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耀東：軍國主義陰魂不散的深刻思想根源

06-13

　　【摘要】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演變過程是與「大陸政策」的演進及實施互動發展的。從發展歷程來看，隨著對於西方列強「弱肉強食」侵略行為的認同，日本從昔日「存華挫狄論」向「得失互償論」轉變。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實施的「富國強兵」政策，進一步激發了軍國主義侵華思想的膨脹與發展。日本完全無視幾千年的睦鄰友好關係，力圖仿效西方列強的做法侵略中國等亞洲鄰國。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構想，日本政府則尋找到了發動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現實主義理由和行動依託。從對華「二十一條」到「田中奏摺」，日本軍國主義的「利益線理論」徹底轉變為全面侵華的具體戰爭行動。

　　【關鍵詞】軍國主義得失互償論　大陸政策利益線理論集體自衛權

　　【中圖分類號】K31 【文獻標識碼】A

　　日本軍國主義曾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和國家制度，將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及整個國民生活從屬於軍事及對外侵略戰爭，給亞洲乃至世界民眾帶來極大傷害和深重災難。儘管日本軍國主義作為國家制度的可能性被「和平憲法」所限制，但並不表明作為意識形態的軍國主義「幽靈」已徹底消失。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我們看到，日本國內否認甚至美化軍國主義侵略歷史的言行仍然大行其道、逆流而動。日本政要拋出「侵略未定論」，在國內外散布淡化軍國主義侵略性質的言論，日本政府還出台包括解禁集體自衛權在內的一系列安保法案，使得防止軍國主義復活的「和平憲法」第九條名存實亡。日本對於軍國主義侵略罪行及戰爭責任反省的歷史性退步絕非偶然，日本的軍國主義陰魂不散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它時刻威脅著亞洲及世界的和平與安寧，因而深入了解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政策理念的演變，具有重要的現實警示作用。

　　從「征服支那論」到「得失互償論」：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理論依據演進

　　日本軍國主義體制形成之初，就將侵略的矛頭指向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確立了以天皇為中心的中央集權體制，隨之構築起軍國主義的經濟基礎，建立了軍國主義的警察、監獄和武裝力量等國家機器，並對外實施軍國主義侵略擴張。在其「開國和親方針告示」中，就宣稱，將「大力充實兵備，耀國威于海外」。在「天皇諭告」中進一步宣稱日本要「開拓萬里波濤，布國威于海外」。①通過明治維新激發了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野心，並隨之將對外侵略擴張付諸政策實施。日本軍國主義之所以從1868年明治維新以後形成並發展，既有「軍事至上，謀求霸權」的軍國主義普遍特徵，②更有其深刻的思想淵源及時代背景。日本學者認為，鴉片戰爭中的「文明傲慢」誘發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清朝未能充分掌握和使用西歐技術，從而被日本趕上並拉開距離形成落差，這種落差使日本軍國主義的產生成為可能」「因而日本軍國主義抓住了清朝的這個弱點加以攻擊」。③然而，日本的軍國主義侵華理念決非「刺激反映」，而是源遠流長。

