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 《女作家傳》

　　人生的道路是曲折的，像在長江上行船，從四川到上海，中 間要碰到多少礁石險灘……我的一生是充滿坎坷的。——丁玲　　1978年2月，漫天飛雪……　　我們來到文化部招待所，拜訪使我們懸念的丁玲。踩著厚厚的積雪，令人想起唐代詩人踏雪尋梅的故事。詩人尋梅是一種詩意的享受和理想的追求，我們不是詩人，但也在尋梅。丁玲不正是經過幾多風雨，幾多寒暑，傲雪鬥豔的紅梅嗎？　　想起她的功績，她的磨難，她的作品，心中彷彿翻騰著一個世紀的酸甜苦辣。　　當她邁著蹣跚的步履，帶著慈祥的笑容，閃著和藹可親的目光走來的時候，當握著她那溫暖的手，當談話自然而輕鬆地展開，當聽到她開懷的笑聲時，那令人迷惑的神秘感跑得無影無蹤。眼前的丁玲是一位實實在在，可親可近的人。　　從那以後，我們多次去看她。儘管她無比繁忙，仍然樂於接待一批又一批朋友、同事、外國友人，以及像我們這樣一些普通人。她——革命者、作家、婦女中的佼佼者，深刻地烙印在我們的心中。叛逆者渴望高飛　　秋陽落在黃熟的稻田上，清淺的小溪碰著亂石在低唱。這一天，1904年10月12日，湖南臨澧農村裡一家名門望族誕生了一位千金小姐。她，二十三年後叫丁玲，出世的時候，家庭正走下坡路。祖父做過大官，留下值得炫耀的財產和威風：擁有二百多間屋子的庭院，帶著窗子的大床……但在這個處在衰敗的大家庭里，幾乎沒有一個人有精神，差不多都沉淪在酒色中。伯父上山當了和尚，一個叔叔做了土匪。父親蔣浴嵐，聰明、慷慨、洒脫，卻染上抽大煙，拿銀子當銅錢花的惡習。他十幾歲中秀才，又留日學法政，因身體多病，意志消沉，退學回國，在家無所事事，翻翻醫書，看看病，擺弄古董，請客吃飯，剛剛三十歲出頭就病逝了。父親的容貌，在三歲多的女兒的記憶中是模糊的，但他遺留的華麗的衣眼、飾物以及家業，給女兒烙下抹不掉的貴公子放蕩揮霍的印象。母親姓余，閨名曼貞，生在常德書香人家，幼年讀私塾，學會了寫詩作畫。嫁到蔣家，從不愛管閑事，不過問家中的經濟情況，對丈夫的放縱揮霍也不多說一句。她過著少奶奶悠閑而寂寞的生活，不是在房裡繡花、下棋、看書，就是到花園盪鞦韆，消磨無聊的時光。她羨慕唐朝武則天的時代，女人能做事能考官，便把自己的名字改為蔣勝眉，字幕唐。但她生活和思想的變遷還是在死了丈夫以後。丈夫死時，她才三十歲，家庭已經破產，那些上門來弔喪的差不多都是同時來討錢的債主。正像丁玲在小說《母親》中描寫的那樣："在女人中，她是一個不愛說話的。生得並不怎麼好看，卻是端莊得很，又沉著，又大方，又和氣，使人可親，也使人可敬。她滿肚子都是苦，一半為死去的丈夫，大半還是為怎樣生活；有兩個小孩子，拖著她，家產完了，伯伯叔叔都像狼一樣的兇狠，爺爺們不做主，大家都在冷眼看她……靠人總不能。世界呢，又是一個勢力的世界，過慣了好日子，一天坍下來，真受苦……"　　母親走投無路的當兒，正值辛亥革命前夕，封建勢力動搖不穩，大家族更加衰落，家庭成員分崩離析。1910年湖南常德縣城吹來了變革的風，幾個留日學法政回國的青年，溝通了小城與外界的聯繫，他們興學辦報，十分活躍。母親受新鮮事物的感染，心動了。她從小就羨慕弟兄，不願只躲在屋裡過一生。社會在變，母親也在變，思想的衝突，經濟的矛盾，變革的要求，把母親從將要崩潰的基石下擠了出來。她賣掉家產，到娘家寄住，決心走平等自立的路。她把女兒的名字蔣冰之改成蔣偉，稱其子名為"大"；母女同人常德女子師範求學。　　"那時我隨著守寡的母親在這裡肄業。三十歲的母親在師範班，六歲的我在幼稚班。這事現在看來很平常，但那時卻轟動了縣城。開學那天，學生們打扮得花枝招展……我母親穿得很素凈，一件出了風的寶藍色的薄羊皮襖和黑色百褶綢裙。她落落大方的姿態，很使我感到驕傲呢……有些親戚族人就在背後嘰嘰喳喳，哪裡見過，一個名門的年輕寡婦這樣拋頭露面！但我母親不理這些，在家裡燈下攻讀，在校里廣結女友。"（丁玲：《向警予同志留給我的影響》，刊《收穫》1980年1期）丁玲的母親掙扎著，從封建思想、封建勢力的重圍中闖出來，走的是一條嶄新的路，不但給女兒做出了榜樣，而且使丁玲免受大家庭的熏染。　　剛毅、自強的母親對女兒從不嬌寵溺愛。她十分重視對孩子的教育，親自教女兒讀《古文觀止》、《論語》、《孟子》。在母親的影響下，丁玲很小就能背誦唐詩。　　寡母孤兒的處境極其艱辛。在家規森嚴的舅父家，丁玲常與奶媽、丫頭和長工在一起。寄人籬下的生活地位，來自舅父舅母的壓迫，使幼小的丁玲多了一層感傷，培育了自尊、自重的性格。　　在學校，母親與後來著名的女革命家向警予結為至交，她們在一起發誓："振奮女子志氣，勵志讀書，男女平等，圖強獲勝，以達到教育救國的目的。"丁玲稱向警予作九姨。1911年辛亥革命的槍聲傳來的時候，母親、九姨、丁玲一同經受了風暴中的緊張、擔心、興奮和喜悅。母親還和女兒一起為一個在起義中犧牲的親戚舉哀。　　一年後，母親和向警予來到長沙湖南第一女子師範學校讀書，丁玲也跟去上了學。因沒錢繼續求學，只念了一年，母親便在桃源縣當了小學教員，丁玲一個人留在長沙。這個年齡最小的寄宿生，聰明、伶俐又好學，經常考頭名。只有寒暑假才能和家人團聚。九姨常去看她，帶兩塊糕。一包花生，更好的是帶一兩個故事來溫暖她寂寞的童心。　　1916年前後，母親擔任了常德女子小學的學監，又創辦儉德女子小學，還為貧苦的女孩開辦"工讀互助團"，學生不交學費學文化學手藝，還得點工資補助家庭。丁玲也從桃源回到常德，小姑娘長高、長大了。不再依附在媽媽的身邊聽詩聽故事。她喜歡一個人坐在後園或躲進舅舅的書房閱讀草本小說和林琴南翻譯的外國小說，連《小說月報》和《小說大觀》也能看。每到寒暑假，九姨來常德小住，帶來不少新聞、新事、新道理，以後她去法國勤工儉學，仍然常常來信，介紹外面世界的新思潮，為丁玲打開了天窗。　　1918年春天，丁玲多病的弟弟死去，母親只剩下相依為命的女兒。但為支持孩子向上向前，這年暑假，她還是親自送女兒赴九十里外的桃源縣，丁玲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縣第二女子師範預科。那時，丁玲的功課全面發展，經常是門門滿分，獲得年級第一名。她喜歡畫畫、唱歌、體育，特別是算術，成績最佳。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爆發之時，丁玲這個十四五歲的少女已成了活動分子，出風頭的人物。她那雙又大又亮，靈活而清澈的眼睛，已經脫去天真的稚氣，閃耀著堅毅、追索的目光。她和大同學、好朋友王劍虹、王一知，不顧社會冷眼，剪去長辮，上街遊行、講演、辯論。丁玲還在學校的平民夜校教課，她是最小又最熱情的教師，學生們叫她"崽崽先生"。這年暑假後，丁玲轉到當時比較進步的長沙周南女子中學，受到國文教員、新民學會會員陳啟民的影響。他給學生講都德的《最後一課》、秋瑾的詩、《今古奇觀》、《儒林外史》和《紅樓夢）。在陳老師的啟發下，丁玲閱讀了《新青年》、胡適的《嘗試集》和郭沫若的《女神》等進步書刊。陳先生髮現丁玲寫作的才能，著意培養她，鼓勵她多寫多看。丁玲第一學期就寫了三本作文、五薄本日記，有兩首白話詩還在當時長沙的報紙上發表出來。這時丁玲對功課有了偏愛，對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可是不久，周南女子中學把學生們愛戴的陳啟民等先生解聘了，丁玲憤然離開此校，轉到長沙岳雲中學，成為該校最早的女學生之一。　　"大約是1921年吧，上海出現了一個平民女學，以半工半讀為號召。那時候，正當"五四"運動把青年們從封建思想的麻醉中喚醒了來，"父與子"的鬥爭在全中國各處的古老家庭里爆發，一切反抗的青年女子從"大家庭"里跑出來，拋棄了深閨小姐的生活，到"新思想發源地"的大都市內找求她們的理想的生活來了，上海平民女學的學生大部分都是這樣叛逆的青年女性。我們的作家丁玲女士就是那平民女學的學生。"這是茅盾在1933年寫的《女作家丁玲》開頭的一段話。1922年春節，丁玲應王劍虹之約準備去、陳獨秀、李達等創辦的上海平民女學學習，舅舅出面粗暴干涉，他要求丁玲再過半年畢業後與表哥結婚。母親卻支持女兒，她認為孩子求知識，找出路，要學最切實用的學問，是正確的。家庭內鬧了一場糾紛，丁玲終於擺脫了包辦婚約和其他糾纏，放棄即將拿到手的畢業文憑，於1922年春天來到上海。她把名字改為冰之，廢姓以蔑視傳統意識。後來平民女學遇到困難，不能按早期共產黨人的理想辦學，丁玲也感到失望，半年後便離開了學校，和王劍虹到南京。她們住在一起，勤奮自學。第二年，從蘇聯回國不久的瞿秋白闖進了她們的小天地，和王劍虹戀愛，是她們宿舍的常客。大家談文學，談社會，談人生。共產黨人瞿秋白給不滿二十歲的丁玲留下深刻印象。　　1923年夏天，丁玲和王劍虹又回到上海，進入共產黨主辦的上海大學，在文學系旁聽，鄧中夏任學校總務長，瞿秋白任社會科學系主任，陳望道任教務長，茅盾教小說研究。這所學校在1925年的五卅運動中起了積極作用，而且培養過不少革命人才。　　丁玲在一群革命知識分子中受著感染和影響。其中向警予仍然是她崇尚敬佩的楷模。她常常幫助丁玲，指引她前進。　　1924年上半年瞿秋白與王劍虹結婚後，丁玲與他們同住在上海慕爾鳴路，瞿秋白在思想與文學上都影響過她。丁玲一直欽佩他的才華，尊重他對革命的貢獻。　　她儘管進入了革命知識分子的圈子中，但早期共產黨人的先進思想還沒有吸引住這位不到上二十歲的少女，看不慣個別共產黨員知識分子的浮誇言行，還不願意加入共產黨。她對社會、對人生充滿著矛盾和苦痛，特別是兩年多不曾離開的摯友王劍虹不幸得肺病死去了，這使她更加孤獨和寂寞。