」的一日平均成交量走到了1300萬股，比1967年的紀錄還要多30％。在1968年6月13日那天，成交量暴增到2100萬股。行情機飛快地發出哐哐的聲音，似乎隨著每一次反戰遊行者和荷槍實彈的士兵的交鋒，它顯得越來越響亮，就好像逐漸升高的政治溫度在華爾街引起了高燒。
在那個充滿著暴力和對暗殺的震驚的動蕩不安的夏天，股票交易所被大量的買賣單據忙得喘不過氣來，這在它的歷史上是破天荒第一次。而且如此這般持續了許多天。人們可以在寂靜中聽到求救的呼喊，但是市場還在不斷結集，就像一個醉漢想要喝完最後一瓶酒，連天已經大亮都毫不知曉。
經紀商理查德。詹瑞特給它起了個諢號叫「巨大的垃圾市場」。新的股票在發狂地發行，比如美國四季護理中心、肯德基炸雞公司以及應用邏輯公司等等。巴菲特注意到一筆可觀的數額被變成連鎖信件的股票促銷模式，這場遊戲的參加者中有的人輕信他人，有的人自我催眠，還有的人憤世疾俗。
他的腦海里記起了弗里德里克。梅茨的那個例子。這個自詡為羅賓。胡德的人在一所自己取名為「集體廣場」的辦公室里，與之共事的還有一個被他稱為自己的「花朵孩童」的年輕職員。梅茨把大量的資金投入到一種名叫奧米茄的信件股票之中。信件股票沒有作價市場，因此它的價值是不確定的。梅茨在計算了自己的資產之後，確定奧米茄的價值為每股16美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數目，因為梅茨是以3.25美元的價格得到股票的。就這樣，在奧米茄的外表或前景沒有絲毫變化的情況下，梅茨基金就反映出了超過40％的賬面贏利。
儘管巴菲特不到40歲，但他覺得相比之下，自己已經進了「老年人病房」。他曾一度鄙視過自己競爭者們出現的懈怠，但是他們現在也表現出了「嚴重的高血壓」。他注意到有個基金的管理人員宣稱，單從每周或每小時股價做出研究是不夠的，「證券必須以分鐘間隔來進行研究。」巴菲特評論道，「這種人使我覺得出去取一趟百事可樂都有負罪感。」
很容易就可以想像出這些言論也許是來自一個對華爾街一無所知的鄉巴佬之口，他寫信給他家裡一個叔叔描述著城裡發生的令人震驚的事情。巴菲特無論如何不會與華爾街脫離開來。實際上，他每天都和股票經紀人以及交易商打交道，而且每天數次。坎托—菲茨傑拉德（Cantor Fitzgerald）的總交易商阿特羅斯爾開玩笑地說，這些年來他肯定已經和巴菲特說了「一億句話」。
巴菲特的交際圈子非常廣泛。事實上，如果說他在奧馬哈所得到的情況即使不比在紐約的人掌握的情況更好的話，至少也是一樣好的。他從奧馬哈得到了一種均衡的感覺。有一天，當他開車路過一家麥當勞時，他對兒子豪伊說，「要贏得好的信譽需要20年的時間，而要毀掉它，5分鐘足矣。如果你明白了這一點，你做起事來就會不同了。」
人們感到驚奇的是，一個股票市場的奇人能繼續留在內布拉斯加，尤其在這樣一個快節奏的時代。巴菲特在1968年談到《鄧恩評論》時說：「奧馬哈和任何別的地方一樣好，在這兒你可以看到整個森林；而在紐約，很難看到樹木外的其他東西。」
但是，紐約人有名的「內部消息」途徑又怎麼樣呢？
巴菲特回答道：「有了足夠的內部消息，再加上100萬美元，你可能會在一年內破產。」
這確實是一句非常中西部風格化而且揭露本質的話。它的下文就是美德得到的回報也許就是罪惡——這與華爾街上普遍接受的箴言恰恰相反。
看看巴菲特在同一年，即 1968年對家庭保險公司的投資，就更說明問題了。他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裡都買進股票，以湯姆。克納普的曼哈頓公司，特威迪。布朗和克納普作為經紀商。一天，當特威迪。布朗為他買進了價值5萬美元的股票後，霍華德。布朗，他的交易合伙人，接到了奧馬哈打來的一個電話。他放下聽筒，然後說「真太奇怪了，沃倫說別買了」。
第二天，家庭保險公司宣布自己被城市投資公司以高價接管了。巴菲特有可能聽到了內部消息，但他沒有要這5萬美元的股票，意味著他錯過了一個獲利的浪潮。他明明知道買下它是合法的行為——雖然任何人都會留意到，它看來有那麼一點令人可疑。
巴菲特是否感到自己的美德或是個人利益處於某種危險中——或是兩者兼有——與此事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他認為個人利益和美德常常傾向於一致，因此人們還是有可能把它們妥善處理的。不用說，這種觀點在他的華爾街同行的頭腦中常常是缺乏的。
巴菲特常常去紐約，春天和蘇茜一起，也有別的一些時候。他在廣場，和許多商界人士和朋友們見面。在他們中間，有投資顧問桑迪。戈茨曼、比爾、瑞恩，《幸福》雜誌的作家甘羅。盧米斯以及未來的旅館業主拉里。蒂施。所有這些人物都是非常富有的，而且彼此聯繫相當緊密。
儘管蘇茜很喜歡去藝術家咖啡屋，巴菲特還是和朋友們在斯特奇熟食店之流的低級餐館裡吃飯。在這裡，他可以要一份他不喜歡的牛肉漢堡。一次，
馬歇爾。溫伯格鼓足勇氣提議他們去吃一點不太清淡的東西——去日本牛排屋。
「我們為什麼不去魯本斯餐館呢？」巴菲特反問。
溫伯格指出他們在前幾天已經在魯本斯餐館吃過午飯了。
「那就對了，」巴菲特說，「這樣你就知道那兒飯菜怎麼樣了。」
「按這種思路，我們該天天去那兒吃啰？」溫柏格說。
「當然，為什麼不天天去那兒吃呢？」
還有一次，巴菲特在環境優美的和聲俱樂部吃午飯，一同進餐的有薩姆。斯泰曼，她是橋牌冠軍，同時也是巴菲特的一位投資者，斯泰曼的妻子。
斯泰曼對巴菲特身上那種中西部特有的不拘禮節有很深的印象。她回憶道：
在我回到我住的上城區後，沃倫也到上城區來了。我想再和他會一次面，他說他覺得在紐約很受限制——問我是否願意和他一起從61大街走到79大街去？這還是在紐約興起慢跑風尚之前的事。我們邁著飛快的步伐沿著麥迪遜大街走著。他穿著他生意場上的衣服，他充滿著對自由的嚮往。
試想一下這個穿著毫不入時的網球鞋的華盛頓男學生。人們都不習慣看到一個奧馬哈的牛仔在麥迪遜大街上行走。通常，人們也不習慣一個坐頭等艙的數百萬的富翁看上去好像是穿著衣服睡覺的。他們心目中的華爾街是J.P.摩根那樣的。而他們在巴菲特身上看到的是威爾。羅傑斯。
有一天晚上，鮑勃。馬洛特，數據文件公司的總裁在第五大街偶然遇到巴菲特，他在那走來走去，活像一隻迷途之犬。巴菲特解釋說他正在度量一家叫頂級企業的百貨商店下面的土地尺寸，具有堪薩斯血統的馬洛特得出結論說：「巴菲特毫不自負，簡直讓我不敢相信他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成長起來的。」
到了 1968年底時，牛市逐漸顯得底氣不足了。公司集團的泡沫都破碎了。查拉爾德。查伊的曼哈頓基金在305基金中的排行也一落千丈，跌到299位，迫使查伊不得不就此罷休。12月份，證券交易委員會暫停了對奧米茄權益的交易。對於弗里德。梅茨和他的花朵孩童，這無疑是當頭一棒。而梅茨基金，擁有30萬股奧米茄股票，這個曾是全國排名榜首的基金，它的資產面臨著突如其來的資產流失。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梅茨說明證交會停止了贖回（就似一家銀行關上了出納櫃檯的窗口）。梅茨，正如所發生的事情一樣，在紐約希爾頓飯店面對一群藍籌股聽眾陳述投資前景。可笑的是在他自己的基金灰飛煙滅的時候，他還在四處傳授他的行家觀點。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卻好像倒被梅茨自己忘卻了。「我們沒有理由比擔心1968年更擔心1969年會發生什麼。」梅茨充滿信心地說道。後來，「窗口」又打開了，他的基金下跌了93％。
而梅茨不過是一個徵兆而已。當他的基金搖搖欲墜時，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絕不是最後一個。布爾漢姆公司的沃爾特。斯特恩早就表示過了他的擔心。
他認為在熊市裡，人們一定會慌不擇路地拚命拋售，就像他們當初買進一樣。
誠然巴黎和談給市場打了一劑強心針。在1968年12月，道。瓊斯指數爬升到990點，而華爾街又把希冀的眼光放到了一系列不切實際的目標上：促成越戰結束，而且使道。瓊斯指數升到1000點。
巴菲特的合伙人企業在1968年鎖住了4000萬的贏利，也就是說贏利率
59％，他的資產增加到一億零四百萬美元。在缺乏靈感的情況下，管理著空前多的資金，再加上市場達到了頂峰，巴菲特經歷了業績最紅火的一年。他擊敗道。瓊斯指數不僅僅是5％的差距——自己訂的最低目標——而是50個百分點。他說，這結果應視為一種反常行為，就像有一局橋牌中贏13墩一樣。
「這次是他做的最後一手。」
這時，牛市正斷斷續續發出死亡前的呻吟，華爾街不管價格高低拚命推薦熱門股票。美林銀行買進了市贏利率為39倍的國際商用機器股票（IBM），寶麗來還推動施樂（Xerox）達到50倍贏利率，布萊爾公司將雅芳公司的股票利率抬到56倍。在這樣的贏利水平下，一個將雅芳公司全部買下的購買者需要半個世紀的時間來抽回他的資金。難道它有可能「值」那麼多嗎？一位基金經理回答這一問題說，人們在特定時刻認為某種股票價值多少，股票就值多少。他補充道，每一筆學院捐贈都覺得自己「應該持有IBM，寶麗來和施樂以及其他各種股票。因此，我認為他們會做得不錯」。巴菲特提醒人們記起一個表面上不明顯的區別：價格是你所付出去的，價值是你所得到的。
這些都再沒有任何意義了。最後，局面再也無法扭轉，他對尋找股票徹底失望了。在1969年5月，《商業周刊》稱弗里德。卡爾是「美國最優秀的投資組合經理」。在同一個月，這個奧馬哈人拿定了主意。擔心自己陷入對苦難不幸的哀嘆，同時也擔心所得的贏利付之東流，巴菲特做了一件非同尋常的事，他宣布隱退了。有關他開始清算巴菲特合伙人企業的消息震驚了他的合伙人。就在這個時候，當市場正在牛市的高潮中時，他卻準備退出了。
我無法適應這種市場環境，同時我也不希望試圖去參加一種我不理解的遊戲而使自己像樣的業績遭到損害。
隱藏在他這一決定背後的勇氣是獨一無二的。在華爾街，人們決不會關閉企業，將資金償還——不會在鼎盛時期，也不會在他們業績最佳的年份後。
沒有人會那樣做。巴菲特可以有許多種選擇，他可以只售出他的股票，將它的資產換成現金，然後等候機會。但是每個合伙人都渴望他來運作，他總是感到一種無法推卸的壓力，要帶領整個聯盟。自從1967年那封標識著分水嶺的信以來，他曾經試著減輕工作壓力，但是，只要他在「這舞台上」，就絕不可能輕鬆。
如果我要參與到公眾中去，我就身不由己地要去競爭。我明白，我並不想畢生都在忙於超越那隻投資的兔子，要讓我放慢腳步，唯一的辦法就是停下來。
在他的朋友迪克。霍蘭的印象中，巴菲特在仔細審視他的一生，尤其是他將如何處置他的金錢——他現在擁有的總財富達到了驚人的2500萬。對於他的合伙人而言，巴菲特正暗示著要改變自己的步伐。
你們中的有些人要問：「你下步預備怎麼辦？」我對此沒有任何答案。我只知道當我60歲時，我將會儘力去實現一些個人目標，而這些目標與我在20歲前訂下的目標是不同的。
巴菲特告訴《奧馬哈世界先驅報》說他希望把大量的時間「儘可能而且
有效地花在有關人類問題的研究上「。在另一次訪問中，他說他想追求一些不僅僅為了賺錢的利益。
巴菲特立即就開始著手這項工作。奧馬哈不允許猶太人進入奧馬哈俱樂部——一個位於市中心的商業人士常常光顧的用餐地點。巴菲特有不少猶太人朋友，其中包括尼克。紐曼，他經營著一家奧馬哈雜貨連鎖店，而且他對自己被拒之門外極為憤怒。巴菲特對俱樂部委員會提起過這件事，他被告知說：「他們（猶太人）有自己的俱樂部。」（奧馬哈也有許多鄉村俱樂部，每個俱樂部都各行其事。）在巴菲特看來，這顯然是一種錯誤的做法。
迄今為止，奧馬哈的猶太人家族已經有一萬年的歷史了。他們一直都為整個社會做著自己的貢獻，他們和其他人一樣參與了奧馬哈的建設，而他們卻不能像約翰。瓊斯一樣加入那個俱樂部。約翰是一個新來的中等階層的聯合太平洋公司職員，他一轉到這兒來就加入了俱樂部，這樣做是不公平的。
當然，巴菲特並不打算在奧馬哈俱樂部外面領導一場抗議遊行。他極具特色地選擇了一種被動和間接的策略，這樣他可以巧妙地轉移負擔。他向全猶太人的高地鄉村俱樂部申請作一名名義上的成員。
高地俱樂部成立於1923年，是由一位曾在奧馬哈的公開課堂上被眾人嘲笑為「kike」和「sheenie」（對猶太人的蔑稱）的猶太籍高爾夫選手創建的。
60年代，反猶太人的事件就已屢見不鮮了。而奧馬哈的猶太人做好被非猶太社會所完全接受和歡迎的準備。高地俱樂部中堅持種族純粹主義的人士強烈反對巴菲特的加入。他們的感覺是：「這是我們的俱樂部，他們會將它奪走的。」巴菲特的朋友們以及俱樂部的自由派人士，其中包括奧馬哈的猶太法學家們都贊成種族融合。這場爭論相當激烈，但是在1969年10月1日，巴菲特被接納了。然後他回到奧馬哈俱樂部，通知他們說「猶太人俱樂部」不再全是猶太人了。現在，奧馬哈俱樂部無法再找借口了，只有迅速接納了一些猶太人。
巴菲特後來坦白了他此舉的動機——帶著一種強烈的感情色彩——他開玩笑說他加入高地俱樂部是因為「那兒的食物更好一些」。實際上，他很少去那裡。除了他對公民權的關注之外，人們都懷疑他對猶太人有種特殊的感情——也許是稍微有些對本。格雷厄姆的崇敬之情。拉比。邁里。克普特一家是巴菲特家的常客。他覺得巴菲特是一個「猶太人哲學家」（巴菲特總是和克普特開玩笑說他為自己的女兒挑選了一個「出眾的猶太男孩」。）
在奧馬哈人的印象中，有關高地俱樂部的這段插曲常在心頭隱約出現。
它把巴菲特與他的約翰。伯徹父親分隔開來，拉比。克里普里，曾經和霍華德一起就霍華德對公立學校禱告儀式的支持問題討論過一番。他說，沃倫的「手勢」是對著（他父親）做出的一種非常強烈的反應。我認為他把它當作了一種政治聲明。
巴菲特還參與了具有開創性墮胎事件。蘇茜在計劃生育的活動中非常活躍，沃倫和她一起強烈支持將墮胎合法化 （那時在許多州里還是非法的）。
到了1969年，加州高級法院同意聽取利昂。貝洛斯的上訴。利昂。貝洛斯是一名醫生，他因把一名婦女歸為墮胎主義者受到起訴。查理。芒格曾在報上讀到有關貝洛斯的事情，然後打電話給巴菲特。兩人決定承擔此次起訴。
芒格把貝洛斯說成是一次個人的運動。他組織了兩份案情摘要，一份由178名醫學院院長和教授聯合簽名，另一份則由芒格自己起草並拿給17位知名律師簽名。在1969年9月的時候，貝洛斯取得了劃時代的勝利——第一次
一部墮胎法被宣布為是違反憲法的。①從巴菲特的角度來看，高地俱樂部的插曲和貝洛斯事件之間有著相似的本質。他偏袒了他認為是團體利益的一方，而摒棄了宗派主義。在他這種理性的、股票選擇者的觀點中，社會在擁有開放的機構和減少不需要的嬰兒數目方面的利益遠遠超過了隔離主義者和反墮胎主義者那種狹隘的利益。
除了政治之外，巴菲特把1969年的大多數時間都花在了對投資組合的清算上。他的叔叔弗雷德碰巧在同一時間宣布了巴菲特父子公司的關閉——這個家族雜貨店恰好在100年前開業。在秋天的時候，沃倫和蘇茜很合時宜地舉辦了一個聚會。他們邀請了180位客人，還從斯特奇熟食店弄來三明治和成架的臘腸。巴菲特家的大門被一串閃爍的小燈照得燈火通明，門兩側還放置著一對3英尺高的百事可樂瓶子。不論是政治家、商人，還是黑人和白人，乃至「富有的人和尚在奮鬥中的人」都紛沓而至。婦女們有的穿著雞尾酒宴的服裝，有的穿著喇叭褲、裙褲，還有的穿著迷你裙。參加聚會的人在日光浴室里畫了兩個穿緊身衣的女孩子。W.C.菲爾德和梅。威斯特在網球場上一顯身手，還有從一台機器里炸出的香噴噴的爆米花。一位客人說他根本不知道奧馬哈有「所有這些人物」。