　　以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為代表的幕末教育家、軍事思想家，成為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擴張思想奠基者。清王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殘酷現實，使得日本一部分知識分子自覺或不自覺地思考日本的命運和未來。他們基於西方的海防壓力，主張「嚴修武備」加以應對。同時，在狹隘民族主義意識驅使下竭力鼓吹「海外雄飛」，稱霸世界。為了防止清王朝的悲劇在日本發生，甚至產生效仿西方列強侵犯中國的「凌弱」念頭。為此，佐藤信淵建議日本應在增強海防、抵禦西方列強的同時，擬定日本稱雄世界的帝國主義計劃。他最早提出了系統而周密的入侵和佔領中國進而統一世界的設想。佐藤在《海防策》（1808年）中論述道：「大清國既強大又綿密，萬一出現狡猾之國君，生兼并之志，其患莫大。」④他在《宇內混同秘策》（1823年）中宣稱，日本兼并亞洲各鄰國是上天賦予的使命：「皇大御國（即日本）乃天地間最初成立之國，為世界萬國之根本，故若能經緯其根本，則全世界悉課為其郡縣，萬國之君皆可為其臣僕。」由「皇國」開發他邦，必先由吞併中國肇始。佐藤信淵提出，經略中國是實現上述構想的最基本的條件。「皇國征伐支那，如節製得宜，五至七年彼國必土崩瓦解。」而吞併中國，則宜先吞併中國東北地區：「當今萬國之中，皇國最易攻取之地，莫過於支那國滿洲」「滿洲之地與我之山陰及北陸、奧羽、松前等隔海相對者凡八百餘里」「順風舉帆，一日夜即可到達彼之南岸」「如得滿洲，則支那全國之衰敗必當從此始」。佐藤信淵還具體擬定進攻中國的實施計劃，認為中國南北方的中心分別為南京和北京，宜將日本軍隊分為進攻南京的集團和進攻北京的集團。前者由熊本、大泊兩軍組成，大泊軍經琉球佔台灣，由台灣出發在浙江沿海登陸，攻佔寧波、台州；而熊本軍由天皇自率，進攻中國江南各地，佔領南京。後者以青森、仙台、金澤等七府軍組成，進佔朝鮮、中國東北地區，由山海關攻入北京。征服支那之後，再圖東南亞、印度。⑤佐藤的軍事理論打著遏制俄國、英國擴張，「保衛日本國防」的旗號，企圖佔領中國，而後向全亞洲擴張，以致稱霸世界。佐藤信淵倡導以「宇內混同策」為核心的「征服支那論」，繼承和發展了豐臣秀吉「大陸擴張」的思想，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勾勒出大陸擴張主義路線圖。

　　基於日本在19世紀中期被迫先後同美、俄、英、荷等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現實，吉田松陰作為明治維新的先驅者，通過興辦松下村塾，宣講「尊王攘夷」思想，主張「失之於歐美，補償於鄰國」的民族擴張主義理念，提出了以攻擊弱鄰補償西方侵略之害的「得失互償論」。尤其是當他看到積貧積弱的清王朝任由西方列強宰割，便開始產生對華蔑視感。並更加覺得日本的出路在於己為中介，促成得失互償。1855年，他在給其兄長的信中稱：「與俄美和親條約已定，我決然不可破壞而失信於夷狄。只宜嚴守章程，加深信義。其間，培養國力，降服易取之朝鮮、滿洲、中國，將同俄、美交易之損失，以鮮、滿土地補償之。」⑥他在《幽室文庫》中曾述道：「為今之計，不若謹疆域，嚴條約，以羈縻二虜（指英美兩國）。乘間墾蝦夷，收琉球，取朝鮮，拉滿洲，壓支那，臨印度，以張進取之勢，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豐國之所未果也。」⑦「收滿洲逼俄國，並朝鮮窺清國，取南洲襲印度。宜擇三者之中易為者而先為之。此乃天下萬世、代代相承之大業矣。」⑧吉田松陰關於入侵中國和朝鮮，「控制南洋而襲印度」，甚至夢想「并吞五大洲」的民族擴張思想，勾畫出近代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思想的雛形。同時，吉田松陰的「得失互償論」深深影響了日後成為明治政府重要支柱的木戶孝允、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井上馨等倒幕維新領導者的國際觀，使得明治政府的軍國主義政策亦深受其民族擴張主義思想的影響。他們把吉田的侵略擴張思想奉為「圭臬」，並相繼將之付諸於侵略擴張行動。

　　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維新啟蒙者的皇國史觀及對外政略等思想主張，給明治政府領導者以深刻影響，被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軍國主義者完全繼承並加以廣泛宣傳，⑨演化為日本向外擴張的目標與步驟，成為軍國主義侵略擴張的理論依據和指導方針。

　　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思想與戰爭互動並進

　　明治維新後，日本的侵華理念由佐藤信淵、吉田松陰等人的書齋設想，演變為軍國主義侵華思想與侵華戰爭互動並進的形態。一方面，奉行「富國強兵」、力圖擺脫對歐美國家的屈從地位的日本政府，迅速走上了軍國主義對外侵略道路，並將矛頭直指中國。另一方面，以被稱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啟蒙思想家」、民間報人福澤諭吉為代表的軍國主義倡導者，大肆鼓吹弱肉強食的合理性和正當性，為明治政府軍事擴張和侵略亞洲的野蠻行徑搖旗吶喊。⑩福澤諭吉在近20年寫的四十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里，把日本「文明開化」的近代化與侵略中國聯繫起來，公開標榜侵略合理合法。他提出的侵佔朝鮮、吞併台灣、再佔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中國京城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和實施方略，被後世的軍國主義者全部付諸為侵略行動加以實施。

