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決議》：把毛澤東思想同晚年錯誤分開

06-13

堅持和弘揚實事求是的科學歷史觀

——學者縱論《歷史決議》的重大價值與深遠影響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正式公布的文本）

　　話題緣起

　　今年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簡稱《歷史決議》）通過30周年。《歷史決議》對「文革」，對毛澤東的功過等重大問題作了實事求是的總結和科學評價，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科學歷史觀的一個範例。那麼，《歷史決議》怎樣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歷史觀？今天該如何認識《歷史決議》的重大價值？如何做到遵循決議精神而不拘泥於個別結論？如何堅決防止從決議的結論後退？這些都是需要正確認識和嚴肅對待的問題。

　　特邀嘉賓

　　沈寶祥（中央黨校教授)

　　石仲泉（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程中原（當代中國研究所原副所長）

　　林蘊暉（國防大學教授、文史學者）

　　李向前（中共黨史出版社總編輯）

　　劉金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主任、研究員）

　　作出《歷史決議》的重要目的，是要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

　　主持人：胡錦濤同志今年在「七一」講話中指出，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我們曾經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根本原因就在於當時的指導思想脫離了中國實際。我們黨能夠依靠自己和人民的力量糾正錯誤，在挫折中奮起，繼續勝利前進，根本原因就在於重新恢復和堅持貫徹了實事求是。「這方面的經驗教訓，我們黨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進行了系統總結，我們必須牢牢記取」。今年是《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通過30周年，那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為什麼要作出起草《歷史決議》的決定？

　　林蘊暉：作出《歷史決議》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實事求是地總結經驗教訓。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閉幕會上，鄧小平作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要求的是全黨在解放思想的基礎上，團結起來「向前看」。當時現實中存在著妨礙人們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障礙，首先是怎樣看新中國成立以後近三十年歷史中的風雨和曲折，尤其是十年「文革」。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對毛澤東的評價：功績是第一位的，還是錯誤是第一位的；錯誤是毛澤東一個人犯的，還是其他中央領導人也有份；毛澤東思想還要不要堅持。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文革」前的十年，成績是主要的，還是錯誤是主要的。對這樣一些重大問題，不只黨內外、國內外有著不同認識，在黨內高級幹部中，意見也很不一致。因此，要重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必須對新中國成立以來重大歷史事件的是非功過，特別是毛澤東的是非功過，以及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錯誤的界定，作出一個符合歷史實際的決議，以統一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的思想，才利於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

　　沈寶祥：《歷史決議》是因歷史需要而作的。回答當時面臨的重大問題，這就需要對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作一個全面客觀的評價。這種評價不是寫通史，而是抓住幾個主要的、關係重大的問題作出正確的評價和判斷。只有這樣，才能最大限度地統一人們的思想，更好地向著建設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前進。經過了三十年，再來看這個《歷史決議》，其歷史意蘊就更清楚了。中國歷史演進到「文革」後期，「文革」的路線支撐不下去了，「左」的路線支撐不下去了，問題的實質是，中國傳統模式的社會主義已經走到了自己的盡頭。中國的社會主義必須「告別舊模式，開闢新路」。《歷史決議》就是適應了這樣的歷史要求，應運而生。

　　胡喬木提出：要把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分開。《歷史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

　　主持人：據了解，《歷史決議》的起草經歷了非常曲折艱難的過程，最初《歷史決議》草稿被推翻重來，又經歷了四千人的大討論。那麼，能介紹一下《歷史決議》起草的具體過程嗎？

　　程中原：《歷史決議》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會領導下進行，鄧小平主持，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組織實施。起草小組於1980年2月20日搞出了一份「僅供領導參閱」的《〈歷史決議〉提綱》，隨後，寫出了《歷史決議》的最初草稿。鄧小平於6月27日同胡耀邦、趙紫陽、胡喬木、姚依林、鄧力群談看過《歷史決議》草稿後的意見。鄧小平說：「決議草稿看了一遍。不行，要重新來。」在7月3日上午的書記處會議上，胡喬木談了如何落實鄧小平提出的對起草《歷史決議》的意見。他說，在起草的過程中，「小平同志找我們談過幾次，中心任務是要把毛澤東思想旗幟高高地樹起來，給它一個比較完整準確的解釋，用它來統一黨的思想。這個決議是說服對於這個方面有懷疑的同志的武器。」胡喬木提出一個解決難題的辦法：我們現在要把毛主席晚年在思想上、行動上的錯誤，同毛澤東思想加以區別，加以對照，對毛澤東思想加以肯定，對毛主席晚年的錯誤的理論和實踐加以批判。這個辦法，為解決鄧小平提出的決議的中心任務找到了一把鑰匙。

