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薦｜高爾基：關於托爾斯泰的一封信（上）（巴金 譯）

我剛剛給您①寄出了一封信，就得到了報告「托爾斯泰逃亡」的電報。現在，我覺得我的思想還是跟您的在一塊兒，所以我再給您寫這一封信。

①「您」指符·加·柯羅連科；這封信是寫給柯羅連科的。

關於這個消息我想說的一切也許會是雜亂的，甚至於可能是殘酷而帶惡意的；不過您得寬恕我；我感覺著有人扼緊了我的咽喉，快要把我扼殺了。

我從前在加斯卜拉的時候①，托爾斯泰常常跟我在一塊兒談話，而且談得很久；我常常去看他，他也喜歡過來看我。我曾經仔細地並且熱愛地讀了他的著作；所以我覺得我有權來談論他，老老實實地說我想說的話，即使我的意見顯得冒昧，而且跟一般人的見解如何不同。我也跟任何人一樣地知道，世界上再沒有一個比他更有資格被稱為天才的人，再沒有一個比他更複雜、更矛盾、而且在各方面都更了不起的人，是的，是的，是在各方面的。了不起，我說不出來這個字眼帶著什麼樣的特殊意義，這是無邊的廣大，不能夠用語言文字來說明的。在他的內部有著什麼東西，使我時時刻刻都想對所有的人、對每一個人大聲地說：「你們看，在這個土地上面活著一個多麼不可思議的人啊！」因為可以這樣說：他完完全全是而且最先是一個人：人類中的人。

①亞歷山德拉·托爾斯泰雅在《托爾斯泰的悲劇》中寫著：「高爾基跟他的太太和兒子一塊兒住在海邊，離加斯卜拉大約有一哩路遠，他常常來看我們。」

可是有一種東西使我永遠沒法跟他接近，就是他的那種想使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伯爵的一生成為「我們的聖父貴族列夫聖者的言行錄」的專制的、頑固的傾向。您知道他很久以前就在找尋「受苦」的機會了。他曾經對葉夫蓋尼·索洛維約夫①和蘇列爾表示過他的悔恨，因為他沒有把這個辦到；可是他找尋受苦的機會，並不是為了單純地受苦，並不是由於一種想考驗他的意志的抵抗力的自然的願望，卻只是出於那個顯明的而且──讓我再說一遍──專制的意向，就是想增加他的教訓的重量，使他的說教成為不能辯駁的東西，並且拿他的受苦來使它在別人的眼裡成為神聖不可侵犯，他好強迫他們來接受它，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好強迫他們來接受它啊！因為他知道這個說教本身並不夠說服人。將來有一天您會在他的《日記》裡面讀到他對待他的說教和他個人的懷疑主義的好例子。他知道「殉道者和受難者中很少有不是專制者和暴君的」，──他全知道！可是他仍然說：「要是我為著我的思想受了苦的話，那麼我的思想就會產生一種完全不同的印象！」這一點使我始終無法跟他接近，因為我不能不在這兒看到一種想對我施暴力的企圖，一種想控制我的良心、用正直的血光來眩惑它、並且給我的頸項加上一個教條的軛的願望。

①葉·安·索洛維約夫（1866—1905 ）：俄羅斯批評家和文學史家，筆名安德列耶維奇。

他常常熱烈地讚美另一個世界中的永生，可是他自己倒更喜歡永生在這個世界裡面。他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民族的作家（我是照這個稱呼的最真實而又最完全的意義來說的），他使他的民族的一切缺點以及我們歷史的酷刑所加在我們身上的一切的損害都具體活在他那個巨大的靈魂裡面了。……他的一切都是民族的，他的全部的說教便是一個過去的反動，也就是一種我們正在擺脫而且就要克服的所謂「祖型再現①」。

①「祖型再現」：即「隔代遺傳」。

您該記得他在一九〇五年寫的那封信《知識分子、國家和人民》吧，這是多麼荒謬奇怪而且幸災樂禍的東西！我們在那裡面聽到了「分離派教徒」①的「呀！你們原先不肯聽我的話！」的聲音。我當時曾經寫了一篇答覆，並且根據他自己說過的話來回答他，因為他有一天對我說過他「老早就失掉了談論俄國人民並且代他們說話的權利了」；我並且親眼看見好些老百姓跑來向他吐露胸懷，他卻沒有興緻去聽他們講話，也不熱心去了解他們。可是我那封信的措辭太激烈，所以我沒有把它寄給他。

