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來 | 王陽明的精神世界

圖片信息：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陳來、在第七屆世界儒學大會上獲頒2015年度「孔子文化獎」。

王陽明以其「心學」理論著稱於後世，其學說主張的核心便凝聚在這四句箴言之中——「無善無噁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

王陽明的一生屢建功勞又屢遭詬陷，在經歷了巨大的人生困境與嚴峻的生存考驗之後，最終磨礪出了臨危不懼、處變不驚的超然境界，並且收穫了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就是著名的「龍場悟道」，開創了「致良知」的學說。

今天就讓我們跟隨著名哲學家陳來先生的文字來領略歷史上這位儒學大師的精神世界吧！

文/陳來

陽明曾與王純甫書指出：「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與王純甫》，《全書》四，第96頁)。人在遭受巨大的人生波折、失敗、困苦、屈辱的時候，精神和心理狀態能夠不為環境的變異或個人的得失所影響，這不僅是一個意志是否堅強的問題，而是一個整體的世界觀問題，也是一個人精神鍛煉、修養程度的檢驗。普通人的煩惱、沮喪、壓抑、不快、怨恨等，在陽明看來，都是精神鍛煉不夠造成的「動心」。而君子在任何情況下能「無入而不自得」，就是要能夠做到在這些情況之下「不動心」。這絕不是一個容易達到的境界，儘管人的心理的先天素質與定力不同，「不動心」的境界作為主體性的成熟和內在力量的表現，是需要修養鍛煉而後才能達到的境界。正如李翱所說，自孟子以來，儒家並沒有忽視對這一種境界的追求。二程亦云：「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栗，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遺書》二十五，《二程集》，第321頁)。這是對孟子、莊子皆有所繼承。陽明與王純甫書雖在正德七年，事實上這也是他後來經寧藩之變與張許之難「得力」之處所在。

站在這個立場上，人生的變故正是考驗和鍛煉這種境界的機會，「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為警切砥礪之地，卻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於日勞心拙而不自知矣」(《答劉內重》，《全書》五，第110頁)。陽明還說：「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則喜，聞毀則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君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答友人》，《全書》六，第115頁)陽明曾說，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以上所引幾封答人書皆作於居越以後，是陽明自己「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的經驗之談。只有真正了解陽明正德末年經歷的巨大人生困境，和面對的嚴峻的生存考驗，我們才能了解「良知」的學說對陽明自己早已超出了純粹倫理的意義，而涵有生存意義上的智慧與力量。擒濠之後的陽明，他的蓋世之功非但未得任何肯定與獎勵，反而遭到內官在君前的惡毒詆毀，在「暗結宸濠」、「目無君上」、「必反」等被羅織的六大罪名之下，陽明處於「君疑」的處境，隨時有殺身滅門之禍，這可以說是封建時代士大夫所遭遇到的最險惡的人生處境。面對如此危如累卵的艱險處境，陽明所以能處變不驚，歷險而夷，是和他作為一個哲學家的精神性的成熟穩定不可分的。

王畿曾指出：「先師自謂良知二字自吾從萬死一生中體悟出來，多少積累在，但恐學者見太容易，不肯實致其良知，反把黃金作頑鐵用耳。先師在留都時，曾有人傳謗書，見之不覺心動，移時始化，因謂終是名根消煞未盡。譬之濁水澄清，終有濁在。余嘗請問平藩事，先師雲，在當時只合如此作，覺來尚有微動於氣所在，使今日處之更自不同」(《龍溪先生全集》卷二)。王畿這個記述所以值得注意，就在於他明確指明良知說的生存意義，即良知作為不動於心、不動於氣的本然狀態的意義。陽明正是在那樣險惡的情境下「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毀譽榮辱之來不以稍動其心」，由於他以高度穩定、平靜、沉著的態度泰然處之，即處危不動、處急不驚、處變不亂，最終擺脫了危機，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只有從這裡才能理解良知說從「百死千難」、「萬死一生」中體悟得來的說法。在經歷了江西之變以後，他終於確信，良知說不僅可以使人達到道德的至善，而且依賴它，人可以真正達到他嚮往已久的「不動心」的境界。