她那時渴望著飛向自由天地，但沒有探索到一條真正的出路。"後來經過了許多波折碰了一些壁，一個青年人，有著一些糊塗的夢想，像瞎子摸魚似的，找出路，卻沒有得到結果，不能說是灰心，也實在是消沉的住在北京了。"（丁玲：《我的創作生活》，《丁玲選集》萬象書店，1940年）"莎菲女士"的誕生　　1924年，北洋軍閥之爭愈演愈烈，白色恐怖像潮水一樣衝擊著剛剛醒來不久的國家，許多文化人紛紛南下，而這年夏天，丁玲卻踏上了北去的火車。來到北京，她渴望到知識青年心目中的聖地北京大學學習，聽魯迅先生講課。但願望得不到實現，只好住在西城辟才幾句一個補習學校的宿舍自學，同時在一家私立圖畫學校學習繪畫。她常常在窗紙上、牆上、書本上用粉墨勾畫朋友們的臉譜。缺乏經濟來源的丁玲，生活十分窘迫。　　一個偶然的機會，丁玲遇見了比她更貧窮的青年詩人，首飾鋪學徒出身的胡也頻。兩顆文壇上未來的新星相識，相愛了，這是他們在人生路上的一個轉折。"由於我的出身、教育、生活經歷，看得出我們的思想、性格、感情都不一樣，但他的勇猛、熱烈、執拗、樂觀和窮困都驚異了我，雖說我還覺得他有些簡單，有些蒙昧，有些稚嫩，但卻是少有的"心"，有著最完美的品質的人。他還是一塊毫未經過雕琢的璞玉，比起那些光滑的燒料玻璃珠子，不知高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我們一下也就有了很深的友誼。"（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跨到新的時代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年）　　他們住在北京漢花園一所與北大紅樓隔河、並排、又極不相稱的小樓上，過著極度貧困的生活。像許多窮學生一樣，他們讀《晨報》副刊，《京報》副刊，討論歌德、海涅、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魯迅……丁玲對《茶花女》、《包法利夫人》等名著十分欣賞。儘管大革命運動在南方正如火如某地展開，但丁玲這時的思想還是非常混亂的，"有著極端反叛的情緒，盲目地傾向於社會革命。但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幻想，又疏遠了革命隊伍，走入孤獨的憤懣、掙扎和痛苦。"（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直到1927年"四·一二"事變，轟轟烈烈的大革命被埋葬在血雨腥風之中，丁玲被打醒了。"我每天聽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許多我敬重的人犧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艱苦中堅持，也有朋友動搖了，我這時極想到南方去，可是遲了，我找不到什麼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我恨死了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除了小說我找不到一個朋友，於是我寫小說了。"（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經過二十三年的風風雨雨，丁玲展翅高飛過，被撞到地下過，她打過多少圈子，繞過多少彎路，但儘力追求。社會、家庭、學校、友人、敵人不斷地塑造著丁玲的性格和氣質，到這時，她不滿現實，大膽追索的個性已經形成。生活、思想、文學修養也在自覺不自覺中作好了準備！這就註定了她一旦拿起筆，就來得異常猛烈、潑辣。　　1927年秋天，她開始用丁玲這個筆名創作，第一篇是《夢河》，冬天，緊接著寫下《莎菲女士的日記》。這兩個短篇小說被當時《小說月報》的編輯葉聖陶從一大堆來稿中識出，登在兩期《小說月報》的頭條位置上。小說的發表，特別是《莎菲女士的日記》的問世，"好似在這死寂的文壇上，拋下一顆炸彈一樣，大家都不免為她的天才所震驚了。"（毅真；《幾位當代中國小說家》，《當代中國女作家論》光華書店，1933年）　　第一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夢柯，是個富於正義感的少女，她因不滿教員對模特兒的侮辱離開了學校，住在親戚家，不幸落入愛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不得不再次出走，當演員，遭到的卻是肉體與精神上更大的凌辱。《莎菲女士的日記》是日記體裁的小說，描寫"五四"運動後幾年北京城裡的幾個青年的生活。女主角莎菲是夢柯性格的發展，她從小離家孤身在外，身患肺病，嚴重失眠，在公寓生活窮困潦倒。她看不起因怕生孩子而不敢結婚的女孩子，更不睬虛情假意的同鄉小姐。她的好友葦弟，忠厚善良而笨拙，對莎菲體貼入微，但不了解她的心，只會哭哭啼啼的哀求。莎菲對他同情、感激，但討厭他的怯懦，沒有真正的愛情。來自新加坡的美男子凌吉士，面孔漂亮，態度沉靜，舉止大方，他的長相、風度使莎菲傾倒，但不久莎菲看透了他，這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小人，他的志趣離不開升官發財，吃喝玩樂。這個人給莎菲帶來極度悔恨，在對他形體的愛和靈魂的恨的幾度周折之後，莎菲終於衝破了他外在美的吸引力，一腳踢開了他。多愁善感的莎菲更加陷入痛苦和絕望。她決計在無人認識的地方，浪費自己的生命。小說結尾莎菲狂笑地憐惜自己："悄悄的活下去，悄悄的死去，啊！我可憐你，莎菲！"情節就是這樣簡單，但寫得相當生動。丁玲用大膽的毫不遮掩的筆觸，細膩真實地刻划出莎菲倔強的個性和反叛精神，同時明確地表露出脫離社會的個人主義者的反抗帶來的悲劇結果。莎菲這種女性是具有代表意義的，她追求真正的愛情，追求自己，希望人們真正地了解她，她要同舊勢力決裂，但新東西又找不到。她的不滿是對著當時的社會的。　　丁玲和她的作品受到魯迅、茅盾、葉聖陶等著名作家的重視，同時也有截然不同的反對意見。丁玲對我們說："一篇文章拿出來，沒有意見，聽不到好，也聽不到壞，最怕這個。石頭拋到水裡還起波紋，何況文學作品。有贊同有反對是正常的。"　　談到《莎菲女士的日記》，丁玲爽朗地笑了，但笑聲里卻夾著一層淡淡的苦味。她說："有人講"莎菲就是丁玲，她玩弄男性，追求性愛……"這些人不懂。莎菲怎麼能是我呢？我那時與胡也頻住在一起，還是比較幸福的，不像莎菲那樣，整天關在屋子裡很難受。但有沒有作家的東西，我認為任何作品都不能超出作家的思想，一定會有，沒有不可能。這個作品裡，有沒有我的東西，有，但不是什麼性愛，玩弄男性，主要是一種苦悶的東西，寂寞的東西，我都厭倦了的東西。到底追求什麼，自己也不明白，莎菲追求、嚮往的是她還沒有把握的……"茅盾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說過：丁玲是以"一種新的姿態出現於文壇。在《莎菲女士的日記》中所顯示的作家丁玲女士是滿帶著"五四"以來時代的烙印……她的莎菲女士是心靈負著時代苦悶的創作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茅盾：《女作家丁玲》，《丁玲選集》萬象書店，1940年）莎菲的反叛精神是可歌可頌的，她那種小資產階級的反叛行為是值得當時的青年引以為戒的。在黑暗中尋找"新人"　　1928年2月，北國還是隆冬季節，風雪用殘酷的本性妄圖撲滅臘梅的光彩，而此時的江南，春風已經開始在阡陌間倘樣，挑逗溪流歌唱了。　　丁玲和胡也頻帶著希望從北國來到革命文化中心的上海，跨入生活和創作的新階段。　　在薩坡賽路二０四號設備陳舊而雅緻的新居里，丁玲、胡也頻又開始摸索探求。胡也頻閱讀馬克思的文藝理論以及其他社會科學書籍，並寫作詩、小說和劇本。丁玲埋頭創作，寫了短篇小說《暑假中》和《阿毛姑娘》等，同樣由葉聖陶發表在《小說月報》的頭條上。不久葉聖陶來信，表示可以出一本集子了，他親自去交涉推薦，終於在十月由開明書店出版了丁玲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集《在黑暗中》。丁玲解釋說："我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都是在黑暗中追求著光明的女性，所以書名定為《在黑暗中》。"　　在創作的同時，胡也頻、丁玲和沈從文組成紅黑出版社，"帶著橫豎要搞下去"的決心出版了《紅黑》月刊，但是出過八期後還是不得不停刊；與此同時他們還編輯《人間》月刊，由人間書店出版。　　1929年春天，丁玲的母親來到上海，她頭髮白了，皺紋多了，但仍然是那麼可親、沉靜。兩個年輕人生活儘管十分拮据，在母親面前還得裝得富足安逸。他們借錢借債，帶母親逛上海，游杭州，希望歷盡艱辛的母親得到安慰。　　以後不到兩年，丁玲的創作獲得豐收，寫下《潛來客的月夜》、《自殺日記》、《慶雲里中的一間小房裡》、《過年》、《歲暮》、《小火輪上》、《一個女人和一個男人》、《他走後》、《在一個晚上）、《野草》和中篇小說《韋護》、《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十多篇小說。　　在她前期的短篇小說中，主要描寫不幸的婦女形象。有窮學生、小教員、作家、鄉下姑娘、熱戀中的少女以及任人踐踏的娼妓。她們有的已被時代喚醒，有的衝出了家庭，有的正在掙扎追求，但黑暗的社會使這群女性找不到出路，最終成了生活、命運、感情的俘虜。