①「分離派教徒」：十七世紀俄羅斯一部分東正教徒反對當時莫斯科大主教尼康（1605—1681）施行的教會改革，受到了迫害，從正教分離出來。他們保持舊的信仰、舊的儀式和舊的習慣，因此被稱為「分離派」，又稱「舊信仰者」。

現在他一定是在嘗試他那個最後的一跳吧，只為著想給他的思想添上最高的價值。他跟瓦西里·布斯拉耶夫①一樣，他本來是愛飛跳的，不過始終是為著確定他自己的神聖性，為著給他自己找尋一種頂上圓光的緣故。事實上即使他的學說可以由於俄羅斯的古代歷史和這位天才的個人的受苦而被認為正當，它總是宗教裁判所的東西。在他看來，人要達到神聖性，只有走欣賞自己的罪惡的路，走壓制求生的意志的路……

①瓦西里·布斯拉耶夫：即諾弗戈羅德的調皮的英雄瓦希卡·布斯拉耶夫。

在列夫·尼古拉耶維奇的身上有許多方面，它們有時候給我喚起了一種近乎憎恨的感情，這種感情十分沉重地壓在我的靈魂上面。他那個發展過甚的個性是一個龐大的、差不多是可怕的現象；他的身上有一種「包加狄爾」斯維雅托戈爾的東西，斯維雅托戈爾①，這個大地載不起的巨人。是的，他是偉大的！我深深相信除了他所說過的一切以外，還有許多許多事情他並不曾談到，甚至他的日記里也沒有寫過；他也許永遠不會向任何人吐露它們了。這所謂」有些東西」只有偶爾在他的談話中間露出來一點點，而且是隱隱約約地說出來的；在他拿給我和列·阿·蘇列爾席次基讀過的兩本日記裡面，他也曾隱隱約約地說到「有些東西」。這在我看來是一種類似「一切肯定之否定」的東西，這是最深刻最壞的虛無主義，它是在一種不可救藥的、無限的絕望中，而且還是在一種恐怕從來沒有一個人像這樣清楚地感受到的孤獨中生長起來的。我常常覺得在他的靈魂的深處他是一個對別人的一切都非常頑固地不關心的人；他是這麼地高出他們之上，這麼地比他們強，比他們有力量，他竟然把他們全看作同樣的蚊蚋一類的小蟲，而他們的擾攘活動在他的眼裡也成為可笑而可憐的了。他離開他們遠遠地一個人隱居在荒原上，用了他全部精神力量，孤獨地，一心一意去探究那個「最主要的東西」：死。

①斯維雅托戈爾：俄羅斯民間英雄史詩中的一個人物。他被描寫成一個想把大地舉起的大力武士。他曾經誇口要把天和地兩個「圈」拉攏捏成一個東西。

在他的一生中他沒有一個時候不害怕死，不憎恨死；在他的一生中他沒有一個時候不感覺到「阿爾扎瑪斯①的恐怖」縈繞著他的靈魂：他，托爾斯泰，他也應當死嗎？整個宇宙，整個大地都在望著他。從中國，從印度，從美國，從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有著活的、一直在顫動的線向他伸過來；他的靈魂是為所有的人而存在的，並且是永遠存在的！為什麼大自然就不在它的法則中作出一個例外，使所有的人裡面有一個人得著肉體的永生？為什麼呢？固然他是極富於理性而且極聰明，不會相信奇蹟，可是在另一方面他卻是一個調皮的人，一個實驗者，又好像一個年輕的新兵，他站在陌生的兵營門前因為恐懼和絕望正驚吵得厲害。我還記得在加斯卜拉，他病好了以後，讀了列夫·謝斯托夫②的小書《尼采與托爾斯泰伯爵的學說中的善與惡》，聽見安·巴·契訶夫對他說「不喜歡這本書」的時候，他便回答道：