與此同對，巴菲特所做的隱退的決定開始顯得精明起來。直到5月份，道。瓊斯指數在1000點附近盤旋不下。在6月份，它下降到900點以下，一個個的高空飛行者都墜落了。李騰工業集團——公司集團時代的標誌——從它的極盛點下跌了70％；另一個是萊特維，從169美元跌到了25美元。華爾街的證券經紀所紛紛關門倒閉。股票交易廳的標語「在美國商界擁有你的份額」悄無聲息地飄落了。業績基金徹底潰敗下場了。
剛在5月份，被《商業周刊》奉為神明的弗雷德。卡爾，就在12月份洗手不幹了。只留下企業基金堆滿了未清算的信件股票。它在 1969年下跌了26％，而在這場浩劫結束前，它又跌了50％之多。科爾特斯。蘭德爾的國家學生市值——被重新估價，從140元掉到了3 12 元。道。瓊斯工業指數在1969年以平均800點收盤。
殺手已經來監，到1970年5月，股票交易所的每一種股票都比1969年初下降50％，四季護理中心——68年垃圾市場的寵兒——以91美元跌到32美元。電子數據系統在春季的一個交易日降了50點——致使它那拿破崙一世的建立者，H.羅斯。福羅特的財產被殘酷地減少了4億4500萬。福特基金組合也變得支離破碎，迫使麥喬治。邦迪不得不咽下這口苦果。
巴菲特在1969年竭力維持了7％的收盈水平，這是合伙人企業最後一次運作。儘管這是結束的一年，它還是超過道。瓊斯18個百分點。巴菲特長期以來預計的下滑年月並沒到來，他在每一個季度都有贏利，並擊敗了市場的尺度——道。瓊斯工業指數。
假如一個投資者在1957年投資1萬美元到道。瓊斯，13年以來的總利潤將達到15260美元。同樣的數額如果投資到合伙人企業中，扣除巴菲特自己的份額後，會產生150270美元的利潤。用另一種演算法，巴菲特的投資組合以29.5％的年利率增長著，與此相比，道。瓊斯指數則是7.4％，人們也許能在其他領域找到可以與此相媲美的東西——有音樂領域的莫扎特，在棒球領域的1927年揚基隊。然而在投資業世界裡，沒有任何東西能和它相比。
投資公司都想買下他的合伙人企業，但巴菲特將他們一一拒絕了。但是，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他從前的投資者們將把他們的金錢投到哪裡去呢？
巴菲特只給了他們一個名字：比爾。瑞恩，格雷厄姆班上循規蹈矩的人，他正在建立一個新的共同基金——塞凱亞基金。巴菲特的許多合伙人都對它進行了投資。
巴菲特說它將在城市債券里投入大量自己的資金，並且，他寫了一封最後的長信答應幫助他的合伙人去做同樣的事情 （但他申明他將不再繼續提供投資諮詢），這封信，既隨意又散漫，但是內容非常具體。在一個地方——記得這正是紐約城財務危機看到一絲曙光的5年以前——巴菲特勒住思想的駿馬，寫下一段忠告。
你們將發現我不買大城市發行的債券，我對如何分析紐約市、芝加哥、費城等等的股票毫無主意。（一個朋友曾提到有一天，紐瓦克準備以令巴菲特深感不安的誘人利率出售債券，因為紐瓦克給這些債券起了一個不好聽的名字。你對紐約市的分析會和我做的一樣好——我承認很難想像它們會在一段時期內不能償付款項。我用在債券上的方法和我用於股票上的十分相似。如果有什麼是我不明白的，我就會將它忽略掉）。
除了它的兩個投資外，合伙人企業把其他投資都做了清算。這兩個投資分別為伯克希爾。哈撒韋和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服裝連鎖企業的控股公司①。這樣，每位合伙人都可以選擇用股票或是現金的形式獲得伯克希爾和戴維斯菲爾德的利益，而巴菲特選擇了股票。
我覺得兩種證券都是非常體面的長期持有工具，而且我很高興自己的凈財產中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投到它們當中去。
他懇請他的合伙人們在考慮伯克希爾時——伯克希爾是兩個投資中更大的一個——把它當作一個企業，而不是一種「股票」。但是他的計劃有點含糊難懂。一方面，他對紡織業並不重視；而另一方面，他又很喜歡管理它的那個年輕人。他允許它一年應該增長10％左右，但並沒有做硬性規定。另外，儘管他希望參與伯克希爾的政策設立，但他的合伙人們都明白他沒有任何義務要「從其他地方獲得利潤」。
橋牌冠軍薩姆。斯泰曼認為巴菲特已經黔驢技窮了。他把自己的伯克希爾股票以43美元/股出售給了巴菲特。但是許多投資者繼續持有。他們無法知道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將變成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巴菲特在重新塑造它的過程中投入有多深。但是巴菲特清楚地表明，他將保留他的伯克希爾股票，正如忠實的德。安傑利斯的看法：「任何人只要有一點頭腦，都會聽他的。」
① 巴菲特幸運地把總部在巴爾的摩的霍克斯切德賣給了通用超市，而且沒有遭受任何損失。
7 伯克希爾。哈撒韋
對於馬薩諸塞的新貝德福德，經歷了兩次而非一次的經濟騰飛確實是不可思議的。自從清教徒建起它來以後，它經歷了美國獨立戰爭時期英國人的劫掠的洗禮，成為了世界捕鯨業的貿易中心。潮濕的、被海鹽浸透的鵝卵石一直鋪到碼頭，這碼頭曾給新貝德福德帶來無限生機，同時也將這個城鎮拋入捕鯨業可能陷入的風險之中。當地一名海員——赫爾曼。梅爾維爾說，「也許這個城鎮是整個英格蘭最適於居住的地方。」那麼，它的富有階層是如何崛起的呢？「去看看遠處環繞著高聳的大廈的那些作為象徵的鐵制捕鯨叉吧！你會找到問題的答案……它們都是從海底拖到這裡來的。」
內戰時期，捕鯨者們蒙受了巨大的損失。在賓州的第一口石油鑽井開始勘探時，便註定了他們悲慘的命運。然而新貝德福德在戰慄中捉住了身軀——這得歸功於它的資本都有先見之明地分流向多處。
早在1947年，新貝德福德的捕鯨者們就籌資建設了一個紡紗廠。目的是為了減輕城市對海洋的依賴。後來建立的一座紡織廠以捕鯨人阿庫什尼特的名字命名，標誌著資本流向的轉變。最後，約有1億美元投入了紡織行業，即使當魚叉閑置起來時，輪船依舊在船塢上堆滿了成捆的南方棉花。到 20世紀初葉時，新貝德福德的70家紡紗廠紡出來的棉花比全國任何其他城市的都要好。
最突出的一條經驗便是：資本是無限運動的。輪船也許會腐爛，但是利潤卻不必由於船長的燈語便被扔出船外。正是這一點使得城市裡最大的紡紗廠維持了近100年的歷史。
哈撒韋製造公司是1888年由霍雷肖。哈撒韋創辦的。哈撒韋家族在19世紀初就開始經營中國的帆船業。它擁有40萬的資本，大多數來自於捕鯨者，這次可以從它座落在考夫大街的位置明顯地看出來——直接面對著海洋。「新貝德福德晚報標準」鼓吹說這個雄心勃勃的新企業將「僱傭約450名工人，經營3萬個紗錠」。赫蒂。格林是沃倫。巴菲特的紡紗廠的初始投①資者之一，她是一個以「華爾街巫師」的綽號而臭名昭著的吝嗇鬼。
哈撒韋的財產以及整個行業的財富，都隨著棉花的增加而增長。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利潤達到了空前鼎盛的時期，這得歸功于軍隊對制服和飛行服裝的大量需求。在內布拉斯加，有3萬工人——幾乎是勞動力總數的一半——都在紡紗廠工作。
後來，紡織工廠突然衰敗了，或者說逃向南方尋找廉價勞動力去了。在20年代新貝德福德的工人們——大多數都是移民者——被迫忍受一次又一次地被削減工資，在1928年，紡紗廠業主要求進一步削減10％的工資；於是工人們只有奮起罷工，此次罷工痛苦地持續了5個月之久。之後，許多紡紗廠沒能重新開業，而那些重新開業的在不久以後又被太蕭條拖得停滯不前。到了1940年，紡織行業的工人隊伍減少到只有區區9千人。
值得一提的是，工廠的業主對日趨衰敗的行業評價十分冷酷。到了 20年代末，儘管他們依舊贏利豐厚，但他們是用陳舊不堪的機器來運轉著他們的工廠，同時，紅利也保持相當高的水平——基本上達到10％。業主們把資
① 格林，一個船業的女繼承人，據說在冬天把自己裹在報紙里取暖。她死於1916 年。作為世界上最富盛名
也是最富有的女人，她留下了10 億美元的財富。
金抽到了南方的紡紗廠里，抽到了股票市場上，也抽到了他們的遊艇耗費上。
不論金錢流到哪裡，業主們都牢牢銘記著捕鯨者的訓誡，一旦這個工業走向滅亡，他們就不會再重新投資到紡紗廠中去。這裡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哈撒韋製造公司。
哈撒韋是由西伯格。斯坦頓經營的。他是一個豪情滿懷，令人尊敬的新英格蘭人。他的祖父是一艘捕鯨船的船長，父親曾任哈撒韋的總裁。年輕的西伯格出生在內布拉斯加，1915年畢業於哈佛大學，在法國打過仗，就地提拔為陸軍中尉。戰後他又回來作為哈撒韋的合法繼承人，在紡紗廠里做學徒工。要不是他遇到了沃倫。巴菲特，他也許會在那裡呆上半個世紀。
斯坦頓身高6.2英尺，身材瘦長。他顯得不苟言笑而且十分冷漠，目光犀利如劍。決定他命運的時刻是在1934年大蕭條的頂峰時期。一個個的紡紗廠倒閉了，或是遷往了南方，但是斯坦頓，像他祖先一樣的一位航海者，經過深思熟慮後決心要安全地闖過這場風暴。他構想出一個計劃來使工廠實現現代化。在後來的15年里，他總共把1000萬的公司基金投回到了紡紗廠中。
懷著美國人忠實的信條，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奧蒂斯走進了典當鋪，買進了哈撒韋的股票。他們帶著一種高尚的念頭，認為如果股東的錢面臨風險，那麼他們自己的錢也應該在同一條船上。有西伯格做舵手，考夫大街上這座紅磚蓋成的紡紗廠勇敢地經受住了浪潮的衝擊。
接下來的年份可謂喜憂參半，哈撒韋建立了合成纖維廠的分支，而且在人造絲的製造商中也居於領先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戰對降落傘纖維的需求無異於一針興奮劑。戰後哈撒韋繼續開發人造絲，終於成為全國，也許是全世①界最大的男士服裝襯衫製造商 .可是麻煩在於產品非常易於仿製。它逐漸遭到了來自南方廠家乃至遠東廠家的強烈衝擊。後來，在1954年，一場颶風吞噬了整個工廠，使它蒙受了嚴重的損失。斯坦頓接到一份利潤誘人的邀請，要求他去南方重新選擇，但這位老船長決不投降。他不願意離開新英格蘭，於是他決定把哈撒韋和一個同樣弱不堪擊的北方製造商伯克希爾。費恩紡絲協會兼并在一起。
伯克希爾的血緣可以追溯到塞繆爾。斯萊特。他在1790年建立了全國第一家紡紗廠。奧利費。察思，一位曾經為斯萊特工作過的木匠也緊跟著於1806年在羅得島建立了自己的紡紗廠，隨著察思家族的延續，企業一直興盛不衰。
一個半世紀之後，察思家族依舊控制著伯克希爾，而伯克希爾已經變成了一個專門為床單、襯衫、手絹，細平布和襯裙生產主要纖維的多個工廠的集合體。
和哈撒韋一樣，伯克希爾在二戰期間及後期的很短一段時間內贏利都非常可觀，後來它也同樣經歷了一段艱苦的日子。但是，馬爾科姆。察思總裁採取了與斯坦頓截然不同的策略。哈撒韋經過現代化改造之後建立了時裝、成衣襯裡以及窗帘等幾個分支；而以節儉為本的伯克希爾，仍舊使用古老的機器來加工棉花。察思——也是一位白髮蒼蒼、瘦瘦的新英格蘭人，自從1930年以後就從事商業——覺得這個工業在新英格蘭沒有任何前途，而自己沒有任何潛能。他的侄子尼古拉斯。布雷迪——後來成為了財政部長——於1954年在哈佛商學院以評估伯克希爾為他的畢業論文。他得出的結論讓人十分憂慮，於是他立即把它的股票脫手了。
① 哈撒韋同哈撒韋襯衫無關。
兩個公司在1955年兼并成為了伯克希爾。哈撒韋。新的公司非常龐大，有14個工廠、12000多名工人，年銷售量達11200萬，有些人認為哈撒韋的現代化管理與伯克希爾的現金留存結合在一起將會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整體。
公司總部遷到了新貝德福德，由斯坦頓擔任總裁，察思則任主席。
斯坦頓對伯克希爾進行了一番觀察。當看到了成千上萬的織布機與房頂的滑車相連運作時，他下定決心進行現代化改造。他投入了新的紗綻，重置了紡機，提高了紡機的速度，還把所有最好的工廠合併到了一起。
西伯格。斯坦頓有一種特定的高貴感，在他看來，他是塞繆爾。斯萊特的延續。斯萊特是一個「極富想像力的人，是他把湍急的河流，旋轉的飛輪，粗糙的紡機和紗線聯繫在一起，織出了一片王國。」他永遠都會以自己在大蕭條的一切經歷來指導自己前行。那段時期在他的記憶中是一個「人們依賴自己的資源和勇氣來生存的時代」。在他的管理下，伯克希爾。哈撒韋成為新英格蘭最大的一家——最後也變成了唯一的一家生存下來的——紡織品製造商。
要是從經濟角度來看，他倒還不如去捕鯨的好。據一位中尉說：「西伯格對於投資回報沒有任何一點點概念，他只關心一件事——那就是讓工廠持續經營下去。」他不停地注入資金，而過低的紡織品價格卻總是限制他的追加投資。
在管理過程中，斯坦頓變得愈發孤僻了。他嚴格要求經理人員穿多色菱形花紋短襪和白襯衫，秘書們必須戴手套穿長褲。他還對凡是在公共場合身著運動夾克的人員嚴厲地懲罰：他儼然是領地的主人，所有與他人交流的方式幾乎都要清一色地用書面報告形式。他工作在一種令人敬畏的疏遠的狀態之中，被大家背地裡稱為「象牙塔」。據馬爾科姆。察思說：
西伯格在二樓的頂樓房間里有個辦公室，每個走進他辦公室的人都會路經他的秘書，秘書還有她自己的秘書。如果你被叫到他的辦公室里去，你就得爬上長長的樓梯，在頂頭有一扇門，擺著一張長長的會議桌，而在桌子那端才是西伯格的辦公室。
中午的時候，他會從設備完善的象牙塔中走下來，鑽進一輛等候已久的凱迪拉克車中。車子載著他飛速駛過南區的工薪階層木結構的房屋，回到家裡吃午飯。儘管從他的樓梯上就可以眺望到紡紗廠的廠房，斯坦頓和工人之間幾乎沒有任何接觸。他每年在聖誕節的時候會見一次上夜班的工人。他臉色陰沉地從象牙塔里走下來和工人們握手——工人們精心地在手上塗抹油脂，期盼著老闆的輕輕一握。
西伯格和他的弟弟奧蒂斯性格不合。奧蒂斯對西伯格的重投資計劃頗有異議，同時他對西伯格不惜冒罷工的風險堅持削減工資的作法相當不滿。兩兄弟之間的派系鬥爭逐漸滲透了整個公司。
奧蒂斯的時間一部分花費在新貝德福德，另一部分則花費在位於紐約服裝大街的公司銷售辦公室中。他是一個性情外向，熱情奔放的人，對哈撒韋的人造絲纖維服裝襯裡的事業很有責任心。正是奧蒂斯把哈撒韋的合成纖維，其中包括它的襯裡材料，推銷給「加工者」，由他們印染和加工這些材料，並把它銷給服裝製造商。戰爭時期，其他供應商紛紛以紅包為主摻加少量的纖維材料，而奧蒂斯一直都奉行誠實無欺的原則。戰爭結束以後，供應變得充足了許多，那些喜歡他的客戶們紛紛下訂單來回報他。
但是，擅長於製造業的西伯格侵佔了奧蒂斯的地盤。他建立起一個新的分部，使得纖維材料在廠內就可以完工，然後直接銷給製造商——這樣就省去了加工者的環節。這一舉動對於新貝德福德而言似乎是明智的，但是它忽略了貿易中一個重要的事實。紡織商業是由非猶太人控制的，而加工者都是猶太人，服裝製造者也同樣是猶太人。「你要和他們做生意，就必須先和他們生活在一起，」斯坦利。魯賓，紐約伯克希爾的一位銷售副總裁解釋說：「這是西伯格犯下的最嚴重的錯誤，它便是後來最終結局的開端。」
漸漸地，伯克希爾已如同一座牆縫越來越深的房子。在西伯格極力渲染紡織工業光輝前景的時候，紐約負責推銷公司來加工纖維的人士——他們稱它為「灰色貨物」——紛紛竊笑。生意就在他們面前眼睜睜地衰敗下去。有一次，伯克希爾的一位推銷員和一個客戶呆在第五大街上時，推銷員想推銷手絹布料。客戶指著窗外一位走進勞德＆泰勒的女士說：「看見了嗎？所有的婦女都帶著手袋，每個手袋裡都有一滿盒的克里奈克斯面巾。這就是手絹行業的結束標誌。」