她們仍然是一群在黑暗中追求光明，又不知光明是什麼樣子的女性。丁玲透過她們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大革命失敗後人們的精神苦悶和病態心理。作品多為凄楚、痛苦和憤懣掙扎交揉在一起的感情。其中有些帶有虛無主義的色彩，但同時潛伏著不滿現實、追求光明的力量。　　胡也頻、丁玲身處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漩渦中，"革命文學"的論爭也不斷影響著他們。到了1930年，上海又出現了新的革命高潮，左翼作家聯盟成立。胡也頻、丁玲積極加入這一陣營，並投身革命實踐。形勢要求他們創作更深刻更有意義的作品，胡也頻於1920年寫下《到莫斯科去》，這年又創作《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完成了他由小資產階級作家向無產階級作家轉變的過程。丁玲這時也逐漸意識到生活天地的狹窄以及立場感情上的限制給她創作帶來的局限性——"染上一層感傷"，"看不到應有的出路"，"有著很壞的傾向"。（丁玲：《我的創作生活》）她積极參加革命實踐，在時代潮流的衝擊和革命思想的啟迪下，她的小說有了新的起色、新的突破。從對舊勢力不滿、憤懣到走向革命的新一步，代表作應當是《韋護》和《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　　《韋護》是以瞿秋白和王劍虹為模特兒。描寫一個從蘇聯留學歸來的革命青年韋護，愛上了少女麗嘉，熱戀中兩人都感到不快，麗嘉因為愛人忙於工作，沒時間對她溫存，而韋護則由於戀愛妨礙了自己的革命活動。矛盾中，韋護忍受痛苦，割愛出走，麗嘉也在痛苦中決心振作起來，投身革命。男主角是丁玲創作中所塑造的第一個革命者的形象，女主角則是從追求個人幸福中逐漸醒悟過來的新女性。新人。新事、光明，從感人的故事中透過來。丁玲說：我"曾以他（指瞿秋白）為模特兒寫過一篇戀愛與革命的中篇小說。雖然我並不滿意，我沒把主人公的革命的一面表現充分，那是我當時不易做到的。"（丁玲：《我對（多餘的話）的理解）（光明日報》，1980年3月21日）對革命者的形象寫得比較模糊，對革命實際描述得不夠具體真實，確是這部作品的局限，但是丁玲探索尋求出路，對革命熱切地嚮往已經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一九三０年春上海》（之一、之二）寫於這一年的夏秋，以上海群眾運動為題材，描寫的同樣是革命與戀愛的故事。前篇女主人公美琳，天真善良，有理想，不滿現實，她與作家子彬愛慕並同居，子彬卻是個不求進步、關門寫作、嘲笑攻擊普羅文學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當革命潮流衝來時，美琳覺醒了，她不滿足悠閑、高雅的安樂窩，經過痛苦的思想鬥爭，終於拋棄了新式太太的生活，投入工人運動。後一篇的女主人公與美琳恰恰相反，她的名字叫瑪麗，是個自私的愛情至上主義者。她不顧一切地追求個性解放和戀愛自由，與革命青年望微結合。兩人之結合，也是真正互相了解的開始，根本道路的不同使他們之間發生嚴重分歧，終於互相拋棄。　　三部小說都是以革命的或不革命的知識分子為典型，描寫他們在大潮流的沖刷下，政治態度、思想感情的變化與對立。丁玲熱情地塑造了早期共產黨人的形象韋護和望微，儘管他們身上仍然帶有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情調和氣質，這也是真實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但表現出他們對共產主義的信仰和對革命的忠誠，這是十分可貴的。　　丁玲、胡也頻夫婦在創作上很有成就，名聲一天天大起來，但生活始終清貧如洗。他們辦刊物欠下不少債，為此不得不變賣傢具、典當衣物，改換低一等的住房。1930年春天，胡也頻為了還債，曾一度去濟南省立高中教書。在那裡他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宣傳普羅文學，一個多月以後丁玲也趕來。可是不久，山東省當局通緝胡也頻，他們又被迫於五月離開山東繞道青島回上海。"飛蛾撲火，非死不止"　　黃浦江穿過歷史的峽谷，無聲地流著。它在白色恐怖中，從黑夜走向黎明。回到上海後的沸騰生活是令人難忘的。丁玲後來回憶道："我們都參加了左聯，也頻並且在由王學文與馮雪峰負責的另一個暑期補習學校教書。他被選為左聯的執行委員，擔任工農兵文學委員會主席。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變了，他前進了，而且是飛躍的。我是贊成他的，我也在前進，卻是在爬。……這一時期我們生活過得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艱苦都嚴肅……十月革命節的那天，我進了醫院。八號那天，雷雨很大，九、十點鐘的時候，也頻到醫院來看我，我看見他兩個眼睛紅腫，知道他一夜沒有睡，但他很興奮地告訴我："《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已經完成了"。他說"光明不是在我們的前面嗎？"中午我生下了一個男孩。他哭了，他很難得哭的。他是為同情我而哭呢，還是為幸福而哭呢？我沒有問他。總之，他很激動的哭了。可是沒有時間陪我們，他又開會去了。晚上他沒有告訴我什麼，第二天他才告訴我，他在左聯的全體會上，被選為出席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並且他在請求入黨。這時我也哭了，我看見他在許多年的黑暗中掙扎、摸索，找不到一條人生的路，現在找著了，他是那樣有信心，是的，光明在我們前面，光明已經在我們腳下，光明來到了。"（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胡也頻的政治活動日益頻繁，黨組會有時就在他們家裡召開。也頻交了許多工人朋友，丁玲記得一個工人來過他們家，像熟人一樣，他教她唱《國際歌》。丁玲感到從未有過的新鮮。　　此時，這兩個年輕的革命作家，在黑暗中經過一段大膽的探索之後，思想前進了，感情升華了，他們徹底擺脫掉痛苦仿煌的重圍，看到人生的曙光，信仰化為明麗的朝霞，照耀著前進的路。　　胡也頻要去江西蘇區的日子一天天臨近了。他們本打算把嬰兒送回湖南，一同前行，但時間來不及，決定也頻一人先走。　　1931年1月17日，早晨，胡也頻告訴丁玲，他要去開左聯執委會。他穿著暖和的長袍，興高采烈地走了。中午，他沒有回來，天黑後，外面颳起風來，他還沒有回來。一天，兩天過去……丁玲十分清楚眼前發生的一切。她內心痛苦地呼喊著："我要救他，一定要把他救出來，我實在不能沒有他，我的孩子也不能沒有爸爸。"　　她四處奔波，組織、同志、朋友也在多方營救，但毫無結果。　　這一天，2月了日，在龍華牢獄。白天，胡也頻給妻子寫好了一封信，告訴"年輕的媽媽"，他在牢獄裡的生活情況，並表示不會讓青春在獄中白白度過，他要寫出更好的作品來。他希望丁玲把孩子送回湖南，堅持寫作，要她不要脫離左聯，鼓起勇氣，擔當一時的困難……署名是"年輕的爸爸"。可是到了夜晚，胡也頻沒有料到，被捕的人們都沒有料到，事情來得這麼快，黑幕把他們二十三顆充滿希望，充滿理想的生命裹走了。　　2月7日——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優秀的左聯革命作家胡也頻、李偉森、柔石、馮鏗、殷夫及其他革命者共二十三人，飲彈倒在龍華的荒野上……　　不幸的消息傳來，丁玲不能自已地痛哭，瘋狂地痛哭起來。她"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堅強，他的熱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滿了力量的人呵！他找了一生，衝撞了一生，他受過多少艱難，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個共產黨員，他走上了光明大道。可是從暗處伸來了壓迫，他們不准他走下去，他們不准他活……"悲痛之中，丁玲漸漸意識到，要挺起腰桿，要堅強地生活下去。她說："悲痛有什麼用！我要復仇！……問題橫豎是一樣的。他的一生就這樣結束了，他用他的筆，他的血，替我們鋪下到光明去的路，我們將沿著他的血跡前進。"（丁玲：《一個真實人的一生》）　　在危難時刻，丁玲的意志沒有被瓦解，而是變得更加倔強堅定。她把剛滿三個月的嬰兒送回湖南老家，又奮不顧身地投入更殘酷的鬥爭。　　她曾找過黨中央領導張聞天，要求到蘇區去，但組織上考慮，丁玲負責左翼機關刊物《北斗》的工作更合適。此時的上海，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進步刊物屢遭查禁，左聯書店被封閉，丁玲毅然挑起了創辦《北斗》的重擔。　　丁玲的工作受到魯迅、瞿秋白等人的支持，魯迅借回答《北斗》雜誌的詢問，發表了《答（北斗）雜誌社問》，並為《北斗》翻譯和撰寫過許多文章。瞿秋白寫雜文是從給《北斗》寫稿開始，井以此為陣地，發表了大量論文與翻譯作品。馮雪峰、阿英、周揚、夏衍以及謝冰心、陳衡哲、凌叔華、沈從文等著名作家，都在《北斗》上發表作品。