①阿爾扎瑪斯：俄羅斯的一個城市。所謂「阿爾扎瑪斯的恐怖」，是這麼一回事情：一八六九年八月的末尾托爾斯泰到片扎省去看一塊地。他中途在阿爾扎瑪斯城裡過夜，寄宿在一所小宅子裡面。他躺在一張沙發上睡著了，不多久他忽然醒過來，屋子裡漆黑。他想再睡，卻始終睡不著。他問他自己：「我為什麼到了這兒來？我到什麼地方去？我在逃避什麼東西？並且逃到哪兒去？我在躲避一種可怕的東西，可是我又跑不動。我的腦子始終是清醒的，我在折磨自己。我是他，我始終在那兒。片扎省也好.，任何別的地方的產業也好，都不會給我增加一點東西，也不會給我拿走一點東西。我厭惡我自己，我受不了，我折磨我自己。我想睡，想忘記，──我卻不能夠。我不能夠躲開我自己。」他走到廊子里，希望能逃掉那個折磨他的東西。然而它追上來，把一切都給他掩蔽了。他問他自己：「這愚蠢算什麼呢？我擔心著什麼？我害怕什麼？"死的聲音回答道：「我，我在這兒！」托爾斯泰恐怖地跟這個幻影掙扎。可是死趕走了他的睡眠。使他的心靈中充滿了寂滅的思想以及一切他所愛的人和物完全消失的思想。他禱告，閉上眼睛，可是幻影仍然在折磨他。後來他只好喚醒他的僕人離開了那個宅子。過了好久，托爾斯泰才忘記了他在阿爾扎瑪斯的這個痛苦的經歷。然而在他的思想的深處，仍然躲藏著那個他曾經見過的可怖的死的幽靈，幾年以後它又出現了，要他對它那個永遠存在的問題給一個答覆。

②列夫·謝斯托夫（1866一1938）：俄羅斯虛無主義和厭世哲學的思想家和著作家。

「我呢，我倒覺得它有趣味。這本書寫得勉強，然而畢竟寫得有意思。我倒喜歡那班冷評家①，只要他們是老實的話。他這樣說過：『真理是沒有用的。』這倒是真話。他拿真理來做什麼用呢？無論如何，他還是要死的。」

①冷評家：指喜歡嘲罵世人者。

他顯然看出來別人不了解他的話，便高興地笑笑，加上幾句：

「要是一個人學會了思想，不管他的思想的對象是什麼，他總是想著他自己的死。所有的哲學家都是這樣的。既然死一定要來，那麼真理又有什麼用呢？」

然後他又對我說，對於所有的人真理只有一個，就是對上帝的愛，可是他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始終帶著冷淡和厭倦的神情。吃過早飯以後，他在陽台上又拿起那本書，翻到作者寫的這樣的一段話：「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①要是不回答他們自己提出的問題，就不能夠活下去，對於他們，任何一個回答都比沒有回答好些。」他笑了起來，並且說：

①弗·尼采（F. W. Nietzsche，1844—1900）：德國哲學家，唯意志論者。

「多麼大膽的理髮師啊！他居然斷定說我欺騙了自己，因此我也欺騙了別人。這是很明白的……」

蘇列爾問道：

「可是為什麼說理髮師呢？」

「是這樣的，」他沉吟地答道，「我偶然想到的。他時髦，他漂亮，他讓我想起一個莫斯科的理髮師，他到鄉村來參加一個農家叔父的婚禮。他在那兒算是態度最文雅的，他會跳『郎西葉』①，因此他把任何人都不放在眼裡。」

①「郎西葉」：從法文Lancier來的，一種上等的舞曲。

我差不多是一字不動地把這段談話重寫在這兒。我把它記得很牢，我當時還把它跟許多別的使我感動的事情一塊兒記錄了下來。蘇列爾席次基同我兩人記了很多的筆記，可是蘇列爾在他到阿爾扎瑪斯來看我的途中把他的筆記失落了；他是一個很大意的人，雖然他對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有一種帶女性的愛，但是他對待列·尼的態度也有點古怪，裡面含得有一種屈尊的意味。我也很大意，我把我的筆記放起來卻記不起放在什麼地方了，我再也找不著它們；它們一定是在俄國境內某一個人的手裡。①我對托爾斯泰一直是十分注意地觀察著的，因為我過去找尋過，我現在還在找尋，而且我要一直找尋到我斷氣為止，我在找尋一個有著活的真實的信仰的人。並且也因為有一天安·巴·契訶夫談起我們文化的不發達，曾經對我發過牢騷：

①高爾基寫這封信的時候，他住在義大利的卡普里。

「歌德說過的話每一句都給人記錄下來了，可是托爾斯泰的思想卻在空中消失了。好朋友，這就是那種叫人忍受不了的俄國人的態度。再過些時候，他們就會明白的，他們會動手寫些回憶，說些謊話。」