　　到了8月初，起草小組拿出了一個新稿子，正式取名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其後又經過一個月的修改，於9月10日完成。《歷史決議（未定稿）》先發給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此後，中央政治局決定，《歷史決議》稿要組織全黨4000名高級幹部進行討論。胡喬木、鄧力群和起草小組日夜修改，於1980年10月11日拿出了供黨內4000人討論的稿子。全稿約5萬字，比9月10日稿壓縮了八九千字。1980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發出組織《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稿）》討論的通知，隨通知發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九八○年十月供黨內高級幹部討論）》。鄧小平看了4000人討論的簡報，於10月25日找胡喬木、鄧力群談話。針對討論中提出的問題，存在的思想混亂，鄧小平著重講了關於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作用。他堅定地表示：一定要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肯定並且繼續堅持毛澤東思想，在這個問題上不能讓步。「如果不寫或寫不好這個部分，整個決議都不如不做。」從1981年3月31日開始，《歷史決議》稿再次經過黨內40多人討論。1981年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原則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草案）》，並決定提交十一屆六中全會審議。1981年6月27日到29日召開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歷史決議》草案經討論獲得一致通過。

　　《歷史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指出：「文革」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而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並分析了「文革」所以會發生並且持續10年之久的直接原因和複雜的社會歷史原因。《歷史決議》指出，「左」傾錯誤佔據支配全局地位，導致了「文革」的發動；對於「文革」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負有主要責任；但是，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在起草《歷史決議》過程中，對於「文革」的定性、「路線鬥爭」的提法等引起了爭論

　　主持人：據說，在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中存在著多種爭論，那麼這些爭論集中在哪些方面？

　　林蘊暉：《歷史決議》中涉及一些重大問題存在不同意見。如：有人認為，毛澤東從新中國成立以來就離開了馬列主義；有的說，1957年以來就存在著一條貫徹始終的「左」傾路線；有的認為，「文革」前的十年，成績不是主要的，錯誤是主要的；有的是同意「文革」是內亂的提法，說「文革」就是反革命；有的認為，「文革」發生的錯誤歸結起來就是毛澤東個人的品質，是為了樹立對他的個人迷信，他發動「文革」是怕去世以後有人出來做赫魯曉夫式的秘密報告；還有的說，毛澤東前期是共產主義者，後期不是共產主義者；還有人提出，「文革」以前的錯誤和「文革」的錯誤，都應該由毛澤東一個人負責。所有這些意見，在《歷史決議》中都沒有被接受。

　　討論中也有很多好的意見，為《歷史決議》所採納。如：為確立毛澤東在歷史上的地位，分清毛澤東的歷史功過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陳雲提出，前面加上對新中國成立以前二十八年的歷史回顧，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意見。根據討論中同志們的強烈要求，《歷史決議》在「文革」一節，特彆強調了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巨大貢獻。

　　李向前：對於「文革」的定性問題引起了爭論。「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內亂」一詞，即是經反覆研酌才確定的。原本，對於「文革」的這個定性，是準備使用「動亂」一詞的。從事物發展的形態說，「動亂」一詞並非不確切。「文革」十年，國家即處於動亂之中。有些關於「文革」的著作，就題為「動亂年代」。但是，決議起草者認為，「動亂」這個詞，更多的還是描述了歷史的表徵，而沒有準確概括十年「文革」的內在動因與性質。而「內亂」一語，則恰當表達了這場錯誤的發動，被人利用，連綿不絕十年的所謂「革命」的本質。可以說，「內亂」的使用，非常精到，特別貼切。它為人們的歷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準確判斷、由表及裡、深刻定性的範例。