　　 1874年5月，日本陸軍司令官西鄉從道出兵入侵我國台灣地區，迫使清政府簽訂了屈辱的《北京專條》，以賠款50萬兩白銀作為日本侵台軍退出台灣的條件，雖然侵台戰爭的規模不大，但由於清政府的軟弱和英美對日本的支持，日本的不戰而勝更刺激了軍國主義分子的侵華慾望。?這次入侵台灣是日本走上明治維新之路的首次對外用兵，其中包含著侵略朝鮮、侵吞琉球的武力試探。可以說，1874年日本派兵侵犯台灣目的有二：第一，這是日本侵略中國領土的開端，點出了近代日本對華關係的主題；第二，這是日本吞併琉球的一個步驟。在日本對外擴張的歷程中，侵略中國和并吞中國的鄰國總是相互關聯著，這成為一個規律，而此次侵略行為就是這個規律的首次表現。?1875年，日本武裝入侵朝鮮，逼迫朝鮮簽訂了不平等條約。1879年吞併琉球，並更名為沖繩。

　　福澤諭吉一貫以「文明」國家正當行使權利為理由解釋並積極支持侵略戰爭。對於明治政府的侵台行為，福澤諭吉在《明六雜誌》上發文贊同：「終於迫使支那人拿出50萬兩白銀的賠款，這對於國家來講是件可喜可賀的事情。……誰都會為此而感到自豪，我等亦興高采烈。」他還不忘提請讀者注意，「我軍費的大半用於資助西洋各國的商業」。他在結論中提出：「戰爭關係到國家的忍辱，國權關係到國力的勝衰」，並就此勾畫了日本的發展藍圖，即「此次勝利，使我國國民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內外之分，鞏固了國家主義國體的根基，憑藉這種國權擴張的餘威，就可以平等地與西洋諸國打交道」，將來，日本一定能夠屹立於西洋列國之林。?很顯然，被日本稱為「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的福澤諭吉並沒有覺得侵略他國有什麼不對，反而在所謂「文明」的名義下，認為應該使歧視、侵略亞洲鄰國的行為合理化、正當化。

　　隨著日本國力的增長和內外形勢的變化，福澤諭吉提出了「脫亞入歐論」。在他看來，中國和朝鮮如果不能像日本那樣完全西化，必會亡國。日本也不必與之為伍，而應該像西方列強那樣，參與瓜分中國和朝鮮。正如他在1882年11月的《兵論》中所言：「如果支那最終不能獨立而落於外國人手裡，我日本人不可袖手旁觀，也應該奮起共同逐鹿中原。」?受此觀點影響，日本在明治中期正式形成了「脫亞入歐」的對外政策。福澤諭吉在《脫亞論》（1885年）中明確表示：「我日本國土雖位居亞細亞的東邊，但其國民的精神已脫去亞細亞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鄰有兩個國家，一個叫支那，一個叫朝鮮。這兩國的人民為亞細亞流的政教風俗所培育，與我日本雖無大異，但或許是因為人種的由來有所不同，處於同樣的政教風俗中，其遺傳教育之旨卻有不同。……如今支那朝鮮對我日本沒有絲毫的助益，而且在西洋文明人看來，三國地理相接，有時甚至將三國同樣看待，以評價支朝的標準來評價日本也並非不可能。」「這些事例不勝枚舉……間接地會成為我外交上的障礙，是我日本國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國之上策，與其坐等鄰國開明而共興亞洲，毋寧不與他們為伍，而與西洋文明共進退；與支那朝鮮接觸時，也不必因為他們是鄰國就特別客氣，而以西洋人的方式處理即可。與惡人交友就難免惡名，我們要從內心裡謝絕亞細亞東方的惡友。」?