可是現在我們再回到謝斯托夫身上來。托爾斯泰又說：

「他認為：『人不能夠一面注視可怕的幽靈而一面活著』，可是他從什麼地方知道人能夠或者不能夠呢？因為要是他知道了的話，要是他看見了幽靈的話，他就不會寫出這些無意識的話，他要去做些正經事情，像釋迦牟尼一生做的事情那樣。」

有人說謝斯托夫是猶太人。

「這不大可能，」列·尼懷疑地說。「他一點兒不像是猶太人：從沒有見過一個沒有信仰的猶太人，你們舉出一個來看看。……不，沒有的……」

有時候人覺得這個老巫師在戲弄著死，他在跟死調情，他試著用這樣的話來欺騙她：「我不怕你；我愛你；我在等著你。」 他又一直用他那對銳利的小眼睛偷偷地看她：「你究竟是個什麼樣子？你後面究竟有些什麼？你要把我完全毀滅嗎？或者我還有一些東西可以繼續生存？」

我們聽見他說「我幸福，我非常幸福，我實在太幸福」的時候，總不免會生出一種奇怪的印象。他接著馬上就說：「要受苦。」受苦，這也是他的真理；他的病雖然還沒有完全好，可是他卻真誠地高興去坐監牢，被流放，或者一句話說完，戴上一頂殉道者的荊棘的冠，像這樣的事我就沒有一秒鐘懷疑過。也許在他看來殉道的行為多少總可以把死加以合理化，使它更容易理解，而且更容易接受，自然這是指外表的、形式的方面說的。可是我卻十分相信他從來沒有感到幸福，不管在什麼時候，不管在什麼地方：不論在「智慧的書中」，在「馬背上」，在「女人的懷裡」，他都沒有完滿地感到「地上樂園」的幸福。他太有理性了，所以不能感到那種幸福，而且他對人生，對人們也知道得太多了。他還說過這樣的話：

「哈里發①阿勃杜拉曼一生有過十四天快樂的日子，而我呢，我確實沒有那麼多的快樂的時間。這是因為我從來沒有，而且我不能夠為著自己，為著我的靈魂生活，我只是為著表演，為著別人在生活。」

①哈里發：原是中世紀某些伊斯蘭教國家君主的稱號。但是這裡提到的阿勃杜拉曼可能指阿富汗的國王（1844—1901），他在一九〇〇年用波斯文寫了《自傳》，有俄文譯本。

我們離開他以後，安東·契訶夫對我說：「我不相信他就沒有快樂過。」至於我呢，我卻相信。他從來不曾有過快樂。不過要說他以前是為著「表演」而生活，也不是真的。不錯，他把他多餘的東西給了別人，就像施捨給乞丐那樣；他喜歡強制人──一般地說，是「強制」──強制人念書，強制人散步，強制人只吃素菜，強制人愛農人，強制人相信列夫·托爾斯泰的合理的宗教觀念的正確性。塞給人一點他們滿意的或者感到興趣的東西，然後叫他們走開！大家不要來擾亂我這種習慣的、痛苦的、但有時也是適意的寂寞生活，讓我對著那個「主要問題」的無底深淵沉思！

所有俄國的傳道者，除去阿瓦昆①（或者再加上一個季洪·扎頓斯基②）之外，都是冷淡的人，因為他們沒有一個積極的、活的信仰。我在《在底層》裡面描寫我的魯卡的時候，我倒很想寫出一個這一類的老年人來：他對「各種各類的回答」，都感興趣，可是他卻不關心人。遇到他不能不跟人們會面接觸的時候，他才安慰他們，不過也只是為了使他們不再來打擾他的生活。這一類人的一切的哲學，一切的傳道都是一種施捨，而且是暗地裡懷著厭惡地拿出來的，在這種傳道的背後，人們還隱約地聽得見可憐的訴苦的話：

①阿瓦昆（約1621一1682 ）：俄羅斯教長，舊正教的擁護者，他反對尼康的宗教改革。一六八二年被沙皇下令燒死在木樁上，留下了一本自傳《言行錄》。

②扎頓斯基： 即扎頓斯克的季洪（1724一1783 ）：俄羅斯基督教聖人，有《著作集》出版。

「不要來纏我！愛上帝，愛你們的鄰人，可是不要來纏我！詛咒上帝，愛外人也好，可是不要來纏我！不要來纏我，因為我是一個人，而且我是會死的人！」

唉！就是這樣的，很久以來就是這樣的！過去不能不這樣，現在也不能不這樣，因為人們已經是精疲力竭，過度地分散，他們被囚禁在一種吸盡靈魂的孤獨裡面。倘使列·尼同教會和解了，我也不會感到一點驚奇。這裡也會有一種它自己的邏輯：所有的人都是渺小的，連主教們也是一樣。其實這不會是和解；對他個人來說，這個舉動不過是一個合乎倫理的步驟：「我寬恕那些恨我的人。」這是一種基督徒的行為，在它背後隱藏著一種諷刺的微笑；它可以被當作一個聰明人對傻瓜們的復仇。