到1961年底時，伯克希爾只剩下7家工廠了。在前三年中，它把1100萬資金投回到企業之中。儘管紡紗廠增多了，生意卻沒什麼長進。它生產的「普通平紋」纖維無法在其他製造商的產品中脫穎而出，當競爭者充斥整個市場時，伯克希爾顯得孤立無助。於是在1962年，也就是它現代化改造完成的當年，它蒙受了220萬美元的驚人損失。
這時，西伯格和奧蒂斯之間的血緣宿仇終於激化了。這是因為西伯格打算把自己的職位傳給兒子。傑克。斯坦頓是一個高高瘦瘦，臉龐如石雕般堅毅的人，長得很像他的父親。但他朦朧的藍眼睛中流露出一絲憂鬱。傑克步西伯格之後塵進入了哈佛，也參加過世界大戰，還曾經在海軍扔出了不少好球，費城的運動學院曾邀請他來學校，但西伯格不准他去。西伯格這個極富責任心的兒子放棄了棒球，來到織布機面前工作，「和工人肩並著肩，渾身滿是油污」。1962年，冷峻的傑克一躍升為主計長，年已70的西伯格打算再工作幾年以後就任命他為總裁。奧蒂斯和馬爾科姆。察思都覺得傑克資歷不夠，於是便開始秘密地物色另外的人選。
伯克希爾的股票在華爾街上受盡冷落。研究價值曲線的一位證券分析家理查德。蒂利曾在1955年推薦過伯克希爾的股票。那時的價格是1434 美元/ 股。接下來的幾年中，蒂利經歷了市場供過於求以及紡紗廠紛紛倒閉的局面。到了1963年年初時，股價跌到了8 13 ——比初始投資時大跌了45％。
但是這位紡織分析家胸中希望的火焰並沒有熄滅。1963年3月，蒂利報告稱伯克希爾現在的形勢比相當長一段時期以來的形勢要有希望得多，6月時，他不留餘地地跳出來，預測將有適量的季度贏利，而到了9月份，他卻不得不吞下一枚苦果子：
正如以前所估計到的，伯克希爾現在有可能會分裂成收益欄目。因為大量棉花織物製造商都迅速轉產到混合纖維上來，這一趨勢導致市場價格暫時處於疲軟狀態。
由於「暫時」的疲軟，「目前」沒有任何利潤。這種境況延續了8年時間。
根據經濟理論來說，如果一家公司經營不善，遲早會有投資者認為自己
能把它的資產派上更大的用場，於是將它接管下來，這一切就在巴菲特與蒂利松同時注意到伯克希爾時發生了。那時正是50年代，巴菲特在格雷厄姆—紐曼公司工作。霍華德。紐曼曾去伯克希爾考察過，然後便決定要買下它。
而直到1962年為止，巴菲特都不過是一個目睹公司經營慘狀的旁觀者。此時股價已跌到了8美元/股，而伯克希爾的營運資金價值16.50美元/股，看上去是個相當不錯的機會，於是巴菲特通過合伙人企業買進了一些股票。但是，他還沒有產生要接管它的念頭。他操作它的方式與別的股票並沒有什麼差別，而且也假想自己會持有它好幾年。
然而，隨著他興趣的逐漸高漲，丹尼爾。考因，他的一位紐約的經紀商朋友，為他找來了一大堆股票。1963年時，巴菲特合伙人企業已經成為了公司最大的股東。巴菲特暫時隱瞞起自己的股東身分，而由考因來充當自己的煙幕彈，在伯克希爾的董事會中爭到了一席之地。
後來，有消息傳出來說考因的客戶是巴菲特。伯克希爾的銷售總監斯坦利。魯賓認識巴菲特，於是打電話過去詢問巴菲特是否有意要買進更多的股票。
巴菲特含糊其詞地說：「有可能，也沒可能。」但仍然沒有任何人意識到巴菲特將會有什麼樣的動作。
不久以後，巴菲特參觀了這個紡紗廠。當他得知傑克。斯坦頓有自 20年代以來的有關伯克希爾的財務狀況複印件之後，他興奮不已，趕忙又去複印了一份。之後他又要求看看廠房，傑克回憶說：「當時我很忙，因此就派肯。察思去陪他。」
於是，傑克便犯下了一生中的錯誤。奧蒂斯早就考慮把肯。察思（他與馬爾科姆沒有什麼聯繫）作為取代西伯格的人選了。但是，對此權位垂涎三尺的西伯格或是傑克都沒察覺到這一點。察思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快滿50歲的化學工程師。他是本地人，總開著一輛雪弗萊車。他曾在一所叫做新貝德福德的紡織學校念過書，在 1947年進入哈撒韋的合成纖維部門工作，之後通過奮鬥晉陞到了生產副總裁的高位。
在兩天的時間裡，長著方方下巴的察思帶著巴菲特在紡紗廠四處轉轉，巴菲特覺得可見的一切都像是從塞繆爾。斯萊特的速寫本上搬下來的，厚厚的一捆捆的棉花原料消失在巨大的漏斗中，纖維被織成閃閃發光的透明網狀物，它們像繩子般的細絲在成千上萬台的紡架上被擰成沙線，好像士兵集結到一起。不論巴菲特有什麼感受，在這個不再被人稱頌的行業中，總有某種強制性的東西存在。它和新英格蘭的精神有相似之處。據察思說：
沃倫像瘋子一樣拚命地問問題。關於營銷方面的，關於機器的，關於我認為應該怎麼做，公司該怎麼發展；關於它的技術年限，我們目前銷售什麼樣的產品，以及我們銷售對象是誰等等……對每一件事情他都想刨根問底。
察思坦率地談到了公司存在的問題，巴菲特認為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人。
他並沒有多說什麼，但在行程結束時，他給察思留下了一個暗示：「肯，我會和你保持聯繫的。」
與此同時，斯坦頓終於意識到自己正身陷重圍之中。1964年，伯克希爾一再要求購回股票——這樣可以增加斯坦頓所控制的股票比例。此時巴菲特正處在對是否賣出猶豫不決的時候，但他認為斯坦頓想在價格上耍花招。
「他們兩人在價格上有3/8美元的爭執」，否則巴菲特就會把股票出手了。據查理。英格回憶道：「伯克希爾能成為巴菲特的財產絕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作為一個公司機構，伯克希爾沒有任何值得推崇的地方，但巴菲特覺得自己和斯坦頓之間的賬目還沒結清，於是不想袖手旁觀。巴菲特加斯坦頓在一項認識上有很大的分歧，儘管巴菲特同往常一樣，讓別的人專門策劃，仍然覺得沒有讓他滿意。
丹。考因和斯坦頓在他的象牙塔里就此問題展開了一場唇槍舌戰。斯坦頓大喊道不需要任何人來告訴他應該怎麼做。當埃德蒙。里格比得知考因代表的是巴菲特時，這位執行副總裁沖了進來，提醒斯坦頓說：「你不應該對我們的主要股東用這樣的口吻來說話！」
後來事情發展到了高潮。那位曾帶著巴菲特參觀廠房的言辭坦率的主管人對伯克希爾的前途憂心忡忡。於是他和南卡羅來納的一位競爭者進行了一次談話。1965年初，斯坦利。魯賓給察思打過一次電話，要求他保持固定不動。察思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魯賓神秘兮兮地說儘管相信他的話就是了。
大約一個月以後，魯賓又打了個電話過來。「你還記得那個沃倫。巴菲特嗎？他想控制伯克希爾。哈撒韋。他已經以斯特里特經紀所的名義持有了股票。」魯賓說巴菲特有事要和察思談談，希望察思能到紐約的廣場飯店和他見面。
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巴菲特和察思一同走進前面的一家小公司，巴菲特買了一些冰淇淋和奶油棒。
巴菲特單刀直入地問道：「我想讓你當伯克希爾。哈撒韋的總裁，你意下如何？」
察思當時已經有48歲了，而這個許諾啟動他事業的人卻只有34歲。
察思還沒來得及答應下來，巴菲特就補充說道他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股票，可以在下次董事會上辦妥這件事情。他讓察思暫時先保持沉默，關於伯克希爾的未來，他說：「想想你都需要些什麼，它就是你的孩子了。」巴菲特和他的談話前後不到10分鐘就結束了，而察思卻一直沒回過神來。
他並不知道巴菲特已經找過了董事長馬爾科姆。察思了，並且提出要他入選。馬爾科姆提到自己與公司多年以來的感情，並拒絕了巴菲特。但是馬爾科姆家已經有一些人同意出售公司了。
巴菲特還有一道難關需要克服。奧蒂斯。斯坦頓肯賣出他的股票嗎？也就是說會損害他哥哥的利益嗎？斯坦利。魯賓在新貝德福德的沃姆休拉俱樂部安排和巴菲特、奧蒂斯共進了一次午餐，奧蒂斯答應出售股票，條件是巴菲特答應以同等條件把西伯格全部買下來。這可是關鍵性的突破。儘管傑克還在為代表權之爭厲兵秣馬，但西伯格對此已經沒什麼興趣了。在擁有了斯坦利兄弟的股票以後，巴菲特合伙人企業便擁有了49％的份額，平均成本是15美元/股。
傑克。斯坦頓，曾經記得不願意帶巴菲特去參觀工廠，現在終於意識到了——同時也太晚了——他必須見巴菲特一面。於是傑克和他當時的妻子凱蒂趕到了紐約，在廣場飯店和沃倫及蘇茜共進早餐。但是傑克當時非常膽怯，都忘了要說什麼。據一名叫拉爾夫。里格比的織物推銷員說，凱蒂比傑克懇求得還要厲害許多。後來，巴菲特開玩笑說：「如果我要僱人，首先就雇凱蒂。」
也許巴菲特想換一個話題，於是他對傑克講述起自己的事業，敘述自己作為一個投資者的成長曆程。傑克問他：「你是如何成功的呢？」巴菲特說他每年都要讀「成千上萬」份財務報表。
在5月份的董事會會議後不久，巴菲特就秘密地命名了一位董事。在正式接管那天清早，巴菲特飛到新貝德福德去了。他理著一個小平頭，衣服扣得緊緊的，儘是皺褶，還被一個公文包和巨大的旅行袋向下墜著，活像一個邋遢卻熱情奔放的外出出差的推銷員。
巴菲特向位於考夫大街的辦公室走去，西伯格最後一次從象牙塔中走了出來。召集所有的會議人員作好準備後，西伯格仔細地把議程安排讀了一遍，沒有作出任何表示。然後，西伯格。斯坦頓在上面簽上名字，就好像吞下了一杯毒藥，兩人一言不發，滿腹憤懣地衝出了鑲木地板的優雅的會議室。肯。察思被選為總裁，巴菲特任執行委員會主席。奧蒂斯，在給他哥哥的最後一擊中，把票投向了多數派，而且在董事會中保全了一個席位，儘管馬爾科姆的頭銜還是董事長，但現在真正管伯克希爾的是巴菲特。股票當天——1965年5月10日——便漲到18美元/股收盤。
巴菲特的良好形象幾乎被嚴重破壞，當一個信息員遞進一份下午的標準時報的複印件，顯示了首版上的震驚的消息。西伯格把這件事披露了出去，對因「某種外部利益」而導致的兄弟失和及自己被迫離開痛斥了一番。由於巴菲特擔心公眾把自己看作一個借標者的角色——這是一個源於登普斯特爾製造廠的令人憎惡的詞語，他顯得十分惱火。但是他在公開場合撰文讚頌斯坦頓兄弟的轉變，並且也使他的計劃實施得緩和點。在第二天的版面上，巴菲特承諾他「將像以前一樣，把與原來相同的廠家生產的同樣的產品銷售給同樣的顧客」。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伯克希爾曾經關閉了除兩個紡紗廠以外的全部廠家，共計累積凈損失超過1010萬元，它的資產減少了一半，而且只剩下2300名工人，1955年的兼并企業中每5個工人如今只剩下了1人。但他目前的財富卻似乎有所好轉，市場對合成纖維的需求十分旺盛，公司終於可以扭虧為盈。人們本來希望知道蒂利松將為巴菲特的到來做些什麼工作，但這位忠實的分析家卻同西伯格。斯坦頓站在了相同的立場上，「價值線」關於伯克希爾的5月份報表是由另一個新的分析家簽署的，他發現「新的控股人」的計劃並不為人所知。
董事會會議之後，巴菲特和察思漫步走過這座歷史悠久的紡紗廠，然後坐下來談話。察思早已準備好要聽取這位新業主對工廠的計劃，但是巴菲特卻說任何有關於紗線和織布機的事情都由察思來處理，而他自己只看管資金。
此後，巴菲特坦誠地大概說明了一下他們各自可以期望得到些什麼。而第一點很令人沮喪：巴菲特不允許察思或其他任何人染指股票期權。
巴菲特對期權的反對是由於大多數的執行總裁都熱衷於它。期權的確能帶來潛在的——有時是巨大的——投資回報；但是它分散了購買期權者的風險，於是執行者便有更大的自由度來駕馭股東的資金。
更細微地來說，巴菲特所希望的是那些個人利益與股東利益相一致的管理人員。一個擁有期權的管理者，如同和股份隔離開來，他不含有任何損失，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挪用股東的資金來進行賭博。
但是，巴菲特答應簽署一筆貸款讓察思借18000美元買進1千股票。而
對於工資不到3萬美金，並且常常是連根鞋帶都不願去借的察思來說，這委實是一筆大數目。但巴菲特不愧為一名優秀的推銷商，尤其在推銷自己時顯得更為出色。和那些早期的合伙人企業投資者一樣，察思的感覺是，只要有巴菲特來主管，好運氣就會來臨。於是，察思接受了這項建議。
巴菲特向察思講解了一些有關投資回報的基本理論。他對察思到底能生產出多少紗線乃至賣出多少紗線都不是特別在意；對於孤零的一個數字所表示的全部利潤額也不感興趣，他所關心的是利潤與資本投資額的百分比值，這才是評價察思業績的尺度。
和大多數管理者一樣，察思並不認為企業成長是一件絕對的好事，這個觀點對於他來說還太新鮮。但他領悟到這正是巴菲特所奉行的信條的關鍵之處，於是巴菲特就用察思易於理解的方式來說明這個觀點：「我寧願要一個贏利率為15％的1千萬元規模的企業，而不願要一個贏利5％的10億規模的企業。」巴菲特說，「我完全可以把這些錢投到別的地方去。」當天晚上，他就飛回奧馬哈去了。
巴菲特對於可以投資的「別的地方」非常看重。他依靠察思來保證存貨和儘可能地壓低費用。正如察思所說：「巴菲特關心的一件事就是更快地周轉現金。」
巴菲特一直恪守諾言，放手給察思以自治權，他告訴察思不必為每季度的項目和其他一些浪費時間的瑣事所煩擾。他只需要察思給他送來每月的財務報表，並提醒自己注意一下任何令人不快的事件。
事實上，巴菲特建立了這樣一種人際關係，通過最少地和人接觸來得到最多的效用。要找到他很方便，但這也有不良影響的一面：它使得察思不到萬不得已絕不給他打電話；而當察思一旦真的打電話來時，巴菲特又從來不在電話上多逗留一分鐘。
「只要我給出結果和年度的估計，他就會永遠記住他們。」察思說道。
有一次，巴菲特指出察思對前一個電話里提過的某個數字做了改動——察思還為此爭辯了幾句。但當他仔細檢查記錄之後，察思發現巴菲特是對的。
自那以後，察思在打電話前總是事先仔細檢查一遍數據。
察思的自由度是有限制的，只有巴菲特才能配置資金，並且由於西伯格從前注入到紡織品上的大部分資金早已化為烏有，於是巴菲特不再情願追加投資。
但察思還是做了一些嘗試，他曾提過一項投資建議，給出了仔細的調研及體面的項目設置為背景支持。而巴菲特的回答是：「肯，你是沒法超過歷史平均水平的。」
J.維恩。麥肯奇是伯克希爾的財務主管，曾經在為巴菲特合伙人企業作外部審計人員時結識了巴菲特。他說道：「肯，你要記住：在衡量一個5千美元的投資和一個500萬美元的投資時，沃倫用的是同一個標準。」
在巴菲特/察思體制管理下的頭兩年里，紡織品的市場十分繁榮，贏利也相當豐厚。但是，他們沒有再返回投資到紡織業去。察思按巴菲特的要求對存貨和固定資產進行了清理，邁出了背離象牙塔的象徵性步伐。公司的現金狀況也好轉了。巴菲特在1967年只付了0.1美元的微薄紅利，但他很快又想①起這筆錢可以有更好的用處 .從此以後，巴菲特便緊握資金不放手，正如他
① 在宣告發放股息之後，巴菲特說：「當時我一定呆在浴室里。」後來，他再也沒有付過股息。
自己所說過的那樣。
對於伯克希爾的股東們來說——他們大多數都生活在新英格蘭——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些重大的決策都是在奧馬哈做出的。公司總部仍在新貝德福德，年度報表也是由肯和馬爾科姆簽發的，但是任何細心的讀報表者都可能懷疑在舵柄之後有一雙手正在操縱著它。
公司一直尋找在紡織行業中的合適定位，但可以想像的是一直沒成功。
這些話寫了沒多長時間，巴菲特被驚動了。一段時間以來，他一直在研究，像奧馬哈的保險公司：國家賠償公司，它的主要擁有者是傑克。林沃爾特，也就是曾經拒絕巴菲特的要求而沒有向合伙人企業投入 5萬元的那個人。從那時起，林沃爾特就已經聽說了巴菲特的業績，而巴菲特也對他十分了解。
林沃爾特是一個滿腦袋捉弄人的鬼聰明的大學退學生。他靠在大蕭條時期為計程車提供保險發家，他的結論是：要想掙錢就得為那些別的承保人都不敢涉足的風險提供服務。
這一點對於我而言尤其重要，因為我的競爭者有比我更多的朋友，更高的學歷，更大的
①決心，也比我更有人性一些 .