　　可以說，福澤諭吉的「脫亞入歐論」鼓動日本積極加入列強行列，以「西方文明」貶抑中華文明，具有狹隘的民族主義色彩。當看到西方「文明」的壓倒性武力強勢時，福澤諭吉隨即放棄昔日對於中國文化的崇敬之情，轉而迅速擁抱「西方文明」，甚至不惜以貶低、醜化和「脫亞」的極端方式，切割日本與中華文明的歷史關聯性，並以此向西方列強表明對於近代西洋文明的價值觀的高度認同。以接受「文明開化」的「大日本帝國」的優越感來觀察中國、看待中國，把中國喻為「頑固、落後和野蠻」的國家。福澤諭吉聲稱其在《文明論概略》中所謂人類社會要經過「野蠻」「半開化」「文明」三個發展階段的文明史觀，是通過對西方「先進國家」的考察、體驗和文獻學習而形成的。問題在於，他正是根據這個文明史觀，把對亞洲各國的歧視和侵略主張合理化的。福澤諭吉在宣稱「保護亞洲東方乃是我之責任」的同時，也表明「如果情況緊迫，可以不客氣地佔領其地盤，並以我之手重建」。他在1883年10月的《外交論》中寫到：在「世界各國相互對峙、禽獸相食」的國際關係中，「若食者為文明之國」。?至於所謂保護東方各國的「責任」，福澤諭吉毫不掩飾日本應該侵略他國、合併亞洲各國和進行殖民統治的民族擴張主義意向。可以說，福澤在其《文明論概略》宣傳「侵略戰爭正義」的基礎上，在《脫亞論》中宣揚「物競天擇、弱肉強食」的觀點，為日本軍國主義思想形成及發動侵略戰爭提供了理論支持，客觀上促成日本「大陸政策」的擬定與實施。

　　日本安土、桃山時代的武將豐臣秀吉最早提出「大陸政策」理念並付諸行動。日本的大陸政策指「不甘處島國之境」的日本立足於用戰爭手段侵略和吞併中國、朝鮮等周邊大陸國家的擴張政策及理念，並成為日本近代軍國主義的主要特徵和表現。吉田松陰的學生山縣有朋就是「大陸政策」的完成者和實踐者。他被稱為「日本陸軍之父」，一生處於日本軍事權力的核心圈內，竭力推進日本軍隊近代化，主張「強兵」乃「富國」之根本。在山縣有朋等維新元老心目中，明治政府三大政策中，「富國強兵」是最高目的，而「殖產興業」及「文明開化」只是手段而已。「富國強兵」成為日後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實力依託，並助長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華野心。山縣有朋於1869到1870年受明治政府派遣赴歐洲考察軍事制度，回國後主持制定《徵兵令》，設立直屬於天皇的參謀本部，並奏請頒布《軍人訓誡》《軍人敕諭》，要求軍人把天皇當作「神」來崇拜，並以「武士道」精神作為軍人的行為準則。解散維新初期由諸藩改編的舊式軍隊，確立新兵制，做好了發動對外擴張戰爭的軍事準備。

　　為了制定「大陸政策」及侵華計劃，1879到1880年首任參謀本部長山縣有朋派遣部下桂太郎、福島安正等人潛入朝鮮和中國沿海刺探情報，寫成題為《與清朝鬥爭方策》的小冊子。其內容是設想派遣三個師團佔領大連灣並襲擊福州，以此為中心作戰行動。然後，「一舉攻下北京，迫訂城下之盟」。福島安正還把有關清軍的兵力、素質、士氣的情報整理成《鄰邦兵備略》六冊。山縣有朋綜合上述報告及情報形成「日本的軍事戰略」，提交了《進鄰邦兵備略表》的上奏文，表明「本邦在海陸攻戰方略方面，業經初步規劃」。?1890年，山縣有朋以首相名義寫就關於「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的《外交政略論》。他在固有領土疆域的「主權線」外側，又設想出一條「利益線」，那裡是「勢與鄰國接觸，而與我主權線之安危緊密關聯之地區」。他強調「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位。如果別國侵入利益線，則必須以強力排除之」。他指出，日本「利益線的焦點」是朝鮮。?也就是說，把日本國疆域稱為「主權線」，把朝鮮作為「利益線的焦點」，將中國等鄰國的疆土視為日本的「利益線」的勢力範圍。山縣在1890年12月第一次帝國議會上發表施政演說稱：在列強爭霸的時代，「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衛利益線」。他極力宣揚「利益線」理論，鼓吹必須大力擴軍備戰。可以說，山縣有朋已把朝鮮、甚至中國納入日本「利益線」的勢力範圍，以防止對抗沙俄侵佔。按照這樣成型的「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為了「防守主權線」，佔領和侵略朝鮮、中國等「利益線」勢力範圍就成為歷史必然。