然而我還沒有照我所想的那樣寫下來，也沒有寫到我想寫的那些事情。有一隻狗在我的靈魂里號叫，我有著不吉的預感。報紙來了，很顯然地在你們那兒人開始在「創造傳說」了：從前有過一些懶人和不中用的人，現在在他們中間卻生出了一位聖人來。

您只要想一想，對於那個國家，正是在這個時候，正是在一般絕望的人垂頭喪氣、大多數人的靈魂非常空虛、那些最優秀的人的心靈里充滿著悲痛的時候，對於那個國家，這是多麼有害！飢餓的、受折磨的心靈渴望著傳說。人們非常希望他們的苦難可以減輕，他們的痛苦會得到撫慰！他們正好創造了他（托爾斯泰）曾經想望過的而且正是他應該避免的東西：一種聖者和聖人的生活；其實他的偉大和神聖的地方卻在於他是一個人，一個美得愚蠢、美得痛苦的人，人類中的人。現在我似乎有點自相矛盾了，可是這沒有多大關係。這一個人找尋上帝，並不是為他自己，卻是為著別人，因為這樣一來上帝便會讓他這個人在他自己選擇的荒原裡面和平地生活下去。他給了我們福音，並且為了使我們忘記基督身上的矛盾的緣故，他把基督的肖像簡單化了，把基督身上積極的因素減弱了，同時卻著重地提出來：基督對於「那個差遣他來的上帝的意志」的服從。托爾斯泰所宣傳的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這是用不著懷疑的，因為這個福音對俄羅斯人民的「病」更適合。俄羅斯人民在那裡抱怨，他們的呻吟聲震動了大地，而且使人們離開了「主要問題」，對這樣一種人民，應該給他們一點東西。然而《戰爭與和平》以及所有這一類的作品都不能夠減輕灰色的俄羅斯土地的痛苦和絕望。

關於《戰爭與和平》，他自己說過：「用不著假謙虛，這是跟《伊利亞特》①一樣的東西。」莫·伊·柴科夫斯基②也曾聽見他說過關於《幼年·少年·青年》的類似的贊語。

①《伊利亞特》：希臘的敘事詩，相傳為荷馬所作。

②莫·伊·柴科夫斯基（1850一1916 ）：俄羅斯作曲家彼得·柴科夫斯基的兄弟，是批評家和劇作家。托爾斯泰也曾對戈登淮塞爾讚美他自己的《幼年》。（見一九〇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戈登淮塞爾的日記。）

一些新聞記者剛剛從拿波里趕來了；有一個還是從羅馬來的。他們要求我告訴他們我對於托爾斯泰的「逃亡」的意見（「逃亡」這個字眼還是他們用的）。我拒絕跟他們談話。您一定明白我的心靈現在是多麼地騷亂不安──我不願意把托爾斯泰看作聖人；我倒願意把他看作一個罪人，跟這個有罪的世界的人心接近的，而且跟我們每個人的心永遠接近的一個罪人。普希金①和他，──對我們來說再沒有比他們兩個人更偉大、更親愛的了。

①亞歷山大·普希金（1799—1837）：俄羅斯詩人。

列夫·托爾斯泰死了。

來了一個電報，只有些最平常的字句：去世……

我的心受到了打擊；我又惱怒又痛苦地哭起來，現在我是在一種半瘋狂的狀態裡面，我回想著我所認識的、我所看見的他的種種情形；一種想對人談論他的願望把我折磨得非常苦。我又想像他睡在棺材裡面的樣子。他睡在那兒，像一塊光滑的石頭躺在小溪的溪床上，而在他的白鬍子下面一定隱藏著他的使一切人都感到陌生的、欺騙的微笑。他的一雙手現在終於和平地休息了：它們已經完成了它們的那種艱苦的工作。

我又記起了他的那雙銳利的眼睛；它們把什麼都看得見，而且是一直看到底的，還有他的手指的動作，它們好像一直是在空中捏塑什麼東西似的；還有他的談話，他的詼諧，他喜歡用的農人的字眼和他那不可捉摸的聲音。我看見在這個人的身上含蓄著多麼豐富的生命，他是多麼不近人情地聰明，又是多麼不近人情地叫人害怕啊。