他是靠經營高風險的汽車保險來獲利的，但林沃爾特願意為任何別人不承保的風險提供保險——不論是鋼錠缺陷，還是馴獅員，只要是你能叫得上名字的。因為這類保險的效益通常會更高一些。他還因為在全國各城市廣播台承辦尋寶節目而名聲大噪。比如：某個廣播台播出一系列線索，暗示說某地有一張10萬美元的銀行匯票。如果這張匯票被找到了，林沃爾特就會將它兌現，而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為林沃爾特把它藏了起來，往往是被放在唇膏筒里埋在地底下。他提供的線索都很晦澀，比如這樣的語句，「蒲公英不是玫瑰花，在你經過喬的家時你便來到一個街區中。」等等。他只在舊金山曾經兌現過一次。
林沃爾特是這樣簡明地陳述自己的哲學的：「世界上並沒有一種叫做糟糕的風險的東西，而只有糟糕的比率。」這可謂一句價值千金、寓意深刻的話語。從巴菲特在跑馬場上懂得了這一道理時起，他便明白林沃爾特和自己是同一類人。他們各自都樂於承擔風險，但都只在成功可能垂青於他們時才這樣去做。在巴菲特認識的一群人之中，林沃爾特是最吝嗇的一個。他甚至在去市中心吃午飯的時候都把外衣脫在辦公室里以省去一筆存衣費。
1967年時，巴菲特問林沃爾特是否可以在凱威特廣場暫留一下，兩人討論一件事情。巴菲特說只需佔用他15分鐘的時間。那時，巴菲特已經從一位名叫查爾斯。海德的奧馬哈經紀人那裡知道，要想說服林沃爾特放棄國家保險公司絕非一件易事。
「你為何從未想過要賣掉你的公司？」巴菲特問道。
「也許只有惡棍和破產的人才會想要它。」
「還有其他原因嗎？」
① 林沃爾特的回憶錄《國家賠償公司及創始人軼事》。
「我不想讓別的股東得到的每股收益比自己低。」
「別的呢？」
「我也不願讓我的僱員丟掉飯碗。」
「別的呢？」
「我想讓它在奧馬哈持續經營下去。」
「別的呢？」
「理由還不夠多嗎？」
「你的股票價值多少？」巴菲特切入正題問道。
「市場價每股33美元，但股票本身每股值50美元。」
「我要買下它。」巴菲特說道。
成交價格總共是860萬美元，可是令人費解的是為什麼一個新貝德福德的紡織工廠想要併購奧馬哈的一家保險公司。但巴菲特認為沒有必要把伯克希爾看作一個紡織品公司，而是看作一個其資本應被用到賺頭最大的地方去的公司。
雖然紡織品行業需要廠房和設備投資，故而很消耗現金；但是保險業卻是能產生現金的，收益可以馬上得到，而債務可以到以後再償付。在兩者之間的時間內，一個保險公司就可以投資於基金，這在貿易中叫做籌款。
傳統上來說，承保人都相當保守地經營自己的籌款，在手中持有遠遠多於需求的資金，但自從巴菲特早期在嘗試以來就一直在認真地考慮保險這項業務。他認為保險業的籌款可以像火箭燃料一樣威力巨大。籌款不過是資金，而保險公司實際上是一個可用於投資的現金通道。
巴菲特的這種觀點很快就流行起來了，但在當時，保險業還是一潭死水。
許多保險公司甚至懶得公布他們的贏利情況，同時幾乎也沒有什麼人有興趣看這些東西，交易商查爾斯。海德說：「巴菲特比全國任何一個人都更早地領悟了籌款的本質。」
一旦巴菲特吞併了國家賠償公司，伯克希爾就有了資金來源。在接下來的幾年裡，伯克希爾又併購了奧馬哈太陽報公司——奧馬哈的一個周報公司群體，以及規模更大的位於羅克福德的伊利諾斯國民銀行和信託公司。羅克福德銀行的經營者是尤金。阿貝格。他從1931年開始接手管理，當時的羅克福德一文不值，而且鎮里的其他銀行也處於經營不善的境地；他本人也是一個奮鬥不息，牢記大蕭條教訓的巴菲特式的人物，彷彿是巴菲特從中央鑄件中造出來的。從30年代起步開始，阿貝格打下了價值10億美元的存款基礎，並使資產收益率 （銀行業的主要評價指標）接近大的商業銀行的最高值。
許多類似於阿伯格的年齡偏大的企業家都想在自己賣空以後就退休，而新的業主們一邊稱頌他們的業績，一邊巴不得將他們掃地出門。巴菲特卻不同，無論經營銀行，清算所還是零售連鎖店，都是他領域之外的，他本人也井沒有去嘗試的慾望。事實上他認為，如果自己不喜歡這個企業的經營方式，那又何必要買下它呢？
他在物色這樣一類人：他們靠奮鬥起家，並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有趣的是這些人都很忠實於他。阿貝格在賣企業給巴菲特時已有71歲了，他們繼續在巴菲特的所有權下管理著企業——這就和傑克。林沃爾特經營的國家賠償公司，本。羅斯納經營多元化公司一樣 （阿貝格將主持經營這家銀行直至80高齡為止）。
其實，這群數百萬富翁中沒有任何人需要去工作，但巴菲特懂得：無論
大多數的人怎麼說，他們對滿足感的渴求與他們對金錢的渴求是一樣強烈的。巴菲特讓他們感到他依靠了他們，而他也通過對他們的工作表示尊敬及對他們表示信任來突出這一思想。
一次，希爾斯的一位紡織品買主怒氣衝天地打電話給巴菲特，想把肯。察思彈劾下來。他提醒巴菲特說他們都認識同一位朋友，以此要求巴菲特按自己的理由撤掉這位經銷商，巴菲特對這過時的套話顯得極為不屑，認為這完全是感情用事，沒有任何道理可言。他直率地告訴這位來自希爾斯的人士說這件事的決策取決於察思。自然，這種忠誠的表示只會更加增強察思對巴菲特的忠心。
當巴菲特把伯克希爾的資本投入到保險業、銀行業以及出版業時，他還在從紡織業中抽取資金。1968年——在他許諾出售同樣廠家生產的相同產品之後3年——他關閉了羅得島上一些相對小規模的紡紗廠。它和綿織品業不可避免地拴在了一起，並且由於精美品等襯裙以及服裝加硬材料市場的逐漸縮小而日趨沒落。輝煌一度的棉花王國只剩下了一所紡紗廠——也就是在新貝德福德的那一家。連考夫大街上的廠房也都停工了。霍雷肖。哈撒韋創辦起來的企業只剩下了紗線襯裡和合成纖維窗帘的生產。
巴菲特親自過問每一筆資金，甚至於辦公室削筆刀的費用，伯克希爾的「財務委員會」會議記錄——此次會議是某個夏季通過新貝德福德和巴菲特在加州度假常住的地方之間的電話召集起來的——說明任何費用都難以逃脫巴菲特的目光。
同意，確認購買一台二手的整經機和經軸架，成本估價為11110元。
同意，確認購買50台二手的64英寸XD織布機，估計成本為71160元（包括包裝費在內）。
同意，確認修理辦公大樓樓頂，估計成本9340元，修理裝貨車間地板，估計成本9940元。
在寫給察思的信中，關於不確定風險，巴菲特專門提醒他，「除了現金以外什麼都不要相信」。
讓我們更嚴格地審查我們的客戶，保證他們不存在財政困難。如果有人拖欠付款，那就只有當他們償還過去所有的欠款，並且連支票也結清以後，才能給他們更多的貨物。
巴菲特不對任何人例外，即使是一位非常「特殊」的顧客。70年代初，蘇茜曾到伯克希爾在紐約的辦公室去買一些呢絨。推銷員拉爾夫。里格比說：「我們盡量以最昂貴的價格把呢絨賣給她。這是一件好事。後來巴菲特打電話來詢問我們收了她多少錢。」
隨著1970年巴菲特合伙人企業的解體，巴菲特個人擁有29％的伯克希爾股票。他任命自己為主席，並且首次在伯克希爾的年度報告里擬就了一封寫給股東們的信。
在信中，巴菲特所用的尺度與他私下裡對肯。察思的尺度是完全一樣的：即權益資本收益——也就是投資的每一元錢賺到的利潤百分比。在這些事上，巴菲特都保持高度的一致性。他絕不會對凱威特廣場用一個尺度，而對新貝德福德用另一個尺度，再對公眾用其他別的尺度。
另外，在評價投資時，巴菲特也從不放寬自己的標準。許多投資組合經理都說：「它看起來不夠走紅，因此我們只投資一點點吧。」巴菲特絕不會
做出這種讓步，反而會老實地坦白自己是如何殘忍地壓下一種頗有希望的股票。他在奧馬哈數據文獻公司的馬斯科蒂。霍德，在巴菲特重新整頓伯克希爾的時期就發現了這一點。當時霍德獲得了一筆意外之財，於是希望能擁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巴菲特便答應在他獨立行動前為他測評一下將來。霍德描述說：
我為他買了4～5家公司，每次我都要到他家裡去。這些公司中有一家製造了一種新產品，一種供醫院、飯店使用的薄紙容器。他們希望我能投入6萬美元。巴菲特說：「你覺得這件事成敗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說：「相當不錯。」他說：「這樣就不錯了嗎？
為什麼你不背著一個每開啟二次可能打開一次的降落傘從飛機上往下跳呢？「我為他買了另外一家——米比麗製造公司。它生產的汽車喇叭很有創意。我問：」你覺得它投資於我的量夠了嗎？「他說」不夠「。我又問：」那你的投資足夠了嗎？「他說」也不夠「。
他毫不猶豫地就說出口來，讓人聽起來覺得很新鮮，他沒有任何一句解釋的話語。
巴菲特愈發覺得紡織業和臆想中的降落傘下降屬於同一類事物，不論製造商們投入多少，他們都無法抬高價格。因為這種產品是一種日常品，而且總是處於供過於求的境況中，所以，他們再也不願意追加投資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1970年來自於紡織業的利潤只有45000元，但是，它從保險業賺了210萬，從銀行業賺了260萬。而這兩個行業在年初的時候，動用的資金量和紡織品業是大體相等的。
在他的年度報告中，巴菲特對肯。察思的工作態度和表現表示了敬意，但他也提出紡織業「正逆著一股強大的潮流而上」。他直截了當地指出的回報率是10％，達到了美國公司的平均水準，而且「它遠遠超出了假如把資源全部投入到紡織行業中去可以得到的回報率……」
當然，關於巴菲特作為一個外人，是否會關閉紡織廠這個問題從最開始起就一直縈繞在馬爾科姆。察思心頭。他聲稱自己從第一天起就知道巴菲特「沒有任何意向想要投入資金為紡織業添磚加瓦」。傑克。斯坦頓，一直從旁觀者的角度冷眼靜觀，他得出結論說巴菲特不過是個清算者而已。
但是巴菲特卻始終在進行適量的再投資。他不想被世人認為是他關閉了新貝德福德的最後一家紡織廠。在給合伙人的最後一封信中，他寫道：
我喜歡在紡織業工作的人們，他們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為了改善企業辛勞地工作；而且，儘管回報率不高，只要它的產量保持在當前水平，我們就希望把紡織業繼續經營下去。
他覺得自己欠肯。察思的情，是他給巴菲特提供了多元化經營的現金，而在他身上，巴菲特看到了自己最為讚賞的品質：坦誠、自立。有一次，肯。察思自我批評時，巴菲特瞥了他一眼，說道：「肯，你從一無所有終於奮鬥到了現在的地位。」
他給察思的報酬相當吝嗇，結果察思得到的比其他紡織廠的競爭者要少得多。1970年的時候，察思身居此位已經5年了，他的工資還只有每年42000美元。同時，巴菲特和其他紡織公司一樣對養老金計劃相當摳門兒。「沃倫對於管理層犧牲股東利益為代價來牟取利益的行為非常反感。」察思說道。
但是在巴菲特的領導下，察思對自己擁有的自治權相當滿意。因此他對巴菲特也是忠心耿耿，這也說明了巴菲特給人們的究竟是怎樣的一種影響。
儘管他緊緊抓住錢袋不鬆手，但作為一個操作者，他是不尋常的。
察思曾擔心巴菲特會令其停業，但他後來覺察到這位上司並不想因為關閉紡紗廠而引發一場騷亂。他知道巴菲特不喜歡變化。「沃倫傾向於繼續經營下去。」察思說，「他還是留下了他的老朋友。」
要是根據巴菲特的資本家的信條，他也許應該關閉紡紗廠，但是他從內心感到自己對這古老的工廠懷有一種深深的喜愛，它的過去似乎比它的未來更有生機。他寧願忍受一個中等水平的回報率，只要紡紗廠的現金不會枯竭而迫使他追加更多的資本。哈撒韋紡紗廠從精神上，而不是財務上，象徵著一種一直被巴菲特奉為神聖的新英格蘭的工作倫理學。於是巴菲特在他的良心，滿足感以及金錢之間達成了浮士德似的協議。紡織業也許會衰敗下去，但考夫街上的織布機還會嗡嗡地響下去。
8 本性回歸
「現在是發財的機會了！」
沃倫。巴菲特1974年1970年夏天，當巴菲特和他的好友鮑勃從高爾夫球場回來的時候；巴菲特注意到在俱樂部的庭院里正在舉行一個活動，於是他問鮑勃那是在幹什麼，「那是您的40歲生日慶典，看我們的吧。」鮑勃毫無表情地說道。當巴菲特茫然不知所措地站在那裡時，人群朝他涌了過來，突然唱起了熟悉的旋律。儘管巴菲特極力剋制住自己，他還是被深深打動了。如今他人到中年，也已小有名氣。在奧馬哈，他的確算個人物：既是《太陽周報》的主席，也是奧馬哈國民銀行的董事。據一個參觀者在穿過奧馬哈市中心途中觀察到，巴菲特能夠說出路經的每一座樓房和企業的財務特點。
在他的合伙人企業清算之後，巴菲特就沒有專職的工作了。關照一下肯。察思和哈撒韋紡織廠只花去僅僅一點時間。他的3個孩子也都已經十幾歲了。《林肯雜誌之星》的一個欄目把他刻畫成一個被世人遺忘的人物，說他在一個四套間里掌管著他的投資，並且過著一種「相當簡單的生活」。對一位想向他討教的年輕的資金管理者，巴菲特簡短地回答他道：「我不再做投資管理業務了，因此只能拒絕所有的要求，包括你的要求。」——聽起來似乎在說華爾街將無法再從他那裡聽到些什麼。
在他40歲生日以後，巴菲特又重新在弗吉尼亞的威廉斯伯格招集起格雷厄姆集團，但這次沒有了格雷厄姆本人。古怪的是巴菲特是其中唯一一個不再搗騰股票的人了。市場價格高得失去了吸引力，而他也開始問一些自然而然的問題，比如：有2500萬美元的話，要把它積累得更多的關鍵方法是什麼？
他的朋友卡羅爾。盧米斯在《幸福》雜誌中寫道：「巴菲特強烈地感到，他的時間和財富應該投向其他的目標，而不僅僅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比爾。瑞恩甚至慫恿他去參加總統競選。
實際上，巴菲特正在嚴肅地考慮有關公共事業的事務。他倒不想去參加競選，因為他實在太平民化了；而且，他承認對於那場弱肉強食的角逐而言，自己太過於瘦弱了。但他正在逐漸涉足於舞台的後台，他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比如哈羅德。休斯和阿拉德。洛溫斯坦。他和政治家們結成密友，比如說參議員弗蘭克。邱奇和里查德。克拉克，以及政府官員傑伊。洛克菲勒。
傑弗里。考恩，《鄉村音樂》的一名作家和約翰。卡爾弗一起在巴菲特家吃過飯。這個約翰。卡爾弗是美國參議員的一位候選人。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這幾位數百萬富翁的餐桌上談論的竟全是關於自由政治的話題。
霍華德。巴菲特曾經以一個完人的形象以及不需要任何變化的封閉的社會觀點征服了美國。沃倫則還有美國人對受壓迫者的同情心理。他與本。羅斯納一家和肯。察思一家站在了一起。和他的關係一樣，他憎惡無本獲利者（比如他對股票期權的憎惡），但是他在鄉村俱樂部和會議室里對它們表現得還是很有見解。有一次，在一個正式的宴會上，當一位客人報怨說窮人的福利費用太高時，巴菲特尖刻地反駁道：「我倒是更擔心給富人的福利費用太高呢。」
這正是巴菲特生活風格的鮮明反映。他或多或少還要依靠從伯克希爾得到的5萬美金工資來生活，他的孩子們在公立學校念書，而且沃倫鼓勵他們去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從不計較他們能掙到些什麼。事實上，彼得是在報紙
上才知道他父親的財產是多麼巨大。年輕的蘇茜說：
我們的生活和別人沒有什麼不同。只是我可以買很多衣服，而永遠不會陷入麻煩——這就是唯一的區別。我連自己的車也沒有，16歲的時候就得去工作——在馬車商店裡做銷售員。
巴菲特總是盡量使自己的財富公之於眾。當他的財富吸引了公民的注意力，也令全家人感到驚訝時，巴菲特會開玩笑地說：「我們該在門上放個標誌，說今天是比爾。斯科特 （他的助手）值夜班看守錢財。」或者他還會說句俏皮話：「還有彼得這個想讓我在遺囑里提到他的傢伙。」「啊！彼得！」