　　山縣有朋繼承導師吉田松陰的民族擴張主義思想，並將進攻亞洲各國的「大陸政策」從「利益線」理論變成國家的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加以確定實施。山縣有朋在擔任明治、大正時期軍界、政界要職的漫長生涯中，始終是「大陸政策」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確立、軍國主義的形成及侵華過程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的這一「利益線」理論標誌著日本「大陸政策」戰略構想的基本成型，並為後來日本歷屆內閣及軍國主義者所繼承。日本明治維新後的1894年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1910年吞併朝鮮、1915年對華「二十一條」、「九一八」事變和盧溝橋事變等一系列侵略戰爭及事件，均是「大陸政策」關於利益線理念的具體實施。

　　中國成為實現日本「主權線」和「利益線」擴張的主要目標

　　隨著日本對外侵略的「大陸政策」的確立，「主權線」和「利益線」範圍不斷向外延伸和擴張，侵略中國成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主要目標和對象。日本迫使清政府簽訂割地賠銀的《馬關條約》後，日軍佔領台灣全島。1898年日本又強行將福建劃為其勢力範圍。1900年，日本夥同歐美列強組成八國聯軍進犯北京，鎮壓義和團等反帝愛國運動。時任首相山縣有朋適時確立「北守南進」的大陸政策基本方針。在他看來，中國「國家生氣久已衰耗，自身已無恢復之力」，所以，將來被瓜分的可能性很大，日本「自當謀求將來遇有瓜分之機，不至誤算」。在固守和蠶食中國東北既得利益的情況下，向南部擴張勢力範圍。「其方案宜擴張勢力範圍，並要求在該範圍內取得駐屯軍隊、鋪設鐵路、採掘礦山等特權。」?為了便於日本軍國主義的對外擴張，山縣有朋確立了軍部大臣現役制，為日本軍部控制國家發展方向奠定了政治基礎。

　　 1901年9月，清政府與日、俄等11國簽訂《辛丑條約》。條約規定中國賠款4.5億兩白銀，迫使交出稅務、使館區管理權，並禁止中國人成立或加入反帝組織。其中關於「拆毀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許各國派兵駐守北京至山海關鐵路沿線要地」的條款，為後來日本以「盧溝橋事變」為由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埋下了隱患。可以說，《辛丑條約》誘發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無限貪慾。1905年日本政府通過「日俄戰爭」侵佔中國東北領土，迫使清政府簽訂《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條約》，獲得在我國東北地區南部之特權。1906年6月，日本成立了掠奪我國東北資源的大本營「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1907年7月，日本與法、俄簽訂秘密協定，把南滿和福建定為日本勢力範圍。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忙於廝殺而無暇東顧，給日本軍國主義造成侵略中國的「天賜良機」。日本政界元老井上馨面對世界大戰戰爭事端興奮不已，他在給內閣首相與山縣有朋的意見書中稱：「這次歐洲大戰亂，對日本國運的發展是大正新時代的天佑良機，日本要舉國一致，利用這個天佑良機……確立『日本在東洋的權利』，籠絡『中國的統一者』。」大隈首相和山縣有朋「非常贊成」這一基本方針。?隨之，日本借口「從中國排除德國的影響」而對德宣戰，並迅速展開軍事行動，把山東黃河以南地區劃為日本對德「作戰區」。9月，日軍在山東半島北岸龍口登陸，10月佔領濟南和膠濟鐵路全線，11月佔領膠州灣，同月日英聯軍攻佔青島。大戰結束，日本以極其微小的代價排除了德國在東方的殖民勢力，攫取了原德國在中國山東的所有特權。