　　劉金田：這裡還有個關於「路線鬥爭」的提法，鄧小平提出，以後「原則上不再用」這種提法。把「路線鬥爭」、「路線問題」提到比較嚴重地步的始於斯大林。在我們黨內是從上世紀30年代王明開始的。在過去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以來，在我們黨內的生活中間，在搞所謂路線鬥爭、在批判所謂路線錯誤的時候，形成了一套形式主義的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主觀主義、形而上學的方法。講路線，歷史上用慣了，用到誰的頭上誰就不得翻身，還要上掛下聯。「文革」中用得更濫了。粉碎「四人幫」以後，還提過一段黨的歷史上的「十次」路線鬥爭。《歷史決議》要不要這樣提？1980年3月19日鄧小平在第一次對決議起草提綱談意見時，就以實事求是的態度，談了對黨內的幾次大的鬥爭的看法。

　　他說，過去常說十次路線鬥爭，彭德懷同志那一次不能算了。劉少奇同志這一次也不能算了。林彪、江青是反革命集團。陳獨秀，還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這三個人，不是搞陰謀詭計的。羅章龍另立中央，分裂黨。張國燾是搞陰謀詭計的。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但究竟叫不叫路線鬥爭，也難說。

　　決議起草過程中，在分析毛澤東和黨過去的錯誤時，有人提出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鄧小平認為，提不提毛澤東同志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就有個分寸問題。我們不提路線錯誤，是考慮到路線鬥爭、路線錯誤這個提法我們用得並不準確，用得很多很亂。過去我們講黨的歷史上多少次路線鬥爭，現在看，明顯地不能成立。過去評價歷史上的路線鬥爭並不準確，這是我們不主張提路線鬥爭的一個理由。還有一個理由，過去黨內長期是這樣，一說到不同意見，就提到路線高度，批判路線錯誤。所以我們要很鄭重地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把這個問題提高到「這是改變我們的黨風的問題」。他說，對十一大，不要說什麼路線錯誤。對「文革」，我們也不說是路線錯誤，按它的實質分析就是了，是什麼就是什麼。

　　如何正確理解《歷史決議》體現的科學歷史觀問題

　　主持人：近年來，經常聽到一種說法：《歷史決議》對一些重大事件的結論還不夠實事求是，沒有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那麼，對此該怎麼看呢？

　　石仲泉：這裡有一個對實事求是的理解，也就是如何把握科學歷史觀問題。第一，實事求是不單純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因為對任何複雜客觀事物的認識，都涉及認識主體的立場、觀點、方法，與認識主體的人生經歷、文化學識和價值觀念密切相關。這就是為什麼對同一個人或事往往會有不同看法的原因之一。第二，實事求是是一個過程，如同真理的認識是個過程一樣。認識主體不僅有認識的局限，還有歷史的局限。任何人都生活在具體的時空之中，不能不受歷史環境、史料解密和歷史真實情況披露的制約。脫離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不顧客觀條件的許可程度，要求絕對地「實事求是」是不實際的，它只能逐步地實現。第三，實事求是有宏觀把握和微觀把握之別。能將兩方面都把握好，是最理想的。求其次，首先要在宏觀方面把握好，在總體上使讀者感到對歷史的敘述和分析是客觀的；在具體史料上是努力求實的。這就應當說做到了實事求是，堅持了科學歷史觀。

　　例如，關於社會主義改造，這是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有爭議的問題。因為改革就是從解決社會主義改造的遺留問題開始的。無論農村改革還是城市改革都是以調整所有制的表現形式和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作為改革的起點的。因此，「既有今日，何必當初」的看法相當普遍，認為《歷史決議》對社會主義三大改造不應當肯定。這裡涉及對三大改造究竟應當根據什麼作標準進行評價的問題。

　　在我看來，評價歷史事件和總結歷史經驗，實際上是兩個思路。一般說來，評價歷史事件，是從實際情況出發；總結歷史經驗，則是從理想狀態來要求。因此，我有一個觀點，評價歷史事件和總結歷史經驗，是兩個標準。說得通俗和簡單化一點，前者是及格標準，後者是全優標準。這兩者不能混淆。評價歷史事件，不能因為沒有達到全優就認為它不及格，予以否定。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那是從嚴要求，全優標準。應將這兩者加以區別。《歷史決議》在指導黨史研究和編寫方面，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主持人：《歷史決議》在指導黨史研究和編寫方面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那麼，如何理解以決議的精神為指導來認識黨史？