有一天我看見了他，他那個樣子恐怕從來沒有人看見過。我沿著海濱到加斯卜拉去看他，可是就在尤蘇波夫莊園的下面，在海邊岩石的中間，我看見了他那瘦小的有稜角的側面像，他穿了一件起皺的灰色粗布舊衣，戴了一頂有褶痕的帽子。他坐在那兒，兩手支著下顎，在他的手指中間動著他那銀白的長須；他凝望著海的遠處，而同時淺綠色的小浪卻柔順地、親熱地向他的腳滾來，好像它們在對這個老巫師講它們自己的事情。

這是一個還沒有晴定的日子。雲的影子在岩石上面移動，岩石上同這個老人身上的顏色交替地時明時暗。岩石都是很大的，都有裂痕，而且上面都長滿了氣味很濃的海草：前一天剛起過很高的潮。我覺得他好像也是一塊古老的、成了精的岩石，它知道一切的開端和一切的目標，它在思索石頭和地上的草木、海水和人，還有從岩石起到太陽為止的整個宇宙什麼時候完結而且怎樣完結。海是他的靈魂的一部分，他周圍的一切都是從他那兒來的，從他的身體里出來的。在這個老人的沉思不動的姿勢中，我相信我看見一種預言的、魔術的東西，它同時下沉到黑暗裡去，又探求地上升到地上藍空的最高頂；好像就是他──他的集中的意志──在把海浪引來推去，在指揮雲的移動，在支配那些影子，影子好像在搖動岩石想把它們喚醒。突然在我的狂熱的一瞬間，我覺得這是可能的！他就要站起來，揮動他的胳膊，海就會馬上凍結，變成玻璃一樣的東西，岩石也就開始活動並且發出大聲叫喊。於是他周圍的一切全活起來了，它們全發出聲音，用各種不同的聲音說話，講它們自己的事，講他的事，而且，還講反對他的話。我在這個時候所感覺到的一切是不能夠用文字表達出來的。我的心靈同時感到狂喜和恐怖，隨後一切全混合在這個幸福的思想裡面：

「只要這個人活著的時候，我在地上便不是一個孤兒。」

於是我動身走開了，我小心不使海灘上的小石子在我腳下發出聲音，免得打擾他的沉思。

可是現在我覺得我是孤兒了，我一邊寫，一邊哭。我一生從來沒有哭得像這樣傷心，這樣絕望，這樣痛苦的。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愛他，其實我對他是愛是恨，那又有什麼關係呢？他常常在我的心靈中激起強烈的、幻想的情感和感動；就是他所引起的不快的和敵對的印象也並不壓迫別人的心靈，它們反倒使心靈暴露，因而擴大了它，增加了它的感受性，使它更為開闊了。每逢他突然從一道門後面或者從一個角落裡走出來，鞋底在地上擦行，好像他要威嚴地把粗糙的地面磨平似的，邁著一個走慣了長路的人的又輕又快的步子朝著你走來，並且把兩隻手的大拇指插在腰帶裡面，站定了一會兒，用他的敏速的、探索的眼光看了一下四周，這眼光馬上就把一切新的事物全看出來，並且立刻就明白了它們的意義，在這種時候他的確是崇高而美麗的。

「日安！」

我老是把這個字眼的意思解釋作：「日安，我很滿意，對您可沒有什麼意思，然而還是日安！」

他走進來，他身材矮小，可是所有的人馬上就變得比他更小了。他的農人的鬍鬚，他一雙粗糙的而又是不尋常的手，他那一身簡單的衣服以及這一切安適的平民的外表把許多人都欺騙了；我常常看見我們那些只認衣服不認人（這是一種古老的農奴的習慣）的好俄國人在他面前流露出這種氣味很濃的「爽直」來，說得更恰當點，這是過分親熱。

「呀！親愛的人！你好呀！我終於有幸拜見我們本國的最偉大的人物了。祝你長壽，祝你健康！」

這是莫斯科的俄羅斯人的說法，單純而懇切，下面則是「自由主義的」俄羅斯人的說法：

「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我雖然不贊同您的宗教的和哲學的見解，可是我非常尊敬您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