當然，這並不真的只是在開玩笑。沃倫對自己的錢很有感情。他提醒孩子們說，他們不要奢望能從他那裡得到一個子兒。他似乎很害怕哪怕是一丁點錢都會讓孩子們變壞。
這也許有點過於成見了，但結果是使巴菲特的家庭對金錢很淡漠，並且處於一種隨意和平等的氣氛。在好萊塢的蘋果—滑雪車隊 （apple—bobing party），巴菲特一家曾邀請每一位路過的要禮物的孩子——這種舉動在J.P.摩根或亨利。克拉維斯身上是絕不可能期望得到的。人們順路走過時，不用打招呼就可以使用巴菲特的球場，來的人非常之多，於是巴菲特管它叫「YMCA」。
在緊跟時代的老蘇茜影響下，巴菲特的房子成了伍德斯托克時代的上下代衝突避難所。小蘇茜的一位朋友，萊內。葉奇稱之為「安全屋」。人們可以就這麼走進來，把冰箱里的東西一掃而空。「如果下雪了，城裡堵住了的話，那兒就是你可以去的地方。」葉奇回憶說，「坐在客廳里的感覺真是棒極了。」
蘇茜將房子裝扮成標誌性的明亮的桔紅色和黃色。不僅有她資助下的藝術家們作的畫，還有天瓶宮時期的海報，比如廣為人知的《戰爭對兒童和其他生命危害巨大》。巴菲特有時會下樓去爆一些玉米花，但是——無論他是否已從資金管理行業「退休」了——他通常還是呆在樓梯口埋頭工作，萊內。葉奇又說：
每到周六晚上，客廳總是擠滿了人。巴菲特太太也在那兒，我們為她演奏自己作的曲子；她也會為我們演奏幾曲。到晚上12點半左右時，就會聽到一聲「蘇珊呀——你上來一下好嗎？」。在這兒沒有任何限制。如果他要上床睡覺了，我們就把音樂聲關小點兒。
1971年，蘇茜和沃倫商量在洛杉磯南部的海濱買一幢價值15萬美元的度假屋。和其他更昂貴的房子一樣，它建在海附近，但又不直接臨海。幾把藤椅將它布置得富有情趣。第一個夏天裡，13個十幾歲的孩子們呆在這裡玩耍了一番，巴菲特每天從辦公室裡帶堆報紙來，然後自己回去，他對孩子們的朋友很有耐心。一天晚上，他帶著這一大幫人去吃晚飯。飯後侍者拿著他的信用卡過來說：「您已用到限額了。」巴菲特朝他的妻子揚了揚眉毛，然後遞給侍者第二張信用卡，沒有說任何話來顯示他實際上付這些錢是綽綽有餘。
當沃倫為自己參與什麼樣的政治角色而冥思苦想的時候，蘇茜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北奧馬哈黑人地區上了（這兒也是馬爾科姆。X的出生地）。
她除了在地方志願者組織做主席以外，還到各個學校進行觀察，而且在北部似乎總有一些差事或任務。（湯姆。羅傑斯，她的一個侄子曾這樣諷刺她說：「噢，難道你是黑人嗎？難道你很窮嗎？你到底需要多少？」）
在蘇茜的鼓勵下，沃倫開始大膽嘗試了。他們的私人信託基金——巴菲特基金——開始每年為50多名黑人學校的學生提供獎學金。在70年代初期，羅德尼。威德，蘇茜的一個正在推動黑人經營的商業發展的朋友，要求沃倫加入他的行列。更重要的是，懷有「黑人資本主義」幻想的威德，認為巴菲特正是可以協助他，使他的內布拉斯加聯營銀行起步騰飛的人。
巴菲特同意了。他和尼克。紐曼（他的鄉村俱樂部的共謀者）加入了銀行的顧問委員會並且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巴菲特還做了一筆名義上的投資——占銀行資本的 1.4％。與蘇茜不一樣，沃倫遠遠不是一個天真單純的人，他再三警告銀行的董事們數目失調的少數民族銀行因為壞賬而被迫倒閉。當銀行營運走上正軌後，巴菲特給董事會送去一張令人心驚肉跳的便條，裡面夾著一張報紙報道的複印件，是關於丹佛一家類似的銀行倒閉的消息。
你應該注意到銀行的總裁說：「當我們開始業務時，我們的計劃是幫助少數民族投資者和那些所謂的小企業。我們做到了，但他們中的有些人在償還債務的時候對我們卻不怎麼樣，我們就是這樣敗落下去的。」總裁在譴責貸款人的時候犯了一個錯誤，每家銀行都遇到大量壞賬，而當初答應這些貸款者才真正是銀行家的錯誤。
當聯營銀行也限入掙扎的地步時，巴菲特自己離它遠遠的。威德曾建議巴菲特找一些黑人學生進行庇護，再教授一些財務方面的知識給他們，但是巴菲特沒作任何反應。「沃倫像一個謎，」威德得出結論說，「他和善大方，他也很誠實，而且他還很勤奮。但他從來沒有懂得，在咱們這個被圍困的社會中自己所處的富人角色。」當未償債務堆積如山時，這正是巴菲特害怕發生的，他明確地拒絕再追加投資。
威德曾抱怨說巴菲特「根本不了解窮人的圈子」，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巴菲特正是太了解這群人了，因此他才緊緊扣上了他的錢夾。當他意識到沒有希望得到任何回報時，他同不願意投資於紡織業一樣不願意投資於聯營銀行之中。
出於他的信仰，巴菲特對公開的只是簡單的花錢動機很有戒心。喬治。麥戈文當時正在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他曾呆在巴菲特家中，而且似乎贏得了巴菲特的好感——直到後來，他宣布如果當選，麥戈文總統將賞賜給全美國的每個人每年1000美元的獎賞。巴菲特立刻像扔一個熱土豆一樣地扔了他，然後投了理查德。尼克松一票。
從某個方面來講，巴菲特是很小氣，但是他真的認為人們或組織機構（或自己的孩子）不應該享受來得容易的錢。他通過同樣的鏡頭像測度商業冒險事業一樣來測度社會事業：他要有回報。好的事業要求人們以反覆試驗乃至於忠誠的基礎為依據，但是巴菲特無法邁出這一步。實際上，正是那些使他成為一個成功的投資者的原則擔保了這種為社會變化而工作的愛好。他需要一個尺度。「在投資領域你可以度量成果，」他對一個記者坦白道，「而對這些東西，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是贏了還是輸了。」
和許多其他顯赫的人物一樣，巴菲特認為他在出版界既可以是公民，又可以是資本家。傑伊。洛克菲勒曾在60年代末期把他介紹給查爾斯。彼得斯，
和平集團的前任總裁。他現在正在創辦一本雜誌：《華盛頓月刊》。這本月刊所擁護的正是受到巴菲特推崇的實事求是的自由主義。於是他投資了32000美元，並且找來自於得梅因的一位自由黨朋友喬。羅森菲爾德做合伙人。巴菲特腦子裡充滿高尚的理想，告訴羅森菲爾德，「它很有意思，而且如果它能不賠不賺，那還是值得的。」
彼得斯馬上就注入了自己的資金。巴菲特和洛克菲勒來到紐約並且聘請了一位顧問來評判這份雜誌是否值得創辦。當得出結論值得創辦時，巴菲特答應再投資5萬。這時他開始懷疑它是否能夠如他所說的「值得」去做呢？
他打電話告訴彼得斯說他想退出——這將是致命的一擊。於是彼得斯語速很快地向他保證說《華盛頓月刊》一定會是個滾滾的財源，其實兩人都不相信會是這樣。於是兩人在電話上討價還價了一番，巴菲特總提他那可惡的數字，而彼得斯則力圖誘他上鉤。最後，巴菲特同樣妥協了。
這筆錢的數目不大，可是正如肯。察思早已知道的這倒無關緊要。「沃倫要的是年度報告——就這破玩意兒。」彼得斯說道。月刊恰恰正是巴菲特曾祈盼過的那種社論的傳聲筒——有一定影響力，而且常常驚天動地。但是作為一個企業，月刊著實是一個笑柄。儘管它人手不夠而且以極少的資金運轉（彼得斯掙2400美元），巴菲特還是差點勃然大怒，原因是彼得斯沒有做年度報告。甚至在一個分文不掙的企業里，巴菲特都還是需要他的尺度。
巴菲特對羅森菲爾德抱怨說：「他們對開放的政府倒會高談闊論，可是卻不送報表來給我。」
巴菲特的確對新聞界十分關心，1971年，他打電話給月刊說了一個他聲稱的熱門的內部消息，遭到了一個年輕編輯的拒絕。他們認為如果這消息來自於一位百萬富翁，那就不會好到哪兒去。
於是巴菲特把這個消息告訴了《太陽報》，就是他為伯克希爾買下的那塊奧馬哈地區的周報。出版商斯坦福。利普西和巴菲特非常友好。利普西常常會轉到巴菲特那裡，喝上一些百事可樂，然後兩人一聊就是幾個小時，話題無非是如何提高報紙質量，如何把它變成奧馬哈的一種社會力量等等。他們還嘗試過噹噹決定王位的人。因此曾雄心勃勃地推舉一位候選人當市長（但失敗了）。有一次，巴菲特打電話告訴他說有一篇關於尼克松總統的工資和價格控制的社論寫得精彩極了。「沃倫，你給我看過了。」利普西不得不提醒他。
巴菲特的內部消息涉及到青年之家（Boys Town），這是一家很有名望的奧馬哈機構。它是由一位愛爾蘭傳教士愛德華。弗拉納根於1971年創建的，為的是給任性的年輕人提供一個棲息之地。它因1939年奧斯卡獲獎明星斯賓塞。特蕾西而聲名卓著。有消息來源告訴巴菲特說青年之家正躺在成堆的金錢上，而且與創始人弗拉納根的夢想相距甚遠。
這個故事對於活躍的但相對 《奧馬哈世界先驅報》而居於次席的《太陽報》簡直是再合適不過的了。而且巴菲特還給利普西一個重要的引子：青年之家首次被要求登記一份獨立的稅收申報單，從報告上表明，它已經積累了驚人的一億一千二百萬的投資組合——這是諾特爾。戴姆大學捐贈的兩倍。
同時，它卻很少為孩子們服務，並且在貧窮的偽裝下進行著攻心的直銷宣傳。
這種故事點明了巴菲特的良知，他對資本賦予了一種如神般的忠實。因為任何數量的金錢，甚至是王后伊莎貝拉微薄的財富，都為未來的億萬財富播下了種子，對金錢的揮霍或是誤用都無異於一種罪惡。
青年之家這件事的報道是秘密進行的，巴菲特以及編輯在卧室里校對了這份長達8頁紙的報道。巴菲特引用《聖經》的一句話做這個故事的標題。
這是他對所有在公共生活中或是在商業中誤用資金的人想要重複的一句話：「就你的職位作一段描述。」
這個故事於1972年3月發表了，並獲得了普利策獎。
巴菲特喜歡報紙，他經常懷念童年時在《華盛頓郵報》做報童的時光。
他也喜歡報紙那散發著油墨香味的感覺。但是他對奧馬哈《太陽報》卻十分不滿。和其他准社會企業一樣，比如說聯營銀行和《華盛頓月刊》，《太陽報》不是恰恰合乎他胃口的，儘管他為普利策獎感到自豪，但他想要的是利潤。
而《太陽報》卻是一個貧窮的企業，當它提高報價時，它的發行量便驟然減少了。「沃倫可不希望那樣。」利普西說。局勢似乎令他相當震驚。巴菲特突然想要知道所有有關報紙的東西，於是他開始詳細地研究報紙以及其他媒介資產的經濟學理論。就跟從前他在發現GEICO以後完全沉浸在保險業中一樣，現在他沒把報紙行業從頭到尾徹底搞清就絕不睡覺。他了解得越多，他對 《太陽報》就知道得越清楚。《太陽報》作為一家二流報紙，是沒有什麼前途的，在寫完青年之家的故事後不久，巴菲特給一位同事寫信說到：
我曾經提到過在1910年，全國1207個城市有日報，其中689個有兩家或更多家相互競爭的報紙。到了1971年，有1511個城市有了日報，其中37個有兩家或兩家以上的競爭報紙。自從我那封信寫出以後， 《華盛頓每日新聞》在無數強大的斯克里普斯—霍華德聯營網下關閉了，與此同時的還有《波士頓先驅開拓者》和《紐瓦克晚間新聞》等。業主們通過痛苦的經歷明白了，一家在消費者接受情況和社會重要性方面只居次要地位的報紙只會產生大量的虧損，而這虧損往往是最出色的管理和最雄厚財力所無法扭轉的。
提到奧馬哈《太陽報》，巴菲特強調說，光靠有挽救故事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保證必然可以賺到利潤。
總是不斷有各種建議向我提出——通常是那些對地區壟斷日報業的評述觀點或多或少有些不滿的學術界人士提出來的——建議說，如果我們都轉向一家日報，那麼美好的未來就會等待著我們。這個建議確實是很有針對性的，同是也是很誠摯的。而無法擺脫的事實是，它從來未被實施過……沒有被這些理論家們提及過。
但是巴菲特已經注意到擁有一家主要的報紙的確是很美妙的一件事。這樣的一家報紙，他對同夥們說，就像一個小城裡唯一的一座橋，任何要從橋上過的人都得付過橋費。在只有一家報紙的城市裡，所有的廣告者都在同一條船上。奧馬哈的百貨店只有在《奧馬哈世界先驅報》上登廣告，先驅報就是壟斷了的日報業——這意味著這家報紙有相對的自由度可以提高它的價格。它擁有受到保護的特許權，而對那些次要的企業，比如哈撒韋紡織廠，這隻能是個夢想。
巴菲特很樂意買下《世界先驅報》，但它並不出售。於是他開始在報業界四處搜尋，企圖找到一家報紙。他在加州和馬里蘭查過所有可能的報紙。
他向辛辛那提正式提出了要求，然而卻遭到了回絕。
他還讓比爾。瑞恩安排和湯姆。默菲一起吃了晚飯。湯姆曾是瑞恩在哈
佛的一個同班同學，現在是大都會/美國廣播公司的主席，同時也是在廣播企業中冉冉升起的一顆新星。兩人一見面便志趣相投。默菲帶巴菲特去參加了在邁阿密召開的共和黨會議，而且決定把巴菲特弄進自己的董事會。默菲從瑞恩哪裡得到消息後，便去了奧馬哈，在那裡他可以會見巴菲特而不受任何干擾。
他們打了「一場可怕的網球」，之後巴菲特請默菲吃了一頓牛排。巴菲特揣摩了默菲此行的意圖，他不想讓默菲提一些出奇不意的問題。
「你知道，默菲，」他說，「沒有多數的股份我無法成為你公司的董事，而你的股票價格又太高了。但是只要任何事我能幫忙的，你隨時可以打電話給我。」
股價太高對巴菲特來說一直是個問題。自從合伙人企業解散之後，巴菲特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生意。進入1972年時，伯克希爾的保險公司的證券組合價值1億1百萬，其中有1700萬投資於股票。巴菲特把餘下的錢都投到債券上去了。
但是，他逐漸一步一步回到了遊戲中來，這次導致他轉變的催化劑又是華爾街。曾被繁榮後的崩潰嚇壞了的基金管理者們，都紛紛縮回到殼裡去了。
他們的基金現在都集中到一群大的，廣為人知的成長型股票中，如施樂、柯達、寶麗來，雅芳和德克薩斯工具等等。它們被起名為「漂亮的50種股票」。
在普遍流行的觀點中，這些公司，不同於大繁榮時代那些「高材生」，將會永遠成長下去。因此它們被說成是「安全的」——的確，在任何價位都是安全的。
到了1972年，「漂亮的50種股票」以天文數字般的80倍贏利率的價格在市場上交易。華爾街從大繁榮中倒是總結出一些原則，但這些原則本身都不見得正確。基金紛紛聚集到「更安全」的股票上來，但風險卻從不專註於這種或那種股票。它在投資者相互盲目模仿的任何地方都會出現。
此時巴菲特開始在「漂亮的50種股票」之外尋找機會，並且為伯克希爾的保險公司買下這些股票。
在1973年，「漂亮的50種股票」開始破裂了，基金管理者們又在恐慌中退縮了回去。那些「安全」的股票正在下跌，到底該往哪兒去呢？一度曾突破1000點的道。瓊斯指數，回落到了950點。廣大的市場也搖搖欲墜。華爾街，剛從大繁榮時期的癲狂中徹底痊癒，如今又染了一身小病。經紀人的報告空洞無物，分析家們都在為人送包裹，那些1969年上市的公司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股票跌了一半。
這種精神上的貧血症給巴菲特帶來了既相符又相反的反應。他的改變，出奇地熟悉但又完全顛倒了方向，就像過去年代裡的電影膠片倒放一樣，在大繁榮的年月里，他的主意和願望慢慢地乾涸了。但現在，在市場沒落時，他卻活蹦亂跳得像一匹馬駒。
回顧1973年伯克希爾經濟所的業務，人們會有這樣一種印象，巴菲特席捲出一個巨大的商品通道——這兒抓一把NPI公司，那兒抓一把底特律國際橋樑公司，在另一條小徑里又找到了斯佩里＆哈欽森公司，接著是美國卡車，芝星維公司，漢帝哈曼。當市場下滑時，他在通道上跑得更快了——沃爾特問普森公司，考德威爾班克公司，狄恩瑞特公司，國王商場，摩西鞋業公司，福特汽車公司，匹克賽夫公司，米切姆。約翰及坦普爾頓公司，格蘭德聯合公司，斯塔貝克一華盛頓公司。
紡織品推銷員，拉爾夫。里格比參觀了奧馬哈，發現巴菲特處於一種近乎狂喜的狀態中。「他說許多人研究壘球地位或是競賽規則，」里格比說道，「他卻有一種讓他賺錢的嗜好，這對他而言是一種消遣。」