　　日本參戰的真正用心是借參戰之名，行獨霸中國之實，並擴大在亞洲的霸權和優勢。1915年初，日本「以山東派遣軍和關東軍的武力為後盾」，向中國拋出了「二十一條」要求。第一號是關於日本接受山東省內過去德國的權利和鐵路修築權以及其他要求，其目的是將山東省置於日本支配之下。第二號是關於「將旅順、大連租借期限並南滿洲及安奉兩鐵路期限，均展至九十九年」，以及其他將「南滿洲及東部內蒙古」幾乎完全變成日本殖民地的各種要求。第三號是獨霸漢冶萍公司的煤炭開採事業。第四號要求中國政府宣布不得將中國沿海和島嶼割讓給他國。第五號是中國政府在軍事和財政上聘請日本人為顧問，並且不能少於他國人數。中國警察要中日合辦或聘請日本顧問，中國軍隊所需的軍械要由日本供給，或者由中日合辦的工廠供應。承認日本在中國各地醫院、寺院、學校的土地所有權，並且承認日本的布教權（意味著進行特務活動的自由）以及其他關於華南鐵路權利等諸多要求。這些條款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露骨地表現了日本欲將中國殖民地化」。1915年5月9日，日本以最後通牒方式，迫使袁世凱接受日本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這一天被中國稱為「國恥日」。「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以吞併中國為目的而強加於中國的單方面「條約」，是其侵略野心的大暴露。此後歷屆中國政府均未承認其有效性。

　　隨著日本軍國主義侵華勢力範圍的急劇擴大，醞釀和準備全面侵華戰爭的思想及理念日益發展完善。1927年，歷任參謀總長、陸軍大臣等職的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是一個狂熱的大陸擴張主義者，一貫主張「經營大陸」，認為「大陸擴展乃日本民族生存的首要條件」，妄言「利用中國資源是日本富強的唯一方法」。田中內閣上台後更是加速了侵華步伐。同年6月27日，田中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該會議重要議題是「把滿洲從中國分離出來，並圖謀在東方會議的名義下策劃這種設想」。更為重要的是，該會議是田中內閣為制定侵略中國的總方針而召開的重要會議。會後公布了《對華政策綱要》，「此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就以這個綱要為基礎而展開」。其內容包括：第一，區別「中國本土和滿蒙」，堅決把中國東北從中國分割出來，置於日本勢力之下；第二，認為當前中國不可能統一，應和「各地穩健政權」取得適當聯繫，即竭力使軍閥分裂互斗，從中選擇日本的走卒；第三，「帝國在華利益以及日僑生命財產如有受『不逞分子』非法侵害之虞時，帝國當根據需要採取堅決自衛的措施」，即日本堅決與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人們為敵；第四，「萬一動亂（中國革命）波及滿蒙，擾亂治安，使該地日本的特殊地位與利益有受侵害之虞時，帝國將不問它來自哪一方面，有立即堅決採取適當措施加以保衛的決心」。在公布的文件中尚且這樣露骨地表明了干涉和侵略的意圖，而會議中的秘密部分必然更加具有侵略性是不可想而知的。1927年12月被南京出版的《事實月報》雜誌揭露，田中曾根據這次會議決定擬就一份秘密文件上奏天皇。《田中奏摺》及其侵略計劃，立即引起世界各國的重視，英、美、蘇等國報紙也相繼予以披露，但日本當權人物則矢口否認。在所謂《田中奏摺》（即《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政策》）中寫道：「惟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於亞洲大陸之第一大關鍵，在於把握滿蒙權利」。就連日本學界也有學者認為，「這種設想，則不論『田中奏摺』的真偽，大體上說中了其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歷程」。日本史學家井上清在所著《日本近代史》中也稱：據傳《田中奏摺》「詳述了侵略中國的步驟、方法。這個文件是否東方會議決定雖不能確定，但它和以後日本的行動完全一致」。中國有的學者也認為，繼續討論《田中奏摺》的真偽問題，已經沒有實際意義，即使田中不通過《奏摺》向天皇報告，上述情況也足以證明《奏摺》所表達的政策是存在的。歷史事實證明，東方會議及其議題勾畫出了日本帝國主義「大陸政策」的根本戰略構想和基本國策，明確了日本軍國主義對外侵略擴張、爭霸世界的總體目標。隨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用武力落實佔領中國東北和內蒙的實際行動。