突然間在他的農民的鬍鬚下面，在他的平民的起皺的粗布衣服下面，現出了那個俄羅斯的老紳士，那個豪富的貴族。於是不論是爽直的人也好，不論是受過教育的人也好，或者別的什麼人也好，他們都覺得一種受不了的寒冷把他們的鼻頭凍青了。人們倒很高興看見這樣一個純血的人，高興觀察他那高貴而優雅的舉止，注意他那高傲謹慎的言談，欣賞他那遣辭用字恰到好處的鋒利的語言。在他身上所表現的大紳士的神氣恰恰是適合於奴僕們的需要的。那班奴僕要在托爾斯泰身上喚起他的大紳士的神氣，托爾斯泰毫不費力地把這神氣表現出來了，他把他們壓得緊緊的，使得他們只好吱吱喳喳地吵鬧著而縮成了一團。

有一天我碰巧跟一個這一類的「爽直的」俄國人，一個莫斯科人，同路從雅斯納雅·波良納回到莫斯科去。他好久都透不過氣來，他只是可憐地微笑著，一面張惶地反覆說著：

「這真是一回淋浴！他太嚴厲了！ ……啊，啦啦！」

他說了好些驚嘆字眼，然後又帶著惋惜的神情大聲說：

「我早就以為他真正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所有的人都在那兒接連地說：無政府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所以我也就相信了……」

這是一個有錢的人，一個大工業家，有一個大肚皮和一張顏色像生肉一樣的肥臉；他為什麼希望托爾斯泰做一個無政府主義者呢？這也是俄國人心靈的一個「奧妙」。

要是列·尼想使人高興的話，他會比一個聰明、美麗的女人做得更容易。各種各樣的人到他家裡來作客：尼古拉·米哈依洛維奇大公爵，油漆匠伊里亞，一個從雅爾達來的社會民主黨人，一個斯登教徒巴楚克，一個音樂家，一個德國人（克來因米黑爾伯爵夫人的產業管理人），詩人布爾加科夫，他們全用了熱愛的眼光望著他。他正在對他們講解老子的學說，在我看來他好像是一個不尋常的「單人樂隊」，能夠同時奏幾種樂器：銅管喇叭、鼓、手風琴、長笛……我也跟所有的人一樣，用熱愛的眼光望過他的。現在我還想再見他一面，可是我永遠見不到他了。

來了好些記者，他們肯定說在羅馬有人接到了「否認列夫·托爾斯泰逝世的謠傳」的電報。他們奔忙了一陣，不停嘴地談論，毫不吝惜地表示著對俄國的同情。可是俄國的報紙卻不留一點懷疑的餘地。

要對他說謊是不可能的，即使為了憐憫，也不可能；他縱然病到臨危，他也不讓人憐惜。要可憐像他這樣的一種人，那就是卑劣的冒瀆了。對於這種人，我們應該關心，愛護，卻不應當把那些沒有靈魂的陳舊的語言文字的渣滓倒在他們的身上。

他常常向人發問：

「您不喜歡我嗎？」

人只好回答：

「我不喜歡您。」

「您不愛我嗎？」

「我今天不愛您！」

他向人發問的時候很鋒利，可是他回答別人問題的時候卻又很謹慎，始終不失為一位賢人。

他講起過去的事情，非常出色，尤其是講到屠格涅夫①，特別動人。他講到費特就要帶一種愉快的微笑，而且總要講些可笑的事情；他講起涅克拉索夫時，態度冷淡，而且帶了點懷疑的樣子；他不論講到哪一個作家，總是把他當作他的孩子似地講著，他好像是他們大家的父親，他們每個人的缺點他全知道，並且──你們瞧！──他總是先指出他們的壞處，然後才提到他們的好處。他每次講到什麼人的壞處的時候，我總有一個印象：他好像因為聽話的人太窮了，正在施捨一點東西給他們；聽他的論斷，也是一件叫人感到不舒服的事情；人看到他那鋒利的微笑，就不由自主地埋下了眼睛，對他所講的一切，一點兒也記不牢。

①伊·謝·屠格涅夫（1818—1883 ）：俄羅斯小說家。

有一天他激烈地批評烏斯賓斯基①用圖拉的方言寫文章，連一點兒才能也沒有。可是我後來又聽見他當著我的面對安·巴·契訶夫說：

①格·伊·烏斯賓斯基（1843—1902）：俄羅斯小說家，民主主義者。

「是啊，這是一個著作家！他憑著他的誠實的力量叫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來，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愛耍手段，賣弄風情；而烏斯賓斯基卻是更樸素，更誠實。倘使他相信上帝，他會成為一個分離派教徒。」