有一次，巴菲特的橋牌夥伴法官約翰。格蘭特，提到他曾在審判一個有趣的案子時深得其樂。巴菲特的眼睛眨了眨，「你知道，」他說，「有幾天我起床以後甚至想跳踢躂舞。」
到了晚上，巴菲特會去第五十大街的克里斯雜貨店買最新出版的《世界先驅報》，上面登有股票的收盤價，然後他回到家裡讀上一大堆年度報表。
對其他所有人而言這是一項工作，而對巴菲特而言這不過是一個平凡的夜晚。
他不僅從晚上9點到凌晨5點這樣地工作著，當他醒著的時候，車輪就轉個不停。他會要求輔導彼得做家庭作業，但彼得知道他的父親並不是真的想要這樣做。一天當巴菲特回到家裡時，他發現自己年幼的兒子正痛苦地縮在樓梯平台上，彼得在換電燈泡時不小心摔得仰面朝天。巴菲特習慣性地向書房趕去，吹著口哨從他身邊上了樓。後來，他意識到自己是多麼的殘酷無情，於是主動向彼得道歉。
從某種意義上說，巴菲特是這個家裡的兒童。他對工作的全身心的熱愛達到了排除其他一切事情的地步，就像他極具個性地吃東西，他對改變的恐懼，乃至他永久的充沛精力和幽默風趣，都有著一種為人所不常見的孩童的特性。一位女朋友說當她和他在一起時，她覺得他們就像「玩彈子球的小孩」。
他在股票上的無比投入在很多方面都造成他妻子的很大的困擾。據蘇茜透露給她的密友說，她渴望更多擁有夫妻間那種共享的快樂。當豪伊，他們排行中間的那個孩子遇到麻煩時——有時會階段性地發生，蘇茜就只有求助於身為心理學家的父親給予指導，她那迷人的丈夫彷彿在一間夢幻之屋裡。
倒不是沃倫對自己的家庭不關心，他從來沒有這個意思——他們甚至知道他不會故意傷害一個跳蚤。正如彼得所說，他被遮眼物擋住了視線。
整個家庭都花了相當多的精力來討論這些遮眼物。他們認為工作是最主要的，而且是精神上的一種奮鬥，是任何人無法打擾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是對的，在那間夢幻小屋中發生了許多事情，而在70年代早期到中期，它更多發生了許多從前沒有過的事情。」
巴菲特會拿起電話以一種引人注目的大呼小叫的方式回答一句最普通的「你好！」，彷彿他無法控制自己喜悅的心情。據巴菲特的一個經紀人克利福德。海斯說，「巴菲特會每天兩次、三次、四次甚至五次地打電話進來。」
他就是想要一些信息，他不需要意見，他會詢問一些他感興趣的公司的情況。我就會說：「你想要什麼， 5000股？ 10000股？」他會說：「買了。」
他還會順著手指一行行地讀股票行情表上的市盈率一欄：通常每個 P/E（價格/每股贏利）比率都是單位數，現在是華爾街少有的幾個時期之一：美利堅正在被拋棄，沒有人想要它。巴菲特的反應卻很獨特，「當別人害怕時，你要變得貪婪。」
如今他有了現金之外的別的想法，這完全是 60年代的一個徹底反轉。
1973年的時候，經營FMC公司的鮑勃。馬洛特，要求巴菲特在管理養老基金的幾位候選人發言時做一個沒有看見的旁觀者。他們搞得神秘兮兮的而巴菲
特卻覺得他們不怎麼樣。「整整兩天，」巴菲特回憶道，「我們都坐在那裡聆聽，最後他問我有什麼想法，我告訴他說完全是在浪費時間。」
原來馬洛特問巴菲特是否願意嘗試一下管理部分FMC的養老基金。巴菲特說：「可以。但你得明白，也許FMC只會得到我靈感之後的渣滓。我把伯克希爾放在首位，其次是沃倫和蘇茜。巴菲特公司，第三位才是FMC.」其實，他完全有足夠的點子用來分配在這3個公司上。
對於馬洛特來講，這可真是個錦囊妙計。沒有任何人——無論是領取FMC養老金的人，還是任何股東，任何公眾人士——知道巴菲特在為他經營資金就好像喬。迪馬吉奧曾經丟開他的華基服裝秘密地為另一個隊效力一樣 （巴菲特經營5年之後，他的FMC組合增長了51％，而與此相比，道。瓊斯指數只有3％。）
正如他所說的，巴菲特首要關心的是伯克希爾。早在1973年，他就聘請所羅門兄弟通過出售優先債券來籌集2000萬美元。一位剛從哈佛畢業的投資銀行家丹尼斯。博溫在納古那比奇和巴菲特相遇。他們一邊欣賞著太平洋的風景，喝著百事可樂，一邊規劃這筆交易。博溫對巴菲特在華爾街的聲譽並不太了解，後來又在紐約的所羅門兄弟總部遇到巴菲特。他們漫步走過寬敞的公開交易大廳，人們都沖著巴菲特指指點點，交易商們也爆發出一陣陣叫聲——這一切都預兆著巴菲特在公司里發生的戲劇性事件。股票總交易商羅伯特。施皮格爾跑過來脫口而出說道，「沃倫，我有一大堆……」，拚命地向他兜售股票。
巴菲特以自己的經驗為基礎做出了出售債券的決策：趁著便宜多撈點進來。 （如果你等到需要一筆貸款時才去借，很有可能此時別的人也想借，這時——不得已的——利率就升高了。）
借到款的人並不是十分熱心。所羅門兄弟得說服他們，說這錢是為了給巴菲特——而不是紡織品行業的，債券出售文件再次註明了伯克希爾已經把紡織品中的資金從2400萬降到了1100萬。即使如此，借款人還是堅持要一條款，以便他們在巴菲特售出自己股票時要求償付。終於，他以8％的利率得到這筆錢。幾個月以後，所羅門公司的唐納德。馬奇耐爾給巴菲特送去了一份賀辭：
從旁觀者角度來看，資金市場明確地證實了著名的巴菲特在財務方面確實相當精明。我無法肯定有沒有可能今天就為你融資，或者是否……利率將達到9％，這對你來說是再好不過的機會了。
還有一件事是馬奇耐爾所不知道的，巴菲特正在一點點地吞食《華盛頓①郵報》公司。2月份的時候，伯克希爾在27美元 的價位買了18600股，到5月時，股票跌到了23美元/股。在所羅門低息資金的支持下，他又買了4萬股，價格還是大跌，巴菲特還在買進。9月份時，他以20 34 的價格買了181000股。到十月份時，在公眾面前並沒有什麼名氣的伯克希爾已經成為 《華盛頓郵報》最大的外部投資者。這份報紙是巴菲特童年曾經發送過的，它也正是他心目中渴求的媒介資產。
由凱瑟琳。格雷厄姆經營的《郵報》還擁有4家電視台，《新聞周刊》
① 這個價格是為了和現在價格作比較。到1994 年為止《郵報》股票已經一股拆四股。
雜誌以及印刷工廠。這些資產通常就是私人買賣交易，因而難以估價。巴菲特以為它們值4億美金，而股票市場卻只將整個公司估價為1億美金。
做空頭的人們——那些職業基金管理者——不會對這些數字有什麼爭議。那他們又為什麼要拋售股票呢？原因很簡單，他們擔心股價會跌得更厲害。他們擔心別的人要做空。
巴菲特獨自將《郵報》分析了一番，認定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市場上人氣正在低落——事實上是嚴重的消沉。這種時候，股票價值和標的資產的價值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了，現實世界中很難再找到這樣的機會。巴菲特回憶說：
去卡拉馬祖和讓那些擁有電視台股份的人出售股票有很大的差別。因為當天又下跌了20點，所以他該以更便宜的價格把電視台賣給你。當你做生意時，你便置身於現實社會中，但每個人都在考慮股票的相對價格。當我們在一個月內買下8％或9％的《華盛頓郵報》之後，賣給我們股票的人之中不止一個都會覺得自己把價值4億的資產以8000萬賣給了我們。他們之所以願意賣給我們是因為電訊業股票已在下跌，或是因為其他人都在拋出，或別的什麼因素，這些理由都是毫無意義的。
我們很清楚他們的理由，當巴菲特投資於《郵報》時，華爾街記錄單集結了一群華爾街的媒介分析家來評估這個行業。他們一致認為，根據「基本原則」來判斷，正在出售的報紙股票已經超過最近距離，可是他們不敢摳動扳機。奧爾巴赫的肯德里克。諾布爾承認說：「《郵報》顯然是一家極高成長潛力的大報紙。」但諾布爾依舊沾染了華爾街最致命的習慣：
市場正在拋棄這些基本的原則，根據我們經濟資料的經驗來看，我們認為市場的這種冷淡態度還將持續下去……對於基礎分析家來說，這是一段相當困難的時期。
事實上，它正是基礎分析家的黃金時間。媒介類股票部十分便宜，只需簡單的數學證明便能說明這個事實。媒介類分析家的工作並不複雜，他們刨根問底只有一個目的——評價媒介公司的股票。股票正在最低點左右徘徊，現在正是他們的時機，而他們卻讓這時機悄悄地溜走了。
8月份的時候，《波士頓環球》的擁有者聯合出版公司上市了。大家普遍認為，它的財產太少，因而風險會很高，卻沒有注意到《環球》佔領了2/3的市場份額。令人感到恐懼的是，一旦有什麼事情發生了——假如波士頓市民不再想看紅襪隊的比賽，RedSox——就會陷入麻煩之中。
第一波士頓銀行作為承銷商只好把價格定得很高，在聽說巴菲特對報紙很感興趣之後，這家投資銀行向奧馬哈發出了一份試探性的建議，而巴菲特的態度十分含糊。
他私下裡卻像車輪一樣做著旋轉運動。聯合出版公司由兩個古老的波士頓家族所控制，自1872年以來開始出版《環球》，它的發行量、收入以及利潤都頻頻上漲，而且這種趨勢還在加快。據巴菲特所知，它的對手《旅行者先驅》在去年倒閉了。感謝上帝，波士頓正變成一個只有一家報業的城市，或者說，正如巴菲特所預測到的，一個壟斷的收費橋樑正橫跨在查爾斯河上。
對於巴菲特來說，聯合出版公司的單一性，不再是一個弊病，而變成了一種美德，因此他那皇冠上的珠寶並沒有變得黯然失色。
伯克希爾公司在市場上是最大的購買者。在寫給聯合出版公司總裁威廉。泰勒陳述理由的一封信中，巴菲特解釋道：
H.安得森（《奧馬哈世界先驅報》出版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會告訴你，我對好的報紙懷有多麼大的熱情，我同樣也熱衷於證券買賣。如果能把兩者結合到一起，那種誘惑力是我無法抗拒的。《波士頓環球》的股票市場價值只有不到3千萬美元，這簡直太荒謬了。
在市場上投資的技巧就是把錢用在刀刃上——按巴菲特的話來說就是「結清支票」。由於巴菲特及時發售了債券，伯克希爾公司有了充足的資金。
它到處買進股票，尤其是傳媒介的股票，有布思報業、多媒體公司、哈特—漢克斯報業，它一直在買進。
這個時候，巴菲特向奧馬哈的迪克。霍蘭老兄提出了一個聽起來十分幼稚的問題：擁有一家廣告機構有什麼樣的好處？霍蘭沒有多想什麼，便口若懸河地談起自己當老闆的感覺有多麼多麼好，很快地就發現了巴菲特的真正意圖。伯克希爾想要買下兩個大機構的主要部分，國際出版集團和奧利維。馬①薩爾國際集團 .巴菲特把廣告業看成傳媒業的一張免費票券，為什麼說是免費的呢？比方說，與新貝德福德的工廠所不同，廣告機構不需要資本——一張桌子加上幾支鉛筆足矣，對巴菲特說，沒有資產是錦上添花的事，因為利潤就可以直接流進所有者腰包中了。
華爾街上的箴言卻恰恰與此相反，只要一個機構的「資產」在晚上從電梯上搬下來，這個機構就不復存在了。像GSO這樣的機構，其實什麼都沒有，只有一些英語專業的人在空喊口號，從理論上來講，誰都可以做得到。比爾。瑞恩和巴菲特一樣也在買進相同的廣告股票，就這一觀點，他對《華爾街紀事》著實惱火了一番。
紀事： （廣告業）是種開放的行業，任何人在明天都能成立一個廣告機構。
瑞恩：我們談論的不是指那些呆在格林威治山莊閣樓里的留著長發的藝術家。我們所說的是一家遍布世界的國際出版企業，它就像可口可樂，通用以及愛克森公司這樣的客戶，它的凈收益估計能達到1億5千萬！
事實上，大機構都相當穩定。另外，由於華爾街上人氣低落，巴菲特和瑞恩在做多時，價格都在底價為3～4倍贏利率左右。
到1974年為止，伯克希爾公司擁有了國際出版17％的份額。執行副總裁卡爾。施皮爾弗格突然意識到巴菲特有可能在考慮接管國際出版，趕忙打電話給巴菲斯詢問他下步的計劃是什麼。
巴菲特笑著問：「什麼計劃？」
這下施皮爾弗格真的有些擔心了，巴菲特邀請他在下次飛往西海岸時在奧馬哈停留一段時期。「太巧了，下周我就要去加州。」施皮爾弗格撒了個謊。在他的記憶中，「當時奧馬哈氣溫大概有零下十度左右，我走路都跌跌撞撞的。我沒有穿高統橡皮套靴，因為我得假裝自己是在加州的路上。」
巴菲特向施皮爾弗格說自己買進了國際出版公司純粹是為了投資。他拉長音調談論自己的哲學：收費橋樑；本。格雷厄姆……等等，整個兒是個問
① 巴菲特仍然在儘可能地保守秘密。但是，有規定要求所有的投資者披露5％的執有額。
答考試。在施皮爾弗格聽起來，這些東西都過於簡單了。身為麥迪遜大街的智者，他適合於做一名自然哲學家。實際上，他一點也不相信巴菲特說的話。
這並不讓人覺得驚奇。儘管巴菲特在市場上有所活動，但他還是相當隱蔽的，他在伯克希爾公司年度報表的信都內實真實、言簡意賅，絲毫沒有他在寫信給合伙人時的那種文采飛揚。而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則更讓人難以捉摸。
年度會議是在新貝德福德召開的，就在西伯格。斯坦頓陳舊的象牙塔里。
會議正式開始以後，巴菲特就會讓大家敞開提出各自的問題，這是一年唯一的一次可以問巴菲特有關投資方面的問題的機會，但是很少有人來問，曾經和巴菲特一起上過課的科拉德。塔夫以及塔夫的兄弟——證券專家埃德溫會來參加，而巴菲特會花上幾個小時來回答塔夫兄弟提出的問題。
人們對伯克希爾公司幾乎沒有什麼興趣，連報紙上都不標出它的股價，公眾中任何一個人都可以買進它的股票，然後「免費搭車」（無須付費，正如合伙人一樣），但是對它本身的興趣幾乎是零。自從1973年達到 87美元的價位以後，伯克希爾股票就一直在隨大勢暴跌。到了1974年，它的價格竟然只有40美元/股，據埃德溫。塔夫說：
人們普遍都喪失了興趣，即使那些認識沃倫的職業投資者也是如此。有人說過他想在80美元的時候買進，等著看它升回去，結果沃倫宣布自己退休的消息，把這幫人都給甩了。
但是似乎巴菲特在頭腦里已經為伯克希爾公司的未來做了一番打算，他還在更多地買進，甚至讓證券行業的朋友們罷手，以使那些零散交易的股票一旦出現就可以第一個落入他手。巴菲特在奧馬哈的經紀人查爾斯。海德爾說道：「沃倫不樂意讓別人買伯克希爾的股票。」巴菲特下定決心要鞏固自己的統治權，他讓主管會計韋爾納。麥肯齊不要對自己的公司進行投資。（直到1978年，巴菲特才終於告訴麥肯齊說他可以投資了。——此時已是麥肯齊受雇以來的第12個年頭了。）
與此同時，巴菲特的股票一跌再跌，到1973年底，伯克希爾公司曾花費5200萬美元的組合市值跌到只有4000萬美元了。巴菲特給洛克福特銀行的吉恩。阿貝格寫信說：
你說銀行的計劃在1973年里業績有多麼糟糕，我的情況比你更慘。幸虧我做的時候已經解散了合伙人企業了，這對我的合伙人來說真是件好事。
到了1974年，賬面損失更加嚴重了。而用伯克希爾股票價格來衡量的凈價值跌了一半多，然而這些事實對他的士氣卻沒有任何打擊，另一位也在凱威特廣場工作的資金管理者斯坦。帕爾米特說：「從巴菲特的談話中來看，他彷彿沒意識到什麼。」
巴菲特這種世人少有的可以把自己的感情與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隔離開來的本事是他成功的一大原因。60年代當他有成堆的金錢時，他卻滿腦子是惡兆。而如今當他的投資組合陷入困境時，他卻對此垂涎三尺。他在給伯克希爾公司股東的信中這樣寫道：
我們覺得手中持有的證券具備在未來顯著升值的潛能，因此我們對股票投資組合很滿
意。
他所持有證券之一的聯合出版公司，在1973年內贏利率增長了40％，但是它的股票卻如巨石落地般一跌再跌。一度曾以10美元/股上市的股票，在一個月里連連滑落，先是9美元，然後是8美元，7 12美元——已經少於5倍贏利率了。當一種股票跌幅達到25％時，這對投資者而言可謂是一場酸性測試。人們開始懷疑是否有任何失誤之處，但是巴菲特堅信自己比別人內行。1974年1月8日那天，他又買進了聯合出版公司股票，11、16日再次買進。在2月13、15、19、20、21、22日連續多次重返市場。