　　石仲泉：《歷史決議》是研究新中國成立以後黨的歷史的根本指導思想，對研究這段歷史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但是，歷史在發展，人們對歷史的認識也會有新的理解，或根據新的材料以新的角度作新的解讀。事實上，我們現在對《歷史決議》的認識不僅在內涵上比1981年那時的認識豐富多了，而且不少新的觀點豐富了它。特別是黨的領導人和黨的重要文獻對相關黨史的論述，推進和豐富了《歷史決議》的一些論斷。這就有一個如何根據《歷史決議》的科學歷史觀，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堅持《歷史決議》與黨的領導人和黨的文獻相關論述相統一的問題。

　　林蘊暉：關於黨史研究和編寫方面以《歷史決議》為指導，現實中有兩種理解：一種是一切都必須以《歷史決議》的論斷為準；另一種是在以《歷史決議》為指導的同時，要根據黨的十二大以來歷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和鄧小平理論，對歷史問題作出的新的判斷，與時俱進地進行研究和作出新的表述，也就是胡繩先生說的，「要站在黨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高度來回顧建國後黨的歷史」。前者的事例如：關於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分期。龔育之先生認為，新中國成立後頭七年應分為「前三後四」兩個時期。但是，有的人卻以「前三後四」的分法，與《歷史決議》不符，強調只有用「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這個提法，才符合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原則。近年出版的可稱為權威的著作，也有突破《歷史決議》的框框，對新中國成立後的某些重大歷史問題和事件作出新的論斷和評說。再如：關於高崗、饒漱石事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主要講高崗「分裂黨」，沒有再提「野心家」、「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話。

　　近年來有些學術觀點突破了《歷史決議》，對此該怎麼看

　　主持人：近年來，有些學術研究觀點已經突破了《歷史決議》的某些觀點、某些論斷。那麼，這是否意味著違背了《歷史決議》精神？

　　沈寶祥：的確，《歷史決議》的某些方面、某些論斷，確實已經被突破了。

　　比如，對華國鋒的評價。《歷史決議》說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的鬥爭中「有功」，粉碎「四人幫」以後，「做了有益的工作」，這是對他肯定評價的下限。還說他「壓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現在，人們已經注意到《人民日報》今年2月19日紀念華國鋒同志誕辰九十周年的文章和新近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的說法。這些論著說，華國鋒「領導粉碎『四人幫』」，在這場鬥爭中起了「決定性作用」，說他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代表中央常委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主持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再也不說他「壓制」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了。對華國鋒領導清查「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恢復和發展工農業生產方面的成績，也作了較充分的肯定。

　　再如，關於新中國成立以來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的歷史，《歷史決議》分為「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七年」、「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三段。鄧小平在1988年的一次談話中說：「我們建國三十九年，頭八年好，後十年也好，當中那些年受到『左』的干擾，情況不大好。」（《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60頁）這裡，鄧小平說的「當中那些年」，就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對「當中那些年」，鄧小平說得很乾脆，就是「情況不大好」，在分寸掌握上，明顯有別於《歷史決議》。

　　石仲泉：對於十一屆三中全會歷史意義和地位的認識，《歷史決議》評價它是「建國以來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沒有把它作為新時期的起點；而後來黨的文獻稱它「是一個光輝的標誌，它表明中國從此進入了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即「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起草《歷史決議》時距離十一屆三中全會時間很近，對它的認識不可能有後來這麼深刻。因此，我們也應以歷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待《歷史決議》。

　　要警惕和防止從《歷史決議》已經得到的成果往後退

　　主持人：記得10年前龔育之同志在答《人民日報》記者問時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要警惕和防止從《歷史決議》已經得到的成果往後退。那麼，當前是否也存在這樣的問題？