　　日本政府和軍部為了發動侵華戰爭，大肆煽動所謂「生命線滿蒙的危機」「好像居住在中國東北的日本人都有瀕於被外國人殺害的危險」。但這個危機是他們製造出來的。1928年6月，日本在瀋陽皇姑屯車站炸死張作霖，陰謀奪取東北。這一事件應驗了關東軍上報軍部的《關於對滿政策的意見》，即如果張作霖不接受「把滿洲政權傀儡化」設想的話，就讓「帝國認為適當的人物」來實行，即使訴諸武力，也必須謀求實現。

　　 1930年3月，關東軍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在《從軍事上看滿蒙》中講：「明治天皇在位期間，我國以國家命運作賭注，斷然進行了日清、日俄兩大戰役，結果終於在大陸的一角確立了特殊地位。」「從目前支那的態度方面來考察，不能不得出這樣的結論：只用外交的和平手段，終究不能貫徹解決滿蒙問題的目的。」這是繼田中義一之後更為明確地道出以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意圖。參謀本部也在「形勢判斷報告」確定「解決滿蒙問題」第三個階段就是「佔領滿蒙」。同年5月，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在《滿蒙問題私見》中寫到：「為了我國國運的發展，滿蒙正是最為重要的戰略據點。……而且，在確定戰爭計划上，要問戰爭動機、確定日期，按照日韓合併的要領，向中外宣布合併滿蒙足矣……如有良機，依靠關東軍的主動，成就回天之偉業絕非難事。」由此可見，日本借故發動侵略戰爭已經只是時間問題。1931年9月18日，盤踞在我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按照其司令部的預定計劃，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動侵華戰爭，佔領我東北全境，這樣，日本軍國主義建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一個戰爭策源地。日本為了造成對東北軍事佔領的既成事實，在所謂「共存共榮」「王道樂土」的旗號下，一手炮製了實為日本殖民地的「偽滿州國」。

　　東北三省全部淪陷之後，日本軍國主義者進逼中國關內，蠶食華北。1933年日本佔領熱河，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塘沽協定》，使日軍佔領合法化。1934年4月，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天羽英二發表了日本在中國的行動不許他國干涉的聲明，表明日本將獨佔中國的意圖。1935年，日軍在河北和察哈爾不斷製造事端，進行軍事挑釁。國民黨政府再次與日本簽訂賣國的《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中國失去了河北、察哈爾兩省大部分主權。同年6月28日，「丰台事件」發生，日軍非法進駐丰台。接著，日本侵略者策動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的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推動以分離華北為目的的「華北事變」。11月25日，日本唆使漢奸殷汝耕在通縣成立「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冀東22個縣宣告脫離中國政府管轄。與此同時，日軍策動成立偽「蒙古軍政府」，妄圖使「內蒙脫離中央而獨立」。1936年2月，日本發生「二·二六事件」，這次以建立軍事政權為目標的軍事政變雖然失敗，但上台組閣的廣田弘毅隨即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從組閣到施政方針完全按照軍部旨意而決定，日本法西斯軍事獨裁政權形成。同年8月，日本出台「國策大綱」，以「穩步地向海外擴張」「確保帝國在東亞大陸的地位，同時向南方海洋發展」等根本國策。1937年7月7日，日軍在盧溝橋回龍廟附近進行挑釁性的軍事演習，並炮轟宛平城，製造「盧溝橋事變」，開始全面侵華，後以重兵三路進攻華北，走上了全面侵華的道路。

　　綜上所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演變過程是與「大陸政策」的演進及實施互動發展的。從發展歷程來看，隨著對於西方列強「弱肉強食」侵略行為的認同，日本從昔日「存華挫狄論」實現了向「得失互償論」的徹底轉變。同時，日本明治維新實施的「富國強兵」政策，進一步激發了軍國主義侵華思想的膨脹與發展。日本完全無視幾千年的睦鄰友好關係，力圖仿效西方列強的作法侵略中國等亞洲鄰國。從「脫亞論」到「大陸政策」構想的產生，為日本最終尋找到了發動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現實主義理由和行動依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歐洲列強無暇東顧，又給了日本軍國主義確立「在東洋的權利」的戰略時機和侵略空間。從對華「二十一條」到「田中奏摺」的對華政策推進，反映出日本軍國主義的「利益線理論」已經轉變為侵華的具體戰爭行動。隨著二戰中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失敗，宣告了日本「大陸政策」的徹底破產，也證明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指導的日本民族擴張主義、軍國主義道路沒有出路，必然以失敗而告終。