一年來他都在不斷地買進，就像一個拿著桶的喝水人站在雨中那樣。
有107天他都買了聯合出版公司股票，最低買價達到5 12 美元/ 股。
在投資業歷史上，1973～74年的市場滑坡奇怪地被眾人忽略了，然而它確實有劃時代的意義，甚至可以和30年代的大蕭條相提並論。股票像熟透的水果從高空墜落，一度熱衷於以80倍贏利率買下「漂亮的50種股票」的基金管理者們，不願意買下只有5倍贏利率的聯合出版公司股票，他們倒不是害怕有可能出錯，而是擔心自己的步調跟不上潮流。他們擔心自己是在主觀臆想，不是在長期範圍內，而是一季度一季度的期間：從《華爾街紀事》對奧本海默的管理者埃里克。F.米勒的一則採訪上，便可見一斑。米勒住在紐約落後的布魯克林郊區地帶，他熱愛球類運動，一點兒也不喜歡城市。
我希望我們可以脫口而出說自己對這些獨特的領域有強烈的愛好，但我們從不這樣做，一部分原因在於我們認為現在不是去做一個英雄的時候，這會有相當大的風險，除非你可以把我放到一個島上觀察上3年時間。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現在才是出英雄人物的理想時機。儘管資金管理者都曾在最模稜兩可的股票上押下過賭注，現在卻又把最好的股票拒之門外，雖然樂觀是他們的第二天性，但這是鮮為人知的。剩下的一切便都是恐懼的。
1972年各大刊物都以顯著標題，描述這場前所未有的恐慌。 《商業周刊》：「從墓地呼嘯而過」；《福布斯》：「為什麼買股票？」《商業周刊》：「可怕的崩盤」；《巴倫》：「彌散的恐慌」；《福布斯》：「悲觀正在加劇」； 《福布斯》：「一片未知的水域」；《幸福》雜誌：「關於股票悲觀的一個案例」；《福布斯》：「經濟形勢失控了嗎？」
經濟陷入衰退之中，通常採取的用投資刺激經濟的方法還沒出台。1974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了11％。出現了連30年代都沒見過的新的癥狀：通貨膨脹和經濟衰退。兩者之中解決任何一方都必然伴隨著另一方的惡化。經濟學家們又杜撰出一個醜陋的字眼：「滯脹」，利率升到了20世紀以來的最高點。政府正面臨虧損等一系列問題，比如說總統對水門事件知道多少，什麼時候知道的等等，把它搞得紛亂不堪。尼克松鋌而走險，宣布自己並不是惡棍。整個華爾街都屏住呼吸。政治圈裡的話題關於彈劾，而金融圈裡的卻是蕭條。
在全球勢力範圍內，美國的資本主義都處於衰退之中；在歐佩克組織的成功業績的激勵下，第三世界國家正在組建卡特爾。經濟學家們認為黃金時代的發展到頭了，只剩下一塊大小固定的餡餅被瓜分成更小的份額，甚至在街角的加油站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這些證據。
華爾街也被國家的陰沉氣氛所籠罩，「漂亮的50種股票」下跌了80％，寶麗來從149美元跌到14 18 美元，施樂從171美元跌到49美元，而雅芳則從140美元到1858 美元，彷彿從頂峰墜入了深淵。華爾街上最大的養老基金管理者，同時也是「漂亮的50種股票」的忠實支持者——摩根。葛蘭蒂把客戶的資金虧損了近 2/3，銀行家信託公司也不再為它的信託賬戶買進股票了。很有意思的是，現在卻是買進市面上所見的一切股票的時機。
道。瓊斯指數在7月底以757點收價，到9月時，它只有607點。倘若用道。瓊斯指數作為衡量的標準的話，40％的美國工業都已經化為一縷青煙了。但是道。瓊斯沒有著手衡量損失的大小，自1968年以來，股票平均跌了70％，夏季的一個交易日里，有447種股票創下新低，比過去人們常念叨的大蕭條時期的情況還糟糕。熊市已持續了6年——比1929～1932年的熊市時間長出一倍。
和其他人一樣，巴菲特對通貨膨脹充滿了恐懼心理。他對此的反應是拚命搜尋股票，例如報業股票，因為它可以逐漸提高贏利率。同時，他避免公司支出大型的資本費用（在通貨膨脹的世界裡，資本密集型企業需要更多資金來更新設備和存貨）。
巴菲特並沒有以客觀經濟預測為基礎來買賣股票。舉個典型的例子。亞納爾公司，費城的比德爾公司，因為能源危機的到來便極力敦促客戶們賣出可口可樂、百事可樂、DrPepper以及七喜的股票。
超級市場已經注意到這樣一種潮流的興起，顧客都願意每趟多買點東西而少跑幾趟。也許他們愈發不願意在車上載滿佔地很大的軟飲料了……
巴菲特應邀去哈佛商學院作講座——就是這所學校曾在多年以前將他拒之門外。巴菲特講到投資者們正在以非理性和「極端壓抑」的風尚來各自行事，也許他想起了霍華德。斯坦。他曾在幾周前出現在《紐約證券分析家》，斯坦是一個投資公司——德賴弗斯公司的主席，該公司曾以一部經久不衰的電視廣告片而名聲大振——這部廣告片的畫面上是一隻獅子正潛行在華爾街的邊道上。但是現在，這頭獅子看起來像一隻小小雞。斯坦承認股票太廉價了，但他卻被「我們所面臨的問題的嚴重性」所吸引住了。他預言將有一個充滿匱乏的可怕前景，在這個新世界中價值的標準都將難以發揮作用：
市盈率，歷史贏利狀況，每股收益率計劃以及許多其他的被你我用過的分析工具似乎都脫離了現在的實際狀況……在那麼多可能影響證券價格的因素中，我認為，將含有來自於外界某種特殊行業所產生的影響——使得更出色的分析家睜大眼睛，在他專業之外的附近領域充分發揮他的想像力。
在斯坦關於對這個生生不息的世界的啟迪性觀點中，每股贏利率已經無關緊要了。巴菲特決定拋棄這種觀點而呆在「他的專業領域」之內，對於國家面臨的問題會如何影響《華盛頓郵報》股票的問題，他無法做出回答，他真正天才的地方在於他從來不企圖去回答它。社會的文明形色多樣，而它的動力來源又何等的豐富，因此人們無法預示它的潮流，只能聽任大波小浪衝擊證券的價格。戰爭總是有勝有敗，繁榮和興旺會因永恆而歡呼，也會因消
失而悲嘆。政治、裙邊以及享受四季愉快的天氣又何嘗不是如此。分析這些東西是華爾街最大的遊戲——也是它最大的消遣，在它喧囂的沙龍會上每件事都很有趣，但沒有哪件事是確定的——不論是總統，是經濟，還是歐佩克對百事可樂銷量的影響。
所有這些都無法代替對某種股票作出嚴格的評價。當你買了一股《華盛頓郵報》時，你得到的最終回報是不會以中東戰爭爆發與否為基礎的，你所買的不多不少，只是企業的一個份額——是對它的出版業和電視台資產在未來所獲得的利潤的一份分享的權力。誠然，如果你知道《郵報》或任何一家企業的價值是多少，那就好像發出一個清晰的音符。這正是巴菲特所竭力追求的聲音。其他任何事都無關緊要，而最無足輕重的是成千上萬在對未來爭論不休的刺耳聲音，正如他曾經對合伙人說過的「未來永遠都是模糊的」。
而對他來講，真正的清晰是某種證券可以以比資產額小許多的價格獲得，其他每件事——兒子摔傷的背部，小傢伙的哭喊——都被他排到了一邊。
痛苦的問題依舊存在，舊的價值標準是否難過時？有人想起了格雷厄姆對議員富布萊特的問答。20年前，議員問他：「為什麼連很廉價的股票的價格也必然會回升起來呢？」
「那正是我們行業的秘密所在。」
9月份時，格雷厄姆從他的退休生活中重新露面，他勸告證券分析家們，敦促他們認識到他所謂的「價值復興」，他提醒道：「投資，並不要求天才。」
它所需要的是，第一，適當的智慧；第二，良好的經營原則；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頑強不屈的性格。
還有其他人，比如比爾。瑞恩和約翰。內夫，都公開指出採取重大步驟的時機來臨了。但是整個華爾街還是沉醉於哈姆雷特式的練習中，「做或者不做——股票」，華爾街經濟所海登。斯通發出了懷疑，事實清清楚楚地擺在面前，市盈率達到了戰後最低，股票也十分廉價，海登。斯通痛苦地說：
還有那麼多問題擺在面前，也許一次事情也無法解決……我們的整個社會結構變得如此不同……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我們能充分地領悟和成功地應付它嗎？
它使人非常沮喪，海登。斯通提議對主要股票的購買推延一下，「直到有更大確定性出現」。難道會有人如此好心地按響鈴聲，在市場轉變之前提醒海登。斯通嗎？人們所喪失的不是非凡的智慧，而是格雷厄姆所說的堅韌的品德，按照自己的信念「頑強不屈地」行動下去。
就在這個時刻——1974年10月初——巴菲特生平第一次對股票市場做了公開的預測。這件事發生在《福布斯》對他採訪的過程中，那時道。瓊斯指數只有580點。
「您有什麼感想？」《福布斯》的記者問他。
「它就像一個在妓院里縱慾的男子。現在是該投資的時候了。」巴菲特說。
他對未來的疑慮悄悄消散了，儘管他的股票很低，但他的熱情不減。伯克希爾被堆滿了證券，巴菲特日復一日地買進它們。
我把投資業稱為世界上最偉大的商業，這是因為你永遠不必改變態度。你只需站在本壘上，投手扔來了47美元的通用股票，39美元的美國鋼鐵公司股票！沒有懲罰，只有機會的喪失。你整日等待著你喜歡的投球，然後趁外場手打瞌睡的時候，大邁一步將球擊向空中。
他曾在1969年洗手不幹了，但是現在，正當市場處於低潮時，他又系好了釘鞋，豎起了球拍，「這兒不再有什麼」，沒有什麼模稜兩可的東西，正如他對《福布斯》所說的，「現在是該投資的時候了。」巴菲特又回來了！
9 變化的自我
霍華德。巴菲特，沃倫的大兒子，認為他的父親是自己所認識的人中第二聰明的人。在他看來，最富有智慧的是他父親的西海岸的哲學家朋友查理。芒格。對於作家莫里。伯恩斯坦來說，芒格是一個真正神秘的人，是一個古怪得總與你保持一定距離的思想家。芒格是巴菲特的共鳴板。芒格——只有芒格——巴菲特才會讓他走進自己的帳篷。兩人有一種特殊的如同共生的關係，而且就像一個美滿的婚姻，有著一種命中注定的機緣。曾協助安排兩人見面的埃德溫。戴維斯醫生對他們相似的舉止和機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菲特的女兒認為他們像「無性繁殖系」，向前邁著相同的步伐，甚至長得也有點像。
巴菲特總是一副歡樂的樣子，然而他這位洛杉磯的夥伴卻很冷峻。他沒有巴菲特那樣輕鬆優雅而且從來不會犯傻，他常常連再見都懶得說，而且喜歡在他對自己生意做出結論之後就從椅子上直起身並走得無影無蹤。
芒格對他的手下疑心很重，因此巴菲特給他取了個綽號叫「可怕的非人類」。事實上，這倒為芒格的獨特之處提供了一點點線索。他對待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作為一個投資者時採用的方式——就是去問什麼會出問題。他總喜歡引用幾何學家卡爾。雅各比的話「轉化，總是在轉化」。就這樣，在一所學校的畢業典禮上，芒格所做的「佈道」並不是關於那些帶來幸福的品質，而是關於那些必然導致悲劇生活的品質。
在許多次收購的活動中，巴菲特都用芒格作他的律師。芒格擁有由巴菲特控制的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一小份份額。然而他們的職業是彼此分離的。
自從60年代以來，芒格就一直經營著韋勒芒格公司，這是一個投資合夥企業，位於太平洋股票交易所樓層的一個位置便利且遍布管道的辦公室里。這種結構很適合芒格的心意，因為這充分顯示出芒格對那幫裝腔作勢的公司扈徒的不屑一顧。更富匠心的是，芒格把秘書安置在背後的單人房間里，他和他的合伙人則在敞開的前堂辦公。
連一小時還沒過去，芒格就會又朝秘書大喊：「給我接通沃倫的電話！」
芒格的合伙人，艾拉。馬歇爾感到巴菲特正在培養芒格，而且芒格也想成為巴菲特的合伙人。但是奇怪的是，他們職業上的聯繫純屬偶然。他們每人都各自獨立地在洛杉磯公司買進一種叫藍籌印花的股票。巴菲特為自己買了一點，也為伯克希爾公司買了一些。到70年代初為止，巴菲特成為藍籌股票的最大擁有者，而芒格則位居第二。
藍籌公司乃是一塊褪色的美國古董。它從分發它的贈券的超級市場收取費用，然後用「免費」的烤箱，草地椅及類似的東西來換取這些贈券。當然巴菲特對烤箱沒有任何興趣，他感興趣的只是錢。
藍籌公司具有吸引力的秘密在於它可以立即收集到現金，但是可以長時間分批地償還基金。因為這些贈券常常被塞進抽屜里然後被遺忘了。在這段時間裡，藍籌公司就可以無償地使用未承付的轉帳支票。對巴菲特而言，藍籌不過是一家不太規範的保險公司而已。
它的「利潤」——也就是出售給零售商的那些贈券——每年達到了1億2千萬美元的數量，於是巴菲特除了在伯克希爾擁有的貨幣儲備以外，他又多了一個來源。他和芒格加入了藍籌的董事會，接管了投資委員會，並且開始將這些未承付的轉帳支票投入運作。
對於巴菲特來說，這是一場危險的遊戲，一個經營著兩部分資金的投資者在為一個競爭的，而且有潛伏性衝突的主人工作。但奇怪的是，由於巴菲特對自己名譽十分愛惜，這種事從未發生在他身上，他和他的朋友正一起經歷著買進廉價股票的大好時光。當巴菲特偶爾在加州的時候，他們會在一起對選擇股票談笑一番，使它聽起來似乎易如反掌。
有一個例子是有關原始資本基金的，它是一家封閉型共同基金，同樣也在洛杉磯。原始資本基金是由弗雷德。卡爾這位投資公司管理者在1968年建立的。在70年代早期卡爾隱退之後，它的股票便一落千丈。的確，它和別的股票一樣跌得太多了。儘管原始資本基金的資產價值有18美元/股，但他的價格卻只有9美元。藍籌在基金中佔有20％的份額。就這樣，巴菲特和芒格又繞回到投機上來了，但這時其他所有者都已經走開了。
芒格代表藍籌進入了原始資本基金的董事會，並且對任何不滿意的地方都大刀闊斧地進行調整。有一次，當他審閱了債券組合之後，他發現原始資本基金將有一些安全級以下的債券。他直言不諱地對投資組合經理說道：「這的確是一個極好的令人羨慕的Baa級債券名單，但對於原始資本基金而言，除了A級債券，別的我都不想要。」巴菲特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好的代理人了1
——尤其因為巴菲特自己是如此不善於處理這樣的難題。
在1971年，巴菲特和芒格面向一種「好生意」——遇上了具有潛力的好機會——芒格偏好的那類「好主意」，不同於那種本。格雷厄姆類型的廉價股票。羅伯特。弗萊厄蒂是藍籌公司的一位投資顧問，他得知加州最主要的巧克力連鎖店喜詩糖果店將要出售。藍籌公司的一位決策者威廉。拉姆齊也很有意思要買下它來。威廉來到弗萊厄蒂的辦公室里，兩人打電話給正在奧馬哈家中的巴菲特講述了這件事情。
「噫，鮑勃，」巴菲特說，「糖果生意！我覺得我們並不想做糖果生意。」
話音剛落，他就掛上了電話。
拉姆齊在聽筒里聽到他這番話後，心煩意亂地在屋子裡踱來踱去，等著再接通巴菲特的電話。每一分鐘都過得那樣漫長。秘書在慌亂之中錯撥到巴菲特的辦公室里去了，那兒沒人應答。
約摸三四分鐘以後，他們終於找到了他。他們還沒來得及說話，巴菲特就說：「我正在看它的數字呢。好吧，我願意出個價買它。」
這些「數字」告訴巴菲特：加州愛吃巧克力的人們都樂意為喜詩公司的深受讚譽的糖果多付一些錢，購買公司的價格是3千萬美元，但由於喜詩糖果公司的賬麵價值較小，巴菲特和芒格決定買入價格不能高過2500萬美元，於是談判擱淺了。而這次，巴菲特卻犯下了一個常見的錯誤。
投資者常常臆想賬麵價值可以估計或者至少可以暗示一個公司的 「價值」是多少。事實上，這兩種表達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賬麵價值等於進入到企業的資本量加上所有留存下來的利潤。而投資者關心的是將來能從企業里取出多少價值，這才是決定公司「價值」（也可稱為「內在價值」）的關鍵。
暫且假設有一個新的公司在糖果生產設備、商店以及存貨上的投資與喜詩公司完全一樣，可是他生產的糖果品牌卻是鮮為人知的，因而這個突然崛起的公司比起喜詩來贏利能力要差許多，其價值也必然小許多。由於賬麵價值無法反映出品牌之類的無形資產，因而對於喜詩這樣的公司來說，它的價值標識作用便顯得毫無意義了。