著名詩人艾青的第一首詩也是在《北斗》上發表的。《北斗》還積极參加文藝大眾化的討論，經常召開讀者座談會，與他們保持密切聯繫，從中發現培養了不少文學新入和工農作者。　　鬥爭把丁玲錘鍊得更堅強、成熟。她不僅寫文章，辦刊物，還參加廣泛的社會活動。　　1931年5月，她到光華大學講演，題目是《我的自白》，6月又去中國公學青白文藝社講演《死人的意志不在大家身上嗎？》。　　"九·一八"事變後，她參加了上海反日大同盟的遊行示威，還化了裝，穿起皮大衣、高跟鞋，為貼標語的同志放哨。她曾一度上前線參加救護慰勞工作。　　12月9日，丁玲與文化界夏mian尊、周建人、胡愈之、葉聖陶、郁達夫等二十多人發起組織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聯盟。　　1932年1月，她與樓適夷等人參加中國著作者協會。　　2月3日又同魯迅、茅盾等四十三人簽名發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書》，抗議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製造"-·二八"事件。　　這年春天，丁玲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飯店，瞿秋白參加了丁玲及田漢、葉以群、劉風斯等人的入黨儀式。丁玲舉起右手，莊嚴宣誓："我只是一個同路人的作家是不滿足的。我要當一顆革命的螺絲釘"。瞿秋白曾說丁玲是"飛蛾撲火，非死不上"。讚頌了她對革命的赤誠和追求。　　下半年，丁玲接替錢杏chen的工作，擔任了左聯的黨團書記。　　在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中，丁玲穿起布旗袍，平底鞋，到工人中開展工人通訊運動，她還到"大世界"舊書攤做社會調查。為工農代言　　廣泛的社會活動，與工農大眾的接觸，開闊了丁玲的眼界。她不再只關心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命運，表達他們的苦悶和追求，她的渴望又產生了新的飛躍，那些生活在中國社會底層的工人、農民成為她更為關注的對象，她描寫他們的苦難和鬥爭，表現他們在鬥爭中的團結和成長。那些故事也不再只是發生在學校、家庭、書齋，表現個人之間感情上的糾紛和矛盾，而是推向更廣闊的天地。此時，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作家的丁玲，用她成批的優秀作品自覺地參加到人民鬥爭的行列，為文壇帶來新的氣息。這時期的作品有《田家沖》、《水》、《法網》、《某夜》、《消息》、《夜會》、《詩人亞洛夫》、《奔》等十幾個短篇小說和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　　中篇小說《水》是丁玲創作轉換方向和內容的重要標誌，她的發表正如茅盾所說："不論在丁玲個人或文壇全體，這都表示了過去的"革命戀愛"的公式已經被清算。"（茅盾：《女作家丁玲》）這在整個文壇都有重要意義。　　丁玲本打算寫一部三十萬字的傳記體長篇小說《母親》，描寫湖南小城市和村鎮從辛亥革命，到1927年大革命直到農村土地運動幾十年中幾家豪紳地主的沒落變遷和多種人物的發展變化。1932年丁玲寫完小說的一部分，發表在6至7月份的《大陸新聞》上，但不到十天，刊物被迫停刊。這年9月，丁玲又應約繼續寫作，她改變原訂計劃，準備寫成三部曲，分三部出版，但沒能完成計劃，她就被捕了。已經發表的八九萬字的《母親》描述了辛亥革命前後，一個年輕的寡婦遭遇的層層苦痛和壓迫以及她衝出封建大家庭，走向自立的覺醒與反抗的過程。　　丁玲在創作上實踐著革命文藝的方向，這和她的文藝觀是密切相關的。　　1932年1月20日她寫了《關於創作不振之原因及其出路》的論文，發表在這一年的《北斗》二卷一期上（後收入《丁玲選集》改題為《關於創作上的幾條具體意見》）。論文明確表示了她的十點意見，即"不要太歡喜寫一個動搖中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這些又追求又幻滅的無用的人，我們可以跨過前去，而不必關心他們，因為這是值不得在他們身上賣力的；不要憑空想寫一個英雄似的工人或農人，因為不合社會的事實；用大眾作主人，不要把自己脫離大眾，不要把自己當一個作家，記著自己就是大眾中的一個，是在替大眾說話，替自己說話，從行動上具體的表現出來；不要用已經用泛了的形容詞，不要摹仿上海流行的新小說；不要好名，虛榮是有損前進的……"　　丁玲經過艱苦的跋涉，爬過了一個高度又躍上了一個新的高度。丁玲在變，她所理解的人，體會的人，她所寫的人也在變，現在的"丁玲"離過去的"丁玲"越來越遠了。她現在作品中的工農大眾與過去作品中苦悶的知識分子不是也離得越來越遠了嗎？丁玲終於創作出了新小說，成為新作家。　　關於這段創作，丁玲說："我生在農村，長在小城鎮，對下層工人、農民並不十分熟悉，我寫他們，拿他們作主人公，但卻是想像出來的。《水》里的農民，沒有血也沒有肉，它之所以有影響，不是因為寫得好得很，而是題材的問題。《水》突破了一般作家喜歡寫的個人苦悶等等，我真正寫得有血有肉，是在到延安以後……"丁玲分析她這段創作的局限是客觀的、正確的。那時期，白色恐怖十分嚴重，丁玲無法徹底地深入到工農生活與鬥爭之中，儘管她的心靈承擔著千千萬萬工農的苦樂，有強烈表現他們的願望，但缺乏工農生活與鬥爭的真情實感，因而作品中有的人物存在著概念化的現象。可貴的是丁玲仍然在繼續前行，在困難、動亂和驚險中，她像一團火一樣充滿了熱情。　　丁玲多次躲過特務的盯梢抓捕，有一次她到湖風書店，還未走進，裡面已坐滿特務，在澆板工人的保護下，她才得以脫身。　　在丁玲的社會活動和創作再要向前突進的時候，反動派對丁玲的存在不能容忍了，他們又一次向她惡狠狠地撲來。　　1933年5月14日，丁玲離開正風學院，一路上滿腦子裝著文學座談會上熱烈的發言，而一群國民黨特務正在她家等著她。　　國民黨特務秘密綁架丁玲，押往南京，封禁了她的全部著作，激起文化界進步人士的強烈憤慨。左聯與民權保障同盟組織營救委員會，發出宣言。左聯的宣言中說："丁玲是中國特出的女作家，是新中國文藝最優美的代表者。為知識和文藝光明的鬥爭在她的作品中反映得很明白。她的作品最近已達到一個有計劃的成熟時期，但不幸又受了這樣的毒辣的打擊。"　　魯迅得知丁玲被捕，在6月25日、26日致增田涉、王志之的書信和一些談話中，對國民黨迫害丁玲的行為表示極大的氣憤，當傳來丁玲遇害的消息時，他奮筆書寫《悼丁君》一詩，感嘆"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魯迅建議馬上出版丁玲未完成的長篇小說《母親》，要在各大報上登廣告，大事宣傳。《母親》出版後，魯迅還親自安排稿酬寄到丁玲母親手裡。　　丁玲的被捕，震動了文化界，一些左翼報刊和出版社先後刊登和出版丁玲的文章和作品，不少人寫了悼念她的文章。　　1933年至1936年，丁玲被監禁在南京，失去了人身自由。但她的心始終向著黨，向著人民，她沒放下筆，仍然堅持寫作。1936年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的丁玲的《意外集》，其中《松子》、《一月二十三日》、《陳伯祥》、《八月的生活》、《團聚》等短篇小說就是這個時期寫成的。這些作品都是描寫底層人民的苦難。作品既能被國民黨檢查機關通過，又有社會意義，是不容易做到的。　　丁玲在自序中寫道："有些熟人知道了我幸而還活在一個角落，又不十分明了我的心情，總是設法傳遞了一些好的督促來，說，你要寫呀，或是你莫讓人疑心你是完結了，你要起來，要提起你那支筆！這些都只有使我難受，然而結局我也就勉強的在極不安和極焦躁的裡面寫下了一些，就是收在這集子里的幾篇。又特別審慎著"技術"。我要告訴人這是我最不滿意的一個集子，我簡直不願看第二次。你看，《松子》是那麼充滿著一片陰暗的氣氛；而《一月二十三日》呢，算是一個攝影鏡頭了，東照照，西照照，中心點呢，沒有；還有《團聚》，更是……　　我實在不希望讀者花錢來買我這本書，我彙集起來不過是作為我自己的一個紀念。"　　敵人企圖扼殺丁玲和她的創作，但是她還在頑強地寫，儘管作品充滿了憂愁和哀傷。飛向自由天地　　1936年春夏之交，大地昏暗、沉寂，一片肅殺景象。丁玲猶如一隻離群的孤雁，在風雨中尋找北去的雁群。她不徘徊，不困惑，一心嚮往著紅星照耀的地方。　　丁玲躲過特務的監視，先後從南京到上海、北京等地，通過魯迅、曹靖華、馮雪峰、張天翼等人的幫助，接上了黨的組織關係。為了輕裝，她毅然把六歲的祖林和二歲的祖慧送回湖南老家，交給飽經滄桑的寡母撫養。為了籌置路費，她趕寫文章，交給出版社印行。　　丁玲到達西安時，正值秋天。她的心中充滿了秋收般的喜悅。她暫住在一個名叫馮海伯的外國牙科醫生家裡，無法公開露面。在馮海伯家裡，丁玲見到了斯諾和史沫特萊，他們痛快地暢談了一個晚上。　　在西安，丁玲得知魯迅病逝的消息，萬分悲痛。當即以"耀高邱"的署名給魯迅夫人——許廣平女士發去了唁函：　　 "無限的難過洶湧在我的心頭"，"我兩次到上海，萬分想同 他見一次，但為了環境的不許可，只能讓我懸想他的病軀，和他扶病力作的不屈精神，現在卻傳來如此的噩耗，我簡直不能達說 我的無救的缺憾了……這哀慟真是屬於我們大眾的，我們只有 拚命努力來紀念著世界上一顆殞落了的巨星，是中國最光榮的一顆巨星！"　　11月1日，丁玲離開西安，奔向紅色根據地——保安。