　　如今，日本出現右翼及一些保守勢力違背「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謀求海外永久派兵的同時，日本國內否認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的「歷史修正主義」言論也不斷高漲，這說明日本國內有些人還沒有充分認識到否認軍國主義侵華罪行及其對中日關係的負面影響。為了維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正義性成果，駁斥日本右翼及保守勢力有關「侵略未定論」的肆意妄為，防止日本為其軍國主義侵略罪行翻案，繼續深入探討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思想根源，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注釋

　　 1［日］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第二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第157頁。

　　 2蔣立峰、湯重南：《日本軍國主義論》上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頁。

　　 3［日］星野芳郎：《追溯日本軍國主義的源流》，張悅亭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7，第1～3頁。

　　 4［日］滝本誠一編：《佐藤信淵家學全集》下卷，東京：岩波書店，1992年，第825頁。

　　 5［日］佐藤信淵：《宇內混同秘策》，《日本思想大系（45）安藤昌益?佐藤信淵》，東京：岩波書店，1977年，第426頁。

　　 6［日］井上清：《日本軍國主義》Ⅱ，東京大學出版會，1953年，第10～11頁。

　　 7［日］渡邊幾治郎：《日本戰時外交史話》，千倉書房，1937年，第8頁。

　　 8［日］吉田常吉、藤田省三、西田太一郎：《日本思想大系（54）吉田松陰》，東京：岩波書店，1978年，第193頁。

　　 9吉田松蔭通過松下私塾的教育，傳授國家擴張主義理論及思想著述，培養了一批日本史上赫赫有名的維新精英和思想繼承者。其中有「維新三傑」之一的倒幕先鋒木戶孝允、日本史上首任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和陸軍鼻祖山縣有朋等人。

　　 10福澤諭吉的肖像印在日本一萬元鈔票（萬元札）上被整個日本民族所銘記，而他的「脫亞論」也對日本後世產生著深遠影響。

　　 11曹選玉：《侵華戰爭與日本軍國主義的形成、發展及覆滅》，《重慶教育學院學報》，1996年3期。

　　 12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著：《日本侵華七十年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第10頁。

　　 13［日］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的亞洲觀——重新認識日本近代史》，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48頁。

　　 14、16［日］安川壽之輔：《福澤諭吉的亞洲觀——重新認識日本近代史》，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87頁。

　　 15［日］《福澤諭吉全集》第10卷，東京：岩波書店，1961年，第238～240頁。

　　 17、18、19［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0年，第169、236～237、314頁。

　　 20、21、23、25、27［日］井上清、鈴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年，第319、328、490、490～491、557頁。

　　 22、24、28［日］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冊，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1980年，第525、526、524頁。

　　 26、29米慶余：《日本近現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10年，第231、232～233頁。

　　 The Deep Ideological Causes Behind the Lingering Militarism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Thought on Invasion of China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Lv Yaodong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the Japanese militarist thought on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nteracted with the evolu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policy". Looking back on the history, as Japan gradually identified itself with the "law of the jungle" aggression by the Western powers, it shifted away from the former theory of "uniting with China to fight the Western invaders" toward the theory of "compensating the losses at the hands of the West with gains in China". At the same time, the "rich nation, strong army" policy implemented during the Meiji Restoration further encouraged the militarist thought on invasion of China. Japan completely ignored its thousands years of good-neighbor relations with China, and tried to follow the suit of the Western powers to invade China and other Asian neighbors. The "breaking away from Asia" theory and the "continental policy" provided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th the reason and action plan for launching a war of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ith the "Twenty-One Demands" and the "Tanaka Memorial", the Japanese militarists completely put into practice its "line of benefit theory" and waged a full-scale war against China.

　　 Keywords: militarism, the theory of compensating loss with gains, line of benefit theory, collective self-defense

　　呂耀東，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中日關係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博導。研究方向為日本政治、中日關係、日本海洋戰略、當代日本外交政策與外交戰略。主要著作有《冷戰後日本的總體保守化》《21世紀的中日關係》《日本與朝核危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