　　石仲泉：當時龔育之同志就這個問題談了兩種情況。他說：「這包括兩種情況。一種情況是，淡化甚至否定歷史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錯誤作出的結論，從這樣的結論後退。我認為，對歷史決議已經明確作出結論的那些實踐和理論上的錯誤，對『文化大革命』十年內亂和十年浩劫給人民、給國家、給黨帶來的那麼大那麼深的災難，對『文化大革命』以前『反右派』運動、『大躍進』運動、『反右傾』運動中的錯誤給人民、給國家、給黨帶來的那麼多的傷害，不能採取迴避、淡化掉的態度；而是應該如實地、恰如其分地正視它、記取它。不這樣，怎麼可能避免這樣的傷害和災難的重演呢？還有一種情況，是另一個方向的後退，即淡化和否定歷史決議對中國社會主義成就的肯定，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歷史地位的肯定，似乎建國以來什麼成就也沒有，有的只是一個接一個的錯誤。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艱苦奮鬥而取得的基本成就，不能採取無視它、否定它的態度，而是應該如實地、恰如其分地尊重它，這也是尊重人民、尊重歷史。否定建國以來的全部歷史，必然導致否定整個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建國的全部歷史。」我完全贊同龔育之同志講的要警惕和防止從《歷史決議》已經得到的成果往後退的兩種情況。儘管10年過去了，這兩種情況仍然存在。去年，我講過黨史研究方面存在的五種傾向，也包含了這兩種情況。首先是黨史的虛無主義傾向。這種傾向表現為對黨的歷史採取完全否定的態度，講黨的歷史和毛澤東只講錯誤一方面。這是不尊重歷史事實的。另一種傾向，就是龔育之同志講的那種淡化甚至否定《歷史決議》對「文革」及其以前的錯誤作出的結論，要從這樣的結論後退。近年來，有的人鼓吹為「文革」翻案和為「四人幫」平反，完全否定《歷史決議》對「文革」的結論。另外，在黨史研究領域還存在一種狹隘功利主義思想。紀念《歷史決議》，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和弘揚實事求是的科學歷史觀

　　主持人：那麼，《歷史決議》蘊涵著怎樣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石仲泉：《歷史決議》是我黨堅持科學歷史觀的一個範例。回首30年，《歷史決議》的基本精神、重大政治判斷和重大歷史結論都經受住了實踐的檢驗。歷史證明，這是一個好決議。它堅持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歷史觀。這個科學歷史觀不是別的，就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來研究黨的歷史、評價歷史事件和臧否歷史人物。說得更直白一點，科學歷史觀就是「實事求是」四個大字。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也是《歷史決議》的活的靈魂。我們今天紀念《歷史決議》，最重要的就是堅持和弘揚這個實事求是的科學歷史觀。（主持人：李慶英）

　　相關鏈接

　　鄧小平、陳雲、胡耀邦、葉劍英、李先念談《歷史決議》

　　國際上很關心這個問題（指對「文化大革命」和對毛澤東功過的評價問題），我們的人民更關心這個問題。「文化大革命」的問題勢必涉及到毛主席的問題。確有一部分人想全面否定毛主席，也確有一些人想全面肯定毛主席，恐怕國際、國內都有這種情況。所以，我們對這個問題是很慎重的。要真正實事求是，不能把好的說成壞的，也不能把壞的說成好的。

　　——鄧小平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九次訪華團時談話，見《黨的文獻》2011年第3期。

　　（一）毛主席的錯誤問題，主要講他的破壞民主集中制，凌駕於黨之上，一意孤行，打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著重寫這個，其他的可以少說。（二）整個黨中央是否可以說，毛主席的責任是主要的。黨中央作為一個教訓來說，有責任，沒有堅決鬥爭。假如中央常委的人，除毛主席外都是彭德懷，那麼局面會不會有所不同？應該作為一個黨中央的集體，把自己的責任承擔起來。在鬥爭時是非常困難的，也許不可能。（三）毛主席的錯誤，地方有些人，有相當大的責任。毛主席老講北京空氣不好，不願呆在北京，這些話的意思，就是不願同中央常委談話、見面。他願意見的首先是華東的柯慶施，其次是西南，再其次是中南。

　　——《陳雲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260-261頁。

　　這個決議，回顧了黨的六十年戰鬥歷程，總結了建國以來三十二年黨的基本經驗，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分析了這些事件的指導思想的正確和錯誤，以及這些事件所以產生的主觀因素和社會原因，科學地闡明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進一步明確了我們前進的方向。

　　——胡耀邦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雖然由於我長期在病中，未能詳盡地研究，但我是同意和擁護中央所做的這一決議的。

　　——《葉劍英年譜》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第1199頁。

　　總結黨的六十年歷史，特別是建國三十二年的歷史，是個很大的事情。這段歷史經過了許多曲折，勝利過也失敗過，在取得了偉大勝利的同時也犯過錯誤。這些問題只在中國共產黨內討論還不夠。

　　——《李先念年譜》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42頁。

　　（秦洋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