這一長途奔波，完成了她生命里程上的一次重大轉折，為她一生的追求和嚮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找到了心安理得的歸宿。從此，她在新的土地上紮根，在新人中成長。　　一踏上自由的土地，丁玲這顆飽經憂患的心，感到極大的欣慰。她伸出雙臂熱情地擁抱新的生活和與她的前半生所熟悉的面孔極不相同的陌生人。這裡有從南方來的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的老戰士；也有懷著崇高理想從祖國各地聚集來的知識青年；還有飽經苦難，剛剛擺脫封建壓迫的勞苦大眾。她對自己，對不幸女性的愛，對死去的烈士和無辜孩童的愛，對祖國——母親的愛都凝集在這些人身上。　　丁玲到達保安後，人們用簡單、也是隆重的禮節歡迎這位遠方歸來的赤子，在一間大窯洞里，為她舉行了歡迎會，毛澤東和周恩來等領導人都出席了晚會。今天，丁玲回憶這段生活時，仍然是那麼情意綿綿："這是我有生以來，也是一生中最幸福最光榮的時刻吧。我是那麼無所顧慮，歡樂滿懷的第一次在那麼多的領導同志面前講話。我講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從遠方回到家裡的一個孩子，在向父親、母親那麼親昵的喋喋不休的饒舌。"（丁玲：《寫在（到前線去）的前邊》，《汾水》1979年11期）後來丁玲又一一走進毛澤東、周恩來、林伯渠、徐特立等領導人的窯洞拜訪作客。當時毛澤東曾問她："丁玲，你打算作什麼啊？"丁玲不加思索地回答說："當紅軍。"毛澤東告訴她："好呀！還趕得上，可能還有最後一仗，跟著楊尚昆他們領導的前方總政治部上前方去吧！"丁玲聽到後，心都飛了。不久她便隨紅軍去了隴東前線。　　臨起程的那天早晨，參謀部為丁玲送來了二匹馬。這匹馬，有一隻腳是跛的。到了前方，任弼時又送給丁玲一匹棗紅色的草地馬，這時丁玲第一次嘗到騎馬的滋味。當時她並不懂得有馬的好處，所以沒有隨身帶著馬，很快就將這匹馬留在前方了。丁玲經常隨著部隊晝夜兼程行軍，她歡歡喜喜地跟著紅軍隊伍，一天走六七十里。腳打泡了，就學老紅軍的樣子用根線沾點油穿過去，第二天照樣走。丁玲和另一位從白區剛來的小汪，常常被管理員誤解，說他們是沒有建制的兵。部隊宿營時，不給他們號房子，他們只好住在伙房和馬號里。開飯的時候，也常常忘了給他們發乾糧。對這些丁玲並不在意。在紅軍隊伍中，她自得其樂，還經常四處串門；和陌生人談話，十分愜意。　　到了慶陽以後，丁玲便跟隨紅一方面軍一軍團，聶榮臻是政委，左權是代理軍長。在這些優秀的指揮員中間，丁玲得到了傾聽他們講述紅軍戰鬥故事的機會，紅軍將士那種勇往直前的大無畏精神深深地感染著她。《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就是根據左權的口述，丁玲寫作的一篇記述紅軍戰鬥的散文。　　在慶陽，丁玲收到了毛澤東主席用電報發來的歡迎詞，詞名為們《臨江仙》。壁上紅旗飄落照西風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時新洞中開宴會招待出牢人纖筆一支誰與似三千毛瑟精兵陣圖開向隴山東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這首熱情洋溢的詞，讚頌了這位頗有名氣的女作家。電報是由紅一方面軍轉交給丁玲的。1937年初，丁玲回延安時，毛澤東又親自寫錄了全文，送給她。今天我們有幸能看到這份珍貴的資料，還得感謝胡風。1939年陝甘寧邊區一度緊張，為了珍藏這份史料，丁玲當時便把這首詞及其它一些稿件，一併寄到重慶，委託胡風保存。　　這是歷史的見證。"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將軍"，記錄了丁玲所跨越的時代，說明了人民歡迎她，革命需要她。　　在解放區，丁玲像一隻雄鷹展翅翱翔，深沉的思索，坎坷生活的磨練，培育了這位勇敢女性的生活觀。"幸福是暴風雨中的搏鬥，而不是月下彈琴，花前吟詩。假如沒有最大的決心，一定會在中途停頓下來。"（丁玲：《三八節有感》，延安《解放日報》副刊《文藝》，1942年3月9日）　　1937年春天，丁玲陪同史沫特萊從前線回到了延安。毛澤東又問她：你還打算作什麼？丁玲仍然回答：還是當紅軍。毛澤東當即同意了，並親自寫了一封信給後方總政治部羅榮桓，指定丁玲擔任中央警衛團政治處副主任。這段時間雖短，卻對她以後的工作有著極大的意義。她學做群眾工作，從這裡開步走，毛澤東曾告訴她，首先要認識人，要一個一個地去認識。　　從此，她便在新的戰場上，開始了看不見硝煙的戰鬥。她和成仿吾一起在蘇區成立中國文藝協會，丁玲任主任。她在《紅色中華》副刊創刊號的刊尾隨筆中說："戰鬥的時候要槍，要子彈……去打毀敵人"，"但我們也不要忘記使用另一種武器，那幫助著衝鋒側擊和包抄的一支筆"。　　1937年，盧溝橋事變發生後，抗日救亡運動掀起高潮。為擴大宣傳，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按照黨的指示，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任主任，吳奚如任副主任。經過兩個多月的緊張籌備工作，九月底，丁玲、吳奚如帶領全體成員徒步經延安渡黃河到山西，在山西逗留六個月，途經十六個市縣及六十多個村莊，輾轉三千餘里。1938年她又帶領西北戰地服務團奔赴國統區陝西潼關、西安等地進行宣傳演出，共活動了四個半月。　　西戰團走到哪裡，抗日火種就撒到哪裡。他們每到一地，就在那裡搭起舞台進行演出。當時有一位作家，曾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住過幾天，他十分感慨地對丁玲說："你就這麼天天行軍，搭舞台，拆舞台嗎？"丁玲就是那麼單純地、神聖地、愉快地同一群年輕人，天天行軍，搭舞台、開會、講話、演戲、唱歌、訪問、寫劇本……這是丁玲過去從不曾想也從未做過的事。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還團結和帶動了一大批頗有才幹的文化人，如塞克等。在工作中，丁玲非常注意發揮這些人的特長，並聽取他們的意見，有時也會對他們提出誠懇的勸告。他們常是愉快地說。"說得好！說得痛快！"　　西北戰地服務團到西安時，她主編了一套《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由西安生活書店出版，全書約十來冊。團里的通訊組還以戰地社名義，編印了《西北文藝》若干期。　　丁玲在西戰團的團員中享有相當高的威望，人們尊重她，不僅因為她是一位早已在文壇上負有盛名的女作家，主要是因為她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是一位不畏艱險的勇敢的鬥士。書店向讀者介紹《西北戰地服務團叢書》一文中寫道："丁玲女士是現代中國最勇敢的女戰士之一。自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她組織了西北戰地服務團，輾轉在山西等前線，作艱苦的鬥爭。她們這種為國效勞的精神實使我們感奮。本書的內容，就是他們在戰地的各種工作各種生活的反映。這裡面有血有肉，可歌可頌。"　　在西北戰地服務團，丁玲結識了陳明。這位"-·二九"運動鍛造出來的共產黨員，充滿了青春的活力，具有出色的群眾工作才幹。他當時是宣傳股股長，協助丁玲做了不少工作。共同的事業，親密的合作，使他們靈犀相通，結為伴侶，相扶相攙，直到丁玲生命的最後一刻。　　當新聞記者，編《解放日報》副刊，進馬列學校，在中央黨校學習。這僅是她在延安生活近十年的部分記錄。更大量的時間，她生活在群眾中，心與戰士、農民相交融，她的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雙腳完全移向了工農大眾。這是丁玲一生中很可貴的、很幸福的時代，也是她創作實踐的一段黃金時代。豐收的碩果，來自辛勤的耕耘。這期間，她寫了《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時候》、《夜》、《入伍》等小說。這些作品血淋淋地揭露了侵略者給中華民族造成的災難，表達出人民的抗日要求；細膩地描繪了知識分子在新天地里的生活和思想變化。丁玲以對工農群眾的現實主義描寫，代替了她三十年代對於人民大眾生活的偏於意念的表達。　　這些作品後來也像丁玲本人一樣，在褒貶毀譽之間升沉。小說中的主人公——鄉指導員、貞貞、陳老太婆、陸萍等人，也跟丁玲本人一樣被人批判和踐踏過，今天，他們又像山土的文物一樣，仍然清晰地刻著時代的印記，深深地留下了丁玲在鋪滿荊棘的路上走過的帶血的腳印。　　丁玲從上海亭子間來到艱苦的革命根據地，"不但是經歷了兩種地區，而且是經歷了兩個時代"，這一段漫長的路是"用兩條腿一步一步走過來的"。它記載著作者把立足點移到工農兵方面來的痛苦磨練過程。丁玲回憶道："在陝北我曾經經歷過很多的自我戰鬥的痛苦，我在這裡開始來認識自己，正視自己，糾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這裡又曾獲得了許多愉快。我覺得我完全是從無知到有些明白，從感情衝動到沉靜，從不穩到安定，從脆弱到剛強，從沉重到輕鬆。"