王陽明《行草手札》

後來他在答黃綰論良知書中也說：「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收斂得，憤怒嗜欲正沸騰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與黃宗賢》，《全書》六，第119頁)。這也是說，致良知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能使人在「動氣」時斷然地控制感情、情緒的平衡，使人在任何時候任何環境下都能保持「平常心」，這種控制感情情緒以保障最佳心理素質與心理狀態的能力，不是靠平平常常的方式可以獲得的，實現這種境界的難度大大超越一般的勇氣甚至面對死亡的勇敢。從心性本體來說，此種境界所以可能的根據是由於「此數病良知之本無」，這也就是四句教心體本無喜怒哀樂的思想，從這裡也可以看出，致良知與四句教有極為密切的關聯。

《傳習錄》載：「問有所忿鉣一條，先生曰：忿鉣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鉣著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大公之體了。故有所忿鉣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鉣等件只是個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大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鬥，其不是者，我心亦怒，然雖怒卻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亦只得如此方才是正」(《全書》三，第76頁)。由此可見，陽明所說的不動心代表的境界並不是心如枯槁，百情不生，而是「物來順應」、「不要著一分意思」，這也就是程顥所說「情順萬物而無情」。七情是意識主體的活動必然具有的，其本身並不是不合理的，問題在於要使七情的發生「不曾動些子氣」，即不使感情與情緒破壞、傷害心境的平衡與穩定。這種不動心的境界，用前章討論的語言，即「無累」、「無滯」的精神境界。如陽明對薛侃說：「悔悟是去病之葯，然以改之為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葯發病」(《傳習錄》上，《全書》一，第48頁)。他對黃直也說：「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為文字所累，心中有一物矣」(《傳習錄》下，《全書》三，第76頁)。

在陽明看來，超然境界不僅是排除一切緊張、壓抑、煩躁等否定性情緒，對於任何意念都如此，人不應使任何意念情緒留滯於心，留滯就是有累，即受到感情情緒的牽擾，無法保持自由活潑的心境。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充分肯定了佛道的生存智慧。有見於儒者多為名利所縛，他感嘆道「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與黃宗賢》，《全書》四，第96頁)。「方今山林枯槁之士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寄希淵》，《全書》四，第97頁)。他進而認為佛老與儒家的終極的精神境界是一致的：「仙佛到極處與儒者略同，但有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截同者不可誣也」(《傳錄》上，《全書》一，第43頁)。

正德十二年至十五年，陽明在江西平亂時取得多次重大的軍事勝利，後來他的學生問他用兵之術，他說：「用兵何術，但學問純篤，養得此心不動，乃術爾，凡人智能相去不甚遠，勝負之決，不待卜諸臨陣，只在此心動與不動之間」(《征宸濠反間遺事》錢德洪按語，《全書》三十八，第540頁)。對於王陽明的顯赫事功，人們常常會問：這與其學術思想是否有關?事實上，如果說陽明的學術與他的軍事勝利有什麼關係的話，那麼可以說，主要是他的「不動心」的境界使他得以自如地應付複雜的局面。早在正德十一年陽明受命巡撫南贛時，他的朋友即預言「陽明此行必立事功」，人問何以知之，他說「吾觸之不動矣」(《年譜》，《全書》三十二，第449頁)。至於陽明在江西平叛時指揮若定的實例更是不勝枚舉。

各種版本的肖像畫

人的生存意義上的這種境界，就其終極關懷狀態而言，其標誌是突破生死關。陽明說：「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滯，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傳習錄》下，《全書》三，第79頁)。這說明，陽明理解的超越境界，就其一般意義而言，要求超脫「一切聲利嗜好」，包括感性的欲求和一切對功名的強烈慾念。就其終極意義而言，則必須超脫生死的分別。陽明自己謫居龍場時曾經歷過這種經驗，他當時「於一切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死一念尚不能遣於心」(《行狀》，《全書》三十七，第516頁)，「惟生死一念尚覺未化」(《年譜》，《全書》三十二，第446頁)。要徹底達到心之全體流行無礙的境界，就要勘破生死，從根本上使人的一切好惡脫落殆盡，以實現完全自由自在的精神境界。在這一意義上，這種境界作為一種生死解脫的智慧具有宗教性或與宗教境界相通。

北大博雅好書

-總第554期-

博識雅行 學知天下北京大學出版社文史哲事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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