但是巴菲特和芒格非常走運，喜詩公司回電話答應了2500萬的價格——這也是巴菲特所做的最大一項投資。彷彿在突然之間，巴菲特的王國就已經擁有了糖果、紡織、零售、保險、銀行、出版以及贈券。
巴菲特的策略是把它們都劃分區域，就好像每個部門都是他唯一的孩子一樣。戴著他的喜詩公司帽子，他常常擠入人群中去聽有關白糖期貨的課。
在他寫給喜詩公司總裁查克。哈金斯的信里，可以看出巴菲特是如何驚人地探索著各種細節。
我所猶豫不決的意向是接受12月29日周日那天的價格。我現在的想法是每磅20～30……如果砂糖期貨還像前幾天那樣繼續下跌的話，我傾向於推遲購買，直到我們得到市場對精鍊砂糖作出的反應再說。
巴菲特不斷敦促哈金斯加強喜詩公司品牌的聲譽。有意思的是，巴菲特不適合於作一個美食家的特點反倒啟發他明白了公司真正「銷售」的是什麼東西。
也許產自法國8英畝葡萄園裡的葡萄的確是全世界最棒的，但我總是懷疑其中99%是說出來的，而只有1%是喝出來的。
此後他又把注意力放到了贈券業上。折價的超級市場從那些不用贈券的商店裡把生意搶了過來，顧客也越來越覺得光顧後者很吃虧，在他對著藍籌公司大肆鼓吹如何解釋這種洞察力的同時，他也帶著一點自我剖析的意味承認營銷並不是他所擅長的。
現在的問題是我像會計師或是保險精算師那樣來考慮問題。我所做出的反應就是對消費者解釋所有的事實，並且完成所有的數學計算，然後向她表明她買了我們的贈券是多麼合算。我想我能說服一群數學家、保險精算師、證券分析家乃至會計師，……但是卻無法說服家庭主婦們。
巴菲特又從來自於伯克希爾的資金源存取出4500萬投入到銀行股票中。
迄今為此，他在這場危險遊戲中仍舊安然無恙。他代表三個公司進行投資，它們分別是伯克希爾，藍籌公司以及戴維斯菲爾德公司，它們各自有獨立的股東群，而他也肩負著辦好每一家公司的責任。他該把《華盛頓郵報》放入三個口袋中的哪一個呢？喜詩糖果公司又該放在哪兒呢？巴菲特小心翼翼地想盡量公平一些，即便如此，利益衝突還是不可避免的。要安排好這件事情的確非常困難，而且也很不符合巴菲特的性格。況且只要哪件事情一旦複雜化，證券稽查人員就會理直氣壯地盯上你。
在這場令人震驚的遊戲中，有位經紀人向巴菲特提供加州帕薩迪納的韋斯科貝格公司股票。這家公司擁有一定量的儲蓄與貸款。巴菲特知道韋斯科公司，從60年代中期開始，他每年都讀它的年度報表——和他曾經讀過的成千上萬份儲備與貸款報表一樣。韋斯科公司股在市場上交易價只有十幾美
①元，比它的賬麵價值的一半還低 .巴菲特和芒格查核了一番，芒格也認為韋斯科公司股很便宜，於是藍籌公司便買入了它8%的份額。此時是1972年夏天，韋斯科財務公司還是一個很小的，只有200萬美元投資的公司；但到了1973年1月，它便宣布要和加州的另一家擁有儲蓄和貸款業務的聖。芭芭拉財務公司兼并。
巴菲特和芒格立即得出了同樣的結論：「韋斯科公司準備放棄這個商店。
在兼并的條件中，韋斯科股票的持有者將把他們手中持有的低估的股票換成聖。芭芭拉的股票，而後者的股票又似乎高估了。引自巴菲特的話說：
我看過這些條件之後簡直不敢相信它們，我把宣布的條件告訴了芒格，他也同樣認為難以置信。但這確實是白紙黑字地寫在道。瓊斯的行情牌上的。
芒格想多買進一些韋斯科公司的股票，並希望藉此可以阻止兼并。因為兼并要根據股東投票來決定，巴菲特則不然，他屬於能對偶爾的損失堅忍克己的人。他說：「要是為這事痛苦，那可真是個錯誤。」然而芒格堅持自己的做法。在後來的六周里，藍籌公司買下了每一張出現的股票，逐漸積累了股票總數的20％。
可是，他們還是無法阻止兼并，並且現在藍籌公司已經陷得太深。正如芒格所說的，他們就像落入鼠夾的耗子，已經放棄對乳酪的渴望了。
2月份時，芒格給韋斯科公司的總裁路易斯。R.文森蒂通了一次電話。
芒格遣詞用句顯得異常古怪。他說藍籌曾一直買進股票，目的是「想形成一種氛圍」，使文森蒂和其他韋斯科公司的董事不會因為感到任何的「道德的義務」而實施兼并。
而文森蒂堅持按原計劃施行。他發現藍籌公司可以隨心所欲地投票反對自己，而且還會勸說其他股東也這樣做。在芒格看來，這個民粹派人士的行徑簡直無比低俗。他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人，自信在這兩個人之間沒有任何問題是解決不了的。他宣稱說自己很喜歡韋斯科公司的管理方式。而且尤其是文森蒂與巴菲特和芒格是同種類型的人。實際上，芒格多次表示如果文森蒂親自過問他，兩人面對面地交談的話，藍籌公司就會停止購進股票。
文森蒂覺得這簡直是古怪之至。他無法理解芒格在常規的商業交易中竟會對道德有如此執著和喜愛，然而這也正反映出芒格與人不同之處，他是一個堅持舊式學堂倫理觀念的人。他從未試圖引用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語句，但他卻認為富蘭克林的箴言比任何商學院所教的東西都更有價值。
不論是身在商界內外，芒格都恪守紳士應有的禮數，他執著地走自己的路，卻對最後結果的褒貶評價看得很淡。當醫生給他作了一個極其拙劣的白內障手術而致使他視力減退時，他竟毫無怨言地承認發生這種事會有10%的概率，從而開始熱衷於研究眼科學。
在私人生活上，芒格相當積極主動，繼貝洛斯墮胎一案之後，他為洛杉磯設立墮胎診所立下了汗馬功勞。身為古德。薩馬林坦醫院的志願主席，他徹底重組了醫院的工作團和專家組，只是他也會欺負一下醫生，就像他曾在當地計劃生育活動中欺負手下受託人一樣。巴菲特給人平易近人的感覺，而
① 對大多數銀行而言，賬麵價值是很有用的尺度。因為銀行資產由貸款和其他金融資產構成，所以類如品
牌等無形資產通常不太重要。
共和黨人芒格則儼然位高任重，他飛奔進會議室，搜腸刮肚找出一些亂七八糟的故事來講，彷彿是一位戴著形狀嚇人並且放大若干倍的眼鏡的獨眼哲學家兼國王。
「查理十分有趣，同時也非常自大。」巴菲特圈子中的一位成員說，「他信奉一種貴族式的觀點，總覺得世界上有一群經挑選出來的富有才華並且事業卓越的人，而他自己正是其中之一。」
芒格總是開玩笑說要建立一個芒格的「王朝」，當他與第一個妻子——「第一夫人」——離婚以後，就開始閱讀各種訃告，期望能為他臆想中的後代找一個具有他認可的品質的寡婦，他和他的「第二夫人」養育了8個小芒格君王和貴婦。
和他的奧馬哈合伙人完全不同，他的生活十分豐富，他常在河裡或各種野潭裡釣鱒魚，北梭魚，以及大西洋鮭魚；他在加州俱樂部里掌管遊戲場地，有時還主持晚會，尤其當他灌下一杯葡萄酒以後。艾拉。馬歇爾想起在貝萊爾的一個晚會上，芒格一個人聲音洪亮，顛三倒四地獨白著，說的是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芒格覺得這樣很有趣味。當主人問馬歇爾說：「你能讓查理閉嘴嗎？別人都沒法兒說話了。」
一次，芒格的一位密友奧蒂斯在一次釣魚旅程的午夜醒來，發現芒格正坐著仔細研讀一本書，而且神情十分詭秘。還有一次與巴菲特以及馬歇爾去澳洲雨林探險的途中，他們的吉普車在叢林中拐來拐去，芒格卻一直在讀一本極其晦澀的古生物學著作。後來到了晚上，芒格便給同伴們講述他讀到的東西。「在晴朗深藍的天空下，他向我們講述恐龍是怎樣進化成鳥類的。」
馬歇爾回憶道。
包括巴菲特的朋友在內的人都被芒格的一通關於黑洞和愛因斯坦的演說給嚇怕了，不再提起他不屑一顧的態度。一次，巴菲特的朋友羅克珊。勃蘭特說她唯一知道的洛杉磯的醫院只有錫達。西尼亞醫學中心一家，芒格立即反駁她說：「那是因為你是猶太人。」
芒格坐在扶手椅中，像一位令人敬畏的心理學家，其行為舉止尤其像一個學生。
他看透了許多現象背後的罪魁，比如：人們往往在改變自己看法時顯得無能為力，這也就是被他稱作「首次結論偏見」的現象：
這就是為什麼一個組織總是乞求公眾的諾言。真見鬼！這也是一個家庭組織總是舉行結婚紀念的原因。
這也正是芒格的洞察力對巴菲特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然而正是巴菲特，而不是芒格，能夠以一種更為自然的手法來運用這些理解力。巴菲特確確實實是一個能夠克服一個人的「首次結論偏見」的偉人。
在韋斯科公司這件事情上，在芒格與文森蒂交涉失敗以後，巴菲特開始設法說服那些有能力阻止兼并的董事。伊麗莎白。彼得斯是舊金山的一位女財產繼承者，也是韋斯科公司最大的股東。彼得斯的父母親建立了儲蓄與貸款業務，而且公司在50年代末期成為了上市公司。她的兄弟們都無法勝任這項工作，於是重擔落在了她的身上，主修英語的彼得斯被送去學商業，以維護家族的利益。她發現：首先，自己可以做得相當出色；其次，韋斯科公司為她其他的追求目標提供了一個可行的參照。她有一些其他的目標，包括去
盛產優質樹木的納帕峽谷葡萄園以及讀喬瑟的作品。
到 70年代早期時，韋斯科公司還業績平平，彼得斯很希望給它一點激勵，但是其他董事不論是在財務方面還是其他方面都得不到任何利益。直到聖。芭芭拉財務公司提出收購條件以後，儘管彼得斯意識到條件非常苛刻，但是她希望兼并能夠鞭策一下韋斯科公司的發展。
巴菲特派藍籌公司的總裁唐納德。克佩爾去和彼得斯談過一次話，但是她還是強硬地支持兼并活動。在克佩爾剛離開不久，巴菲特又打了個電話來。
他很高興地向彼得斯介紹了自己一番，並建議兩個人找個機會好好商談一下。
幾天以後，巴菲特和彼得斯便一起坐在舊金山機場的休息大廳里，巴菲特告訴她自己認為韋斯科公司的股票價值比聖。芭芭拉公司提供的價格高出許多。儘管這些陳詞濫調都是彼得斯從克佩爾那裡聽過多次了的，但從巴菲特嘴裡說出來就顯得更有說服力。比如，他對她說話時顯得好像他是她的合伙人，他的資金和她的生意融在一起。
彼得斯堅持認為必須採取某些措施來重新激發韋斯科公司的活動，巴菲特則說他樂意試一試，他談到了自己和其他公司的關係，他稱之為一種合伙人關係，他還談到了自己。他語氣鎮定，讓人覺得十分放心。
彼得斯終於發現自己很願意成為這個人的合伙人，她喜歡上了巴菲特——而且很喜歡他的風格，同時似乎也看到了一絲希望。
彼得斯只有一個問題還懸在心頭。「巴菲特先生，如果我買下你，那麼假如你在路口被卡車撞了怎麼辦？那時又由誰來挽救韋斯科公司呢？」
巴菲特說有一位能力與自己相當的朋友。他已經安排這個人掌管伯克希爾公司，並且如果發生了類似的「卡車」事件，巴菲特家族的利益也將由他來保全。他認為完全可以託付給自己和他當中的任何一個人。
當巴菲特說完以後，彼得斯就已下定了決心，於是兼并之事終於化為烏有了。
巴菲特和芒格也開始感到對她要承擔起一定的義務，決定提高他們在韋斯科公司中所佔的份額。他們本來可以在低價位買進股票的。因為通常情況下，當一個兼并活動出現時，股票會上升。但是由於欺騙型投資者鑒於交易失敗而作的保證償還活動，而巴菲特和芒格對這失敗負有直接的責任——看上去並不怎麼樣。因此他們告訴自己的經紀人在價格上可以慷慨一些。
藍籌公司以17美元的價位向韋斯科投標，這個價格是在這項交易失敗之前的普遍價格。儘管此舉非不同尋常，據芒格說：「我們在富於幻想的時刻作出的決定認為，這是一條正確的道路。」
藍籌公司把自己佔有的份額提高到24.9%，後來，韋斯科公司的股票隨市場行情一起跌了下來，而藍籌公司做了許多股權收購活動。在 1974年中期時，藍籌公司擁有股票總量中的絕大部分。（彼得斯仍舊是少數幾個大股東之一）。事情似乎還沒有完結，然而巴菲特和芒格並不知道的是，他們的行蹤已經被證券及交易委員會盯上了。
災難來臨的第一個預兆出現在1974年秋天，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巴菲特和芒格之間錯綜複雜，很不規範的合伙人關係引起的。巴菲特和芒格在藍籌公司和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中各自擁有獨立的股份額，但芒格與伯克希爾公司沒有任何瓜葛。於是，當巴菲特從他的藍籌公司口袋中掏錢花時，這是帶有合作性的，而當他涉及到伯克希爾公司——他前面的口袋時——他又是獨
立的，這個內部關聯的所有權關係令人十分迷惑，於是易於導致衝突和混亂（圖示如右）。
作為解開這團混亂如麻的關係的第一步，巴菲特和芒格宣布把戴維斯菲爾德零售店兼并到伯克希爾公司里去。但是證券會及交易委員會提出了質疑，向他們提了一大堆問題。
起初芒格以為也許是由於巴菲特和自己都是十分「有趣」的人物，證交會才會拖延他們的進度。在他腦海中，有一幅古怪的畫面：管理當局仔細察看藍籌公司，就彷彿它是一隻爬過顯微鏡的非同尋常的臭蟲。但是幾個月過去了，芒格漸漸變得焦躁不安。在寫給查爾斯。里克紹沙——他和巴菲特在芒格法律公司里的律
師——的信中，芒格顯得十分不滿，彷彿在交通廳和一個步履拖沓冗繁的公務員打交道一樣。
但願我放棄這件事後，證交會的每個人都能感到心滿意足，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你們就該儘快地讓我收到答覆，最好是打電話直接告訴我，這樣我們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也可以使我們的兼并計劃順利完成。
可是，芒格從未讀過卡夫卡，里克紹沙把一份措辭相對緩和的信件送給了證交會。在12月份的時候，芒格就收到了他最快的答覆——儘管這答覆並不是他所期望的。證交會對奧馬哈的君王提出控告：關於藍籌郵票公司，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沃倫。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HO—784號，等等，巴菲特成為了被全面審查的目標。
藍籌公司、伯克希爾公司以及巴菲特公司（原文如此）有可能單獨或相互協力增加過一些活動。在這些行動中直接或間接地作為一種機制、謀劃或是策略來進行欺騙。或者還包括有一份不真實的事實陳述材料或遺漏了……
這些詢問都是集中在藍籌是否曾操縱過韋斯科公司股票價格的問題上，這確實是一個解決起來進退兩難的指控。在證交會的執行部門中，這被認為是一件大事，於是很快事情就擴大成對巴菲特涉及過的一切事情的全面調查。
在調查期間，巴菲特向華盛頓運來了紙箱的檔案材料，有他的股票經紀人的記錄，有他給藍籌公司的信，還有他對紡紗廠和喜詩糖果公司的每份備忘錄，以及巴菲特的銀行，一切都被證交會這個「真空場」給吸進去了。在伯克希爾公司的主管會計韋爾納。麥肯齊看來，「他們好不容易發現了一個
富有的人，於是便咬定他必然是一個惡棍。「
儘管巴菲特很擔心，但表現得很鎮定。他和作投資時一樣從容不迫，耐性十足，而不管自己的聲譽是否正處於危險之中。芒格卻正好相反，他幾乎要中風了。
羅德里克。希爾斯，芒格的前任法律夥伴，當時正擔任白宮顧問的職務。
當調查時有消息傳出來，說希爾斯曾被邀請擔任證交會主席的工作，巴菲特和芒格的律師給希爾斯打電話懇求他把此事拒絕掉，並聲稱如果他就任這個職位，證交會就會欲罷不能，從而導致更加嚴厲苛刻地對待他們。「你那兒有什麼情況嗎？」希216爾斯問道。他暗指的是調查的事。里克紹沙說：「沒有，一切都是胡扯。」希爾斯對此顯得不屑一顧。後來芒格又打了好多次電話，每次都痛斥希爾斯在巴菲特最需要他的時候背叛了他。但是希爾斯還是接受了這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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