（丁玲：《〈陝北風光〉校後記所感》，《延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正如馮雪峰在們丁玲文集）後記》中所說："這些作品可以作為作者對於人民大眾的鬥爭和意識改造及成長的記錄。"　　雜文《三八節有感》也是同期作品。她從關心婦女社會地位出發，就戀愛、婚姻、家庭等問題，列舉婦女所遇到的各種思想障礙，並提出，婦女要獲得解放"取得平等，得首先強己"，要有健康的身體，進取的精神，思索的習慣和堅持到底的決心。她從自己半生的經歷中領悟到並告誡婦女們："沒有大的抱負的人是難於有這種不貪便宜，不圖舒服的堅韌的。而這種抱負只有真真為人類，而非為己的人才會有。"（丁玲：《三八節有感》）　　這篇雜文反映了在延安婦女問題上存在著的某些真實情況，作者的態度是積極的，出發點是好的，但卻忽略了延安當時的歷史環境和人們的思想實際。　　在解放區，丁玲創作的另一重要成就是寫了大量的歌頌新人新事的通訊報導。如《到前線去》、《記左權同志話山城堡之戰》、《彭德懷速寫》等。　　1942年，丁玲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後，她思忖著如何寫好工農兵的問題。胡喬木對她說："你到工農兵中去吧！可以多寫些通訊報導，多寫些短文章。"同年7月，為紀念抗戰五周年，朱德約了幾位在延安的作家到總司令部所在地桃林去看電報，朱德說："這裡不知有多少好材料，都是千真萬確的事，請你們看吧，看了好寫。"丁玲本不贊成作家沒有生活，僅從文字中攝取材料來寫小說的，但在那裡讀了兩天後，前方的英雄事迹，確實是感動了她，她連續寫了《十八個》、《萬隊長》、《二十把板斧》（已散佚）等作品。　　1944年以後，丁玲到邊區文協從事報導寫作，寫了《三日雜記》。後來延安召開邊區合作會議，會上，丁玲被豐富的素材所感動。不久，又寫了報告文學《田保霖》。《田保霖》發表的第二天，毛澤東專門派人送來了一封信，請丁玲和歐陽山去吃晚飯。在晚餐桌上，毛澤東對丁玲說："我一口氣看完了《田保霖》，很高興。這是你寫工農兵的開始，希望你繼續寫下去。為你走上新的文學道路而慶祝。"不久以後，毛澤東在延安幹部會議上，又向大家說："丁玲寫了《田保霖》很好嘛！作家要去寫工農兵。"　　鼓舞和鞭策使丁玲邁開了新的腳步，她在人民群眾中進行了緊張的採訪活動。在楊家嶺，她訪問了從前線歸來的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劉伯承給了她明確的指示和具體的幫助。丁玲說："他表現出來的才智、細緻，對於幹部的愛護，對人民的負責，更給了我清晰的印象和深刻的教育。"（丁玲：《寫在（到前線去）的前邊》）　　她還訪問了蔡樹藩、楊秀峰、陳再道、陳賡、陳錫聯等人。他們都很健談，提供了豐富、動人的材料。丁玲坐在窯洞的黑角里，一手扇著扇子，一手寫成了《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她高興得一邊寫一邊笑。　　這些樸實無華的作品，表現了丁玲多方面的創作才能。她猶如一個高超的畫家，或輕描淡寫，或酣暢淋漓，繪製了時代的畫卷。在桑乾河上　　"這些人真使我感動，我不能不深情地望著他們，心裡擁抱著他們，而把眼淚灑在這難走的亂石澗上，灑在這片土地上。"（丁玲：似一二九師與晉冀魯豫邊區）自序》，《延安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54年）　　1945年初秋，丁玲組織延安文藝通訊團，於9月離開延安，徒步經晉綏解放區，年底抵張家口。她本來要去東北，因內戰中斷交通，只好在張家口停腳。人走進闊別多年的城市，情感卻仍停留在老解放區的農村，連做夢，她都想再返回那些"土包子"中去。1946年夏天，黨中央關於土改的指示傳達下來了。丁玲的眷戀之情有了新的寄託，她立刻請求參加晉察冀中央局組織的土改工作隊，去懷來、涿鹿一帶進行土改。她吃派飯，和身上長著虱子的老大娘睡在一個炕頭，走家串戶，訪貧問苦，興緻勃勃地和農民交融在一起。逢到老鄉分浮財時，有的老太太們挑這挑那，挑花了眼，不知拿哪樣好，丁玲總是去幫忙挑選。村裡分房子，往往一下子分不合適，她在旁邊馬上就能說出來，某處還有幾間什麼樣的房子，分給什麼人住合適。村裡的幹部都為她如此熟悉情況感到驚奇。丁玲在土改工作中一個一個地去認識人、熟悉人。當她從張家口撤退時，一幅土地革命的壯麗圖景，已在她的頭腦中描繪出來了。她說："在一路向南的途中，我走在山間的碎石路上，腦子裡卻全是懷來豚鹿兩縣特別是溫泉屯上改中活動著的人們。""由於我同他們一起生活過，共同戰鬥過，我愛這群人，愛這段生活，我要把他們真實地留在紙上。"（丁玲：《〈太陽照桑乾河上〉重印前言》，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當她到了阜平的紅土山時，《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已經完成了。"需要的只是一張桌子、一疊紙、一支筆了。"11月初，便全力投入了寫作。在寫作過程中，丁玲腰疼得非常厲害，只好把火爐砌得高一些，把腰貼在爐壁上燙著，伏在桌上一個字一個字地寫；夜晚把暖水袋敷在腰間，才能入睡。每當她腰疼支持不住的時候，就像火線上的戰士衝鋒陷陣那樣，堅持著寫下去。1948年6月，《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終於完稿了。　　它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反映土改運動的長篇小說，作品描寫的是從1946年中共中央發布關於上改的"五四指示"到1947年全國土改會議以前中國農村的偉大變革，以及農民在黨的領導下的翻身過程；小說通過華北地區一個村子土改運動的真實描寫，深刻地反映了農村錯綜複雜的社會矛盾與鬥爭，顯示了農村階級鬥爭的艱巨性和複雜性。　　丁玲在創作小說中的人物時，立足於現實，但又不是照相式的影印生活中的某一，一真人。黑妮這個形象即如此。丁玲說，她開始在懷來搞土改時，一個地主的侄女長得很俊俏，曾在她住的院子里閃過一下，她向周圍的人打聽，才知道這個女孩子在地主家受苦受難，卻被村裡一些人視為異己。丁玲雖然再也沒有見過她，但她的影子卻長久地留在記憶中。丁玲以最大的同情塑造這個孱弱的女性——黑妮。　　《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開拓了社會主義文藝前進的廣闊道路。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二等獎，使丁玲在中國和世界的文壇上得到了較高的讚譽。1957年以後，這本書跟著丁玲同樣遭到了不公正的貶抑。歡欣、忙碌，忘不了歌唱　　1949年，丁玲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北京。二十多個春秋，在風浪的衝擊下，她更加堅定、純真，贏得了很高的聲望。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宣部文藝處處長、文聯常委、《文藝報》和《人民文學》主編、中央文學研究所主任等職務，傾盡全力完成黨交給她的工作任務。　　她曾作為中國作家和中國婦女的一名代表，為保衛世界和平，發展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積極奔走。散文《旅歐散記》等作品，生動真實地記錄了她這一時期的活動和見聞。　　新中國的明媚春光，熱情、開朗、忘我勞動的人們呼喚著她，她決心用深情的筆墨描繪和歌唱她多年來夢寐以求，為之鬥爭的新生活。雖然事務纏身，她仍然寫下相當數量的評論、雜文，大多收在《跨到新的時代中來》和《到群眾中去落戶》兩個集子中。其中有宣傳闡述黨的文藝政策的演說和論文，有關懷作家成長的書信和報告，有緬懷革命烈士，歌頌英烈們豐功偉績的紀念文章，也有歌頌中蘇、中朝人民友誼的篇章。　　丁玲身居高位，重任壓肩，仍盡量找時間到農村生活一段時間，或到全國各地去走一走，寫下了一些優美的散文《糧秣主任》（1953年）、《記游桃花坪》（1954年）等。這些作品同樣注重寫人、寫人的命運和人的內心，感情熾熱，藝術手法精巧細膩。在逆境中——不忘人民　　丁玲之所以成為舉世矚目的人物，除她優秀的作品，為祖國解放而戰的奮鬥精神外，還有一點，即她遭受到罕見的不公正的待遇後，在逆境中仍然保持著不忘人民，執著信仰、不懈奮進的可貴精神。　　1955年，她被錯定為反黨集團頭目。　　1957年反右鬥爭擴大化時，又把她定為大右派。她的成名之作——《莎菲女士的日記》，連同在延安寫的《三八節有感》、《我在霞村的時候》、《在醫院中》，以及新中國建立後寫的《糧秣主任》、《記游桃花坪》，一併成為反黨大毒草，她本人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並成了中國文壇上昭著的"罪人"。　　消失了的丁玲，到哪兒去了？　　她在人民中間生活，在北大荒勞動。　　"對於一個有共產主義信仰的人來說，沒有一個地方是荒涼偏僻的。在任何逆境中，她都能充實和豐富自己"。（《廬山訪丁玲》、《解放日報》1980年8月7日）和一般常人的想法相反，丁玲認為到北大荒不是充軍、勞改。她拒絕留在北京，要求到艱苦的環境中去。她說："我是個作家，不能離開社會，不能把自己關在屋子裡孤獨地寫作，否則，我一定會苦悶。不是說要重新做人嘛，我就在新的環境中做一個更扎紮實實的共產黨員！"行前曾有人勸她，改個名字吧！免得不方便。"