「可是您從前明明說過他是一個圖拉的作家，而且是沒有才能的。」

他把一對濃眉皺起來蓋住他的眼睛，一面回答道：

「他寫得壞。他用的是怎樣的一種語言啊！標點符號比文字還要多。可是，才能呢，這就是愛。在愛的人就有才能。您看那些戀愛的人，他們全是有才能的！」

他講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總要露出不樂意的神情，而且還要帶點勉強，好像他不得不繞過什麼東西，或者克服什麼東西似的。他說：

「他應當研究孔子的學說或者佛教徒的教義，它們可以使他安靜，緩和些。這是所有的人都應該知道的主要問題。他是一個厲害的好色的人，要是他發起脾氣來，他的禿頭上立刻就會脹起許多瘤一類的東西，而且他的耳朵也會搖動不停。他感受性強，可是他的思想卻不高明；他還是從傅立葉主義者①那兒，從布塔舍維奇②一幫的人，學會了怎樣思想的。可是他後來卻把他們恨了一輩子。他有猶太人的血。他多疑，自尊心強，脾氣不好，又很不幸。很奇怪，他的書的讀者居然會有那麼多③，我不懂這是什麼緣故！因為他的書讀起來吃力而且無用，所有他的那些白痴們④，少年們⑤，拉斯柯爾尼科夫⑥們等等都跟實際的那一類的人不同；實際上他們都是更要單純些，更容易讓人理解些。相反的，人們現在不念列斯科夫的東西倒是不對的，這是一個真正的作家。您念過他的東西嗎？」

①指信奉傅立葉的社會主義的人。沙利·傅立葉（1772—1837）是法國的社會改革家，十九世紀三大空想社會主義者之一。

②布塔舍維奇一彼得拉舍夫斯基和一群年輕的進步知識分子組織了一個研究社會主義的小組，叫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布塔舍維奇一彼得拉舍夫斯基是這個小組的中心人物。一八四九年小組被破獲，部分成員被判死刑，後減刑，流放西伯利亞服苦役。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是一個組員，在一八四九年四月被捕，判死刑，在執行死刑的時候遇赦，流放西伯利亞。

③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後一部小說《卡拉瑪左夫弟兄們》卻是托爾斯泰在逝世前常常翻閱的書。

④陀思妥耶夫斯基寫過一本長篇小說《白痴》。

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長篇小說叫做《少年》。

⑥拉斯柯爾尼科夫：陀思妥取夫斯基的長篇小說《罪與罰》的男主人公。

「是的，我很喜歡他，特別是他的語言。」

「他對語言非常熟習，他完全知道使用語言的技巧。奇怪的是您會喜歡他，您有點不像俄羅斯人，您的思想也不是俄羅斯的。我這樣講您，您不會生氣吧？我是一個老頭子，也許我對現代的文學不再能夠理解了，可是我總覺得它不是俄國的東西。人們開始在寫古怪的詩句；我不知道為什麼它們也算是詩，而且它們是寫給什麼人念的。要學做詩應當向普希金，向丘特切夫①，向憲欣②學。您，」他轉身對契訶夫說，「您倒完全是俄國的。是的，極濃，極濃的俄國味！」

①費·伊·丘特切夫（1803—1873）：俄羅斯詩人。

②憲欣：即費特，他在一八七六年正式改姓為憲欣。

他慈愛地微笑著，按住安·巴的肩頭，契訶夫有點不好意思，小聲講了幾句話，講他的別墅，又講韃靼人。

他一直喜歡契訶夫，每次他望著安·巴的時候，眼光總是變得很柔和，他的眼光似乎在愛撫他的臉。有一天安·巴跟亞歷山德拉·里沃夫娜①一塊兒在花園裡小道上散步，當時托爾斯泰的病還沒有好，他坐在露台上一把靠手椅上面，他的整個身子好像都在朝著他們伸過去似的，他喃喃地說：

①亞歷山德拉·里沃夫娜：托爾斯泰的最小的女兒。

「啊，多麼可愛的人，多麼完美的人：謙虛，溫柔得像一位小姐似的。他走起路來也像一位小姐。他真是個了不起的人！」

選自《巴金譯文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文學寫照》，高爾基著，巴金譯，北方文藝出版社，2008

預讀/校對：Turquoise、zzj、子以昂、都悅、陳濤

整理：zzj

執編：鄭春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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