丁玲說："我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再大的風浪也頂得住，沒有什麼了不起。"語言鏗鏗，鐵骨錚錚，表現了共產黨人的英雄本色。　　從1958年到1970年，丁玲夫婦帶著"右派"帽子在北大荒生活了十二年，先後在湯原和寶泉嶺農場養雞、養豬、種菜、鋤草、掃盲，搞家屬工作。她幹什麼都幹得很出色。　　丁玲到湯原農場後，遇上農墾部長王震視察工作。王震關心地讓她當文化教員。在畜牧隊，丁玲的掃盲成績名列前茅。"還是老丁的隊掃得最好。"——掃盲對象爭相傳頌她的先進事迹。她在生產隊出牆報，一點也不馬虎。為了畫好牆報插圖，她託人從外地買來不少繪畫參考書，這些書放在一起，足有一尺多高。在農場，她還是個有名氣的養雞能手。　　十多年來，她始終把自己看成是一個老共產黨。她實心實意地接受基層幹部的領導，也開誠布公地提出對工作的意見，認真細緻地幫助幹部做群眾工作，她成了基層幹部的助手和參謀。　　在農場，她結交了很多新朋友。《杜晚香》中的主人公，就是丁玲最知心的朋友之一。丁玲將對她的了解和感情寫成一篇散文，小心地珍藏在帆布箱子里，堅信在自己在世，或女兒、兒子、孫女、孫子時代總有與讀者見面的機會。　　丁玲、陳明夫婦，用自己的言行，得到了人們的信任和熱愛，他們不再受人歧視，與人們平等友愛的相處。她充分利用各種條件了解和熟悉各種各樣的人，一個個活生生的典型，一條條新的生命，在作家的腦海里跳動，湧向筆尖，落在紙上。她廢寢忘食，起早睡晚，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積累著創作素材。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已寫了十萬字的生活記事；《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續篇《在嚴寒的日子裡》及若干短篇共十幾萬字也寫就了。可惜在浩劫中，它們都已蕩然無存。　　1966年，空前的災難席捲了全國，一個普通人尚難倖免，更何況丁玲。對她的批鬥和折磨步步升級，暗鬥、單獨斗、住牛棚、數不清次數的抄家……她默默地忍受著。精神上的摧殘，經濟生活的困頓，沒能把她壓倒，她像一株獨立支撐的大樹，迎風傲雪。永不熄滅的愛情之火　　"如果沒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沒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繼續寫出作品來的。"丁玲不止一次地對我們說。　　陳明和丁玲手攥著手，肩靠著肩，在生活的深淵中經受了委屈和苦難，走過了極其艱難的里程。　　到北大荒後，丁玲遠離兒女，身邊唯一的親人就是陳明。他們共歡樂，共苦痛，再苦再累，只要兩人在一起總是甜蜜的。到湯原農場後有段時間，陳明到百十里地以外去修鐵路，丁玲一個人留在家裡。每到星期六陳明要扒上拉煤的火車回來看望丁玲，下車後還要走幾里路，待他到家，已經晚上十點多了。丁玲為他做好了晚飯，兩個人圍著小桌邊談邊吃，直到深夜。第二天早晨，陳明跑到幾里地以外為丁玲挑上足夠吃一個星期的清水。丁玲坐在那裡不是寫上幾段發自內心的文字，就是畫上一幅流露出無限愛慕和喜悅之情的畫像，再取上一個名字"農工回來了！"然後兩人一起動手做午飯，飯後，陳明帶著幸福和辛酸，又回到了工地。多少次這樣的分離，多少次分離後的團聚，無論分離還是團聚，兩顆赤誠的心永遠在一起跳動。只有在逆境中，才能領會到這種生活的甜美。　　1961年，陳明被摘去了"右派"帽子，1963年有關領導讓他回北京安排工作，丁玲也可以一同回京，但他們拒絕了，與其到北京受監督，不如留在農場"改造"。　　"文化大革命"中，丁玲、陳明都進了牛棚，兩人連互相凝視一眼的短暫機會都沒有了。為了給丁玲送去力量，陳明常乘看守人不注意的空隙，給丁玲扔去揉得皺巴巴的紙團，或是一個破火柴盒，一張枯乾的苞米葉子，上面寫滿了只有丁玲才能認得出的密密麻麻的小字。這些用特殊材料寫成的"情書"，是丁玲生命的甘泉。她常常偷偷地拿出來撫摸，低低吟誦，陳明那些深情、希望和有力的話語，在她寒冷的心中點起了生之火把。　　 "永遠不祈求憐憫，是你的孤傲；但總有許多人要關懷你的 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會只有我獨自沉吟，你是屬於人民的，千萬珍重。"　　這些奇特的書簡，可集以成冊、成書，可惜當丁玲被戴上手銬那天，當丁玲被脫光衣服搜身那天，這珍貴的財產被當做廢紙毀棄了，她的苦苦懇求，怎麼也感動不了那些鐵心人。但，這些書簡是屬於丁玲的，它永遠不會消失，它已刻在丁玲心中，伴隨著丁玲走完了人生的歷程。孤寂中的夢幻　　1971年4月，丁玲開始了孤寂的鐵窗生活。她和陳明被分別關進一所北京附近的監獄。完全與世隔絕，一個月放一次風，沒有筆也沒有紙，什麼東西也寫不成。她痛苦極了："孤寂，無窮無盡的孤寂，我有生以來，從沒有嘗過這種孤寂的滋味。"她隱約感到，這是她一生面臨的最大考驗。她暗暗告誡自己，不管怎樣，都不能讓自己的精神垮下來，不、對未來失去希望。她害怕自己將來變成啞巴，常自己和自己說話，一首一首地背誦唐詩。為了不使自己癱瘓，她利用斗室，想法增加活動量，頑強地鍛煉身體。她把看完的《人民日報》團成一個大大的紙團，稱之謂自製"籃球"，一個人往牆上扔，每天反覆數百次。看守員用十分驚疑的目光揣測著丁玲奇怪的行動。在獄中，她有過不知多少次天真的夢幻，盼望有一天，會有好心的看守員對她表示同情，替她送來一張陳明的條子。她一天天等待著，盼了一千七百個日夜，在閃動著希望的火花中，熬過了漫長的五年。　　1975年5月，丁玲夫婦獲釋了，被秘密送往山西長治滴谷寺下的嶂頭村"安家落戶"。這是個偏僻的山村，她的心在這裡得到了暫時的安慰。每當黃昏時分，夫妻倆漫步在山村小道上，生活得倒也悠閑。她生活在蟑頭村，好像又回到了暖水屯，回到了張裕民、劉滿、董桂花的身邊。那顆與人民息息相關的心，那支為人民代言的筆，又催她重新上陣。她克服了衰老、多病帶給她的困難，從頭開始《在嚴寒的日子裡》的寫作。她時而伏在桌子上，時而倚在牆邊；人們還時常見她胸前平端著一塊二尺見方的木板，木板上有四個洞眼，繫上兩條帶子，套在她的雙肩上。這是陳明為她寫作而專門設計的，她常常在腰疼得不能伏在桌子上寫字時，用上這塊寫作板。　　在嶂頭村，丁玲仍然戴著"右派"的帽子，而且又是陌生的地方，但她的朋友之多卻不減當年。陳明經常教鄰家的兒童唱歌，說快板。每逢春節，他們給各家各戶送去大紅紙對聯。有的人晚上還常常集在他們的屋子裡說真心話。　　從監獄出來的時候，有一段時間丁玲的右臂抬不起來，好幾位醫生看了，都說沒辦法。一位搞農業技術的大學畢業生，業餘鑽研針灸，經常給老鄉治病，從朋友那裡知道了丁玲的病情，每次回家，都為丁玲扎針。他家離丁玲住的村子十餘里，來回三十多里，走得滿頭大汗，仍不顧風險，堅持為丁玲治病。他說："你們說她是右派，我不相信。我自己有眼睛，有思想，我讀過她的作品，我認為她不是右派。現在她的右手有病，不能寫作，別人不管，我來試試。"丁玲又回到人民中間來了，她那顆沉寂的心漸漸地恢復了生氣。　　1976年周恩來總理逝世了，丁玲陷入極度痛苦中，但偉大的"四五"運動像春雷一樣驚醒了她，她要奮起在自己的余年為人民譜寫新的篇章。博大的胸懷——永遠朝前看　　幾十年的曲折而坎坷的生活道路，使丁玲成為一個經得起苦難，又經得起委屈的堅強的人。縱觀歷史，橫看世界，像丁玲這樣僅僅因為寫了一些文章，竟遭到如此厄運，在中國甚至在世界上是少見的。1979年以後當丁玲的錯誤結論全部推倒，她又以一個老革命、老黨員、名作家的真實面貌出現在人民面前時，丁玲在想些什麼，幹些什麼呢？她對親人——沒有眼淚和悲傷；對黨——沒有抱怨。她只反覆地說一句話："我現在要是六十五歲就好了！"她剛到北京不久，住處還沒著落，家還未安定時，就和陳明一道跑到桑乾河畔的溫泉屯，看望當年的老朋友。　　當丁玲又活著再現在人們面前時，許多人驚訝，但更多的是慶幸。一封封熱情洋溢的信，像雪片一樣飛來；一張張熟悉的、陌生的面孔，登門拜訪。這些人中有丁玲當年的老戰友、老朋友，有在苦難中保護過丁玲的老農工、小姐妹，有老老少少丁玲的崇拜者，還有遠涉重洋的國際朋友，海外作家。不管是誰，丁玲總是熱情接待，用她那不多了的剩餘時間和人們談心、交心。她總是袒露胸懷，充滿信心地對人說："過去的老帳不要計較了，不要去追究哪一個人的責任……"　　 一個讀者在來信中寫道："您離開歷史二十三年，但歷史沒有離 開您；您離開讀者二十三年，但讀者沒有離開您。"　　 丁玲從大家安慰的話語中，從人們敬慕的眼神中，看到了人民對她的期望。她說："嚴肅的責任感使我頑強地活了下來，嚴肅的責任感，又催我向前，去反映生活，反映時代。"　　丁玲是一個永遠想著人民，永遠朝前看的人。當她告別沉痛的過去的時候，她不願意再回頭去寫自己的哀傷。她的《牛棚小品》發表後，有人勸她，還是多寫一寫你自己吧！你的一生就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小說。她爽快地回答："寫自己還是比較容易的，但我自己畢竟不重要，還是寫活在我腦子裡的那些老百姓，那些給我以力量，給我以光明的普通的人！"　　丁玲這位七十多歲的老人，深知自己剩餘的時間不多了，她要把失去的時間奪回來，日夜不停地寫作。為了怕被別人打攪，常常在早晨二三點鐘起床，一直寫到清晨八九點鐘。她剛剛做完癌症手術，腫脹的手還沒有復原，就又執筆寫作了。　　丁玲在報刊上發表了近二十多萬字的文章，其中有散文《杜晚香》、《牛棚小品》（三章）、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裡》部分章節等。　　丁玲早在五十年代就開始寫作《在嚴寒的日子裡》，在北大荒、山西長治，只要稍一安定，她就繼續寫。但多災多難的丁玲在她身強力壯的時候，竟沒有完成這部長篇巨作，只好在白髮滿鬢，身衰力竭的晚年，拼力實現這一夙願了。　　這部小說寫的是1946年秋天華北農村士改以後的故事。在八路軍主動撤走後，敵人重新還鄉，村上只留下幾個新黨員堅持鬥爭，直至勝利。全書原訂寫八十章，因擔心健康狀況，擬壓縮成五十章，約五六十萬字。　　1979年11月，丁玲抱病參加了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作了題為《講一點心裡話》的發言，併當選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文聯委員。　　丁玲在五十多年坎坷寫作生涯中，和人民的心貼得更緊，更緊；和人民的結合也到了相當完美的程度。她深感幸福和欣慰。最後的歲月　　"生命的白天已經過去了，黃昏已經到來"，丁玲清楚地意識到了這一點。為了彌補逝去歲月的損失，也為了珍惜未來有限的時光，她忍受著多種疾病的折磨，超出了一位老人所能承受的負荷，國內、國外，大江南北，"馬不停蹄"，用生命的餘輝編織著多採的人生畫卷。　　1980年，中共中央批准關於丁玲右派問題的改正意見；恢復其黨籍、政治名譽和工資級別。陳明的奔走，丁玲的呼號，終於有了結果，她卸下了大山一樣的沉重包袱，但丁玲沒有就此停步，安度晚年。1981年7月，獲得自由後的第一站是北大荒，她要重新踏上那塊黑土地，去看望在絕境中給她以生的希望的農工朋友。她先後訪問了曾經生活過的普陽農場、寶泉嶺農場以及周圍的幾個農場。見到一張張熟悉的面孔，一片片緊張收割的麥田，丁玲開懷大笑，終於圓了晚年的夢。北大荒是她流放、充軍的地方，這裡給她留下了許多難以抹掉的痛苦的回憶，但丁玲還是想念北大荒，這裡同時也給了她生的勇氣及人世間最美的感情。丁玲離開北大荒時，曾深情地對北大荒人說：爭取時間，把手裡的兩本書寫完，再回北大荒來看看你們……　　8月29日丁玲應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邀請，赴美訪問。她身上殘留著北大荒的麥香，心裡裝著北大荒人的親情，又踏上了陌生的異國土地。丁玲與世隔絕二十多年，大洋彼岸是個什麼樣的世界？那裡的人將如何看待自己？他們會問自己什麼樣的問題？她在心裡暗暗地揣摩著，也微微地躁動著不安。　　愛荷華的生活是輕鬆愉快的，她喜歡這裡環境的安寧、和諧，但更喜歡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大家可以不受限制地自由交談，可以"用共同的語言談不同的思想"。丁玲在美國期間，主動地接受別人對自己的了解，訪美期間，一些美國人很想聽一聽這個受過冤枉，坐過共產黨監獄的人是怎樣想？怎樣說的？也有些人想從丁玲口中得到一些爆炸性新聞，以收到轟動效果。丁玲面對一些陌生的聽眾，不論是政治見解相同者，還是不同者；不論是私下交談，還是在公開場合，她總是侃侃而談：　　"我是一個中國作家，是中國人民的女兒。中國人民的艱難生活哺養著我，使我一生都跟著人民的足跡生活、工作、寫作，六十多年來，可以說是見過一點世面，經過一點風雨。現在我已七十七歲，我只存一點希望：為人民戰鬥，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隔絕了半個世紀的另一半球上的人要了解丁玲，丁玲也要了解他們。在美國期間，她會見了三十年代相識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的前妻——尼姆·威爾士女士，還有三十年代曾在上海主編英文版《中國論壇》的伊羅生。丁玲也結識了不少的新朋友，接觸了美國社會各種各樣的人。她以作家的敏感，特別關注人的命運，當她無意間看到了曼哈頓街頭的佝僂老人時，丁玲百感交集，紛紜複雜的美國社會在她心裡投下的影子實在難以抹掉。　　丁玲在愛荷華停留不到三個月，11月23日她又飛往加拿大，進行短暫的訪問。丁玲是第一位由中國正式派往加拿大的作家。短短的十天，她奔赴蒙特利爾、渥太華、多倫多、威爾匹克等四大城市。1981年歲末，丁玲取道舊金山、洛杉礬、香港，回到北京。　　西方世界在她心裡的人和事催促她迅速地拿起筆來，散文《訪美散記》一篇又一篇地連續在報刊上發表。另外，她還寫了《我認識的瞿秋白》、《胡也頻》等振撼人心的作品，發表了《我希望的文藝批評》、《我也在望截流》、《五代同堂，振興中華》等論文多篇。　　丁玲不管在任何情況下，她都不曾停止寫作。但她又不是一個埋頭於自我天地的作家，她始終關注人生、關注社會，她的創作與社會取同一步調。從美國回來後，她的腳步遍及祖國的東西南北中，從她匆匆的行程上看，好像忘記了自己是八十高齡的老人了。但分明又沒有忘記，常常掛在她嘴邊的一句話是：剩下的時間不多了！　　1982年，丁玲先後赴天津、瀋陽、大連、長沙及故鄉常德、臨澧講演、參觀、探親訪友。年底，又應雲南人民出版社之約，到昆明、箇舊，景洪等地訪問。1983年4月丁玲應法國總統密特朗之邀，與作家劉賓雁一起赴法國訪問。5月底，又趕往上海，浙江等地訪問巴金，參加馮雪峰學術討論會。1984年6月去廈門、泉州、福州等地參加丁玲創作討論會，憑弔胡也頻故居。10月去湖北武漢、葛洲壩等地。11月，已是北方的初冬季節，丁玲為了完成《在嚴寒的日子裡》的創作，又到了桑乾河地區的蔚縣，看望並訪問了土改時的戰友，老縣委書記王純。來到桑乾河，好像又回到了解放戰爭年代，她打算著：這回可以找回一些感覺，明年無論如何也要把這部書寫完，以完成她後半生的心愿。1985年初春，丁玲又去了廣西，接著從西安直奔延安，在西安、延安，她參觀訪問了那裡的工廠、農村、學校，帶著對延安的無限眷戀之情，回到北京，5月又去澳大利亞訪問。　　這一段時間，是丁玲創作的豐收季節，也是她生命里程上最後一個創作高峰，她撰寫了大量的回憶錄：《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毛主席給我的一封信》、《我與戲劇》、《易俗社與西北戰地服務團》、《回憶潘漢年同志》、《回憶宣俠父烈士》等。除構思《在嚴寒的日子裡》的部分章節外，還創作了飽含辛酸，給她帶來巨大災難的兩本回憶錄《魍魎世界》、《風雪人間》。丁玲曾對我們說："這兩本書無論如何我都要寫完，我寫這兩本書的心態是完全不同的，南京和北大荒雖然都是失去自由的生活，但南京是鬼蜮的世界，而北大荒雖然有風雪，卻是人間。"　　1985年7月13日，丁玲終於不堪重負，因病住進了醫院。這次病倒與其說是因為頻繁的社會活動和艱苦創作的勞累，不如說創辦《中國》文學雙月刊的無限煩惱，使她難以承受。《中國》文學雙月刊的誕生是丁玲文學生涯的又一輝煌，也是她生命的歸宿。丁玲從1984年開始籌辦《中國》文學雙月刊，同年11月28日《中國》文學雙月刊創刊招待會召開，直至1985年春天，《中國》文學雙月刊創刊號問世，花費了多少心血，有誰能算得清呢？申請刊號、編輯部的人事安排、找經費、找房子，到刊物組稿、印刷發行無一不滲透著她的苦心。創刊號上刊載了她親筆寫的報告文學《一代天驕》，她不顧疾病纏身，親自去採訪一位普通的青年改革者，不正是體現了她自己對改革的獻身精神嗎？一位八旬高齡的老人去創刊並主編這樣一本大型文學刊物，實屬罕見。她為什麼要執拗地這樣做呢？回答自然很簡單：丁玲就是丁玲。其他的解釋都顯得多餘和累贅。丁玲和《中國》共存亡，1985年8月出院，9月又住進了協和醫院。住院期間，她一直關心《中國》文學雙月刊的工作，在醫院多次召集、接待編輯部的工作人員，研究安排工作，直至1986年3月4日，九死一生的丁玲，終於未能闖過這一關，留下了許許多多的遺憾，離開了我們。丁玲不死　　3月15日，莊嚴、肅穆的靈堂里有來自四面八方的人送的輓聯、花圈；一批又一批的人流向她作最後的告別……最引起我們注目的是：丁玲身上覆蓋的那面紅旗。這是農工代表們從遙遠的北大荒帶來的，上面綉著"丁玲不死"四個耀眼的大字。"丁玲不死"既表達了北大荒人對丁玲的高度評價，也說明了丁玲在他們心目中的位置，同時也代表了許許多多與丁玲相識不相識的人對她的"蓋棺定論"。多麼真誠、簡煉、樸素的語言！丁玲逝世後，黨和國家給她很高的評價，新華社3月15日在介紹《丁玲的生平》中寫道：　　 丁玲同志是我國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戰士、國內外享 有盛譽的作家和社會活動家、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人民 的好女兒，我們懷著極其沉痛的心情，深切悼念這位為中國革命和中國革命文化事業艱苦奮鬥了一生的、久經考驗的革命文學家！　　丁玲的逝世，許多國外知名人士也極為關注，前蘇聯、法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等駐華使館及作家協會，還有許多外國友人，都發來了唁函，對她的逝世表示哀悼。法國作家蘇珊娜·貝爾娜的唁函是："她永遠在那裡！"是的，丁玲不會死，她永遠在人民的心裡。《二十世紀中國著名女作家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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